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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史记》中，侯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但他的死也留给了后人许多不解与疑问。虽然各种解释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是，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应该是这种“简单”的死法，或者说司马迁应该赋予他的死以更深远的意义。他的死是当时情势的必然，是其精神追求的必然，是为他的人生理想而献身。
【关键词】侯嬴 情势 理想 献身
在《史记》中，侯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但他的死也留给了后人许多不解与疑问。有人认为是“士为知己者死”；有人认为是害怕魏王加害，以自杀而求自保；有人认为是源于侯嬴的谢罪心理：信陵君对他有恩，他不能不报；作为魏国的子民，他应该维护国君的利益，在报恩与守义的两难抉择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报恩后谢罪。当然，这些解释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应该是这种“简单”的死法。或者说司马迁应该赋予他的死以更深远的意义。笔者觉得要恰切地理解侯嬴之死，就要对侯嬴进行全面的考察，否则就难免偏颇。
首先，侯嬴之死是当时情势的必然。侯嬴要计杀晋鄙，而公子“为人仁爱”，计未施却先“泣”，晋鄙又是“嚄唶宿将”。计策能不能实施，关系到能不能救赵（当然也关系到魏国的命运），而关键在信陵君，他稍有心软，大势去矣！为此，侯嬴说：“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说：你不能动摇，不要手软，那时我正在自杀呢！——侯嬴自杀，是为了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的决心。这在《史记》中可找到其它的佐证。《刺客列传》中写田光推荐荆轲入秦行刺，嘴上说：“夫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后自杀。司马迁则特别点明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其情景与侯嬴相同。其实，《赵世家》中，公孙杵臼选择先死，除保护赵氏孤儿之外，其中也不无激励程婴尽心养育孤儿成才的意思。
其次，侯嬴之死是其理想追求的必然。我们不妨透视一下侯嬴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剧变期，儒、道、法、墨等各派代表人物都从各自立场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于社会的认知与规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侯嬴同时代的人物，如荀子、苏秦、李斯、屈原等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格局，发挥着各派的政治作用。“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榖梁传》）、“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这些名言都从侧面反映了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儒、道、墨等几家对道德修养的注重。比如儒家在注重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强调人格的重要，并把“君子”人格作为最高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学生。如：“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是以“放荡不羁，蔑视权贵、礼法”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闻名于世的，但丝毫也不放松对道德的强调，如他们把“道”放在“四大”之首。更把“高贵的人格”融进观察的视野从而规束自身的言行。在他们眼里，权贵甚至国君等同于“稚子”——“人格”是低下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庄子·胠箧》）而他们自己是“非梧桐不止，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处其厚”、“不居其华”（《老子》）——处在高尚的人生境界。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侯嬴的思想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
再看侯嬴自身。“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地位低、年龄大、家庭穷，却能拒收公子的“厚遗”并与之抗礼而行，足见其非同一般。况且，他结交豪杰，洞晓天下大势，明了魏宫廷内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果没有政治野心（从传记里我们看不到），又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堪其忧”、“享其乐”，我们不敢说他是一个“贤人”，但最少可以说他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自己也说：“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固而受公子财。”如果他处在一个怀才不遇的“士”的境界，必然有“士人”的悲情。或如冯谖弹铗而歌，或像毛遂朝堂自荐。而信陵君三番五次的“往请”，他却没有一次主动地献媚。甚至可以说，侯嬴本无心参与政事，是信陵君拉扯他进了政治漩涡。
