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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世界里作家、诗人几乎从未停止对自由的畅想和思考。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先秦社会，庄子以《逍遥游》发声，向世人展示心无所待、肆意驰骋的波澜壮阔的精神自由世界。回到工业文明，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人的身体和灵魂被无数的外物所累，人们开始怀念更加纯净的自由。可是社会进步的脚步不能停歇，社会固有的秩序不能被打破，人生而为人，免不了要在社会里按照既定的秩序生活。真实而苦难的生活似乎警告着世人“乌托邦”的破灭和无望，也呼唤着人们向内寻求“乌托邦”。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你一直是自由的，你感到不自由，是因为你自由的选择了不自由。”
最早为我们描画“乌托邦”的哲学家当属庄子。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就大手笔为我们铺张了一幅鲲化为鹏、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的壮阔画卷。“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大鹏的翅膀犹如天边的云，海动风起，他便乘风破浪飞向南方的尽头。大鹏尽情遨游天地之间，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可我们终究是凡人，没有翅膀，不能如大鹏一样自在飞翔。庄子提倡的也绝非肉体无约束这般的简单肤浅，而是摆脱了名利与欲望枷锁的“无所待”的精神自由，是“无己”、“无功”和“无名”的无牵无挂和无所羁绊。庄子提倡“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遥状态，赞美绝对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乌托邦”蓝图。人离开纷扰的世间追求绝对的精神独立，庄子更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齐物”的理论。在绝对自由的精神面前，一切似乎都平等没有差别了。物与我、是与非、善与恶都不能够成为扰乱心的外物。刘笑敢总结庄子的思想就是“‘游乎无人之野’（《山木》）、‘无何有之乡’（《逍遥游》）、又说要‘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无为而无不为，逍遥天地间。这就是“乌托邦”的至高境界。
可是庄子描绘的境界毕竟只是理想境界，人非鲲鹏，处于世中，又有几人能做到真正的齐物和逍遥。包括庄子身处乱世之时创作出来的《逍遥游》，也是向外寻求自由美好的“乌托邦”失败而催生出向内逍遥的旷世经典。庄子所恣意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是没有掺杂任何现实因素的纯粹的自由。回归到现实的语境之中，“乌托邦”不能摆脱现实的影响因素。社会物质文明飞速发展，其对人心灵的戕害也成为了许多文人所关注的一大问题。林语堂在《奇岛》里建立一个中西语境融合下的世外桃源——“奇岛”，来表达他对现代物质工业文明下人类该何去何从的思考。小说中，尤瑞黛一不小心闯入了劳思和阿山诺波利斯合力创建的一个新的文明之地。在这个小岛上，每个人的意愿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人平等快乐，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不存在冲突和相互污染，犹如一片天堂。小岛上的人甚至去除了衣服和鞋子的束缚，可以赤身裸体地行动，个体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尊重。小岛上犹如古代希腊雅典时代一样，追求艺术，追求哲思，追求个人自由，追求美。劳思是这个小岛上的精神领袖，也是林语堂本人的代言人；林语堂的想法都通过他的嘴展现给世人。劳思在书中并不否定进步，他认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好的进步不是飞速的发展下，人来不及思考自己何去何从，从而导致精神世界空白和迷惘的状态。“由于工业化，人类改变了很多……人性不再完整了，有些东西失落了。人类原始而丰盈的人性被禁锢、压榨、脱水，在角落里皱缩成一团。”
《奇岛》点明了人类在物质膨胀下的纸醉金迷并不是真正的“乌托邦”，物质的繁荣并没有换来人类更大的自由；相反的，人类却在发展中不断倒退到远离“乌托邦”的状态。林语堂试图启发世人，每个人都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自己的目的和方向，想一想自己灵魂的栖身之所。林语堂继承了庄子《逍遥游》重视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一面，同时更为实际地认为人和物质并无法做到真正的分离。其实《奇岛》中的人们虽然离开了所谓的大众社会，可是他们并没有脱离物质。相反的，劳思为了让人们精神富足，第一要义就是也在物质上极大地满足岛民。岛上甚至还在不断地进行科学实验，为这个岛的舒适度增添色彩。纵然这个岛上社会似乎试图为每一个居民创造出一片“乌托邦”的乐土，尽可能地尊重个体的意愿和自由，但离《逍遥游》的境界也是差出十万八千里。真正的“乌托邦”自然包括个人欲望的实现，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由和丰沛。
若说《逍遥游》是庄子在先秦纷乱的战火中绽放出来的一朵闪耀的思想奇葩，那么《奇岛》也是林语堂在战争环境下对于未来社会的一次“桃源”想象。他指明个体被社会发展摧残的自我空间和空虚心灵，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探寻个体“乌托邦”存在的条件，就必须直面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林语堂的“乌托邦”揭示出了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发展的不可调和性，也突出了庄子式的个人乌托邦过于浪漫主义化。
