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杰出历史人物有着惊人相似的是，意志坚定、笃守信念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是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世界级政治强人。作为华裔家族的一员，不能说小时的李光耀没有感受一点中国式宗教传统的熏染。当李光耀还是孩童时，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同父亲一道去公墓祭拜祖父，在祖父的忌日，家中的粤籍帮佣会摆好供桌，让父亲虔诚地行祭拜礼仪，可以说这在李光耀儿时的生活里镌刻下了深深记忆。到晚年，李光耀曾回答记者的提问道：“是的，我是个名义上的佛教徒。在大多数佛寺里，僧人和教徒们打莲花座，双手合掌，深呼吸，眼睛完全睁开但是什么也不看，放松。我做不到这些，但是我闭上双眼，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不同于僧人的效果。”不过，李光耀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子女做诸如此类的事。他的三个孩子从小受其影响也不信奉任何宗教。李光耀认为：“如果让我的孩子或让我相信，墓前祈祷就会得到启示，世界就会更加善待你，我是根本不会相信的。”以此笃定的信念，自小浸濡和求学于英语世界的李光耀，对西方盛行的几大宗教也从不涉足。直到晚年重病缠身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去世时，李光耀对上帝或有灵性的世界也没产生什么兴趣或投以特别关注。2009年，陪伴了李光耀六十二年的妻子在几次中风后元气大伤，卧病在床，翌年即与世长辞。李光耀没有流露太多的伤感，只是一种平静的悲伤。他坦率地说：“我不大可能会在天堂遇到我的父亲或妻子。我的意思是，嗯，出于情感的原因，我们希望骨灰能摆在一起，但是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李光耀虽不信仰宗教，但他承认宗教信仰的力量。他晚年曾描述道，1983年当他的好朋友、老部长韩瑞生临终时，他看到韩瑞生和他的家人如何从天主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他无所畏惧，我就在他的病床边上，牧师为他做最后的圣礼。他坚定的宗教信仰来自童年时代，他因为那种信仰，而保持着平和的思想和精神。”而李光耀自己的精神慰藉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培养了一种“防御机制”以应对人生中的兴衰沉浮：“我从所有的危机中幸存下来。我具备一种内在的东西帮助我在受到挫折后平复过来，我不需要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我想，所谓“内在的东西”或许就含有李光耀一生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
　　终其一生，李光耀确乎是一个不信因缘生灭、因果循环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但他的政治信仰却是旗帜鲜明与灵活务实的，既有古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实用理性，又有古意大利马基雅维里式的威权专制。李光耀说：“我算不上一个儒家学派，我对儒家思想的了解也很肤浅。我只知道尊敬长者、忠实家庭，什么时候对朋友有所为，什么时候对政府有所不为。按照中国人的思想，如果有人不尊重我，而我不站出来反击，就会失去威信。”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其务实思想和作风几与邓小平相媲美。2010年11月，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整整三十二年之后，在新加坡河畔的“贵宾廊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为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碑上刻有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是李光耀一生最佩服的三个政治家之一，他的这句名言，显然影响了李光耀。可视之为李光耀政治遗嘱的《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一书，书名中的“Hard Truths”，灵感无疑来自于邓小平的那句话。而在一次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李光耀曾当仁不让地将中国开放之初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专利归于自己。他告诉记者，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他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为邓小平所接受。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这是李光耀多次向新闻媒体述说的名言。新加坡是个种族混杂、语言与宗教信仰极为复杂敏感的地区，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有自己信仰的某种宗教，像李光耀这样的无宗教信仰者属于少数派。作为早年投身于新加坡独立与自强伟业的李光耀，或许没有宗教信仰对他本人及国家来说是件幸事，因为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免于被怀疑对某个宗教群体的偏爱倾向。历史早已证明，政治与宗教搅和在一起，总会演绎出许多人间惨剧与人生悲剧来。事实上，李光耀是从求真务实、理性实用的视角来看待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他透过这个视角来审视和管理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管理常常需要权谋者极为娴熟的政治平衡能力。因为这个岛国种族的构成，华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四，马来人占百分之十三，还有百分之九是印度人，且在过去数十年间没什么大的量变。宗教信仰的变动性却较大，佛教、基督教的信徒在扩张，道教在萎缩，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信徒基本维持不变。从一开始，李光耀就睿智地把新加坡视作一个由多种族的精英管理的社会，“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每个人、每种语言、每种文化、每种宗教都能找到各自位置，公正平等”的地方。这话是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在致全体公民的誓词中说的。然而，他也非常现实地将种族、语言和宗教视为新加坡公民难以交流融合的鸿沟，他领导的新加坡政府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极尽努力弥合分歧趋向和谐，尽管施行旨在包容所有差异的强硬政策遭到激烈反对时，他也不改初衷与目的。
　　新加坡是一个仅两百万人口且种族多元的小岛，没有资源，没有腹地，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他认为新加坡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基本要素。这样的一个“原点”导致了李光耀的观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与生俱来的危机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实用主义的重要渊源。但是当这种危机感被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反复地述说，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时候，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政府获取其正当性的工具性话语。李光耀认为有必要采纳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是随时愿意为了某种足够大的实用的目标而牺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权。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在新加坡的经济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响新加坡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李光耀的信仰、信念和意志与其治国理念及政策的取舍密切相连。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難以成为终极目标。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决定论，甚至认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够优秀，一生都在鼓励年轻已婚的女硕士、博士们为新加坡多生育孩子。这个信念是他精英治国论的来源，当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改变。他认为国家的竞争首先取决于高效运作的制度和领导团队，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范的那样。
　　李光耀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论，不认为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够改良，但认为可以通过规训和管教得到克服。他会看到人性之恶，但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甚至整个精英阶层排除在这个分析之外，并不会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认为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标始终是高尚的，哪怕有时候手段不是那么高尚，它也可以因为目标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开始了。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观察，让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对文明地、温和地治理国家。可以相信，他对英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程序正义的恪守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突然占领新加坡，赶走了英国人。在被奴役的三年半时间里，李光耀曾在黑市倒腾过买卖，用娴熟的英文服务于占领军宣传部门，一心苟于活命的他甚至被虐待押至海滩险遭枪杀。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之下，他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也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恶，也看到了皮鞭和铁腕对于管理社会的有效性。这个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对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