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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黄西的华人在中国成长，在美国“莱特曼秀”上说了5分钟笑话，成为第一个在“莱特曼秀”表演单口相声的亚洲人，并一炮而红；2010年他受邀到“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表演，这是美国相声界及喜剧界罕见的荣誉。之后他又参加全美“喜剧节”，获相声比赛冠军。
我在基因模型公司工作以后开始写日记。因为我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而我总觉得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度过这些困难时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写点日记，如果将来再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头看一看，从过去的经历里汲取一些教训。我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但后来我几乎把这事儿给忘掉了。
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日记拿出来翻了一下，当时感觉很压抑，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安全感、挫折感，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感到遗憾，对自己没做到、做不到的事感到后悔。只有读到我在日记里写的玩笑时才感觉有点意思。
读了日记以后我就想，算了，以后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有人说过：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可以选择哭或者笑，你总可以有所选择。我来美国以后，根本不知道美国也有单口相声这种艺术形式。2001年，我在休斯敦的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相声俱乐部”，那天晚上艾默·菲利普斯在表演，当时我只能听懂他一半的笑话，但我还是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住了。后来我们家里安了有线电视，我就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一些单口相声表演。
搬到休斯敦以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单口相声，但我对单口相声非常不了解，所以我在2001年底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一个单口相声成人业余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2个学生，结束的时候只剩下8个人了。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我在这个学习班里认识了我的朋友斯科特。
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上一次课，时间一小时，上了6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笑话的结构，比如铺垫、抖包袱，怎样用麦克风，以及在哪儿能找到相声俱乐部。在这个课堂里，我们还会谈论各自最喜欢的单口相声演员，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单口相声的风格，比如有些是智慧型的，有些是喜欢发牢骚的，有些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一些专门让人感觉不舒服的风格。
这门业余课的目的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写一些段子，上完这门课以后大概能写一个5分钟左右的相声段子。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们会到剑桥一个叫做“相声演播室”的俱乐部做一次演出。但不幸的是，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忙，没能参加这场演出。
过了几个星期，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萨莫维尔的一个叫“汉纳的体育酒吧”里，我第一次真正上台表演单口相声。那天晚上，酒吧的电视机里放着体育节目，有些人在玩台球，在不远处还有人在打保龄球。大部分顾客都是到那儿去看电视、玩保龄球或者喝酒的。酒吧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只麦克风，这就算是我的舞台。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大概讲了5分钟。我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笑，有几个从单口相声成人学习班里来的同学坐在台下就微微笑了一下。全场大概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人偶尔听一耳朵。等我演出结束以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讲的笑话里，只有一个后来还能用上。这个笑话是：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我擅长做的事——散发异域风情。即使这个笑话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觉得好笑。
令人灰心丧气吗？是的。我灰心丧气了吗？没有。原因很简单，刚开始搞单口相声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人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有一次，一个比我早一年涉足单口相声的美国人还问我：“你是怎么写笑话的？”
刚开始做单口相声时，我很难找到上台的机会。有时候尽管不能上台，我也会去一些俱乐部见一见他们的老板或其他相声演员。我给俱乐部的老板打过很多电话，波士顿比较大的几个相声俱乐部，我都打过电话。有些俱乐部的老板对喜剧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乔伊就是一个以对相声演员粗暴闻名的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非常简短地说了一句：“一小时以后再打过来。”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一小时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对我吼道：“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一个闹钟吗？”然后又把电话挂掉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意我在他的俱乐部演出。几年前，有几个打手突然出现在那个俱乐部里。乔伊夺路而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在那儿见过他。据说乔伊欠了黑社会的钱。
有些相声俱乐部需要看简历，所以我就给不同的俱乐部发了很多自己的履历和照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俱乐部给我回过电话。