提及“乌托邦”，绝对自由的赋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绝对自由的条件下，人没有了任何藩篱的束缚，不断地探索道德的边界、人性的边界、自由的边界。这样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会滋养人性之中的恶之花，酝酿出极度的恶。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作品《发条橙》也被归入“反乌托邦”小说之列：“由于小说的暴力与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析，它被归为‘反乌托邦’小说，并被称作对当代世界的梦魇式预见。”
小说的第一部就向我们展示了亚历克斯寻求自由过程中的罪孽深重。一个放荡不羁的十五岁少年每天无恶不作，却总是逃脱法律的惩罚和制裁。可是后来一次杀人罪行的败露，让亚历克斯从极度的自由转变到极度不自由的境地。他成为试验的用品，被迫注射药物之后观看各类暴力影片，在药物的作用下产生呕吐感，形成条件反射之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善人”。每当他再度浮现作恶的念头，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呕吐感，这种不适感会阻止他的恶念。这引发人们对于道德选择权的思考，善和恶是个人的选择，没有选择的善难道不也是一种极大的恶？人之所以渴望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渴望自主选择的权利。正如《发条橙》引言所说：“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所以，绝对自由其实就是不自由，“乌托邦”的实现绝不是荒诞的毫无约束，而是有序的自主选择。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发条橙》中所展现的社会是对“乌托邦”的极端摧残。一个人无论选择是善是恶，都是个体的自主选择。没有选择余地而出现的善本来就是恶，没有选择权的所谓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赛亚·柏林曾经探讨过“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这个社会总是在鼓吹积极自由的，鼓励人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更可贵的是对人消极自由的尊重。以赛亚·柏林将“消极自由”描述为“个人自由一定要有一个最小范围，它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假如给越了界，人就会感到自己身处的范围，狭窄得甚至连自己的天赋能力也无法体现最起码的成长；而只有体现了，才让他可以追求（甚至只是立志去追求）人类认为是好的、正确的、神圣的各种目标”。换句话说，人既有选择做什么的自由，也应该允许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大”。在《发条橙》里，亚历克斯的消极自由就被剥夺了。他道德选择权的丧失就是对他消极自由的否定，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发条橙”。
《发条橙》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尺度的积极自由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而是强大的荒诞和虚空。它会把人引向一个自我放纵的极端，催生出邪恶的花蕾。约束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让你的积极自由可以有序地健康地得到实现和发挥。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道德选择权的问题其实可以引申到人的消极自由的权益。在小说中，亚历克斯从未选择向善，他骨子里都是在渴望暴力和放纵。自由并不是鼓励恶的张扬，而是鼓励人们应该被赋予“可以不去做什么”的权利。纵然全世界都选择走这一条路，个体也应该拥有坦然选择另一条路的自由。
刘剑梅老师在《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及《灵山》为“内心的自由象征”和“现代庄子的凯旋”。之前我们所谈及的问题都是外界赋予个体的自由，比如物质文明世界的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对于外界和自我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来自自我，“乌托邦”或许不在什么遥远的地方，就在你的内心，等待你去发现。
《灵山》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身患癌症的主人公在中国的土地上上下求索，想要找到传说中的“灵山”。他的这段旅程看到了很多没有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的民族文化和民间人物，看到了更加纯粹的自然，也遇到了很多奇女子。小说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全部都是人称代词完成全书。“你”、“我”、“他”其实都是一个主人公的各种侧面，是这个主人公不断向内心走去的不同侧面的展现。主人公在不断寻找灵山，可一切正如这部小说展现给读者的感觉一样，玄妙、朦胧带着一点点小小的混乱。高行健的《灵山》在开篇几章就向我们解密了“灵山”的真正含义：“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寻找灵山的过程就是探索灵魂的过程，整个过程就是精神漫游的历程。那么，主人公是否真的找到“灵山”这个问题，高行健给出了一个看似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青蛙眼里的上帝。换而言之，高行健是在启发读者“灵山”不在他处，就在你内心里；你以为这世界上没有属于你的“乌托邦”，其实这世界处处都是“乌托邦”。按照高行健《灵山》的思路，真正的“乌托邦”也应该不在他处，就在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中。哲学家萨特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不自由是个体自我的选择，而非真正来自于外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给予的，而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刘再复先生在《高行健论》提出了他对于“灵山”的理解：“灵山原来就是心中的那点幽光。