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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期总是旅行旺季。有些人趁着各大旅行网站打价格战，给自己定下一个便宜的旅行团；厌倦了团餐和购物行程的人们选择自由行，让时间和脚步更符合自己的规划；还有一些人，把自己从循规蹈矩的生活里抽离出来，踏上了“间隔年”旅程。
“间隔年”（GapYear）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常是指年轻人在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以体验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时间通常为一年左右。英国皇室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也曾做过间隔年旅行。
2009年9月出版的《迟到的间隔年》一书，将这一概念引进国内。近几年，间隔年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很多人都尝试着按下人生的“暂停键”，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忠于自己的心
2012年4月，陈宇欣的书出版了，书名叫做《我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在图书分享会上陈宇欣问：“你们有多少人想暂时离开现在的生活？”现场有2/3的人举手。她接着说：“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
踏上旅程，我们需要的只是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1986年出生的陈宇欣看上去是个大喇喇的女生，T恤牛仔裤，很难在她的身上找到“离经叛道”的迹象。在决定休学一年去芬兰之前，她给人的印象都是诸如乖巧、听话、学习刻苦、积极向上等关键词。很普通，很正常。
“几乎所有人知道我要休学，都怀疑我是不是疯了。”陈宇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她的这个决定由来已久。2007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大三的陈宇欣和其他同学一样，忙着为顺利毕业和就业做准备：拍求职照、写简历、面试……这些忙碌间隙中，一个疑问在她心里不断放大：一份赚钱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人生难道没有第二条路吗？
身边的人告诉陈宇欣，要忠于自己的心，但也要学会向大环境妥协。那什么时候忠于自己，什么时候妥协呢？纠结于这些问题的她，选择了保研，她需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未来的路。
2009年，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的这一年，她决定到不一样的环境去看看，那里的人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基于现实的考虑，陈宇欣选择了去芬兰实习，靠实习赚取生活费和旅费，工作间隙还能四处旅行。
这一路，她的经历丰富多彩--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世界上最北的露营地裸泳，感受了芬兰人对桑拿和酒的嗜好以及极北大地的一年四季。但她谈论最多的，还是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人。“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最先去的是酒吧。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了解到当地有用的信息。我喜欢那种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陈宇欣说。
旅程中最温暖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不来梅市。
2010年7月，陈宇欣在不来梅转机去伦敦，参加闺密的毕业典礼。由于爱尔兰瑞安航班临时取消，她不得不搭乘火车到杜赛尔多夫转机，计划外的开支让她花掉了口袋里仅剩的62欧元。
在售票处，她帮助了一位爱尔兰人杰瑞德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了车票。好人有好报，杰瑞德临走留给她50欧元和一封信。陈宇欣拿到这50欧元既欣慰又有些尴尬。好在杰瑞德的信里解释：“这钱就当是补偿我的爱尔兰同胞为你带来的损失，或者用来买几封你寄给我的信好了。”
在杰瑞德之后写给陈宇欣的信中，他坦言陈宇欣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路易莎，并如一个长辈般叮嘱陈宇欣：在独自旅行时，不要轻信他人。他同时也希望陈宇欣能用同样的方式，鼓励她遇到的旅行者。
正是旅程中遇到的这些人，慢慢坚定着陈宇欣的想法。“最后我选择忠于自己的心。不妥协。”
在芬兰生活了一年有余，陈宇欣已经在当地扎下了根。留下，似乎是一个顺其自然的选择。工作几年拿到绿卡，和一个当地的男人结婚，生两个孩子，看起来是很多人都会羡慕的生活。“但我想象着这样的一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她选择了回国。
2011年7月，陈宇欣接到了穷游网的工作邀请，这是去芬兰的经历带给她的，也是她目前想做的事情。
工作就是旅行
去新西兰之前，吴非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这份工作并没有让他有太多不满，放弃的原因仅仅是去新西兰的吸引力更大。“我觉得打工旅行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必须舍弃一部分，才能得到另外一些东西。”
2008年10月1日起，新西兰政府向中国公民开放假期工作签证（WorkingHolidayVisa），持这种签证可以进入新西兰旅游，并能进行短期工作以赚取旅费。这个消息，让吴非萌生了“去看看”的想法。于是2009年签发的1000张签证中，吴非拿到了一张。
2010年5月，吴非带着200美元，从杭州出发，开始了他不同以往的旅程。
相对于陈宇欣的寻找之旅，吴非的“间隔年”旅行更像是关于工作的体验大集合。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4月回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吴非一共做过11份工作：猕猴桃果园摘果工、监狱临时演员、老虎机职业玩家、老猎人的助手、包装厂苹果包装员、旅馆清洁工、街边水果小贩、葡萄园剪枝工、日本餐厅厨师、牧场饲养员……“在还没有厌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一份工作了。”
