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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论
1946年3月5日，二战的烟火刚刚熄灭，闲走在美国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的著名演说，呼吁美国这个“今日帝国”和英国这个“昨日帝国”建立特殊关系来共同对付苏联。这次演说因美国现任总统在场而变的极具挑衅性，它意味着美、英等西方国家正对苏联发出了以“核讹诈”为核心的对抗信号。从此，“铁幕”降临，而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也宣告破裂。
此后的40多年间，世界长期处于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的核阴影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格局的快速形成，致使这一时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携带着这种末世感。
然而，这种特殊的格局，却也造就了世界有记载的历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除了局部热战之外，没有大的战争再度发生。很多国家，例如日、韩，抓住这一机会快速发展，成为极具潜力的国家。这一形势甚至体现在了网络游戏之中。当然，这一高压时期，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的神经都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
这一时期，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爆发和科技爆炸的年代。可能是因为美国大张旗鼓四处鼓吹的“星球大战”计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鼓躁者，反倒是红色世界的科学家们更乐于实践。正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苏联科学家们，将人类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台阶。
自1955年华约成立宣告着红色世界正式接受美利坚雄鹰的战书，至罗纳德·里根上台之前的三十余年，被称作“前冷战时代”。
前冷战时代的初期，一方面是红色阵营明显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凭借着1929-1933年的四年优势，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之下，苏联工业飞速发展，一大批西方进步分子来到苏联，并声称在这里看到了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到前冷战时期行将结束之前，原本全面落后的苏联已在冷战中占尽上风。
平心而论，正是西方西方社会的制裁激发了苏联人的创造力，在经互会体系的框架之下，苏联彻底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不仅工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竟也奇迹般的得到复苏，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综合国力达到史上最高水平。而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拯救的这只秃鹰依旧在飓风之中一波三折地飞行。
1980年11月4日，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从而拉开了以超级霸权终结冷战的序幕---最后的12年，正是后冷战时代。
从总体上看，我们将整个冷战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而探寻这两个阶段共同的目的都是拨开表象去见本质---从苏联解体的原因去发现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寻找新的长远的社会主义实践之路。
二 前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
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尽管苏联作为盟友身份參会，但在认清了这一体系的实质之后毅然退出。1949年，苏联另起炉灶，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成立经互会。同年，北约成立；六年之后，华约成立。可以说，自冷战一开始，苏联领导的红色世界就处在被动的局面之下。
斯大林为苏联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为苏联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今天的我们已不再赞成僵硬的五年计划模式。
同样，罗斯福也为美利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雄心勃勃的杜鲁门一心要把这笔财富做大做强，他不会知道更加长远的风险是什么---历史的趋势终究不是单边主义。
虽然作为冷战的发起者的美国，深谙军事工业的发展只是夺取霸权的一种手段。相对来说，思维僵硬的苏联领导人本身就处在下风，应对起来更为棘手。军事争霸和军备竞赛都只是一种明显的表现形式罢了，隐藏其后的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战略上的较量。
整个前冷战时期，世界秩序一团糟---某些国家的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力图四处开火，首先暗中包围苏联，其次是通过在苏联周边的战争来分散苏联的兵力。冷战之初的苏联从军事上来说只是一个陆军大国，不具有远征的资质。因此，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开辟的战场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或者说，是美国试图进行新殖民的试验田，也是对苏联国力的探测。
