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本文中,作者站在一名法国巴黎人的角度来谈英国文学。她发现英国当代的小说家都很巧妙地在历史、政治事件中融入了幽默、娱乐的元素,这样历史和政治就难免被推于次要地位,而小说也不单纯只是观点的堆积。乔纳森·科埃和其他作家在创作时通常将个人生活与整个社会大背景结合起来,也因此使英国当代小说向读者(法国)提供了鲜活的来源,并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资料。
关键词:政治小说;近代历史和政治;当代文学;法国角度
中图分类号:Io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5-0260-02
在法国人眼中,英国文学的双重紧张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一种旨在回顾过去,另一种则毫无争议地从如今环境中汲取材料,即被我们称之为“政治小说”。然而“政治小说”并不意味着这种小说一定含有政治信息,只是把小说跟热门且又真实的时事话题连到一起,像关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托尼·布莱尔,或是社会冲突,像伊拉克战争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第二种趋势也许才是当今最新颖、最使人感兴趣的。在法国,政治和小说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裂痕。除了让·保罗·迪布瓦的《法国的生活》,这本书在2004年由奥利维尔出版社出版,书中雅克·希拉克总统,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总理,尼古拉·萨尔科齐总统,政治学家玛丽-塞戈莱纳·罗亚尔都以真名出现,以真实身份扮演了虚构角色,情节是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7年总统任职期间他们建立了指导方针,其中有一人并无发挥作用。难道是法国政治太过严肃,抑或太过荒谬,以致无法吸引法国小说家的注意·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19世纪的法国并不缺乏融有当代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小说。有人会想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不仅如此,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也描述了该战役,书中的代表人物有德纳第夫妇,冉·阿让,康布罗纳,雷耶,布吕什尔,惠灵顿和拿破仑等。英国作家倒一直在小说中融入政治和历史元素,这并不一定会给小说带来新颖的观点,相反,像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这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下文会有提到。
在《多好的分赃!》出版后,乔纳森·科埃又推出一部以撒切尔夫人执政为背景的超强喜剧小说,同时还有《无赖者俱乐部》,这些作品伴随英国读者走进20世纪70年代:乔纳森·科埃最近的一部作品《封闭圈》则用了这样方法:公众与个人之间微妙的沟通交流,认真与不寻常的来回替换,当然,还加入了适量的幽默元素。二十年后,《无赖者俱乐部》中的角色才被人熟知,尤其是之前曾是杰出音乐家的本杰明,后来转行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会计师,还有他的弟弟保罗,劳工党的新起之秀,内政部国务大臣,他曾为可疑的玛尔维娜着迷。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件艺术品,一项创举,但在英国也一直被看作紧密与现实相连的作品,在法国人眼中也常常如此。这部小说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社会机制及其弊端。当然,这一分析与小说人物的发展也密不可分。换言之,英国当代小说的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同时能表现出世间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艺术。乔纳森·科埃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当我重新读《多好的分赃!》时,对于它的结构我仍是相当自豪,但却发现其中稍有幼稚,这倒让我有些吃惊。在撒切尔夫人面前,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英国版的“美国梦”,人们认为没有什么好不好,只是想要更多。因此,不单有一个梦想也是极有可能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所谓的“香槟社会主义者”,然而我们拥有的只有香槟,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所有人只相信资本主义,布莱尔主义完全是个谜。科埃的这种“沮丧感”同样也表现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他们年过四十,依然带着雄心壮志奔向渺茫的未来,试图在完全受控于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找到施展本领的机会。从“撒切尔主义暴力”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统治,从未有哪个政权被人那么大程度地夺有,以致其只能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科埃的所有幻灭都体现在小说的题目中,从《无赖者俱乐部》到《封闭圈》,再到教育小说,其中的主人公这样说:“从我犯下的错误中,我学到很多,而且坚信以后我能把这些错误完美地改正。”乔纳森·科埃最令人震撼的是他将世上一切事情都放在当代社会情况下去描写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同时代英国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在刚刚过去的布莱尔主义时期(1999—2003),大家对这样一幕或许还有印象:布莱尔总统一边浏览《泰晤士报》,同时还在读一本小说。