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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走出去”战略的时代语境下，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学术伦理的丧失，西方的中国偏见，意识形态的差异，西化与东化的纠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这些主要的制约因素，均为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
关键词：
人文社科期刊 走出去 西化与东化 国际化与本土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使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2010年GDP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先后颁布的多种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文化“走出去”的方针、目标与重要意义。中华文化独特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取向在于：强调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认识事物，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以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终极目标。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益于21世纪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去”，近年也渐成业内的热议话题。但还须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社科期刊若要“走出去”，实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目标，困难不少，难度很大，必须克服以下几个主要的制约因素。
一、学术风气不正，学术伦理丧失
高品位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自于高质量的论文，而高质量的论文则来自作者严谨务实的学风。因此，端正学风，重建传统学术伦理，是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质量的关键。无庸讳言，就人文社科期刊来说，当代中国真正大师级的学者很少，真正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不多，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期刊稀缺。这与消费时代的经济逻辑和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有关，更与中国学界的不正“学风”有关。中国学术“探求真理”的传统精神已经或正在大面积流失，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捏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以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学术腐败”。媒体中曝出的著名学者抄袭、院士造假、校长剽窃等不良行为，已使中国学术公信力大大降低。
学风不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本，则与学术的评价机构和机制密切相关。受世界著名学术评价机构如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的SCI、SSCI和AHCI三大引文数据库影响，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引文数据库。学术评价机构照搬了国外SCI、SSCI和AHCI各种“影响因子”的操作方法，并将其定为“国际标准”。评价机构以大量客观“科学”的数据和“定量评价”以及由此制作的学术期刊排名榜和大学排行榜，一方面影响制约着学术期刊、期刊主编和学者等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学术政策提供依据并以此参与了国家学术资源的分配。有学者认为学术不端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学术评价过度症”，[1]“学术风气堪忧，须花大力气解决”。[2]“以排行榜和排名表为特征的量化评价引发了学术造假的风气，而因造假失去了数据的可靠性又反过来使量化评价陷入了泥潭”。[3]
端正学风，重建公平正义的学术伦理，是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第一步。只有学风端正了，论文的质量才能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才能提高。中国具备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形象的同时，还须具有文化大国的精神气象。努力打造英国《自然》、美国《科学》那样的世界级期刊“旗舰”，方能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二、西方世界对中国学术的偏见
冷战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对中国存有偏见，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妖魔化”。在军事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在经济上散布“中国崩溃论”，在知识文化的生产创新上更是藐视中国。撒切尔夫人近年的一段话值得每一个中国文化人深思，她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今日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4]
中国学者在SSCI、AHCI源刊发表学术论文之难，中国人文社科期刊成为SSCI、AHCI源刊之难，都显示出撒切尔夫人的上述表达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态度，也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江南大学人文社科论文收录与决策分析平台》课题组发布的《2012年SSCI全球收录3017份期刊》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只有武汉的《经济金融年刊》一种入选，远远少于中国香港的4种。其实，这些表象的背后，隐藏的则是西方的主体意识、话语霸权和“文化冷战”思维。“几乎全部是由主要英语国家的学者编辑的英文科学和学术期刊，说明期刊编辑、编委会成员以及大部分读者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兴趣主导了这些期刊，且在很大程度上统治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日程和方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若是想在这些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作品，就必须与它们的兴趣点相一致”。[5]《中国科学》总主编朱作言院士曾坦言：“国外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对待来自中国的论文是特别‘谨慎’的，不少国内优秀科学家都有体会。”[6]科技论文尚且如此，人文社科论文就更加困难。那么，中国学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卧薪尝胆，写出高水平的论文；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唯一能做的是奋发图强，编出高质量的学刊。
三、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中国的自然科学期刊已部分“走出去”，有了一定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国界；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横亘着语言、文化、政治、道德、伦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差异性障碍，以及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由此导致东西方文化、思想和精神的不同。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冲突，实质上更是“文化战争”。这里便存在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历史对现实具有参照意义。冷战以来，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同时还建有许多“文化基地”，譬如“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这些组织背后的操控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通过这些机构向全球输出所谓的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及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扩展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如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设立的“亚洲基金会”，就暗中从事反共反华的“绿背文化”活动。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意欲“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十条诫令》，企图以多种文化方式、手段以及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和改变中国青年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杜勒斯看到的正是文化具有潜移默化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功能。