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至关内者甚多，他们有些滞留北平，有些来到南京。到南京与我熟的都来我处，免不了谈到家乡和张汉卿（学良）的事，阎宝航、高崇民，尤其是王卓然（张汉卿的家庭教师）等还露骨地说：“张汉卿的老太爷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家仇国恨，接踵而至，你自郭松龄起事失败离开东北，虽然没有家仇，但也有国恨。张汉卿在东北没有人才，你该回去帮他，你们两人合作，我们推你坐第二把交椅，一切事听你们两人的。”
　　甚至还常有人在见面时对我说：“凭你一个书生，跑出来在南方打出基础，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背后有枪杆，更了不起，情况更不同，蒋先生也还不是靠枪杆才能打天下。尽管今天国民党如何如何，有地盘、有钱，还不是要听有枪杆的！”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心思想，东北的事不是谁做谁不做的问题，而是要把中心思想弄清楚，其余都是小事，那我回去、不回去都一样，问题不在我跟张汉卿合不合作。东北何尝没有人才，你们也都是人才啊!”当时若我要认真何尝不可为，不过大家也都是说说就算了。
　　有一次张汉卿从国外归来，在汉口任副总司令。陈立夫要到庐山去见蒋先生，先来对我说准备跟蒋先生谈我与张汉卿的事，如果我和蒋先生都同意，他就要到汉口去见张汉卿。他说：“东北的事端系于你跟汉卿两人的态度，如果你们两人合作就有办法，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正如齐桓公与管仲一样，需要鲍叔牙，东北的老先生 们应做鲍叔牙，可惜他们见不及此，我去做鲍叔牙。”
　　我说：“你的比喻我不敢当，我与张汉卿并无任何私怨，当年郭松龄起事是反对他老太爷，今天他到中央，且加入国民党，还有什么话说呢？这不是私人问题。在私人方面说，张汉卿对我还有过好处，当年我从德国回来，郭先生请我办同泽中学，他也是校董；我们并没有吵过架，不过据我看不行，因为他左右的人不行。”立夫说：“你不要再谈这些了，你还是跟张汉卿联络好了。”我说：“你可以跟蒋先生谈谈，只要他同意，我没有意见。”
　　后来陈立夫到庐山以后，又去了汉口，回来却一个字不提；我也没有问，事情当然不成。
　　应邀汉口见张学良
　　就在陈立夫跟我提此事的前后，张汉卿分头邀请梅公任、徐箴、周天放到汉口谈。他们去之前问过我，回来也都告诉我，但只是吃饭、拉拢，并没有内容。以后跟张汉卿有关的人来南京，对我说何不去跟汉卿谈谈，我说我有事，也走不开。结果张自汉口来电邀我，我回电说：“有事我才去，没事我走不开。”张再来电无论如何要请我去，我就去看立夫，立夫说：“你去吗?”我说：“没关系，如果我自己去，他也许会对付我一下，他请我去，没关系的。”
　　我到汉口，住在德明饭店，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去见张汉卿，这是郭松龄一役后第一次跟他见面。是日晚，没有通知，也没有请帖，张汉卿亲自来请，犹坐他的车出去吃饭，到一个地方（以后听说是端纳的住处）吃西餐，没有旁人在座。他先批评郭松龄，好坏皆有，我不置一词。接着他说：“你跑到日本领事馆是对的。”我说：“是啊！你到秦皇岛的时候，我劝郭先生把你扣下，他不干。”就这样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谈多了，我就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也许你可以解答。中国这些年来，军人彼此内争，下场也有很不幸的，但不若我们东北惨，不知是何缘故？会不会你老太爷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要统治东北这么一大块地方，非用人才不可，而又怕他们把他抬了，所以使这些人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造成遇事闹得不可开交。”他说：“你完全看错了，我老太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的人，就像东北赶马车的人（老板子），常把马车赶不到一起，有的东拉拉，有的西拉拉。”言外之意好像说他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
　　我说：“你老太爷有了不起的地方，他那个局面能应付下来，完全靠用人，他旁边有一批人才，为了要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恐怕你还比不上你老太爷。”
　　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答腔了。我看时间也很晚了，话也说得够多了，因此我就说：“今天话也谈得很多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旁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既然你请我来，我旁的帮不了忙，临走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你到南方来，最要紧的是要对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够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须负很多的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将来你到南京，你我还可以随时再谈。”
　　他不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表示。
　　当时王树翰（原任张学良的秘书长）也在汉口，知道我来，也到旅馆来看我，不过没谈什么。次日我就回南京，以后听说王树翰问张汉卿谈得怎么样，张汉卿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
　　杜重远的案子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陈果夫的电话，要我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处把杜重远领出来，并且要我招呼他。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吃完饭，就跑去见陈果夫。陈果夫说这是臧启芳给他建议的，认为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的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把他押起来。
　　就这样陈果夫给熊式辉一封电报，把杜重远押起来，现在要交给我处理。我当时无法，只好照办，但却觉得臧启芳拆烂污，要这样做，事先总该对我说一声，现在弄得我非常为难，更加深我与杜重远的误会。
　　原来杜重远与我是留日的同学，虽然他比我晚一二年，但常有接触，感情不错。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到上海宣扬义勇军，很受重视。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闲话天皇》的文章，对日本天皇有所批评，引起日本的震怒，认为是大不敬，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惩办他。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找不到杜重远，致电南京萧同兹转告我与萧同去上海，我就到上海见吴铁城，吴说他找不到杜重远，要我出出面，无论如何，为国家，杜总该出来，否则上海就要大难临头。我说：“那你要怎么办?”吴说：“顶多判两个月，也不要他坐牢。”