小说以帕丁顿铁路事故为开端,以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英国领事馆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为结尾,中间内容是英国司法部部长肯尼斯·克拉克,克里斯·史密斯,当然,还有托尼·布莱尔试图向世人证明萨达姆·侯赛因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伊拉克战争势不可免。保罗这样打趣道:“如果伊拉克战争开始,马克就会被派遣到那里参战,这样我就能住在他的公寓里。因为他正在找地方隐瞒他和玛尔维娜的地下恋情。当晚,121位国会议员全都站出来与政府反抗,唯独保罗除外。”这是科埃的结束语,贴切的表述反映的正是所有人物的心声,同时也关乎着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心跳。再来看司汤达和雨果的《巴马修道院》和《悲惨世界》。在这两部作品中,滑铁卢战役是其中一部的背景,另一部则属于半纪录片。然而,在这种类型的英国小说中,近代历史和政治并不单单是作为写作背景,也不是半纪录片小说,而是作为情节的主要成分、中心内容,塑造了角色的心理活动,描绘出人物的期待、失望和紧张不安,正如我们一向认为的那样,目的即是直接刻画出每个人物多舛的命运。当然,我们有必要提出同时代英国小说的其他几种写作潮流,如前联邦成员保罗的作品就向英国人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异国情调的气息和多元文化论的新鲜元素,另外还有萨尔曼·拉什迪、汉尼夫·库雷什、安妮塔·德赛、扎迪·史密斯、莫妮卡·阿里等许多人。除此之外,马丁·艾米斯、彼得·阿克罗伊德、朱利安·巴恩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以及《政治学》的作者,年轻有为的亚当·瑟尔威尔等这些作家也都表现出超凡的学识。还有一批最年轻的作家们,他们信心十足地试着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罗马全史”,包含有历史、遗传工程的最新进展,量子论和计算机科学等,譬如詹姆斯·弗林特和他的作品。我们也不应忘记英国文坛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女作家们,她们有多丽丝·莱辛、A.S.拜厄特、穆里尔·斯帕克、艾丽丝·默多克、P.D.詹姆斯、鲁丝·蓝戴尔以及爱丽丝·托马斯·埃利斯(很遗憾的是她刚刚过世)、杰奎琳·威尔逊和安妮·法恩等。她们笔下幽远的黑暗,对犯罪的兴趣,幽默感,假面的善意等似乎常常变成人们宣泄生活中压抑和压力的口子,这也许就是英国小说家能使法国成年人极度着迷的原因。
总之,蓬勃发展的文学一直存有创新和多样化,正在不断地演绎和更新着。高水准的文学知道如何向世界敞开心扉,但却并不影响情节的趣味性,甚至是娱乐性。在法国,我们通常将英国小说视为写作的源泉,从中获取灵感。
作者简介:[法]弗洛朗斯·努瓦维尔,《法国世界报》记者,报纸周刊《书评》副主编。其最近撰写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传记获得了法国的最佳传记奖,她还主编有十余本儿童书籍。
关键词:政治小说;近代历史和政治;当代文学;法国角度
中图分类号:Io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5-0260-02
在法国人眼中,英国文学的双重紧张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一种旨在回顾过去,另一种则毫无争议地从如今环境中汲取材料,即被我们称之为“政治小说”。然而“政治小说”并不意味着这种小说一定含有政治信息,只是把小说跟热门且又真实的时事话题连到一起,像关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托尼·布莱尔,或是社会冲突,像伊拉克战争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第二种趋势也许才是当今最新颖、最使人感兴趣的。在法国,政治和小说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裂痕。除了让·保罗·迪布瓦的《法国的生活》,这本书在2004年由奥利维尔出版社出版,书中雅克·希拉克总统,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总理,尼古拉·萨尔科齐总统,政治学家玛丽-塞戈莱纳·罗亚尔都以真名出现,以真实身份扮演了虚构角色,情节是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7年总统任职期间他们建立了指导方针,其中有一人并无发挥作用。难道是法国政治太过严肃,抑或太过荒谬,以致无法吸引法国小说家的注意·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19世纪的法国并不缺乏融有当代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小说。有人会想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不仅如此,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也描述了该战役,书中的代表人物有德纳第夫妇,冉·阿让,康布罗纳,雷耶,布吕什尔,惠灵顿和拿破仑等。英国作家倒一直在小说中融入政治和历史元素,这并不一定会给小说带来新颖的观点,相反,像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这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下文会有提到。