冷战之初，同样并不熟悉这场较量的美国试图经济封锁，力图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苏联的石油出口量，这一举动中断了在波兰以及日本在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数个工程。只是经互会体系下的苏联丝毫没有畏惧。同时美国划出限制向苏联出口的技术清单，甚至杀鸡儆猴，以日本向苏联出口一批高精度数控机床为由实施了惩罚。当然，这对于某些身处绝境的国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一直寻找进行工业产品出口的英国依旧与苏联签订了合同。而那份清单几乎是苏联的技术指南，因为美国毫无保留地指出了苏联的弱势和缺陷，而苏联科学家利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将他们变为了优势。试图先发制人的美国反而陷入守势，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完全拜苏联之下风。
不过，苏联也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要牢牢记住，任何强大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严重畸形的工业发展几乎埋下了祸根。尽管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这些效果似乎都并不长久。
前冷战时期看似成就辉煌的苏联，其实并没有参透冷战的游戏规则。作为冷战的受众，他们也只有尝试，而这一尝试的代价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海权的时代，陆权与海权的自然条件兼备的苏联的地位注定是尴尬的。而当时的苏联本身不具备发展海权的工业条件。焦头烂额的库兹涅诺夫找赫鲁晓夫大吵大闹，要求发展类似于美国海军那样的大海军。
也许有人认为赫鲁晓夫是在轻视海权与海军的发展，但事实上也许赫鲁晓夫仍是较为清醒的，其思想也是较为超前的。至少赫鲁晓夫意识到，以目前苏联现有的国力发展起一支大规模的远洋海军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美国四面出击的窘境，尤其是当美利坚的航母携带着舰载机驰骋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赫鲁晓夫也需要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在核弹时代，航母就是漂浮的巨型棺材，一堆无用的废铁。”赫鲁晓夫最终决定发展核潜艇。 彼时在各方面占尽优势的美国的确威风八面。然而苏联方面却并非如此。两者处在实力对比悬殊的状态之下，苏联只有闷声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赫鲁晓夫放松了对企业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慢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发展的步伐。苏联的每一位领导人都领教过军工水平发展低的耻辱，自然更不可能减慢这方面的发展。也许这正是赫鲁晓夫的尴尬之处，也是他大力推行农业改革而不动工业的原因。
尽管美军侦察机在苏联领空嚣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苏联不是日本，你强他就弱，反倒是你强他也强。很快，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苏联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借“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锚地爆炸事件将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解职之后，赫鲁晓夫选择了戈尔什科夫担任海军元帅。事实上，这是个明智之举，苏联红海军的崛起正是自此而始。而伴随着红海军的崛起，美苏两国的差距开始不断靠近。到1972年，两国签订《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公约》时，美国已不得不承認两国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美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崛起之势，并且千方百计试图拖住苏联的发展。1969年，美国宣称阿波罗11号已经登月，使得苏联又一次开展起了太空军备竞赛，只不过苏联这次下的赌注更大，毕竟他们无法忍受，曾经属于他们的外太空近地轨道完全被美国人包围的“事实”。当然，这一竞赛的结果自然是进一步加重了苏联人民的负担，而其社会危机也进一步加剧。
苏联在前冷战时期赶超美国有两个显著的时代，一是戈尔什科夫时代。这位由赫鲁晓夫提拔上来的海军元帅可以说是苏联红海军之父，正是戈尔什科夫凭借其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和强大的耐力争取到了发展海权的机会，这正是日后苏联霸权扩张的一大基础---尽管苏联的扩张还有被逼迫的成分。而另一个著名的人物当然是第四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尽管他本人是加强了国家的计划管理---这一政策恰与其前任赫鲁晓夫相反，但国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苏维埃综合国力亦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然而，正如勃列日涅夫那难以令人理解的改革成效，苏联经济又一次费解的走向停滞。广义上认为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方向不对，事实上，这其中原因委实复杂。再加上勃列日涅夫本人复杂的政治出身，以及他任前与任上与军队的种种不合，当然还有更多的难以发现的事件，阻碍了苏联的进步。要知道，任何坚固的堡垒都是不会从外面被攻破的。
前冷战时期的美国最后两任总统福特与卡特，都显示出了软弱的一面。直到梦幻的1980年，强硬的共和党领导人里根上台，局面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苏联在前冷战时代是否极泰来，那么，这样的好运，如今要转移到美国的头上。
三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较量
整个1980年代，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牢牢地统治着这个超级大国。前后12年间，作为尼克松下台后的首位强势总统，里根创造的主义使这个超级大国在他和后任总统老布什手中峥嵘重现。全球收缩的战略防御态势被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战略所取代。而苏联在其国家寿命的最后12年间，日渐衰落。自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中，苏联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曾经在战争年代挽救了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影响。适用于特殊环境下的经验，被推而广之，高度教条主义化，这以应急为导向，国民经济呈现不正常的“应激态”，国家发展规划的短期性、针对性尤为突出。以国家安全为名，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对国家安全问题和研制武器装备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关注。
