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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对欧美经济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先是美国金融危机，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与此对应，中国经济却风景这边独好，2010年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不曾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突然启动TTP与TTIP谈判，试图通过推行“贸易保护”对中国进行围堵，而同时“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也大行其道。中国经济能否突围而又何以突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
无需讳言，近两年中国经济已感受到下行压力，有人断言是因为遭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学界早就有类似的说法，而近来拿“陷阱”说事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还据此料定中国经济已到拐点，从此会走下坡。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谁也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
是这样么？说实话，我个人不同意将当下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甚至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也有质疑。有个现象很奇怪，众人皆说中等收入有陷阱，口口相传，可并未见有哪位学者对为何有“陷阱”给出论证。简单的分析是有的，不过都似是而非、不能令人信服。问题是，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给中国经济下定判，这样做是否有些失之草率呢？
据我看到的文献，“中等收入陷阱”一说发端于世界银行。2006年世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意思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通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在工资成本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上下被挤压，于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骤然听似乎不无道理，然而深入想却疑点多多，让我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这当然是事实;而在高新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存在差距，也是事实。然而这事实怎可推出中等收入国家必陷入停滞呢？不要忘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却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故与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在工资成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具有优势。这样看，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谁说中等收入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天下没这道理吧！
其次，一个新理论能否成立需经过实证，只有经过实证未被推翻，理论才算成立;若一旦被事实推翻，理论就不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成立？赞成者大多举东南亚与拉美国家为证：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而到2008年达8209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再看阿根廷，1964年人均GDP约1000美元，上世纪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2008年又回升到8236美元。东南亚与拉美类似的例子多，经数十年努力都一直未过1万美元。
以上举证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但要指出的是，科学验证的重点是证伪而非证实。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均认定乌鸦是黑的，但若有人举证有一只乌鸦是白的，那么“乌鸦是黑的”就被推翻了。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也如是，只要能举证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未落陷阱，则“陷阱说”就立不住。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今天高收入的美国当年就未遇陷阱;日本1972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到1984年就突破1万美元，由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2年;韩国的时间更短，只用了8年。1987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
再次，从经验说，不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经济都可能出现停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战后便风光不再，今天在经济上已成二流国家;美国堪称世界经济老大，可上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停滞，六年前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低收入国家呢？经济停滞的例子更多，俯拾即是。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增长停滞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有何必要危言耸听，搞出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
中国经济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二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达56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人自扰，除了误导决策，我看不出会有半点用处。
我曾说过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我一贯看好，今天仍不变。事实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虽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比低收入国家要先进得多;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一些，但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减少体制掣肘，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当下最要紧的有两点： 一是调结构。产能过剩必须调结构，阵痛在所难免，增速也会低一点，但这是必付的代价，决策层要有心理准备，也要有自信与承受力;另一点是扩内需。中国近14亿人口，扩内需得天独厚，我敢肯定，若能将国内需求带动起来，中国经济保持十年百分之七的增长应不成问题。