还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不同语种进行大量的对华广播。这些电台得到美国国会巨额拨款并要求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客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7]然而，60多年来，中国没有被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渗透所“和平演变”，实现了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 在学术研究领域，美国亦是如此。从1996年开始，美国中情局加紧对第三世界学术界进行渗透，使第三世界学术文化承受巨大压力。他们一如既往地进行学术文化输出，无孔不入。对此，中情局毫不讳言：“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8]为渗透这些领域，中情局往往采取学术的方式，诸如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开展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等。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是负载着中国文化、思想和精神的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最大难题，也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输出的最大难题。
四、西化与东化的纠结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包括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走出去”，目的是在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基础上全方位塑造“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让东方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类和平）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个体竞争、集体斗争、国家战争）互动，[9]共同推动21世纪世界的和平、进步与发展。
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西化”和“东化”，即“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概念，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而被迫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西化”过程，但时间仅是100多年；而“东学西渐”即中国文化思想对欧洲和美国影响的“东化”进程则有1000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在秦汉、唐宋和元至明初几个“东学西渐”的高潮期，中国曾输出了器物文明、科技文明以及思想精神文明如科举制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法律思想等，给欧洲思想界以巨大影响。“汉学”在18世纪的欧洲几成显学，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当时的欧洲视中国为文化楷模，法国作家格里姆这样评价中国：“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事业，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10]
古代中国曾非常强大，中国文化曾“东学西渐”并“东化”西方，只是近代以来开始衰落，于是便有了“西学东渐”的“西化”中国。文化泰斗季羡林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11]即中国文化与文明将对世界重新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问题是，在“东化”还没有全面到来之前，我们的文化输出必先“西化”。具体到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若要“走出去”，就须先纳入西方的学术轨道，按照西方学界制订的“学术规则”进行运作，认同西方的学术范式和言说方式。其实，近10多年来，国内人文社科期刊已经“西化”得相当严重，这显示出规则“制订者”和“执法者”话语霸权的力量，这是中国欲要“东化”西方而必得先被西方“西化”所付出的代价。
五、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吊诡
在认同西方学术规范而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还得先部分放弃中国学术的“本土化”特色。中国的学术传统、学术范式与学术言说方式，20世纪90年代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中国文化是感悟性文化，中国的学术言说方式也往往融汇了生命悟性与人生智慧，经典著作如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管锥编》等，但这种感悟式、点评式的“本土化”研究方式现已基本失传，代之以完全“国际化”的套路。
“本土化”方面牺牲最大的还是中国的语言。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方法之一是创办一批高水平的英文版刊物，直接进入西方阅读视野，传播中华文化。但是，做中国学术研究不用母语而用英语，这显然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壮出路。“他者的语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视野中，充其量是一种不够完善和精致的符号系统，是不能思想的简单交流工具”。[12]但一个民族的语言对于本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宗教、文学、哲学、学术、精神和思想的重要载体。任何语言本身都隐含着一个民族本土特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准则，都代表着一种特定文化的表意符号和言说方式。语言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还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了20世纪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认为在语言中，特别是在自己的母语中，人有一种“在家里”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语言成为我们存在的见证，它体现出一种永恒的亲昵。[13]
在人文社科研究的某些方面，汉语一旦变成英语，汉字的美丽和汉语的美丽精神就会消失：唐诗宋词研究若译成英语，中国汉字所蕴涵的美丽、诗意和韵味就会丧失殆尽；如果用英语研究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和方言，总有隔山打虎的感觉，有些问题甚至无法阐释清楚。但如果不使用英语而采用本土母语思想和写作，中国学术真正的“国际化”又会长路漫漫。这其中有太多的无奈、吊诡与纠结。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也许具有某种启示：“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14]因此，如何协调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关系，是中国文化包括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需克服的又一个困难。
毋庸讳言，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确实面临着很多困难，有些困难需要长时间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慢慢克服，因为文化输出并非朝夕之事。因为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的真正崛起，意味着文化多边主义的对话取代了文化单边主义的独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味着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留下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指纹和精神气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将一道成为人类未来的生态文化和精神拱门”。[15]
（下转第61页）
（上接第57页）
参考文献：
[1] 余三定，袁玉立.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J].学术界，2010（13）.
[2] 姚申.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与学术风气[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 朱剑.学术风气、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J].苏州大学学报，2011（2）.
[4] [9] [15]王岳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14] [美] 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1）.
[6] 洪蔚.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N].科学时报，2008-09-09.
[7] 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9-31.
[8]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J].读书，2002（5）.
[10]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J].东方论坛，2004（5）.
[12] 阎光才.话语霸权、强势语言与大学的国际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1）.