灵山大得如同宇宙，也小的如同心中的一点幽光，人的一切都是被这点不熄的幽光所决定的。人生最难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在无数艰难困苦的打击中仍然守住这点幽光，这点不被世俗功利所玷污的良知的光明和生命的意识。有了这点幽光，就有了灵山。”如果说“灵山”就是“乌托邦”的象征，那么真正拯救人生的其实就是刘再复先生笔下所谓的“那点幽光”。换言之，真正的自由或许已经超脱了我们之前谈的所谓积极自由或者消极自由，而是内心的一方净土。即使身在闹市，即使有枷锁有束缚，但你内心的这点幽光是永远的依靠。守得住这点幽光，也就守住了灵魂深处的自由，也就永远不会丧失你的“乌托邦”。或许这才是“乌托邦”的真谛，充满了拯救的禅意，现实却又不失浪漫主义。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段饱含深情的阐述：“所谓拯救，并不是祈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怀着深挚的爱心在世界上受苦受难。”超脱痛苦的人世是不存在的，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超脱者是懂得如何在俗世中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乌托邦”的找寻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无论是在物质文明社会里找寻自由还是回归精神世界寻觅灵山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的。林语堂的《奇岛》则倾向于探寻“乌托邦”与高速发展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林语堂的眼中，社会发展带来的泡沫一般的现实已经侵蚀了人的生活甚至精神世界。他认为这样的发展并不是让人更加自由，而是更加不自由。所以，正确的看待社会发展和人类的心灵丰富是林语堂关注的话题。西方文学作品《发条橙》是探讨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以及自由与选择之间的问题。自由犹如一汪水，有容器的限定才能更好的让水存在。如果毫无边际，水无所依附自然也就无法存在。有约束的自由才不荒诞，无约束的自由只能导向罪恶的深渊。他所探讨的道德选择权也与以赛亚柏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理论相呼应，强调消极自由，也就是“放弃”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高行健的灵山是站在一个比前二者都更加超脱的角度来拷问自由究竟在何方。前两者更加倾向于将“乌托邦”的建立依附于外界环境的改变和宽容，而《灵山》直接引入心灵世界，启发世人真正的“乌托邦”就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犹如一片早已建立好的“桃花源”，你只要能够守得住，你就拥有你的“乌托邦”。从高行健的角度，《逍遥游》就不只是庄子带给世人的一个美好的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遥境界即可在心间完成。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个向往的个体“乌托邦”。无论是在外界还是内心，苦难世界的一点幽光都是人们苦苦渴求的，上下求索的“灵山”。
最早为我们描画“乌托邦”的哲学家当属庄子。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就大手笔为我们铺张了一幅鲲化为鹏、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的壮阔画卷。“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大鹏的翅膀犹如天边的云，海动风起，他便乘风破浪飞向南方的尽头。大鹏尽情遨游天地之间，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可我们终究是凡人，没有翅膀，不能如大鹏一样自在飞翔。庄子提倡的也绝非肉体无约束这般的简单肤浅，而是摆脱了名利与欲望枷锁的“无所待”的精神自由，是“无己”、“无功”和“无名”的无牵无挂和无所羁绊。庄子提倡“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遥状态，赞美绝对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乌托邦”蓝图。人离开纷扰的世间追求绝对的精神独立，庄子更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齐物”的理论。在绝对自由的精神面前，一切似乎都平等没有差别了。物与我、是与非、善与恶都不能够成为扰乱心的外物。刘笑敢总结庄子的思想就是“‘游乎无人之野’（《山木》）、‘无何有之乡’（《逍遥游》）、又说要‘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无为而无不为，逍遥天地间。这就是“乌托邦”的至高境界。
可是庄子描绘的境界毕竟只是理想境界，人非鲲鹏，处于世中，又有几人能做到真正的齐物和逍遥。包括庄子身处乱世之时创作出来的《逍遥游》，也是向外寻求自由美好的“乌托邦”失败而催生出向内逍遥的旷世经典。庄子所恣意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是没有掺杂任何现实因素的纯粹的自由。回归到现实的语境之中，“乌托邦”不能摆脱现实的影响因素。社会物质文明飞速发展，其对人心灵的戕害也成为了许多文人所关注的一大问题。林语堂在《奇岛》里建立一个中西语境融合下的世外桃源——“奇岛”，来表达他对现代物质工业文明下人类该何去何从的思考。小说中，尤瑞黛一不小心闯入了劳思和阿山诺波利斯合力创建的一个新的文明之地。在这个小岛上，每个人的意愿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人平等快乐，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不存在冲突和相互污染，犹如一片天堂。小岛上的人甚至去除了衣服和鞋子的束缚，可以赤身裸体地行动，个体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尊重。小岛上犹如古代希腊雅典时代一样，追求艺术，追求哲思，追求个人自由，追求美。劳思是这个小岛上的精神领袖，也是林语堂本人的代言人；林语堂的想法都通过他的嘴展现给世人。劳思在书中并不否定进步，他认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好的进步不是飞速的发展下，人来不及思考自己何去何从，从而导致精神世界空白和迷惘的状态。“由于工业化，人类改变了很多……人性不再完整了，有些东西失落了。人类原始而丰盈的人性被禁锢、压榨、脱水，在角落里皱缩成一团。”