　　其实那个时候杜重远还是住在上海，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出来，杜很漂亮地说：
　　“为国家我愿意出来，但要判多久，住监多久，要说个清楚，好让我有所准备。”我说：“顶多判你两个月，也不要你坐监。”不久法院开庭，杜再问我究竟要判多久？我告诉他吴铁城说顶多判两个月，不会错的。开庭的时候，我没有去，结果当庭扣押，判十四个月，送曹家渡监狱。我听到这个消息大 为震怒，我觉得这是做人问题，以后叫我怎么做人？如果我原先晓得，明告他还没什么，他还可以斟酌，现在这么一来等于我在骗人。我赶紧跑到曹家渡监狱去看他，向他道歉，他的态度倒还沉得住，说：“没什么，这又不是你判的！”但心里总是不舒服的。我当时对吴铁城大为不满，我又不是他市政府里的职员，为他自己做官方便，却要我出卖朋友，故当时连见都不曾去见他，当天下午即回南京。
　　时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丽生，他是湖北人，跟我很熟，是我把他介绍给果夫先生的。这一次我从上海回南京，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几点钟路过苏州，希望能在车站见面，结果我就在车站拜托他在曹家渡监狱多招呼杜重远，顶好让他行动自由，生活舒适点。朱丽生一回去就通知监狱特别优待，有三间房子给他使用，随意会客，俨然成为里面的英雄。结果就由于大家捧他，使杜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那时他会客方便，高崇民（留日同学）也住进里面陪他，哭干了眼泪。
　　我受到这样的愚弄，实在受不了，回到南京就要辞职。陈果夫说：“这要怪你，你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呢？我们都知道要判十四个月啊！”我说：“吴铁城告诉我要判两个月啊！”果夫说：“吴铁城的话你还能相信？”我总算上了一个大当。
　　在杜重远住监十二个月后，我得到监狱方面的同意，把他送到虹口疗养院，我并且商之于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准备让他做南浔铁路局长，但杜说这些职位已不在话下。期满他欲往西安张汉卿处，路过南京与我谈天下事，他说他跟张学良如何的好，跟宋子文又是如何的好，上海文人对他又如何的好，而我在中央还有一些关系，只要彼此一携手，一商量，让他们怎么办，事情就都有办法。听他口气好像我俩携手，就可视天下事易如反掌。我说：“重远，你可使汉卿、子文听你的话；我可没这本事。”我们谈了一个下午，终以玩笑态度来结束这次谈话。接着他到西安去见张学良谈些什么，我不清楚，以后他到南京，有时候来我处，有时根本不来。
　　现在臧启芳出这个主意，到西安事变发生，杜适在江西，因而以嫌疑被押，无非是怕杜重远利用张学良，对委员长不利，这对蒋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忠实的想法，但把杜重远交给我，杜一定又以为是我干的捉放老把戏，我对他更无从洗刷了。
　　我很勉强地赴赣一行，去看熊式辉，熊说：“你来好极了，我就把杜重远交给你了，你把他带走吧！”我就陪他同回南京，并问杜说：“你要到哪里去住？”杜说他要去见张公权（铁道部长），我让他去，过一阵子便回来，我要他住我家，他说：“他们会来吵你，不方便，住旅馆好不好？”我只好答应。送他到安乐酒店，我电请臧启芳来陪他，我告诉臧启芳说：“我把这事交还给你，敬谢不敏。”
　　以后臧启芳来过，没几天，杜重远说要到上海去见杜月笙和王晓籁，要他们帮忙他到西安去一道，他好劝说张汉卿放蒋先生出来，杜的真正意向是放是杀不得而知，我想杜是陈果夫交给我的，因此我就问果夫该怎么办？果夫说：“看着办吧！”于是我大胆地告诉杜重远要到上海去可以，不过把上海的住处告诉我，有事好去找他。他到上海曾经见过杜月笙，但结果还是没有到西安去。
　　
　　蒋先生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
　　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几位老先生在北平观望几天以后来到南京，住在王树常家（东北军人），准备往西安请张学良释放蒋先生。王树常跑来跟我商量，我说我不能做主，我回去再与果夫商量。
　　陈果夫那时真了不起，非常沉着，他说这事他也不能做主，他要去问戴先生（季陶）。果夫先生去问戴先生回来说：“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去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果夫并且告诉我要何敬之（应钦）预备飞机飞西安，结果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在太原降落，他们还没有往西安走，蒋先生已经脱险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先生到洛阳，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颇出我意料之外，即电何敬之查询。何先生说：“真有其事，人已至洛阳，并且还通过电话。”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 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地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这事以后没几天，陈果夫跟我提到说：蒋先生回来，他向蒋先生报告在事变期间有哪些人非常关心，说我也在怎么设法营救他。讲过后，蒋先生就问他说：“他做的事，你们都晓不晓得?”果夫说：“当然我也不敢说每件事都晓得，不过大事没有不跟我们商量的。”
　　综合何敬之与陈果夫两人的谈话，在西安期间，张汉卿很可能也跟蒋先生谈过。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
　　张汉卿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徒刑，蒋先生向中央常会求情，改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旋蒋先生回奉化，张汉卿也到奉化，当时我在上海，刘尚清跟我说他要到奉化去看张汉卿，我说：“今天张汉卿倒了楣，你看见他好不好跟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也到奉化去看他，为国家也好，为东北也好，总还有见面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刘尚清说：“很好！今天他倒了楣，难得你还有这个意思，我一定跟张汉卿说。”刘尚清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把话都告诉张汉卿了，张汉卿说：“时间还早。”
　　我从汉口和张汉卿见过那次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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