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词语的声音、形体、意义的分析是静态研究，对词语的运用分析是动态研究。词语的运用必须以对词的静态分析为基础，但这种分析与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语言体系中的词语一旦进入言语，也就进入了语境。在词汇的上下文语境中，某一个词与另一个词或更多的词组合后，它们相互便形成了语境的参照系，透过由它们自己建构起来的参照系，我们可以判断词在语境中是否准确，是否恰当，是否变异。准确是对词语运用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准确即要求切合上下文语境，符合作品的主旨、人物性格及特征。
　　切合作品情境，既包括切合客观的情境，如社会文化、自然环境、语体风格等内容，又包括切合微观的上下文的情境。如汉语中，“黄色”在古代是高贵、吉祥的标志，“黄袍加身”意味着地位的高贵。到了现代，“黄色”除了表示色彩意义之外，还增加了不健康的这种意思，诸如“黄色读物”、“黄色影片”等。色彩词在汉语的具体运用中具有某种“借代”功能，它不仅表示其颜色是某一事物的属性，还赋予了其特殊的意义所指。这就需要言语接受者善于领会和理解，适应由色彩词构成的特殊的言语表示方式。中国人对一些长寿的动物、植物都十分喜欢，常常用它们来寄托自己的主观的感情和希望，因而这些动物、植物便被赋予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心理色彩的文化意义。例如“龟”、“松”、“鹤”等词语就具有这种文化意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龟”，除了长寿的文化意义外，也还有一种负面的文化意义，这的确值得言语交际时加以注意。微观的情景主要指切合上下文的关系，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等。例如汉语中，关于“死”的词语就有百余个，我们可以说这百余个词就有百余种情调。如果说“驾崩”“仙游”“牺牲”“圆寂”“香消玉殒”等词语所表示情感意义完全不同的话，那么“上西天”与“归西”就词义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它们之间不同就纯粹是由于个人风格、情调不同造成的。人们对这种不同的情境所用的词语都很敏感。20世纪50年代有个小青年申请入团，由于他在自我介绍时对他父亲的死用了“逝世”一词而未获通过，因为他父亲是解放初时被枪毙的。孔乙己就坚持“窃书不能算偷”，他觉得“窃书”是“读书人的事”，与“偷”一词的情调是格格不入的。
　　词语的变异由语境的生成功能所决定，它的意义是一种临时性的。常见的有词义变异、词性变异、语素变异、色彩变异、词序变异、搭配变异等。词语在语境中不但可以生成新的意义，而且能生成新的言语形式。它有三种表现：一是创造一个新词。这个语词只有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才成立，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这个语词就不能成立，也就是既不规范也无意义。例如“阳谋”离开“阴谋”即不能成立，“狭人”离开“阔人”也不知所云。其二，是使一个语词或句子或其他言语单位组成的话语产生一般情况下没有的意义。例如：“在上海拍完大部分镜头之后，《清凉寺的钟声》又在东京敲响。”此句中的“敲响”在这里的意义是“拍摄”，这个意义是词典中绝对没有的，是由语境临时赋予的。其三，创造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例如：“见了主任，我只得又操练起满脸的笑容。”这里的“操练”本没有这一用法，此处语境决定允许它有这一用法。词语的变异情况与种类十分复杂，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言外之意大都来源于语境，语境是言外之意的源泉。
　　[作者通联：湖北鹤峰中营民族中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