“喜剧储藏室”是一个开在地下室的相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某个银行储存金条的地方。在喜剧储藏室俱乐部，有时会有一些新秀的演出，但每个新手必须得带两名顾客来才能上台演出。当时我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所以大雪天里我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你想看喜剧演出吗？”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就又问：“你进去以后能不能就说是来看我演出的？”有些人同意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帮忙，我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台表演。还有一些俱乐部如“峭普斯俱乐部”，只要签了名，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基本上就是上台给其他的相声演员讲笑话。有些相声俱乐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比如“埃普拉尔德岛俱乐部”，是在多切斯特，每次我在那儿表演都会看见至少一辆警车闪着紧急灯开过来。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从俱乐部出来以后，发现有几个人正想把他的车推倒。另外一次有两个喜剧演员在俱乐部外面吸烟，一个人冲过来掏出枪想抢他们的钱，其中一个喜剧演员跟抢劫的人说：“你就朝我开枪吧，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已经活够了。”那个拿枪的人真就走了。
后来事情逐渐有了好转，因为吉姆·戴维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蜥蜴酒吧”开了一个相声俱乐部，他的相声俱乐部吸引了很多智商比较高的喜剧演员。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都有一场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蜥蜴俱乐部”的情景，我当时没有上台的机会，只是想到那儿去看一下演出，认识一下俱乐部的老板戴维斯先生。那天晚上安迪·欧费斯在上面表演，他演着演着突然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观众看见他穿着一条老年人穿的内裤，最后他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里面到处都是婴儿的爽身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安迪创立了自己的“裸体相声秀”，他还把这种“裸体相声秀”带到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在他的“裸体相声秀”里，相声演员必须要裸体表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秀”，也没有看过他的“秀”，因为我还是喜欢穿着衣服表演的相声演员。
有了初步的表演经验以后，我一直努力争取在不同的相声俱乐部表演的机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褐色的小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我总是把这个小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对着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录像机练习。即使练习过，在每次表演之前我也非常紧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压制下去，然后尽量把当天晚上想讲的笑话记下来。
“蜥蜴俱乐部”每个星期一都有一个相声表演比赛。在那天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必须表演1分钟的新段子。赢家获得的奖励就是一张可以在楼上餐厅使用的20美元餐券。尽管这个奖励不是很大，但这个比赛让表演更有意思。有一天晚上我还真赢了。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赢了以后非常高兴，开车回家时天上下着非常大的雪，雪花就像是在空中横着飞一样，我边开车边享受这种兴奋感，感慨着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像我这样的移民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欣赏。
“蜥蜴俱乐部”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体会到单口相声威力的地方，喜剧演员可以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跟随他的思路，和他一起笑。这种感觉是每个喜剧演员都在寻找的。我在那里赢了6次，获奖次数排名第二。
（摘自中信出版社《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作者：黄西）
我在基因模型公司工作以后开始写日记。因为我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而我总觉得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度过这些困难时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写点日记，如果将来再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头看一看，从过去的经历里汲取一些教训。我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但后来我几乎把这事儿给忘掉了。
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日记拿出来翻了一下，当时感觉很压抑，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安全感、挫折感，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感到遗憾，对自己没做到、做不到的事感到后悔。只有读到我在日记里写的玩笑时才感觉有点意思。
读了日记以后我就想，算了，以后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有人说过：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可以选择哭或者笑，你总可以有所选择。我来美国以后，根本不知道美国也有单口相声这种艺术形式。2001年，我在休斯敦的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相声俱乐部”，那天晚上艾默·菲利普斯在表演，当时我只能听懂他一半的笑话，但我还是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住了。后来我们家里安了有线电视，我就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一些单口相声表演。
搬到休斯敦以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单口相声，但我对单口相声非常不了解，所以我在2001年底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一个单口相声成人业余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2个学生，结束的时候只剩下8个人了。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我在这个学习班里认识了我的朋友斯科特。
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上一次课，时间一小时，上了6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笑话的结构，比如铺垫、抖包袱，怎样用麦克风，以及在哪儿能找到相声俱乐部。在这个课堂里，我们还会谈论各自最喜欢的单口相声演员，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单口相声的风格，比如有些是智慧型的，有些是喜欢发牢骚的，有些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一些专门让人感觉不舒服的风格。
这门业余课的目的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写一些段子，上完这门课以后大概能写一个5分钟左右的相声段子。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们会到剑桥一个叫做“相声演播室”的俱乐部做一次演出。但不幸的是，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忙，没能参加这场演出。