[13]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
（作者单位：福建闽江學院学报编辑部）
关键词：
人文社科期刊 走出去 西化与东化 国际化与本土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使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2010年GDP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先后颁布的多种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文化“走出去”的方针、目标与重要意义。中华文化独特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取向在于：强调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认识事物，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以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终极目标。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益于21世纪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去”，近年也渐成业内的热议话题。但还须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社科期刊若要“走出去”，实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目标，困难不少，难度很大，必须克服以下几个主要的制约因素。
一、学术风气不正，学术伦理丧失
高品位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自于高质量的论文，而高质量的论文则来自作者严谨务实的学风。因此，端正学风，重建传统学术伦理，是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质量的关键。无庸讳言，就人文社科期刊来说，当代中国真正大师级的学者很少，真正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不多，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期刊稀缺。这与消费时代的经济逻辑和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有关，更与中国学界的不正“学风”有关。中国学术“探求真理”的传统精神已经或正在大面积流失，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捏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以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学术腐败”。媒体中曝出的著名学者抄袭、院士造假、校长剽窃等不良行为，已使中国学术公信力大大降低。
学风不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本，则与学术的评价机构和机制密切相关。受世界著名学术评价机构如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的SCI、SSCI和AHCI三大引文数据库影响，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引文数据库。学术评价机构照搬了国外SCI、SSCI和AHCI各种“影响因子”的操作方法，并将其定为“国际标准”。评价机构以大量客观“科学”的数据和“定量评价”以及由此制作的学术期刊排名榜和大学排行榜，一方面影响制约着学术期刊、期刊主编和学者等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学术政策提供依据并以此参与了国家学术资源的分配。有学者认为学术不端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学术评价过度症”，[1]“学术风气堪忧，须花大力气解决”。[2]“以排行榜和排名表为特征的量化评价引发了学术造假的风气，而因造假失去了数据的可靠性又反过来使量化评价陷入了泥潭”。[3]
端正学风，重建公平正义的学术伦理，是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第一步。只有学风端正了，论文的质量才能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才能提高。中国具备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形象的同时，还须具有文化大国的精神气象。努力打造英国《自然》、美国《科学》那样的世界级期刊“旗舰”，方能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二、西方世界对中国学术的偏见
冷战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对中国存有偏见，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妖魔化”。在军事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在经济上散布“中国崩溃论”，在知识文化的生产创新上更是藐视中国。撒切尔夫人近年的一段话值得每一个中国文化人深思，她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今日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4]
中国学者在SSCI、AHCI源刊发表学术论文之难，中国人文社科期刊成为SSCI、AHCI源刊之难，都显示出撒切尔夫人的上述表达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态度，也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江南大学人文社科论文收录与决策分析平台》课题组发布的《2012年SSCI全球收录3017份期刊》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只有武汉的《经济金融年刊》一种入选，远远少于中国香港的4种。其实，这些表象的背后，隐藏的则是西方的主体意识、话语霸权和“文化冷战”思维。“几乎全部是由主要英语国家的学者编辑的英文科学和学术期刊，说明期刊编辑、编委会成员以及大部分读者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兴趣主导了这些期刊，且在很大程度上统治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日程和方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若是想在这些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作品，就必须与它们的兴趣点相一致”。[5]《中国科学》总主编朱作言院士曾坦言：“国外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对待来自中国的论文是特别‘谨慎’的，不少国内优秀科学家都有体会。”[6]科技论文尚且如此，人文社科论文就更加困难。那么，中国学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卧薪尝胆，写出高水平的论文；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唯一能做的是奋发图强，编出高质量的学刊。
三、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中国的自然科学期刊已部分“走出去”，有了一定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国界；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横亘着语言、文化、政治、道德、伦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差异性障碍，以及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由此导致东西方文化、思想和精神的不同。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冲突，实质上更是“文化战争”。这里便存在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历史对现实具有参照意义。冷战以来，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同时还建有许多“文化基地”，譬如“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这些组织背后的操控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通过这些机构向全球输出所谓的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及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扩展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如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设立的“亚洲基金会”，就暗中从事反共反华的“绿背文化”活动。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意欲“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十条诫令》，企图以多种文化方式、手段以及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和改变中国青年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杜勒斯看到的正是文化具有潜移默化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功能。还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不同语种进行大量的对华广播。这些电台得到美国国会巨额拨款并要求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客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7]然而，60多年来，中国没有被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渗透所“和平演变”，实现了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 在学术研究领域，美国亦是如此。从1996年开始，美国中情局加紧对第三世界学术界进行渗透，使第三世界学术文化承受巨大压力。他们一如既往地进行学术文化输出，无孔不入。对此，中情局毫不讳言：“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8]为渗透这些领域，中情局往往采取学术的方式，诸如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开展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等。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是负载着中国文化、思想和精神的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最大难题，也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输出的最大难题。