任何坚固的堡垒都不是从外面被攻破的。里根政府大肆渲染的很多东西都只是徒有其表的。“星球大战”计划总投资达200亿美元，还不及苏联一艘“能源号”火箭的投入。在经济复苏方面，里根政府甚至要求他的人佩带印有亚当·斯密头像的领带以宣扬“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正统性，而事实上他的供给学派与亚当·斯密完全不是一码事。与其说里根一手创造后冷战时代的辉煌，还不如说是苏联在进一步自掘坟墓的结果。
尽管经历了二战后的大规模复原，但苏联的国防开支、对华约盟国以及印度、古巴、安哥拉、越南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依旧高高凌驾于发展生产力的投资之上。与苏联武装力量有利益关系的国防工业集团，在苏共统治时期成了占据最多国民经济资源的独立王国，绑架了党和国家的决策。二十世纪70年代后，由于石油价格暴涨而带来的巨额财富的流入，掩盖了苏联经济日益严峻的结构性矛盾的同时，其在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中产生的繁荣错觉，又使得任何从内部恢复经济活力的渐进式改革变得困难重重。
苏联在1970年代针对西方的战略收缩，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国民经济，未能以军事转型、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积蓄力量，反而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政策实践和资源分配时甩到了九霄云外，坚持奉行表面缓和、实际进攻的全球战略，四面出击，寄希望在短期乘势扳倒对手。习惯于计划思维的苏联领导层对于将全球战略与经济利益、贸易关系相协调缺乏认识和兴趣，他们无视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命运的基础作用，片面强调脱离财政可持续支撑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目标优先，又拿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期经济手段去落实苏联的全球战略。这使苏联从与西方和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的角度出发，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在以大量国力换取了虚幻强大的同时，陷入了“全面开花，破绽百出”的困局。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逝世，厌倦了未最高领导人开追悼会的苏共，选择了最年轻的委员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人。对于苏联而言，随着短期爆发力冲刺转向比拼耐力的综合国力较量，原本被确保为对等毁灭的核威慑所掩盖的常规军事力量短板，由于国民经济基础的疲弱而显现。特别是以政治名义对大型航母等海军装备为代表的远程投送装备和存在力量建设的频繁干扰，使得庞大的苏联武装力量在面对全球对抗转型的挑战时，要付出远比对手高昂的代价。
对形势的严重误判让红色帝国在骤然改变的国际形势面前疲于应付，因而对于改善自身的经济态势已无暇顾及。克里姆林宫用想当然的计划操控苏联经济越来越困难，部门利益主导的国家决策已毫无活力可言。
因而，真正拖垮苏联的并非美利坚鹰爪，而是苏联自身。一大批学者曾慷慨阔论美国的计划是如何成功时，他们完全忽略了极富耐力的苏联青年是不会像当今的中国青年这样轻易趋从的，尤其是在苏共依然处在统治地位的年代。任何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尽管外部进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苏联这样的铜墙铁壁钛金身段，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内部。到80年代中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个坟墓是自掘的，而且积重难返了。束手无策的苏共领导彻底绝望，1986年后，一些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苏联高级领导人，莫名其妙的认为在苏联体制下一切深恶痛绝的问题，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否定一切并推翻这个制度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所谓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实则是因为一些苏联领导人以普世价值观去取代联盟国家的国家利益，科学社会主义被彻底颠覆。在自身内部的反应与外部的催化剂的作用之下，屹立70多年的苏维埃大厦，连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短短几年中便轰然倒塌。而莫斯科统辖的疆域，在一夜之间就几乎回到了300年前。
后冷战时代，尤其是里根主义，意味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灵活反映策略和机场局部战争的成功，为美国带来的经济好处远远超过其政治影响。冷战的优势和主动权再次落入美国人手里。1991年结束后，美国在世界政治军事秩序中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其经济也稳稳的坐上金字塔之巅，美国悄然迈出了通往新经济的决定性步伐。
然而，终究两极格局和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新世界秩序缓缓成长，一种新的力量格局又开始显现出来，多元的时代正在降临。二十一世纪的俄联邦依旧士气低落，然而，金融风暴后的美国亦显得坐立不安。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爱因斯坦的上帝已经死去，哥本哈根派的那个不确定的危机四伏的世界，已经来临。
似乎正如英国诗人吉卜林诗中所写，“曼德勒的路上，/有阳光、棕榈树和叮当作响的风铃。/……/黎明似雷从中国而来，/响彻整个海湾。”对中国而言，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两极已经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