在《多好的分赃!》出版后,乔纳森·科埃又推出一部以撒切尔夫人执政为背景的超强喜剧小说,同时还有《无赖者俱乐部》,这些作品伴随英国读者走进20世纪70年代:乔纳森·科埃最近的一部作品《封闭圈》则用了这样方法:公众与个人之间微妙的沟通交流,认真与不寻常的来回替换,当然,还加入了适量的幽默元素。二十年后,《无赖者俱乐部》中的角色才被人熟知,尤其是之前曾是杰出音乐家的本杰明,后来转行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会计师,还有他的弟弟保罗,劳工党的新起之秀,内政部国务大臣,他曾为可疑的玛尔维娜着迷。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件艺术品,一项创举,但在英国也一直被看作紧密与现实相连的作品,在法国人眼中也常常如此。这部小说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社会机制及其弊端。当然,这一分析与小说人物的发展也密不可分。换言之,英国当代小说的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同时能表现出世间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艺术。乔纳森·科埃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当我重新读《多好的分赃!》时,对于它的结构我仍是相当自豪,但却发现其中稍有幼稚,这倒让我有些吃惊。在撒切尔夫人面前,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英国版的“美国梦”,人们认为没有什么好不好,只是想要更多。因此,不单有一个梦想也是极有可能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所谓的“香槟社会主义者”,然而我们拥有的只有香槟,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所有人只相信资本主义,布莱尔主义完全是个谜。科埃的这种“沮丧感”同样也表现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他们年过四十,依然带着雄心壮志奔向渺茫的未来,试图在完全受控于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找到施展本领的机会。从“撒切尔主义暴力”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统治,从未有哪个政权被人那么大程度地夺有,以致其只能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科埃的所有幻灭都体现在小说的题目中,从《无赖者俱乐部》到《封闭圈》,再到教育小说,其中的主人公这样说:“从我犯下的错误中,我学到很多,而且坚信以后我能把这些错误完美地改正。”乔纳森·科埃最令人震撼的是他将世上一切事情都放在当代社会情况下去描写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同时代英国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在刚刚过去的布莱尔主义时期(1999—2003),大家对这样一幕或许还有印象:布莱尔总统一边浏览《泰晤士报》,同时还在读一本小说。小说以帕丁顿铁路事故为开端,以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英国领事馆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为结尾,中间内容是英国司法部部长肯尼斯·克拉克,克里斯·史密斯,当然,还有托尼·布莱尔试图向世人证明萨达姆·侯赛因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伊拉克战争势不可免。保罗这样打趣道:“如果伊拉克战争开始,马克就会被派遣到那里参战,这样我就能住在他的公寓里。因为他正在找地方隐瞒他和玛尔维娜的地下恋情。当晚,121位国会议员全都站出来与政府反抗,唯独保罗除外。”这是科埃的结束语,贴切的表述反映的正是所有人物的心声,同时也关乎着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心跳。再来看司汤达和雨果的《巴马修道院》和《悲惨世界》。在这两部作品中,滑铁卢战役是其中一部的背景,另一部则属于半纪录片。然而,在这种类型的英国小说中,近代历史和政治并不单单是作为写作背景,也不是半纪录片小说,而是作为情节的主要成分、中心内容,塑造了角色的心理活动,描绘出人物的期待、失望和紧张不安,正如我们一向认为的那样,目的即是直接刻画出每个人物多舛的命运。当然,我们有必要提出同时代英国小说的其他几种写作潮流,如前联邦成员保罗的作品就向英国人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异国情调的气息和多元文化论的新鲜元素,另外还有萨尔曼·拉什迪、汉尼夫·库雷什、安妮塔·德赛、扎迪·史密斯、莫妮卡·阿里等许多人。除此之外,马丁·艾米斯、彼得·阿克罗伊德、朱利安·巴恩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以及《政治学》的作者,年轻有为的亚当·瑟尔威尔等这些作家也都表现出超凡的学识。还有一批最年轻的作家们,他们信心十足地试着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罗马全史”,包含有历史、遗传工程的最新进展,量子论和计算机科学等,譬如詹姆斯·弗林特和他的作品。我们也不应忘记英国文坛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女作家们,她们有多丽丝·莱辛、A.S.拜厄特、穆里尔·斯帕克、艾丽丝·默多克、P.D.詹姆斯、鲁丝·蓝戴尔以及爱丽丝·托马斯·埃利斯(很遗憾的是她刚刚过世)、杰奎琳·威尔逊和安妮·法恩等。她们笔下幽远的黑暗,对犯罪的兴趣,幽默感,假面的善意等似乎常常变成人们宣泄生活中压抑和压力的口子,这也许就是英国小说家能使法国成年人极度着迷的原因。
总之,蓬勃发展的文学一直存有创新和多样化,正在不断地演绎和更新着。高水准的文学知道如何向世界敞开心扉,但却并不影响情节的趣味性,甚至是娱乐性。在法国,我们通常将英国小说视为写作的源泉,从中获取灵感。
作者简介:[法]弗洛朗斯·努瓦维尔,《法国世界报》记者,报纸周刊《书评》副主编。其最近撰写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传记获得了法国的最佳传记奖,她还主编有十余本儿童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