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承编辑部的同志嘱我写一点文字,深感荣幸。这份刊物是我素所喜爱的,刊登的不少文章曾使我受益匪浅。我生平第二篇论文《唐代的商业和商品生产》也是发表在这里,后来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文章。所以写一些东西是完全应该的。
《历史教学》的50周年刊庆,恰好在21世纪的头一年。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作一点历史的思考。
一在我们告别20世纪的时候,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作着种种分析和预测。意见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但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集中。至少,国内绝大多数的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世纪,我们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是,在19世纪末叶,面对着即将来临的20世纪,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会不会随着19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中华民族在20世纪还能不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忧心忡忡,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确切反映。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这一段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睃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①从争取生存到致力腾飞,在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年间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程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②看一看20世纪开始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再看一看20世纪终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两相比较,自然可以对20世纪的历史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观察历史应该采取的起码的科学态度。
二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的时候,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讨论中国怎样才能立足于新的世纪时,说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③这一段话,在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宣传“革命崇拜症”的典型文字。且不管我们对邹容的这段话抱什么样的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类似这样的呼喊,并不只是孤立地出自邹容之口,而是代表了20世纪之初一代社会精英的共同心声,同时还在更大范围里震撼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灵魂。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作出的明确回答。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黑白分明,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斥也好,无论如何,革命确确实实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至少,20世纪的前一半,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内容。如果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④,那么,革命对于20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
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不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还是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得不用暴力推翻这样的反动统治,以清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的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便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定要防止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我觉得,在非难革命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发生凋敝破坏。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代史作出了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⑤所以,把革命只是看作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中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的片面性就在于没有把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时段中去考察,去分析。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不通过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反动统治势力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如果前一个历史任务不完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因缺少必要的前提而成为空中楼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总是不惜抛家舍业,流血牺牲,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的原因。中国人民并不是特别青睐革命,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必须作出的无法回避的选择。
我想,20世纪的全部历史,已经对革命的作用作出了最为明确、最有权威的回答。
三19世纪的下半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力量也在旧基地上逐步诞生和成长。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深刻的变化,激烈尖锐的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画卷。新与旧,正义与邪恶,抗争与屈辱,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了历史极其深邃的内容。
20世纪的历史,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继续,又是这一段历史的发展。
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探索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江泽民同志上面提到的近代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大体说来,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通过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20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
综观20世纪的历史,自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以来,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发展变化,都同党的领导息息相关。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就得到巨大的进步;相反,如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错误和偏差,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了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受到挫折,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如何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20世纪历史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历史,如实地看作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就会有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有的书籍和文章,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歪曲客观历史实际,把党的全部历史描绘成连续不断制造“左祸”的历史,党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历史,这当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完全错误的。从根本上说,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当然,对于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曾经遭受的挫折,我们不应该回避,不应该健忘,不应该掉以轻心。有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有的有客观的原因,有的则主要是主观的因素起作用;而且,有些错误,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教训。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前面说到的问题的本质。否则,就无法说明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始终衷心拥护党的领导。
在新的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中国人民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英勇奋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只要我们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52页。
② 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9年第二期。
③ 邹容:《革命军》。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南窗谈往》及合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等。)责任编辑:蔡世华
《历史教学》的50周年刊庆,恰好在21世纪的头一年。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作一点历史的思考。
一在我们告别20世纪的时候,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作着种种分析和预测。意见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但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集中。至少,国内绝大多数的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世纪,我们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是,在19世纪末叶,面对着即将来临的20世纪,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会不会随着19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中华民族在20世纪还能不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忧心忡忡,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确切反映。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这一段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睃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①从争取生存到致力腾飞,在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年间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程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②看一看20世纪开始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再看一看20世纪终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两相比较,自然可以对20世纪的历史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观察历史应该采取的起码的科学态度。
二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的时候,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讨论中国怎样才能立足于新的世纪时,说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③这一段话,在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宣传“革命崇拜症”的典型文字。且不管我们对邹容的这段话抱什么样的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类似这样的呼喊,并不只是孤立地出自邹容之口,而是代表了20世纪之初一代社会精英的共同心声,同时还在更大范围里震撼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灵魂。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作出的明确回答。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黑白分明,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斥也好,无论如何,革命确确实实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至少,20世纪的前一半,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内容。如果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④,那么,革命对于20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
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不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还是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得不用暴力推翻这样的反动统治,以清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的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便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定要防止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我觉得,在非难革命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发生凋敝破坏。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代史作出了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⑤所以,把革命只是看作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中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的片面性就在于没有把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时段中去考察,去分析。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不通过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反动统治势力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如果前一个历史任务不完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因缺少必要的前提而成为空中楼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总是不惜抛家舍业,流血牺牲,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的原因。中国人民并不是特别青睐革命,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必须作出的无法回避的选择。
我想,20世纪的全部历史,已经对革命的作用作出了最为明确、最有权威的回答。
三19世纪的下半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力量也在旧基地上逐步诞生和成长。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深刻的变化,激烈尖锐的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画卷。新与旧,正义与邪恶,抗争与屈辱,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了历史极其深邃的内容。
20世纪的历史,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继续,又是这一段历史的发展。
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探索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江泽民同志上面提到的近代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大体说来,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通过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20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
综观20世纪的历史,自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以来,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发展变化,都同党的领导息息相关。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就得到巨大的进步;相反,如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错误和偏差,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了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受到挫折,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如何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20世纪历史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历史,如实地看作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就会有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有的书籍和文章,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歪曲客观历史实际,把党的全部历史描绘成连续不断制造“左祸”的历史,党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历史,这当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完全错误的。从根本上说,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当然,对于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曾经遭受的挫折,我们不应该回避,不应该健忘,不应该掉以轻心。有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有的有客观的原因,有的则主要是主观的因素起作用;而且,有些错误,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教训。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前面说到的问题的本质。否则,就无法说明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始终衷心拥护党的领导。
在新的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中国人民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英勇奋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只要我们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52页。
② 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9年第二期。
③ 邹容:《革命军》。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南窗谈往》及合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等。)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