1946年3月5日，二战的烟火刚刚熄灭，闲走在美国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的著名演说，呼吁美国这个“今日帝国”和英国这个“昨日帝国”建立特殊关系来共同对付苏联。这次演说因美国现任总统在场而变的极具挑衅性，它意味着美、英等西方国家正对苏联发出了以“核讹诈”为核心的对抗信号。从此，“铁幕”降临，而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也宣告破裂。
此后的40多年间，世界长期处于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的核阴影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格局的快速形成，致使这一时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携带着这种末世感。
然而，这种特殊的格局，却也造就了世界有记载的历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除了局部热战之外，没有大的战争再度发生。很多国家，例如日、韩，抓住这一机会快速发展，成为极具潜力的国家。这一形势甚至体现在了网络游戏之中。当然，这一高压时期，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的神经都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
这一时期，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爆发和科技爆炸的年代。可能是因为美国大张旗鼓四处鼓吹的“星球大战”计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鼓躁者，反倒是红色世界的科学家们更乐于实践。正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苏联科学家们，将人类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台阶。
自1955年华约成立宣告着红色世界正式接受美利坚雄鹰的战书，至罗纳德·里根上台之前的三十余年，被称作“前冷战时代”。
前冷战时代的初期，一方面是红色阵营明显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凭借着1929-1933年的四年优势，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之下，苏联工业飞速发展，一大批西方进步分子来到苏联，并声称在这里看到了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到前冷战时期行将结束之前，原本全面落后的苏联已在冷战中占尽上风。
平心而论，正是西方西方社会的制裁激发了苏联人的创造力，在经互会体系的框架之下，苏联彻底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不仅工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竟也奇迹般的得到复苏，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综合国力达到史上最高水平。而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拯救的这只秃鹰依旧在飓风之中一波三折地飞行。
1980年11月4日，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从而拉开了以超级霸权终结冷战的序幕---最后的12年，正是后冷战时代。
从总体上看，我们将整个冷战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而探寻这两个阶段共同的目的都是拨开表象去见本质---从苏联解体的原因去发现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寻找新的长远的社会主义实践之路。
二 前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
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尽管苏联作为盟友身份參会，但在认清了这一体系的实质之后毅然退出。1949年，苏联另起炉灶，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成立经互会。同年，北约成立；六年之后，华约成立。可以说，自冷战一开始，苏联领导的红色世界就处在被动的局面之下。
斯大林为苏联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为苏联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今天的我们已不再赞成僵硬的五年计划模式。
同样，罗斯福也为美利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雄心勃勃的杜鲁门一心要把这笔财富做大做强，他不会知道更加长远的风险是什么---历史的趋势终究不是单边主义。
虽然作为冷战的发起者的美国，深谙军事工业的发展只是夺取霸权的一种手段。相对来说，思维僵硬的苏联领导人本身就处在下风，应对起来更为棘手。军事争霸和军备竞赛都只是一种明显的表现形式罢了，隐藏其后的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战略上的较量。
整个前冷战时期，世界秩序一团糟---某些国家的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力图四处开火，首先暗中包围苏联，其次是通过在苏联周边的战争来分散苏联的兵力。冷战之初的苏联从军事上来说只是一个陆军大国，不具有远征的资质。因此，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开辟的战场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或者说，是美国试图进行新殖民的试验田，也是对苏联国力的探测。
冷战之初，同样并不熟悉这场较量的美国试图经济封锁，力图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苏联的石油出口量，这一举动中断了在波兰以及日本在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数个工程。只是经互会体系下的苏联丝毫没有畏惧。同时美国划出限制向苏联出口的技术清单，甚至杀鸡儆猴，以日本向苏联出口一批高精度数控机床为由实施了惩罚。当然，这对于某些身处绝境的国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一直寻找进行工业产品出口的英国依旧与苏联签订了合同。而那份清单几乎是苏联的技术指南，因为美国毫无保留地指出了苏联的弱势和缺陷，而苏联科学家利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将他们变为了优势。试图先发制人的美国反而陷入守势，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完全拜苏联之下风。