拉动经济重点在扩消费，消费与投资合起来才是一驾马车
学界称“投资、消费、出口”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前我没怀疑过;后来读凯恩斯的《通论》，凯氏只强调投资与消费，未提出口，暗想可能是他疏忽了，也未作深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为保增长推出四万亿扩需，危机是成功应对了，可今天的产能过剩令人头痛，于是让我再次想到了“三驾马车”。
这里我不是要评点四万亿扩需计划，但有教训还是应总结，当然总结教训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对“三驾马车”从理论上作反思。我的问题是这样：众人皆说“三驾马车”能拉动经济，倘如此，那么它们拉动经济的机理是怎样的？或者说投资、消费、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作用有多大？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心中有数，政府才知下一步如何出手。 毫无疑问，若从某个时点看，“三驾马车”皆能拉动经济。凯恩斯当年说，经济萧条是源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判断是对的，企业把产品生产出来后没人买，产品压库，资金不能回流再生产，便难以为继。凯恩斯又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政府去刺激投资或消费， 能将那些压库产品卖出，企业则可继续生产。短期看，此推理逻辑上无破绽;但要是从长远看，以上分析又并非无懈可击。
多年前我曾撰文分析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众所周知，凯恩斯虽然主张刺激投资与消费，但认为扩需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是投资对扩需有乘数效应。我的疑问不在“投资乘数”是否存在，而是认为消费也有同样的效应。其实不只我这么看，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讲“投资乘数”，同时也讲“加速原理”。不过前者是强调投资变动带动收入（需求）变动，后者是强调消费变动带动投资变动。既然消费能带动投资变动，自然也就能带动收入变动，殊途同归，是一回事。
举例说吧。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用于买煤，20%用于消费，这样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故投资乘数为5。若换个角度，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人轿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铁，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未免有些牵强。
我的另一困惑，是投资对拉动需求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投资肯定能扩内需，效果也立竿见影;可问题是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道理简单，增加投资虽可减少企业积压，但一旦投资完成又会形成新的产能，假若消费跟不上，对原本过剩的产能就会百上加斤。这道理凯恩斯当然明白，所以他提出要重点投资公共设施，公共设施既不形成新的产能，还能带动私人投资，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是的，投资公共设施不增加产能，而且也无需卖，似乎不存在“压库”一说。然而深想一层，若公共设施投资过度，导致设施闲置，实际也是过剩或“压库”。再说，无论在何经济发展阶段，公共设施需求都是有限的，目前北京至天津建两条高速路已足够，就没必要再建新的高速吧？所以试图通过持续地投资公共设施拉动企业投资，甚至将公共设施投资当作拉动经济的“永动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说我的看法，与凯恩斯相反，我认为扩需的重点不是投资，而是拉动经济的另一驾马车——消费。明显地，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而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近年来中央在讲扩需时的变化。十七大之前是讲“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是提“消费、投资、出口”。显然，消费与投资的排序变了。不要以为只是小的改变，排序改变的后面其实另有深意，至少说明中央认为对扩内需来说消费比投资更重要。
为何中央会这么看？用不着讲高深的理论，我们只需弄清一点，即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不二的答案当然是满足消费。既然生产是为了消费，那么无消费的生产就是为生产而生产。试想，为生产而生产是啥意思？生产不为消费岂不是发神经？所以扩需必须以消费为先，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投资带动增长。事实上，任何没有消费的投资都是无效投资，除了增多GDP，毫无其他意义。
最后再说“出口”。不少人以为增加出口能扩大需求，其实这只是个误会。不错，将国内过剩商品出口到国外，短期会减少国内库存，拉动国内投资。但要知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并非为了转嫁过剩，而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这样在出口的同时，就必须进口，否则只出不进或出多进少，那等于是拿国内资源去换人家的纸钞（外汇）。请问不进口你要外汇做甚？若出多少就进多少，出口又怎会增加内需？由此看，凯恩斯当年未将出口作为拉动需求的马车并非他的疏忽。
所以，我的结论是：拉动经济只有“消费”与“投资” 一驾马车，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即“投资”得以“消费”为牵引。至于出口，那是国家间互通有无，若是进出口平衡，出口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此结论的启示是：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关键在扩内需，尤其是经济大国，更不可将“注”押在出口上。
扩消费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要尽量减少政策掣肘
思来想去，此问题的难点是消费不同于投资，政府掌握着财政大权，扩投资可说是“易过借火”;但扩消费不同，消费是个人行为，老百姓自己挣钱过日子，怎样消费不会听政府招呼，而政府又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过换个角度想，政府虽不能直接干预个人消费，但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予以引导。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或者说要怎样设计才对？
事实上，中央早就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我理解重点有二：一是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收入决定消费，收入增长，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二是适度通胀的机制。大众消费买涨不买跌，若今天不买日后更贵，当然也会刺激消费。除了这两条，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清理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不然政策相互掣肘，扩消费也难以施展开，不会有大作为。
