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波是我儿时朋友。在北京沙滩旧中宣部大院,提起张小波,无人不知。观其行迹,总觉得像《水浒传》里洪太尉放出的七十二地煞中的角色。
一
小波儿时就显出与众不同,无奈生不逢时,“文革”初成了“顽主”。当时的年轻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精力无处发泄,有时为“拍婆子”“拔份儿”闹得昏天黑地。小波个子不到1.70米,却骁勇异常,常把“军挎”挂在胸前,里边放把菜刀。遭遇挑衅者,即拔刀挥舞,所向披靡。嘴里还“黑话”颇多,什么“口里口外,刀子板带,飞轮匕首,哥们儿全有”,让人一听就畏惧三分。
小波小时候跟我一样,是院里出名的“坏孩子”。我俩经常一起爬房越脊,奔走墙上如履平地,一天不打架,便觉手痒,爹妈见了都头疼。小波胆儿比我大,闹得比我邪乎。我与小波分住红前楼、红后楼,两楼毗邻旧北京大学红楼。红后楼后身有一红砖大烟筒,高近20米,直插云霄。一天,小波与众人打赌,说他敢顺着烟筒上的铁把手爬上去,并约定上去后在上面走一圈,再扔下一只鞋为证。望着小波那越爬越高、越高越小的矫健身影,大伙儿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一只鞋从天而降,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轰动大院,后来院里的一个孩子加盟了姜文的电影公司,他把小波爬烟筒这件事说出来后,触发了姜文的灵感,被化用到他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不过,电影里的烟筒似乎不如大院烟筒高,爬烟筒的主角也由小波变成了夏雨。
二
1968年12月,16岁的小波到陕西延安地区安塞县招安乡插队。这批年轻人到陕西日子不久,就开始出现各种情况:或泡病号返家休息,或游手好闲四处溜达,或偷鸡摸狗惊扰乡邻,或打架斗殴威震一方。小波偏向最后一种,昔日的菜刀重新“磨亮”。有一次,小波因打架被当地村民抓住,双臂倒剪吊在房梁上一天一夜,胳膊差点残废,伤痕至今犹在。放出来后,小波立即纠集一批知青呼啸而来,对方闻风而逃。这伙人愤怒之下,点火烧了农民房,恨恨而去。此事使小波名声大震。当地农民只要一说“张小波来了”,犹如旧社会说“土匪黑三来了”,婴儿啼声立止。
80年代初,陕西工厂大批招工,小波被贫下中农“优先”送往工厂。我估计当地老乡一定是怀着送瘟神一样的心情,大大松了一口气。小波被分配到陕西武功的空军飞机修理厂。一开始,小波当修理工,他脑子灵,人聪明,很快就掌握了各种技能。当地工厂有时会有外国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一天,小波无意中与一位外国技术专家用流利的英语攀谈起来。此事被工厂领导得知,觉得一个普通工人竟会洋文,窝在这儿实在委屈。于是,一开始让他当翻译负责接待洋人,继而调他到工厂子弟学校当英文教师。其实,小波会英文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该校外语教学水平全国闻名。以至于“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外语院校招生时,明确规定优先录取北京景山学校初高中毕业生。
三
1996年,小波从石家庄空军飞机修理厂调回北京,在北京34中当英语老师。该校后改为北京电子信息学校。我们休假日到他家时,常看到他在辅导学生。小波在英语教学上很有一套,他讲的课风趣幽默,很吸引人。他曾说,好孩子能被教唆犯引上歪道,我们当教师的为什么不能把坏孩子教育成好人呢?难道我们教师的能力还不如教唆犯?小波曾到北京近郊北七村的农村学校支教,得到异乎寻常的好评。校方说他们那里从未见过这么有学问并且表述能力这么强的老师,当地教育局非常想把他留下来。听说后来小波索性把爱人陈青也拉去上英语示范课,夫妇俩联袂闪亮登场,把这所农村学校“震”得一塌糊涂。
前几年,机关大院昔日的大小朋友们组织了多次聚会,小波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联络者,这与他一贯讲义气、待人宽厚、乐于助人有极大关系。记得有一次在松鹤大酒楼,昔日院里朋友们共聚一堂。当小波介绍自己如今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时,全场的人发出一片善意的笑声。大概大家一时还很难把昔日那个淘气的小波与严谨认真的人民教师联系起来。
四
2006年11月,小波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尾骨疼痛。小波的爱人陈青赶紧带着小波到医院检查,一番诊断下来,确认为是前列腺癌晚期,且已扩散。于是,陈青一方面要对小波隐瞒病情,带他辗转于京城各大医院,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上课,完成英语教学任务。陈青所在的北京第二实验中学的领导和同事,对她遇到的困难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治病,小波开始了痛苦的化疗。每一次做化疗,都像上刑一样,剧痛难忍。2007年深秋,我去看他。他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蛐蛐罐,里面发出清脆的叫声,他说这是从宠物市场花高价买来的蛐蛐。