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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作为这个刊物创刊时的一个读者,谨致诚挚的祝贺。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现依然健在的张苑峰(政火良)先生即是该刊创始者之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较早的一个专业性刊物。当时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学习》杂志,虽然不时地对史学、哲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但主要地是指导全国政治理论学习的刊物。像《历史教学》、《翻译通报》等专业性刊物,则是屈指可数的。由此也就可知道:党和国家自建国伊始对历史科学即是极其重视的,对《历史教学》这个专业刊物的期望是至为殷切的。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需要,不仅要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浊泥污水涤荡干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重新予以颠倒过来。几千年来,广大农民、工匠以自己的艰辛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长年的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遭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这种状况当然应该得到根本的改变。《历史教学》面临的及其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重大任务,党和国家所殷切期望于《历史教学》者,即是指这一大的任务而言的。
《历史教学》创刊以来,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我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铁制生产工具广泛应用的重要改进时期,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历史教学》创刊号就刊载了汉代铁官徒冶铁的巨大作用,作为历史主人的劳动生产者就在这个刊物上凸现出来了。此后,诸如劳动生产的种种活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明,生产技术的创造和应用,以及毕曰升、黄道婆、沈括、苏颂、宋应星等科学家的业绩,都作为《历史教学》的重要课题而刊布出来,做为历史主人的劳动生产者经过长期宣扬而深入人心,从而树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回顾《历史教学》创立50年,这一点极其值得总结和称赞。
50年代,学术界探讨的重大课题是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和历史人物等,当时有所谓“五朵金花”的比喻。回顾这些讨论,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还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应当说,这是学术探讨的正常现象。《天方夜谭》谈论了不过一千零一夜,但学术探讨往往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几个甚至几十个《天方夜谭》就能够得出公认的正确结论来的。也有的问题,如关于农民战争,不是从农民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论述他们的反抗斗争,而是把农民现代化,以至于出现拔高的现象。虽然在问题的探讨方面,有不少失误,但总算起来,建国以来,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探索,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新中国史学奠定了较为坚定的基础,为尔后的发展找到了新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教学》依然做出了斐然可观的成绩。针对某些错谬观点,《历史教学》采取了批判态度。1958年,曾经有人借口打破王朝体系,提出把包括皇帝年号在内的朝代名称一律废止不用。针对这种幼稚病,《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主要在于,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学体系,至于朝代年号是年代的标志,仍然是可以充分利用。至于《历史教学》在历史分期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的一些高质量的论文,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见重于史林,丝毫不损其科学价值。《历史教学》之所以见重于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历史教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还在于它承担历史教学所具有的广泛性。在课堂教学上,不仅是高、初中教学,连大学教学,学生们总是不断地提问一些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好与坏,是道德上的意义,还是政治上的意义,或者是阶级上的意义,并不是能够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回答出来的。建国以来,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风靡于各个刊物,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教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极为突出,它所发表的人物评论文章,极其广泛,既有帝王将相如秦皇、魏武、宋祖,也有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如黄巾、李密、刘六、刘七、李自成,也有如前面提出的一些发明家等等,应有尽有。评论文章有的非常中肯,评价客观公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2年《历史教学》曾经对史可法这个人物提出讨论,看看他是否够得上一位民族英雄。作者们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视野自然也就不同,立论、结论当然就有了差异、不同。尽管有如此不同,但都是为了取得共同的正确的认识,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而为学术的自由讨论,为学术民主开创了好风气。这一点尤为值得重视。
岁月奄忽,《历史教学》创建了50周年。《历史教学》在这50年中的成绩则是光彩夺目的。概括起来,《历史教学》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刊物,一是它发表了无数的高质量的文章,推动了历史科学的发展,一是通过教学,适应广泛的需要。而这两点,则是《历史教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祝愿《历史教学》更上一层楼,创造更大的成绩。