这些工作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葡萄园剪枝。
葡萄园总共只有4个人。周围景色宜人，远处的山峰在雾气中隐约可见，如梦似幻。天空干净，经常能看见彩虹。葡萄园里还有野兔出没。这些城市里越来越难见到的天然美景，在葡萄园却是稀松平常。
吴非也在其他果园工作过，但只有在葡萄园，给了他这种与世隔绝、无拘无束的感觉。没有电话、互联网，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和同事们聊天或者自己看看书。饿了就直接从葡萄园走到厨房去烧饭，想吃什么就给自己做什么，隔一个星期去城里补充些生活必需品。这跟他在上海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世界在那一个月里，只剩下了4个人、一园子葡萄树以及和葡萄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
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人，也让吴非难忘。
日本餐厅厨师的工作，让吴非认识了前田。前田当初也是靠着打工旅行签证来到这个国家，而且已经待了9年。他打算用积蓄开一家餐馆，留在新西兰。他教吴非做日本料理，两人熟悉了之后还认吴非做弟弟。前田是吴非欣赏的那种人--努力工作，认真生活，脚踏实地，有一个正在为之奋斗的梦想。吴非回国之后，仍然和前田保持着联系。 “新西兰人没什么心机。跟他们相处，并不需要动太多脑子。”吴非说。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在一个小镇上，基本上大家都认识，见面会点头打招呼。
2011年4月，吴非回国，回归普通的上班族生活，业余时间写作，计划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摩托上的中国
比照吴非踏实的新西兰打工旅行，黄惑14000公里的摩托行，听起来有些疯狂。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间隔年”旅行，从小在新加坡读书的他，早先去过欧洲和美国。但2011年的这一次旅行，他把地点定在了中国。
黄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在跟朋友侯晓文聊起这个打算时，侯晓文提到了骑摩托车去。黄惑脑中闪现出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很受鼓动，两人就决定以摩托为交通工具。其后，另一个朋友王晨也加入进来。三个小伙子从成都出发，展开他们的旅程。
“其实在这之前我完全不会骑摩托车，是现学的。”黄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们三人每天要骑8～10个小时，跑200～400公里。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公路，所能走的道路大部分路况不是很好，一路行来，十分辛苦。但同时，骑摩托车也让黄惑感受到了速度的快感和自由，同时也让他知道了什么叫生死之间，命悬一线。
上路的第4天，在秦岭接近西安的一条盘山路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十分险峻。黄惑为了给一旁的瀑布拍照，把车停在了悬崖附近。一个不小心，摩托车滑向悬崖，带着他一同滑出车道，他的右腿牢牢卡在车底，大半个身体都悬空在外。此时他已经看到几十米深的谷底中杂乱的树枝和石块。王晨死命拉住了黄惑的左手。但凭他们俩的力量，还不能把黄惑从危险边缘拉回来。
幸好没过多久，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农用车经过，卡车司机和农用车上的人帮忙，才将黄惑救了回来。
卡车司机不住地对他说：“你命太大了。”
“当然觉得，我可能真的会因为这样的旅行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觉得很震惊，离死亡那么近。我真的无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完成这件事。”黄惑说。
除了意料之外的惊险，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摩托行路线中，要经由新疆到西藏，这条路必然会经过南疆。一想到要进入南疆，黄惑他们都有些担心。在喀什老城，他们遇到了友好的陶瓷艺人，还有热情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的维吾尔族小女孩，这些质朴的普通人完全扭转了黄惑对新疆的印象。
“我一直在国外读书，很有些许知远说的‘祖国的陌生人’的感觉。这次旅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亲眼看到了书本和影像之外的中国。祖国在我心里具象化了。”黄惑说。2012年6月,记录了黄惑三人一路见闻的摩托游记《穿火车》出版了。
2012年5月，黄惑又骑上摩托去了越南。在他看来，越南完全是一个摩托之国。在西贡这样的大城市，如同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几十米宽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可以完全把路面填满，上下班高峰还要堵车。在越南，摩托更像是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高效、灵敏、便捷、便宜。“非常像越南人的内在性格。”黄惑说。
很快，黄惑要返回美国，继续他在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他之后的目标，是在牛津大学继续艺术史博士学位的深造。“这样的旅行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课，今后有空的话，我还会继续。不过，不一定会骑摩托车去了。”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陈宇欣和黄惑，在进行间隔年旅行之前都曾受到家庭的压力。父母不能理解，认为这样的旅行浪费时间，同时也担心子女在外的安全。
陈宇欣在去芬兰之前，跟父母沟通了很多次。她不断地告诉父母关于国外的各种细节，打消他们的担心和顾虑。“一开始很艰难。一度我想，要是他们真的不同意，那我就不去了。”最后父母还是选择支持陈宇欣，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女儿真正想做的事情。
黄惑跟家里的沟通很不顺畅，后来就瞒着家人出发了。直到他们的直播帖子在天涯论坛和摩米网爆红，父亲看到了才知道。“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是希望我们能平安回来。不过回来之后父母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不一样了。”黄惑说。