看到小波侧耳陶醉在蛐蛐的叫声中,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患病期间,小波把自己对病痛的感受和对生命的感悟打在手机上,发给亲朋好友。在发给我的短信中,他谈到对生死的看法。他说:“当极其疼痛时,真想死掉算了,甚至产生自杀念头。当疼痛稍有缓解,又感觉人能活着,真好!”小波说,前列腺癌是癌症中最疼的一种。尾骨一揪一揪地疼痛,辐射到背部,强烈刺激脑神经,使人几乎一刻不得安宁。许多人因忍受不了这种剧痛,最后选择自杀。他说,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提倡的“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做法。因为无论是对生命无望、极其痛苦的病人,还是对病床旁照顾病人的家属,都是一种解脱。
我曾多次面对亲人好友濒临死亡的状态,但从没有像小波这样,给我如此之多面对死亡时真实细腻的感受。小波痛到实在忍受不了时也会大喊大叫,各种止痛药对他已不起作用,有时止痛药服用过量,还会产生幻觉,出现呼吸困难。他曾多次昏迷,与死亡共舞,醒来后对我说,每次都感觉心跳过速,呼吸困难,看东西都是双的,就像置身在一个充满雾气的澡堂里,被人按在水中,无力地拼命挣扎。每次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他都深感健康是那么重要,世界是如此美好。只要疼痛稍有缓解,他就会表现出一种镇定和从容。看到昔日那个精神抖擞、独往独来、行走江湖的草莽英雄小波,如今却被病痛折磨得只能整日躺在床上,像孩子一样乖,任人摆布,我体会到人在处于极度虚弱时的那种无奈和悲哀。但同时又为有这么多亲人朋友来看望和帮助他,感到一丝安慰。
尽管小波的生命之火越烧越弱,但他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已升华至哲学境界。小波年轻时爱打乒乓球,后与省队乒乓球运动员切磋球艺,得到真传,球艺大进。小波患上癌症后,有一天我们去看他,他非要坐着轮椅看我们到地下俱乐部打乒乓球。看到乒乓球案子,他突然两眼放光,竟站起来走到案子旁,拿起拍子,想一试身手。谁知刚开始挥拍击球,就身子一歪,险些摔倒。我赶紧上前扶住他。看到他那不甘心但又无奈的痛苦表情,不禁令人产生英雄末路的悲凉。
2008年8月23日上午,接到小波爱人陈青电话,告知小波于8月22日晚10点30分在北京武警总院因患晚期前列腺癌去世,终年56岁。8月28日上午10点,上百人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兰厅送别小波。我敬写挽联表达悲痛之情:“ 桃李天下,飘然去也无牵挂;真人本色,且待来世再相逢。”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
一
小波儿时就显出与众不同,无奈生不逢时,“文革”初成了“顽主”。当时的年轻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精力无处发泄,有时为“拍婆子”“拔份儿”闹得昏天黑地。小波个子不到1.70米,却骁勇异常,常把“军挎”挂在胸前,里边放把菜刀。遭遇挑衅者,即拔刀挥舞,所向披靡。嘴里还“黑话”颇多,什么“口里口外,刀子板带,飞轮匕首,哥们儿全有”,让人一听就畏惧三分。
小波小时候跟我一样,是院里出名的“坏孩子”。我俩经常一起爬房越脊,奔走墙上如履平地,一天不打架,便觉手痒,爹妈见了都头疼。小波胆儿比我大,闹得比我邪乎。我与小波分住红前楼、红后楼,两楼毗邻旧北京大学红楼。红后楼后身有一红砖大烟筒,高近20米,直插云霄。一天,小波与众人打赌,说他敢顺着烟筒上的铁把手爬上去,并约定上去后在上面走一圈,再扔下一只鞋为证。望着小波那越爬越高、越高越小的矫健身影,大伙儿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一只鞋从天而降,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轰动大院,后来院里的一个孩子加盟了姜文的电影公司,他把小波爬烟筒这件事说出来后,触发了姜文的灵感,被化用到他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不过,电影里的烟筒似乎不如大院烟筒高,爬烟筒的主角也由小波变成了夏雨。
二
1968年12月,16岁的小波到陕西延安地区安塞县招安乡插队。这批年轻人到陕西日子不久,就开始出现各种情况:或泡病号返家休息,或游手好闲四处溜达,或偷鸡摸狗惊扰乡邻,或打架斗殴威震一方。小波偏向最后一种,昔日的菜刀重新“磨亮”。有一次,小波因打架被当地村民抓住,双臂倒剪吊在房梁上一天一夜,胳膊差点残废,伤痕至今犹在。放出来后,小波立即纠集一批知青呼啸而来,对方闻风而逃。这伙人愤怒之下,点火烧了农民房,恨恨而去。此事使小波名声大震。当地农民只要一说“张小波来了”,犹如旧社会说“土匪黑三来了”,婴儿啼声立止。
80年代初,陕西工厂大批招工,小波被贫下中农“优先”送往工厂。我估计当地老乡一定是怀着送瘟神一样的心情,大大松了一口气。小波被分配到陕西武功的空军飞机修理厂。一开始,小波当修理工,他脑子灵,人聪明,很快就掌握了各种技能。当地工厂有时会有外国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一天,小波无意中与一位外国技术专家用流利的英语攀谈起来。此事被工厂领导得知,觉得一个普通工人竟会洋文,窝在这儿实在委屈。于是,一开始让他当翻译负责接待洋人,继而调他到工厂子弟学校当英文教师。其实,小波会英文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该校外语教学水平全国闻名。以至于“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外语院校招生时,明确规定优先录取北京景山学校初高中毕业生。