以上三条，从理论看应当无懈可击，可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却并不容易做。比如“收入增长”，中央说要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这个目标当然好，也是人心所向。然而居民收入（工资）决定于企业的初次分配，工资到底增多少，政府说了怕是不算。我们知道，企业初次分配有三块：即工资、利润与税收。要是不减税，政府强逼企业提薪，那样工资挤占利润，利润被挤企业投资会减少，失业增多则工资反而会降低。
这绝非危言耸听，有前车之鉴：2007年底出台新劳动法，言明要提高最低工资，由于当时没减税，结果工资普遍地挤了利润。碰巧2008年又赶上美国金融危机，内忧外困，据统计当年就有近九万家企业停产，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别误会，举这个例不是说新劳动法不该提最低工资;我想说的是提最低工资可以，但应该先减税，不然政府只请客而不买单，加重了企业负担，后果更糟糕。 关于“适度通胀”，之前我写过多篇文章，重复的话不再说，这里只指出两点：第一，通胀并非洪水猛兽，高通胀对经济有害，但适度通胀对经济却有益，至少它能刺激消费;第二，何为适度通胀？按世行的解释，是指通胀率不高于GDP（或财政收入）增速。这解释没错，我同意，不过前提是居民收入得跟上GDP增长，否则即便通胀适度，居民实际收入也可能下降。鉴于此，与其将通胀率绑定GDP，还不如直接绑定居民收入。只要通胀率不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则为“适度通胀”。
难题是怎样防高通胀？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要投放货币不过多，通胀绝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防高通胀关键在控货币，所谓“成本推动通胀”的说法是错的，“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也是错的。国内学界有一观点，认为我们前几年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于是主张政府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农产品涨价是因为供不应求，限价只会事与愿违，令供应更短缺。再说，出现高通胀本来是央行的错，为何要去责罚农民？
转谈政策吧。是的，当下某些政策确实抑制了消费，最典型的要数“限购”。前几年国内房价上涨，为控房价，政府推出“房产限购”政策;无独有偶，为缓解交通压力，不少城市又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不必怀疑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但限购无疑也压制了消费。如果说十多年前国人消费热点是家电，而今天的热点则是买房购车，若这两项皆被“限购”了，请问又何以提振消费？我并非扣帽子，近年来经济下行原因虽多，但“限购”恐怕难辞其咎。
我不主张限购，可房价高了低收入者买不起房怎么办？难道政府就坐视不管？当然不是。居者有其屋，照顾穷人住房，政府责无旁贷。但住房与买房是两回事，帮助穷人居住，政府可提供廉租房，不必打压房价。可以肯定，即便目前房价跌一半，穷人还是买不起。而房价大跌极可能使今天的有房者变成“无产者”;甚至有人还不起房贷而拖累银行、酿成金融危机。
有人说住房是特殊商品，但无论它怎样特殊，终归还是商品。是商品，价格就要由供求定。如果我们相信供求定律，就绝不会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八年前我写文章说“房产升值不是铁律”，并断言十年内国内房价必降无疑。现在看是说中了，可我那并不是望天打卦碰运气，而是基于房地产供求分析所得的判断。眼下房价正在回落，据说不少城市房地产“限购”已开始解禁，是好消息，能早解禁就早解禁吧。
我有预感，解禁汽车“限购”应该也是迟早的事。对交通拥堵，政府当然要管，而且必须管，但不一定非“限购”不可。你想，企业有汽车要卖，工人要就业，若各地都限购，汽车厂家岂不要关门？所以，从扩消费的角度看，可取之策是“限用”而非“限购”。人们想买车尽管买，但用车要限制。比如“限号出行”或“提高停车收费”同样可缓解交通拥堵，而且国外经验也证明行之有效，既如此，我们何必去限制消费呢？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教授）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
无需讳言，近两年中国经济已感受到下行压力，有人断言是因为遭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学界早就有类似的说法，而近来拿“陷阱”说事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还据此料定中国经济已到拐点，从此会走下坡。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谁也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
是这样么？说实话，我个人不同意将当下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甚至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也有质疑。有个现象很奇怪，众人皆说中等收入有陷阱，口口相传，可并未见有哪位学者对为何有“陷阱”给出论证。简单的分析是有的，不过都似是而非、不能令人信服。问题是，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给中国经济下定判，这样做是否有些失之草率呢？
据我看到的文献，“中等收入陷阱”一说发端于世界银行。2006年世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意思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通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在工资成本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上下被挤压，于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骤然听似乎不无道理，然而深入想却疑点多多，让我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这当然是事实;而在高新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存在差距，也是事实。然而这事实怎可推出中等收入国家必陷入停滞呢？不要忘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却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故与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在工资成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具有优势。这样看，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谁说中等收入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天下没这道理吧！
其次，一个新理论能否成立需经过实证，只有经过实证未被推翻，理论才算成立;若一旦被事实推翻，理论就不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成立？赞成者大多举东南亚与拉美国家为证：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而到2008年达8209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再看阿根廷，1964年人均GDP约1000美元，上世纪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2008年又回升到8236美元。东南亚与拉美类似的例子多，经数十年努力都一直未过1万美元。