《奇岛》点明了人类在物质膨胀下的纸醉金迷并不是真正的“乌托邦”，物质的繁荣并没有换来人类更大的自由；相反的，人类却在发展中不断倒退到远离“乌托邦”的状态。林语堂试图启发世人，每个人都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自己的目的和方向，想一想自己灵魂的栖身之所。林语堂继承了庄子《逍遥游》重视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一面，同时更为实际地认为人和物质并无法做到真正的分离。其实《奇岛》中的人们虽然离开了所谓的大众社会，可是他们并没有脱离物质。相反的，劳思为了让人们精神富足，第一要义就是也在物质上极大地满足岛民。岛上甚至还在不断地进行科学实验，为这个岛的舒适度增添色彩。纵然这个岛上社会似乎试图为每一个居民创造出一片“乌托邦”的乐土，尽可能地尊重个体的意愿和自由，但离《逍遥游》的境界也是差出十万八千里。真正的“乌托邦”自然包括个人欲望的实现，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由和丰沛。
若说《逍遥游》是庄子在先秦纷乱的战火中绽放出来的一朵闪耀的思想奇葩，那么《奇岛》也是林语堂在战争环境下对于未来社会的一次“桃源”想象。他指明个体被社会发展摧残的自我空间和空虚心灵，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探寻个体“乌托邦”存在的条件，就必须直面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林语堂的“乌托邦”揭示出了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发展的不可调和性，也突出了庄子式的个人乌托邦过于浪漫主义化。
提及“乌托邦”，绝对自由的赋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绝对自由的条件下，人没有了任何藩篱的束缚，不断地探索道德的边界、人性的边界、自由的边界。这样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会滋养人性之中的恶之花，酝酿出极度的恶。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作品《发条橙》也被归入“反乌托邦”小说之列：“由于小说的暴力与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析，它被归为‘反乌托邦’小说，并被称作对当代世界的梦魇式预见。”
小说的第一部就向我们展示了亚历克斯寻求自由过程中的罪孽深重。一个放荡不羁的十五岁少年每天无恶不作，却总是逃脱法律的惩罚和制裁。可是后来一次杀人罪行的败露，让亚历克斯从极度的自由转变到极度不自由的境地。他成为试验的用品，被迫注射药物之后观看各类暴力影片，在药物的作用下产生呕吐感，形成条件反射之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善人”。每当他再度浮现作恶的念头，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呕吐感，这种不适感会阻止他的恶念。这引发人们对于道德选择权的思考，善和恶是个人的选择，没有选择的善难道不也是一种极大的恶？人之所以渴望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渴望自主选择的权利。正如《发条橙》引言所说：“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所以，绝对自由其实就是不自由，“乌托邦”的实现绝不是荒诞的毫无约束，而是有序的自主选择。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发条橙》中所展现的社会是对“乌托邦”的极端摧残。一个人无论选择是善是恶，都是个体的自主选择。没有选择余地而出现的善本来就是恶，没有选择权的所谓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赛亚·柏林曾经探讨过“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这个社会总是在鼓吹积极自由的，鼓励人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更可贵的是对人消极自由的尊重。以赛亚·柏林将“消极自由”描述为“个人自由一定要有一个最小范围，它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假如给越了界，人就会感到自己身处的范围，狭窄得甚至连自己的天赋能力也无法体现最起码的成长；而只有体现了，才让他可以追求（甚至只是立志去追求）人类认为是好的、正确的、神圣的各种目标”。换句话说，人既有选择做什么的自由，也应该允许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大”。在《发条橙》里，亚历克斯的消极自由就被剥夺了。他道德选择权的丧失就是对他消极自由的否定，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发条橙”。
《发条橙》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尺度的积极自由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而是强大的荒诞和虚空。它会把人引向一个自我放纵的极端，催生出邪恶的花蕾。约束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让你的积极自由可以有序地健康地得到实现和发挥。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道德选择权的问题其实可以引申到人的消极自由的权益。在小说中，亚历克斯从未选择向善，他骨子里都是在渴望暴力和放纵。自由并不是鼓励恶的张扬，而是鼓励人们应该被赋予“可以不去做什么”的权利。纵然全世界都选择走这一条路，个体也应该拥有坦然选择另一条路的自由。