不过，苏联也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要牢牢记住，任何强大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严重畸形的工业发展几乎埋下了祸根。尽管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这些效果似乎都并不长久。
前冷战时期看似成就辉煌的苏联，其实并没有参透冷战的游戏规则。作为冷战的受众，他们也只有尝试，而这一尝试的代价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海权的时代，陆权与海权的自然条件兼备的苏联的地位注定是尴尬的。而当时的苏联本身不具备发展海权的工业条件。焦头烂额的库兹涅诺夫找赫鲁晓夫大吵大闹，要求发展类似于美国海军那样的大海军。
也许有人认为赫鲁晓夫是在轻视海权与海军的发展，但事实上也许赫鲁晓夫仍是较为清醒的，其思想也是较为超前的。至少赫鲁晓夫意识到，以目前苏联现有的国力发展起一支大规模的远洋海军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美国四面出击的窘境，尤其是当美利坚的航母携带着舰载机驰骋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赫鲁晓夫也需要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在核弹时代，航母就是漂浮的巨型棺材，一堆无用的废铁。”赫鲁晓夫最终决定发展核潜艇。 彼时在各方面占尽优势的美国的确威风八面。然而苏联方面却并非如此。两者处在实力对比悬殊的状态之下，苏联只有闷声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赫鲁晓夫放松了对企业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慢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发展的步伐。苏联的每一位领导人都领教过军工水平发展低的耻辱，自然更不可能减慢这方面的发展。也许这正是赫鲁晓夫的尴尬之处，也是他大力推行农业改革而不动工业的原因。
尽管美军侦察机在苏联领空嚣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苏联不是日本，你强他就弱，反倒是你强他也强。很快，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苏联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借“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锚地爆炸事件将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解职之后，赫鲁晓夫选择了戈尔什科夫担任海军元帅。事实上，这是个明智之举，苏联红海军的崛起正是自此而始。而伴随着红海军的崛起，美苏两国的差距开始不断靠近。到1972年，两国签订《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公约》时，美国已不得不承認两国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美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崛起之势，并且千方百计试图拖住苏联的发展。1969年，美国宣称阿波罗11号已经登月，使得苏联又一次开展起了太空军备竞赛，只不过苏联这次下的赌注更大，毕竟他们无法忍受，曾经属于他们的外太空近地轨道完全被美国人包围的“事实”。当然，这一竞赛的结果自然是进一步加重了苏联人民的负担，而其社会危机也进一步加剧。
苏联在前冷战时期赶超美国有两个显著的时代，一是戈尔什科夫时代。这位由赫鲁晓夫提拔上来的海军元帅可以说是苏联红海军之父，正是戈尔什科夫凭借其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和强大的耐力争取到了发展海权的机会，这正是日后苏联霸权扩张的一大基础---尽管苏联的扩张还有被逼迫的成分。而另一个著名的人物当然是第四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尽管他本人是加强了国家的计划管理---这一政策恰与其前任赫鲁晓夫相反，但国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苏维埃综合国力亦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然而，正如勃列日涅夫那难以令人理解的改革成效，苏联经济又一次费解的走向停滞。广义上认为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方向不对，事实上，这其中原因委实复杂。再加上勃列日涅夫本人复杂的政治出身，以及他任前与任上与军队的种种不合，当然还有更多的难以发现的事件，阻碍了苏联的进步。要知道，任何坚固的堡垒都是不会从外面被攻破的。
前冷战时期的美国最后两任总统福特与卡特，都显示出了软弱的一面。直到梦幻的1980年，强硬的共和党领导人里根上台，局面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苏联在前冷战时代是否极泰来，那么，这样的好运，如今要转移到美国的头上。
三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较量
整个1980年代，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牢牢地统治着这个超级大国。前后12年间，作为尼克松下台后的首位强势总统，里根创造的主义使这个超级大国在他和后任总统老布什手中峥嵘重现。全球收缩的战略防御态势被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战略所取代。而苏联在其国家寿命的最后12年间，日渐衰落。自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中，苏联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曾经在战争年代挽救了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影响。适用于特殊环境下的经验，被推而广之，高度教条主义化，这以应急为导向，国民经济呈现不正常的“应激态”，国家发展规划的短期性、针对性尤为突出。以国家安全为名，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对国家安全问题和研制武器装备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关注。