四、西化与东化的纠结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包括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走出去”，目的是在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基础上全方位塑造“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让东方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类和平）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个体竞争、集体斗争、国家战争）互动，[9]共同推动21世纪世界的和平、进步与发展。
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西化”和“东化”，即“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概念，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而被迫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西化”过程，但时间仅是100多年；而“东学西渐”即中国文化思想对欧洲和美国影响的“东化”进程则有1000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在秦汉、唐宋和元至明初几个“东学西渐”的高潮期，中国曾输出了器物文明、科技文明以及思想精神文明如科举制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法律思想等，给欧洲思想界以巨大影响。“汉学”在18世纪的欧洲几成显学，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当时的欧洲视中国为文化楷模，法国作家格里姆这样评价中国：“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事业，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10]
古代中国曾非常强大，中国文化曾“东学西渐”并“东化”西方，只是近代以来开始衰落，于是便有了“西学东渐”的“西化”中国。文化泰斗季羡林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11]即中国文化与文明将对世界重新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问题是，在“东化”还没有全面到来之前，我们的文化输出必先“西化”。具体到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若要“走出去”，就须先纳入西方的学术轨道，按照西方学界制订的“学术规则”进行运作，认同西方的学术范式和言说方式。其实，近10多年来，国内人文社科期刊已经“西化”得相当严重，这显示出规则“制订者”和“执法者”话语霸权的力量，这是中国欲要“东化”西方而必得先被西方“西化”所付出的代价。
五、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吊诡
在认同西方学术规范而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还得先部分放弃中国学术的“本土化”特色。中国的学术传统、学术范式与学术言说方式，20世纪90年代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中国文化是感悟性文化，中国的学术言说方式也往往融汇了生命悟性与人生智慧，经典著作如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管锥编》等，但这种感悟式、点评式的“本土化”研究方式现已基本失传，代之以完全“国际化”的套路。
“本土化”方面牺牲最大的还是中国的语言。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方法之一是创办一批高水平的英文版刊物，直接进入西方阅读视野，传播中华文化。但是，做中国学术研究不用母语而用英语，这显然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壮出路。“他者的语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视野中，充其量是一种不够完善和精致的符号系统，是不能思想的简单交流工具”。[12]但一个民族的语言对于本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宗教、文学、哲学、学术、精神和思想的重要载体。任何语言本身都隐含着一个民族本土特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准则，都代表着一种特定文化的表意符号和言说方式。语言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还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了20世纪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认为在语言中，特别是在自己的母语中，人有一种“在家里”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语言成为我们存在的见证，它体现出一种永恒的亲昵。[13]
在人文社科研究的某些方面，汉语一旦变成英语，汉字的美丽和汉语的美丽精神就会消失：唐诗宋词研究若译成英语，中国汉字所蕴涵的美丽、诗意和韵味就会丧失殆尽；如果用英语研究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和方言，总有隔山打虎的感觉，有些问题甚至无法阐释清楚。但如果不使用英语而采用本土母语思想和写作，中国学术真正的“国际化”又会长路漫漫。这其中有太多的无奈、吊诡与纠结。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也许具有某种启示：“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14]因此，如何协调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关系，是中国文化包括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需克服的又一个困难。
毋庸讳言，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确实面临着很多困难，有些困难需要长时间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慢慢克服，因为文化输出并非朝夕之事。因为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的真正崛起，意味着文化多边主义的对话取代了文化单边主义的独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味着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留下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指纹和精神气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将一道成为人类未来的生态文化和精神拱门”。[15]
（下转第61页）
（上接第57页）
参考文献：
[1] 余三定，袁玉立.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J].学术界，2010（13）.
[2] 姚申.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与学术风气[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 朱剑.学术风气、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J].苏州大学学报，2011（2）.
[4] [9] [15]王岳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14] [美] 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1）.
[6] 洪蔚.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N].科学时报，2008-09-09.
[7] 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9-31.
[8]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J].读书，2002（5）.
[10]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J].东方论坛，2004（5）.
[12] 阎光才.话语霸权、强势语言与大学的国际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1）.
[13]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
（作者单位：福建闽江學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