三
1996年,小波从石家庄空军飞机修理厂调回北京,在北京34中当英语老师。该校后改为北京电子信息学校。我们休假日到他家时,常看到他在辅导学生。小波在英语教学上很有一套,他讲的课风趣幽默,很吸引人。他曾说,好孩子能被教唆犯引上歪道,我们当教师的为什么不能把坏孩子教育成好人呢?难道我们教师的能力还不如教唆犯?小波曾到北京近郊北七村的农村学校支教,得到异乎寻常的好评。校方说他们那里从未见过这么有学问并且表述能力这么强的老师,当地教育局非常想把他留下来。听说后来小波索性把爱人陈青也拉去上英语示范课,夫妇俩联袂闪亮登场,把这所农村学校“震”得一塌糊涂。
前几年,机关大院昔日的大小朋友们组织了多次聚会,小波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联络者,这与他一贯讲义气、待人宽厚、乐于助人有极大关系。记得有一次在松鹤大酒楼,昔日院里朋友们共聚一堂。当小波介绍自己如今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时,全场的人发出一片善意的笑声。大概大家一时还很难把昔日那个淘气的小波与严谨认真的人民教师联系起来。
四
2006年11月,小波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尾骨疼痛。小波的爱人陈青赶紧带着小波到医院检查,一番诊断下来,确认为是前列腺癌晚期,且已扩散。于是,陈青一方面要对小波隐瞒病情,带他辗转于京城各大医院,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上课,完成英语教学任务。陈青所在的北京第二实验中学的领导和同事,对她遇到的困难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治病,小波开始了痛苦的化疗。每一次做化疗,都像上刑一样,剧痛难忍。2007年深秋,我去看他。他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蛐蛐罐,里面发出清脆的叫声,他说这是从宠物市场花高价买来的蛐蛐。看到小波侧耳陶醉在蛐蛐的叫声中,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患病期间,小波把自己对病痛的感受和对生命的感悟打在手机上,发给亲朋好友。在发给我的短信中,他谈到对生死的看法。他说:“当极其疼痛时,真想死掉算了,甚至产生自杀念头。当疼痛稍有缓解,又感觉人能活着,真好!”小波说,前列腺癌是癌症中最疼的一种。尾骨一揪一揪地疼痛,辐射到背部,强烈刺激脑神经,使人几乎一刻不得安宁。许多人因忍受不了这种剧痛,最后选择自杀。他说,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提倡的“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做法。因为无论是对生命无望、极其痛苦的病人,还是对病床旁照顾病人的家属,都是一种解脱。
我曾多次面对亲人好友濒临死亡的状态,但从没有像小波这样,给我如此之多面对死亡时真实细腻的感受。小波痛到实在忍受不了时也会大喊大叫,各种止痛药对他已不起作用,有时止痛药服用过量,还会产生幻觉,出现呼吸困难。他曾多次昏迷,与死亡共舞,醒来后对我说,每次都感觉心跳过速,呼吸困难,看东西都是双的,就像置身在一个充满雾气的澡堂里,被人按在水中,无力地拼命挣扎。每次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他都深感健康是那么重要,世界是如此美好。只要疼痛稍有缓解,他就会表现出一种镇定和从容。看到昔日那个精神抖擞、独往独来、行走江湖的草莽英雄小波,如今却被病痛折磨得只能整日躺在床上,像孩子一样乖,任人摆布,我体会到人在处于极度虚弱时的那种无奈和悲哀。但同时又为有这么多亲人朋友来看望和帮助他,感到一丝安慰。
尽管小波的生命之火越烧越弱,但他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已升华至哲学境界。小波年轻时爱打乒乓球,后与省队乒乓球运动员切磋球艺,得到真传,球艺大进。小波患上癌症后,有一天我们去看他,他非要坐着轮椅看我们到地下俱乐部打乒乓球。看到乒乓球案子,他突然两眼放光,竟站起来走到案子旁,拿起拍子,想一试身手。谁知刚开始挥拍击球,就身子一歪,险些摔倒。我赶紧上前扶住他。看到他那不甘心但又无奈的痛苦表情,不禁令人产生英雄末路的悲凉。
2008年8月23日上午,接到小波爱人陈青电话,告知小波于8月22日晚10点30分在北京武警总院因患晚期前列腺癌去世,终年56岁。8月28日上午10点,上百人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兰厅送别小波。我敬写挽联表达悲痛之情:“ 桃李天下,飘然去也无牵挂;真人本色,且待来世再相逢。”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