可见，我们把侯嬴归结为“修养”层次高不能算是主观臆断，甚至可以说，“修身洁行”是他的人生理想。在与魏公子一系列的交往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也正是这个因素。因为侯嬴不肯接受公子的“厚遗”，公子才“大会宾客”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接受了一系列考验之后的信陵君，终于把侯嬴请到了宴会上，可侯嬴并没有表示感激之情，却说：“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这似乎不合情理，但联系一下侯嬴的追求——“修身洁行数十年”，其用意就非常明了：他不愿意接受他人财物的馈赠，也不愿意在情感上有歉于人，他要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或许信陵君与侯嬴交往有功利目的，而侯嬴也最担心这一点。他不愿意成为公子的谋臣、爪牙之士、门客，他需要的是朋友间的平等对话，甚至是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孤傲。但“人生难得一知己”，“孤傲”获得别人的承认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公子却能真挚地对待他，无疑就把他摆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信陵君“欲與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的时候，侯嬴非常冷静：“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他要报答公子，却不愿意丢失尊严）。这时信陵君的“功利性”获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企望侯嬴的帮助，而侯嬴却没有“一言半辞”。他当然要指责侯嬴——或许是与“三千门客”交往历练而形成的涵养，或许是出于对侯嬴的了解。——信陵君的指责却变成了自责、请教。这种特殊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恰是对侯嬴的最大尊重，因而也就更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所以，侯嬴一“笑”。“笑”中包含了自信，也包含了对信陵君诚恳态度的肯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惜屈“公子”之尊位，求教于“夷门监者”，且敬如师长，待为宾客，当然难能可贵。而被宠之人，即便“孤傲清高，自视不凡”，也不免会做出一些僭越之举，正是因为追求上的原因，侯嬴表现出了超凡的冷静与睿智。如果从侯嬴的角度去想，解决感激与尊严碰撞的最好办法就是“死”：既是一种报答，又是一种维护；于人事业有助，于己品格无愧。——这或许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或许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雄壮。所以，侯嬴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而不说“谢公子”。因此，可以说侯嬴之死不是简单的报恩，而是精神追求的必然。
这似乎高看了侯嬴，其实整部《史记》都是在关注人物的“为人”，比如屈原、李斯、项羽、李广等，在表现他们悲壮甚至悲惨结局的时候，司马迁总是要透视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人作过统计，《史记》中专指人性情的“为人”一词共有48篇89例。说到底，这与司马迁的生死观有很大关系。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可见，司马迁所看重的是“义”——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用如椽巨笔刻画他所关注、所喜爱的人物——侯嬴的时候，不可能不去透视其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侯嬴之死既是情势所逼，又是追求的必然。一句话，侯嬴是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献身。
作者单位：河北容城中学。
【关键词】侯嬴 情势 理想 献身
在《史记》中，侯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但他的死也留给了后人许多不解与疑问。有人认为是“士为知己者死”；有人认为是害怕魏王加害，以自杀而求自保；有人认为是源于侯嬴的谢罪心理：信陵君对他有恩，他不能不报；作为魏国的子民，他应该维护国君的利益，在报恩与守义的两难抉择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报恩后谢罪。当然，这些解释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应该是这种“简单”的死法。或者说司马迁应该赋予他的死以更深远的意义。笔者觉得要恰切地理解侯嬴之死，就要对侯嬴进行全面的考察，否则就难免偏颇。
首先，侯嬴之死是当时情势的必然。侯嬴要计杀晋鄙，而公子“为人仁爱”，计未施却先“泣”，晋鄙又是“嚄唶宿将”。计策能不能实施，关系到能不能救赵（当然也关系到魏国的命运），而关键在信陵君，他稍有心软，大势去矣！为此，侯嬴说：“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说：你不能动摇，不要手软，那时我正在自杀呢！——侯嬴自杀，是为了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的决心。这在《史记》中可找到其它的佐证。《刺客列传》中写田光推荐荆轲入秦行刺，嘴上说：“夫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后自杀。司马迁则特别点明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其情景与侯嬴相同。其实，《赵世家》中，公孙杵臼选择先死，除保护赵氏孤儿之外，其中也不无激励程婴尽心养育孤儿成才的意思。
其次，侯嬴之死是其理想追求的必然。我们不妨透视一下侯嬴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剧变期，儒、道、法、墨等各派代表人物都从各自立场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于社会的认知与规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侯嬴同时代的人物，如荀子、苏秦、李斯、屈原等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格局，发挥着各派的政治作用。“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榖梁传》）、“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这些名言都从侧面反映了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儒、道、墨等几家对道德修养的注重。