刘剑梅老师在《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及《灵山》为“内心的自由象征”和“现代庄子的凯旋”。之前我们所谈及的问题都是外界赋予个体的自由，比如物质文明世界的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对于外界和自我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来自自我，“乌托邦”或许不在什么遥远的地方，就在你的内心，等待你去发现。
《灵山》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身患癌症的主人公在中国的土地上上下求索，想要找到传说中的“灵山”。他的这段旅程看到了很多没有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的民族文化和民间人物，看到了更加纯粹的自然，也遇到了很多奇女子。小说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全部都是人称代词完成全书。“你”、“我”、“他”其实都是一个主人公的各种侧面，是这个主人公不断向内心走去的不同侧面的展现。主人公在不断寻找灵山，可一切正如这部小说展现给读者的感觉一样，玄妙、朦胧带着一点点小小的混乱。高行健的《灵山》在开篇几章就向我们解密了“灵山”的真正含义：“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寻找灵山的过程就是探索灵魂的过程，整个过程就是精神漫游的历程。那么，主人公是否真的找到“灵山”这个问题，高行健给出了一个看似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青蛙眼里的上帝。换而言之，高行健是在启发读者“灵山”不在他处，就在你内心里；你以为这世界上没有属于你的“乌托邦”，其实这世界处处都是“乌托邦”。按照高行健《灵山》的思路，真正的“乌托邦”也应该不在他处，就在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中。哲学家萨特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不自由是个体自我的选择，而非真正来自于外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给予的，而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刘再复先生在《高行健论》提出了他对于“灵山”的理解：“灵山原来就是心中的那点幽光。灵山大得如同宇宙，也小的如同心中的一点幽光，人的一切都是被这点不熄的幽光所决定的。人生最难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在无数艰难困苦的打击中仍然守住这点幽光，这点不被世俗功利所玷污的良知的光明和生命的意识。有了这点幽光，就有了灵山。”如果说“灵山”就是“乌托邦”的象征，那么真正拯救人生的其实就是刘再复先生笔下所谓的“那点幽光”。换言之，真正的自由或许已经超脱了我们之前谈的所谓积极自由或者消极自由，而是内心的一方净土。即使身在闹市，即使有枷锁有束缚，但你内心的这点幽光是永远的依靠。守得住这点幽光，也就守住了灵魂深处的自由，也就永远不会丧失你的“乌托邦”。或许这才是“乌托邦”的真谛，充满了拯救的禅意，现实却又不失浪漫主义。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段饱含深情的阐述：“所谓拯救，并不是祈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怀着深挚的爱心在世界上受苦受难。”超脱痛苦的人世是不存在的，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超脱者是懂得如何在俗世中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乌托邦”的找寻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无论是在物质文明社会里找寻自由还是回归精神世界寻觅灵山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的。林语堂的《奇岛》则倾向于探寻“乌托邦”与高速发展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林语堂的眼中，社会发展带来的泡沫一般的现实已经侵蚀了人的生活甚至精神世界。他认为这样的发展并不是让人更加自由，而是更加不自由。所以，正确的看待社会发展和人类的心灵丰富是林语堂关注的话题。西方文学作品《发条橙》是探讨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以及自由与选择之间的问题。自由犹如一汪水，有容器的限定才能更好的让水存在。如果毫无边际，水无所依附自然也就无法存在。有约束的自由才不荒诞，无约束的自由只能导向罪恶的深渊。他所探讨的道德选择权也与以赛亚柏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理论相呼应，强调消极自由，也就是“放弃”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高行健的灵山是站在一个比前二者都更加超脱的角度来拷问自由究竟在何方。前两者更加倾向于将“乌托邦”的建立依附于外界环境的改变和宽容，而《灵山》直接引入心灵世界，启发世人真正的“乌托邦”就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犹如一片早已建立好的“桃花源”，你只要能够守得住，你就拥有你的“乌托邦”。从高行健的角度，《逍遥游》就不只是庄子带给世人的一个美好的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遥境界即可在心间完成。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个向往的个体“乌托邦”。无论是在外界还是内心，苦难世界的一点幽光都是人们苦苦渴求的，上下求索的“灵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