任何坚固的堡垒都不是从外面被攻破的。里根政府大肆渲染的很多东西都只是徒有其表的。“星球大战”计划总投资达200亿美元，还不及苏联一艘“能源号”火箭的投入。在经济复苏方面，里根政府甚至要求他的人佩带印有亚当·斯密头像的领带以宣扬“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正统性，而事实上他的供给学派与亚当·斯密完全不是一码事。与其说里根一手创造后冷战时代的辉煌，还不如说是苏联在进一步自掘坟墓的结果。
尽管经历了二战后的大规模复原，但苏联的国防开支、对华约盟国以及印度、古巴、安哥拉、越南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依旧高高凌驾于发展生产力的投资之上。与苏联武装力量有利益关系的国防工业集团，在苏共统治时期成了占据最多国民经济资源的独立王国，绑架了党和国家的决策。二十世纪70年代后，由于石油价格暴涨而带来的巨额财富的流入，掩盖了苏联经济日益严峻的结构性矛盾的同时，其在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中产生的繁荣错觉，又使得任何从内部恢复经济活力的渐进式改革变得困难重重。
苏联在1970年代针对西方的战略收缩，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国民经济，未能以军事转型、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积蓄力量，反而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政策实践和资源分配时甩到了九霄云外，坚持奉行表面缓和、实际进攻的全球战略，四面出击，寄希望在短期乘势扳倒对手。习惯于计划思维的苏联领导层对于将全球战略与经济利益、贸易关系相协调缺乏认识和兴趣，他们无视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命运的基础作用，片面强调脱离财政可持续支撑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目标优先，又拿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期经济手段去落实苏联的全球战略。这使苏联从与西方和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的角度出发，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在以大量国力换取了虚幻强大的同时，陷入了“全面开花，破绽百出”的困局。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逝世，厌倦了未最高领导人开追悼会的苏共，选择了最年轻的委员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人。对于苏联而言，随着短期爆发力冲刺转向比拼耐力的综合国力较量，原本被确保为对等毁灭的核威慑所掩盖的常规军事力量短板，由于国民经济基础的疲弱而显现。特别是以政治名义对大型航母等海军装备为代表的远程投送装备和存在力量建设的频繁干扰，使得庞大的苏联武装力量在面对全球对抗转型的挑战时，要付出远比对手高昂的代价。
对形势的严重误判让红色帝国在骤然改变的国际形势面前疲于应付，因而对于改善自身的经济态势已无暇顾及。克里姆林宫用想当然的计划操控苏联经济越来越困难，部门利益主导的国家决策已毫无活力可言。
因而，真正拖垮苏联的并非美利坚鹰爪，而是苏联自身。一大批学者曾慷慨阔论美国的计划是如何成功时，他们完全忽略了极富耐力的苏联青年是不会像当今的中国青年这样轻易趋从的，尤其是在苏共依然处在统治地位的年代。任何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尽管外部进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苏联这样的铜墙铁壁钛金身段，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内部。到80年代中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个坟墓是自掘的，而且积重难返了。束手无策的苏共领导彻底绝望，1986年后，一些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苏联高级领导人，莫名其妙的认为在苏联体制下一切深恶痛绝的问题，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否定一切并推翻这个制度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所谓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实则是因为一些苏联领导人以普世价值观去取代联盟国家的国家利益，科学社会主义被彻底颠覆。在自身内部的反应与外部的催化剂的作用之下，屹立70多年的苏维埃大厦，连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短短几年中便轰然倒塌。而莫斯科统辖的疆域，在一夜之间就几乎回到了300年前。
后冷战时代，尤其是里根主义，意味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灵活反映策略和机场局部战争的成功，为美国带来的经济好处远远超过其政治影响。冷战的优势和主动权再次落入美国人手里。1991年结束后，美国在世界政治军事秩序中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其经济也稳稳的坐上金字塔之巅，美国悄然迈出了通往新经济的决定性步伐。
然而，终究两极格局和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新世界秩序缓缓成长，一种新的力量格局又开始显现出来，多元的时代正在降临。二十一世纪的俄联邦依旧士气低落，然而，金融风暴后的美国亦显得坐立不安。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爱因斯坦的上帝已经死去，哥本哈根派的那个不确定的危机四伏的世界，已经来临。
似乎正如英国诗人吉卜林诗中所写，“曼德勒的路上，/有阳光、棕榈树和叮当作响的风铃。/……/黎明似雷从中国而来，/响彻整个海湾。”对中国而言，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两极已经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