比如儒家在注重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强调人格的重要，并把“君子”人格作为最高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学生。如：“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是以“放荡不羁，蔑视权贵、礼法”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闻名于世的，但丝毫也不放松对道德的强调，如他们把“道”放在“四大”之首。更把“高贵的人格”融进观察的视野从而规束自身的言行。在他们眼里，权贵甚至国君等同于“稚子”——“人格”是低下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庄子·胠箧》）而他们自己是“非梧桐不止，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处其厚”、“不居其华”（《老子》）——处在高尚的人生境界。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侯嬴的思想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
再看侯嬴自身。“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地位低、年龄大、家庭穷，却能拒收公子的“厚遗”并与之抗礼而行，足见其非同一般。况且，他结交豪杰，洞晓天下大势，明了魏宫廷内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果没有政治野心（从传记里我们看不到），又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堪其忧”、“享其乐”，我们不敢说他是一个“贤人”，但最少可以说他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自己也说：“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固而受公子财。”如果他处在一个怀才不遇的“士”的境界，必然有“士人”的悲情。或如冯谖弹铗而歌，或像毛遂朝堂自荐。而信陵君三番五次的“往请”，他却没有一次主动地献媚。甚至可以说，侯嬴本无心参与政事，是信陵君拉扯他进了政治漩涡。
可见，我们把侯嬴归结为“修养”层次高不能算是主观臆断，甚至可以说，“修身洁行”是他的人生理想。在与魏公子一系列的交往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也正是这个因素。因为侯嬴不肯接受公子的“厚遗”，公子才“大会宾客”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接受了一系列考验之后的信陵君，终于把侯嬴请到了宴会上，可侯嬴并没有表示感激之情，却说：“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这似乎不合情理，但联系一下侯嬴的追求——“修身洁行数十年”，其用意就非常明了：他不愿意接受他人财物的馈赠，也不愿意在情感上有歉于人，他要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或许信陵君与侯嬴交往有功利目的，而侯嬴也最担心这一点。他不愿意成为公子的谋臣、爪牙之士、门客，他需要的是朋友间的平等对话，甚至是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孤傲。但“人生难得一知己”，“孤傲”获得别人的承认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公子却能真挚地对待他，无疑就把他摆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信陵君“欲與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的时候，侯嬴非常冷静：“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他要报答公子，却不愿意丢失尊严）。这时信陵君的“功利性”获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企望侯嬴的帮助，而侯嬴却没有“一言半辞”。他当然要指责侯嬴——或许是与“三千门客”交往历练而形成的涵养，或许是出于对侯嬴的了解。——信陵君的指责却变成了自责、请教。这种特殊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恰是对侯嬴的最大尊重，因而也就更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所以，侯嬴一“笑”。“笑”中包含了自信，也包含了对信陵君诚恳态度的肯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惜屈“公子”之尊位，求教于“夷门监者”，且敬如师长，待为宾客，当然难能可贵。而被宠之人，即便“孤傲清高，自视不凡”，也不免会做出一些僭越之举，正是因为追求上的原因，侯嬴表现出了超凡的冷静与睿智。如果从侯嬴的角度去想，解决感激与尊严碰撞的最好办法就是“死”：既是一种报答，又是一种维护；于人事业有助，于己品格无愧。——这或许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或许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雄壮。所以，侯嬴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而不说“谢公子”。因此，可以说侯嬴之死不是简单的报恩，而是精神追求的必然。
这似乎高看了侯嬴，其实整部《史记》都是在关注人物的“为人”，比如屈原、李斯、项羽、李广等，在表现他们悲壮甚至悲惨结局的时候，司马迁总是要透视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人作过统计，《史记》中专指人性情的“为人”一词共有48篇89例。说到底，这与司马迁的生死观有很大关系。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可见，司马迁所看重的是“义”——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用如椽巨笔刻画他所关注、所喜爱的人物——侯嬴的时候，不可能不去透视其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侯嬴之死既是情势所逼，又是追求的必然。一句话，侯嬴是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献身。
作者单位：河北容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