过了几个星期，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萨莫维尔的一个叫“汉纳的体育酒吧”里，我第一次真正上台表演单口相声。那天晚上，酒吧的电视机里放着体育节目，有些人在玩台球，在不远处还有人在打保龄球。大部分顾客都是到那儿去看电视、玩保龄球或者喝酒的。酒吧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只麦克风，这就算是我的舞台。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大概讲了5分钟。我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笑，有几个从单口相声成人学习班里来的同学坐在台下就微微笑了一下。全场大概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人偶尔听一耳朵。等我演出结束以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讲的笑话里，只有一个后来还能用上。这个笑话是：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我擅长做的事——散发异域风情。即使这个笑话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觉得好笑。
令人灰心丧气吗？是的。我灰心丧气了吗？没有。原因很简单，刚开始搞单口相声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人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有一次，一个比我早一年涉足单口相声的美国人还问我：“你是怎么写笑话的？”
刚开始做单口相声时，我很难找到上台的机会。有时候尽管不能上台，我也会去一些俱乐部见一见他们的老板或其他相声演员。我给俱乐部的老板打过很多电话，波士顿比较大的几个相声俱乐部，我都打过电话。有些俱乐部的老板对喜剧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乔伊就是一个以对相声演员粗暴闻名的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非常简短地说了一句：“一小时以后再打过来。”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一小时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对我吼道：“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一个闹钟吗？”然后又把电话挂掉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意我在他的俱乐部演出。几年前，有几个打手突然出现在那个俱乐部里。乔伊夺路而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在那儿见过他。据说乔伊欠了黑社会的钱。
有些相声俱乐部需要看简历，所以我就给不同的俱乐部发了很多自己的履历和照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俱乐部给我回过电话。
“喜剧储藏室”是一个开在地下室的相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某个银行储存金条的地方。在喜剧储藏室俱乐部，有时会有一些新秀的演出，但每个新手必须得带两名顾客来才能上台演出。当时我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所以大雪天里我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你想看喜剧演出吗？”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就又问：“你进去以后能不能就说是来看我演出的？”有些人同意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帮忙，我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台表演。还有一些俱乐部如“峭普斯俱乐部”，只要签了名，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基本上就是上台给其他的相声演员讲笑话。有些相声俱乐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比如“埃普拉尔德岛俱乐部”，是在多切斯特，每次我在那儿表演都会看见至少一辆警车闪着紧急灯开过来。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从俱乐部出来以后，发现有几个人正想把他的车推倒。另外一次有两个喜剧演员在俱乐部外面吸烟，一个人冲过来掏出枪想抢他们的钱，其中一个喜剧演员跟抢劫的人说：“你就朝我开枪吧，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已经活够了。”那个拿枪的人真就走了。
后来事情逐渐有了好转，因为吉姆·戴维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蜥蜴酒吧”开了一个相声俱乐部，他的相声俱乐部吸引了很多智商比较高的喜剧演员。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都有一场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蜥蜴俱乐部”的情景，我当时没有上台的机会，只是想到那儿去看一下演出，认识一下俱乐部的老板戴维斯先生。那天晚上安迪·欧费斯在上面表演，他演着演着突然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观众看见他穿着一条老年人穿的内裤，最后他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里面到处都是婴儿的爽身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安迪创立了自己的“裸体相声秀”，他还把这种“裸体相声秀”带到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在他的“裸体相声秀”里，相声演员必须要裸体表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秀”，也没有看过他的“秀”，因为我还是喜欢穿着衣服表演的相声演员。
有了初步的表演经验以后，我一直努力争取在不同的相声俱乐部表演的机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褐色的小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我总是把这个小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对着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录像机练习。即使练习过，在每次表演之前我也非常紧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压制下去，然后尽量把当天晚上想讲的笑话记下来。
“蜥蜴俱乐部”每个星期一都有一个相声表演比赛。在那天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必须表演1分钟的新段子。赢家获得的奖励就是一张可以在楼上餐厅使用的20美元餐券。尽管这个奖励不是很大，但这个比赛让表演更有意思。有一天晚上我还真赢了。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赢了以后非常高兴，开车回家时天上下着非常大的雪，雪花就像是在空中横着飞一样，我边开车边享受这种兴奋感，感慨着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像我这样的移民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欣赏。
“蜥蜴俱乐部”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体会到单口相声威力的地方，喜剧演员可以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跟随他的思路，和他一起笑。这种感觉是每个喜剧演员都在寻找的。我在那里赢了6次，获奖次数排名第二。
（摘自中信出版社《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作者：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