以上举证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但要指出的是，科学验证的重点是证伪而非证实。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均认定乌鸦是黑的，但若有人举证有一只乌鸦是白的，那么“乌鸦是黑的”就被推翻了。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也如是，只要能举证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未落陷阱，则“陷阱说”就立不住。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今天高收入的美国当年就未遇陷阱;日本1972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到1984年就突破1万美元，由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2年;韩国的时间更短，只用了8年。1987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
再次，从经验说，不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经济都可能出现停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战后便风光不再，今天在经济上已成二流国家;美国堪称世界经济老大，可上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停滞，六年前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低收入国家呢？经济停滞的例子更多，俯拾即是。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增长停滞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有何必要危言耸听，搞出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
中国经济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二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达56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人自扰，除了误导决策，我看不出会有半点用处。
我曾说过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我一贯看好，今天仍不变。事实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虽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比低收入国家要先进得多;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一些，但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减少体制掣肘，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当下最要紧的有两点： 一是调结构。产能过剩必须调结构，阵痛在所难免，增速也会低一点，但这是必付的代价，决策层要有心理准备，也要有自信与承受力;另一点是扩内需。中国近14亿人口，扩内需得天独厚，我敢肯定，若能将国内需求带动起来，中国经济保持十年百分之七的增长应不成问题。
拉动经济重点在扩消费，消费与投资合起来才是一驾马车
学界称“投资、消费、出口”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前我没怀疑过;后来读凯恩斯的《通论》，凯氏只强调投资与消费，未提出口，暗想可能是他疏忽了，也未作深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为保增长推出四万亿扩需，危机是成功应对了，可今天的产能过剩令人头痛，于是让我再次想到了“三驾马车”。
这里我不是要评点四万亿扩需计划，但有教训还是应总结，当然总结教训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对“三驾马车”从理论上作反思。我的问题是这样：众人皆说“三驾马车”能拉动经济，倘如此，那么它们拉动经济的机理是怎样的？或者说投资、消费、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作用有多大？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心中有数，政府才知下一步如何出手。 毫无疑问，若从某个时点看，“三驾马车”皆能拉动经济。凯恩斯当年说，经济萧条是源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判断是对的，企业把产品生产出来后没人买，产品压库，资金不能回流再生产，便难以为继。凯恩斯又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政府去刺激投资或消费， 能将那些压库产品卖出，企业则可继续生产。短期看，此推理逻辑上无破绽;但要是从长远看，以上分析又并非无懈可击。
多年前我曾撰文分析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众所周知，凯恩斯虽然主张刺激投资与消费，但认为扩需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是投资对扩需有乘数效应。我的疑问不在“投资乘数”是否存在，而是认为消费也有同样的效应。其实不只我这么看，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讲“投资乘数”，同时也讲“加速原理”。不过前者是强调投资变动带动收入（需求）变动，后者是强调消费变动带动投资变动。既然消费能带动投资变动，自然也就能带动收入变动，殊途同归，是一回事。
举例说吧。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用于买煤，20%用于消费，这样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故投资乘数为5。若换个角度，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人轿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铁，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未免有些牵强。
我的另一困惑，是投资对拉动需求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投资肯定能扩内需，效果也立竿见影;可问题是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道理简单，增加投资虽可减少企业积压，但一旦投资完成又会形成新的产能，假若消费跟不上，对原本过剩的产能就会百上加斤。这道理凯恩斯当然明白，所以他提出要重点投资公共设施，公共设施既不形成新的产能，还能带动私人投资，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是的，投资公共设施不增加产能，而且也无需卖，似乎不存在“压库”一说。然而深想一层，若公共设施投资过度，导致设施闲置，实际也是过剩或“压库”。再说，无论在何经济发展阶段，公共设施需求都是有限的，目前北京至天津建两条高速路已足够，就没必要再建新的高速吧？所以试图通过持续地投资公共设施拉动企业投资，甚至将公共设施投资当作拉动经济的“永动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说我的看法，与凯恩斯相反，我认为扩需的重点不是投资，而是拉动经济的另一驾马车——消费。明显地，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而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近年来中央在讲扩需时的变化。十七大之前是讲“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是提“消费、投资、出口”。显然，消费与投资的排序变了。不要以为只是小的改变，排序改变的后面其实另有深意，至少说明中央认为对扩内需来说消费比投资更重要。