(漆侠,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等。曾于《历史教学》发表多篇论文。)责任编辑:倪金荣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现依然健在的张苑峰(政火良)先生即是该刊创始者之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较早的一个专业性刊物。当时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学习》杂志,虽然不时地对史学、哲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但主要地是指导全国政治理论学习的刊物。像《历史教学》、《翻译通报》等专业性刊物,则是屈指可数的。由此也就可知道:党和国家自建国伊始对历史科学即是极其重视的,对《历史教学》这个专业刊物的期望是至为殷切的。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需要,不仅要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浊泥污水涤荡干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重新予以颠倒过来。几千年来,广大农民、工匠以自己的艰辛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长年的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遭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这种状况当然应该得到根本的改变。《历史教学》面临的及其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重大任务,党和国家所殷切期望于《历史教学》者,即是指这一大的任务而言的。
《历史教学》创刊以来,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我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铁制生产工具广泛应用的重要改进时期,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历史教学》创刊号就刊载了汉代铁官徒冶铁的巨大作用,作为历史主人的劳动生产者就在这个刊物上凸现出来了。此后,诸如劳动生产的种种活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明,生产技术的创造和应用,以及毕曰升、黄道婆、沈括、苏颂、宋应星等科学家的业绩,都作为《历史教学》的重要课题而刊布出来,做为历史主人的劳动生产者经过长期宣扬而深入人心,从而树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回顾《历史教学》创立50年,这一点极其值得总结和称赞。
50年代,学术界探讨的重大课题是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和历史人物等,当时有所谓“五朵金花”的比喻。回顾这些讨论,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还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应当说,这是学术探讨的正常现象。《天方夜谭》谈论了不过一千零一夜,但学术探讨往往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几个甚至几十个《天方夜谭》就能够得出公认的正确结论来的。也有的问题,如关于农民战争,不是从农民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论述他们的反抗斗争,而是把农民现代化,以至于出现拔高的现象。虽然在问题的探讨方面,有不少失误,但总算起来,建国以来,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探索,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新中国史学奠定了较为坚定的基础,为尔后的发展找到了新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教学》依然做出了斐然可观的成绩。针对某些错谬观点,《历史教学》采取了批判态度。1958年,曾经有人借口打破王朝体系,提出把包括皇帝年号在内的朝代名称一律废止不用。针对这种幼稚病,《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主要在于,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学体系,至于朝代年号是年代的标志,仍然是可以充分利用。至于《历史教学》在历史分期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的一些高质量的论文,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见重于史林,丝毫不损其科学价值。《历史教学》之所以见重于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历史教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还在于它承担历史教学所具有的广泛性。在课堂教学上,不仅是高、初中教学,连大学教学,学生们总是不断地提问一些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好与坏,是道德上的意义,还是政治上的意义,或者是阶级上的意义,并不是能够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回答出来的。建国以来,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风靡于各个刊物,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教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极为突出,它所发表的人物评论文章,极其广泛,既有帝王将相如秦皇、魏武、宋祖,也有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如黄巾、李密、刘六、刘七、李自成,也有如前面提出的一些发明家等等,应有尽有。评论文章有的非常中肯,评价客观公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2年《历史教学》曾经对史可法这个人物提出讨论,看看他是否够得上一位民族英雄。作者们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视野自然也就不同,立论、结论当然就有了差异、不同。尽管有如此不同,但都是为了取得共同的正确的认识,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而为学术的自由讨论,为学术民主开创了好风气。这一点尤为值得重视。
岁月奄忽,《历史教学》创建了50周年。《历史教学》在这50年中的成绩则是光彩夺目的。概括起来,《历史教学》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刊物,一是它发表了无数的高质量的文章,推动了历史科学的发展,一是通过教学,适应广泛的需要。而这两点,则是《历史教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祝愿《历史教学》更上一层楼,创造更大的成绩。
(漆侠,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等。曾于《历史教学》发表多篇论文。)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