为何中央会这么看？用不着讲高深的理论，我们只需弄清一点，即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不二的答案当然是满足消费。既然生产是为了消费，那么无消费的生产就是为生产而生产。试想，为生产而生产是啥意思？生产不为消费岂不是发神经？所以扩需必须以消费为先，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投资带动增长。事实上，任何没有消费的投资都是无效投资，除了增多GDP，毫无其他意义。
最后再说“出口”。不少人以为增加出口能扩大需求，其实这只是个误会。不错，将国内过剩商品出口到国外，短期会减少国内库存，拉动国内投资。但要知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并非为了转嫁过剩，而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这样在出口的同时，就必须进口，否则只出不进或出多进少，那等于是拿国内资源去换人家的纸钞（外汇）。请问不进口你要外汇做甚？若出多少就进多少，出口又怎会增加内需？由此看，凯恩斯当年未将出口作为拉动需求的马车并非他的疏忽。
所以，我的结论是：拉动经济只有“消费”与“投资” 一驾马车，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即“投资”得以“消费”为牵引。至于出口，那是国家间互通有无，若是进出口平衡，出口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此结论的启示是：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关键在扩内需，尤其是经济大国，更不可将“注”押在出口上。
扩消费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要尽量减少政策掣肘
思来想去，此问题的难点是消费不同于投资，政府掌握着财政大权，扩投资可说是“易过借火”;但扩消费不同，消费是个人行为，老百姓自己挣钱过日子，怎样消费不会听政府招呼，而政府又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过换个角度想，政府虽不能直接干预个人消费，但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予以引导。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或者说要怎样设计才对？
事实上，中央早就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我理解重点有二：一是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收入决定消费，收入增长，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二是适度通胀的机制。大众消费买涨不买跌，若今天不买日后更贵，当然也会刺激消费。除了这两条，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清理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不然政策相互掣肘，扩消费也难以施展开，不会有大作为。
以上三条，从理论看应当无懈可击，可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却并不容易做。比如“收入增长”，中央说要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这个目标当然好，也是人心所向。然而居民收入（工资）决定于企业的初次分配，工资到底增多少，政府说了怕是不算。我们知道，企业初次分配有三块：即工资、利润与税收。要是不减税，政府强逼企业提薪，那样工资挤占利润，利润被挤企业投资会减少，失业增多则工资反而会降低。
这绝非危言耸听，有前车之鉴：2007年底出台新劳动法，言明要提高最低工资，由于当时没减税，结果工资普遍地挤了利润。碰巧2008年又赶上美国金融危机，内忧外困，据统计当年就有近九万家企业停产，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别误会，举这个例不是说新劳动法不该提最低工资;我想说的是提最低工资可以，但应该先减税，不然政府只请客而不买单，加重了企业负担，后果更糟糕。 关于“适度通胀”，之前我写过多篇文章，重复的话不再说，这里只指出两点：第一，通胀并非洪水猛兽，高通胀对经济有害，但适度通胀对经济却有益，至少它能刺激消费;第二，何为适度通胀？按世行的解释，是指通胀率不高于GDP（或财政收入）增速。这解释没错，我同意，不过前提是居民收入得跟上GDP增长，否则即便通胀适度，居民实际收入也可能下降。鉴于此，与其将通胀率绑定GDP，还不如直接绑定居民收入。只要通胀率不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则为“适度通胀”。
难题是怎样防高通胀？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要投放货币不过多，通胀绝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防高通胀关键在控货币，所谓“成本推动通胀”的说法是错的，“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也是错的。国内学界有一观点，认为我们前几年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于是主张政府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农产品涨价是因为供不应求，限价只会事与愿违，令供应更短缺。再说，出现高通胀本来是央行的错，为何要去责罚农民？
转谈政策吧。是的，当下某些政策确实抑制了消费，最典型的要数“限购”。前几年国内房价上涨，为控房价，政府推出“房产限购”政策;无独有偶，为缓解交通压力，不少城市又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不必怀疑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但限购无疑也压制了消费。如果说十多年前国人消费热点是家电，而今天的热点则是买房购车，若这两项皆被“限购”了，请问又何以提振消费？我并非扣帽子，近年来经济下行原因虽多，但“限购”恐怕难辞其咎。
我不主张限购，可房价高了低收入者买不起房怎么办？难道政府就坐视不管？当然不是。居者有其屋，照顾穷人住房，政府责无旁贷。但住房与买房是两回事，帮助穷人居住，政府可提供廉租房，不必打压房价。可以肯定，即便目前房价跌一半，穷人还是买不起。而房价大跌极可能使今天的有房者变成“无产者”;甚至有人还不起房贷而拖累银行、酿成金融危机。
有人说住房是特殊商品，但无论它怎样特殊，终归还是商品。是商品，价格就要由供求定。如果我们相信供求定律，就绝不会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八年前我写文章说“房产升值不是铁律”，并断言十年内国内房价必降无疑。现在看是说中了，可我那并不是望天打卦碰运气，而是基于房地产供求分析所得的判断。眼下房价正在回落，据说不少城市房地产“限购”已开始解禁，是好消息，能早解禁就早解禁吧。
我有预感，解禁汽车“限购”应该也是迟早的事。对交通拥堵，政府当然要管，而且必须管，但不一定非“限购”不可。你想，企业有汽车要卖，工人要就业，若各地都限购，汽车厂家岂不要关门？所以，从扩消费的角度看，可取之策是“限用”而非“限购”。人们想买车尽管买，但用车要限制。比如“限号出行”或“提高停车收费”同样可缓解交通拥堵，而且国外经验也证明行之有效，既如此，我们何必去限制消费呢？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