关于回归，吴非在博客里说：“在离开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是要更好地回来，这是一种平衡现实和理想的生存方式，使得我没有在新西兰的蓝天白云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去钢筋森林和朝九晚五。”
在黄惑看来，间隔年旅行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旅行其实不能卸下现实生活中的包袱，也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平常的生活。”他说，间隔年在中国的定义，应该是年轻人给自己一段空白期，做些不相干的事情，给自己思考和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
“间隔年”（GapYear）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常是指年轻人在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以体验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时间通常为一年左右。英国皇室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也曾做过间隔年旅行。
2009年9月出版的《迟到的间隔年》一书，将这一概念引进国内。近几年，间隔年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很多人都尝试着按下人生的“暂停键”，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忠于自己的心
2012年4月，陈宇欣的书出版了，书名叫做《我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在图书分享会上陈宇欣问：“你们有多少人想暂时离开现在的生活？”现场有2/3的人举手。她接着说：“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
踏上旅程，我们需要的只是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1986年出生的陈宇欣看上去是个大喇喇的女生，T恤牛仔裤，很难在她的身上找到“离经叛道”的迹象。在决定休学一年去芬兰之前，她给人的印象都是诸如乖巧、听话、学习刻苦、积极向上等关键词。很普通，很正常。
“几乎所有人知道我要休学，都怀疑我是不是疯了。”陈宇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她的这个决定由来已久。2007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大三的陈宇欣和其他同学一样，忙着为顺利毕业和就业做准备：拍求职照、写简历、面试……这些忙碌间隙中，一个疑问在她心里不断放大：一份赚钱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人生难道没有第二条路吗？
身边的人告诉陈宇欣，要忠于自己的心，但也要学会向大环境妥协。那什么时候忠于自己，什么时候妥协呢？纠结于这些问题的她，选择了保研，她需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未来的路。
2009年，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的这一年，她决定到不一样的环境去看看，那里的人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基于现实的考虑，陈宇欣选择了去芬兰实习，靠实习赚取生活费和旅费，工作间隙还能四处旅行。
这一路，她的经历丰富多彩--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世界上最北的露营地裸泳，感受了芬兰人对桑拿和酒的嗜好以及极北大地的一年四季。但她谈论最多的，还是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人。“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最先去的是酒吧。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了解到当地有用的信息。我喜欢那种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陈宇欣说。
旅程中最温暖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不来梅市。
2010年7月，陈宇欣在不来梅转机去伦敦，参加闺密的毕业典礼。由于爱尔兰瑞安航班临时取消，她不得不搭乘火车到杜赛尔多夫转机，计划外的开支让她花掉了口袋里仅剩的62欧元。
在售票处，她帮助了一位爱尔兰人杰瑞德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了车票。好人有好报，杰瑞德临走留给她50欧元和一封信。陈宇欣拿到这50欧元既欣慰又有些尴尬。好在杰瑞德的信里解释：“这钱就当是补偿我的爱尔兰同胞为你带来的损失，或者用来买几封你寄给我的信好了。”
在杰瑞德之后写给陈宇欣的信中，他坦言陈宇欣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路易莎，并如一个长辈般叮嘱陈宇欣：在独自旅行时，不要轻信他人。他同时也希望陈宇欣能用同样的方式，鼓励她遇到的旅行者。
正是旅程中遇到的这些人，慢慢坚定着陈宇欣的想法。“最后我选择忠于自己的心。不妥协。”
在芬兰生活了一年有余，陈宇欣已经在当地扎下了根。留下，似乎是一个顺其自然的选择。工作几年拿到绿卡，和一个当地的男人结婚，生两个孩子，看起来是很多人都会羡慕的生活。“但我想象着这样的一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她选择了回国。
2011年7月，陈宇欣接到了穷游网的工作邀请，这是去芬兰的经历带给她的，也是她目前想做的事情。
工作就是旅行
去新西兰之前，吴非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这份工作并没有让他有太多不满，放弃的原因仅仅是去新西兰的吸引力更大。“我觉得打工旅行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必须舍弃一部分，才能得到另外一些东西。”
2008年10月1日起，新西兰政府向中国公民开放假期工作签证（WorkingHolidayVisa），持这种签证可以进入新西兰旅游，并能进行短期工作以赚取旅费。这个消息，让吴非萌生了“去看看”的想法。于是2009年签发的1000张签证中，吴非拿到了一张。
2010年5月，吴非带着200美元，从杭州出发，开始了他不同以往的旅程。
相对于陈宇欣的寻找之旅，吴非的“间隔年”旅行更像是关于工作的体验大集合。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4月回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吴非一共做过11份工作：猕猴桃果园摘果工、监狱临时演员、老虎机职业玩家、老猎人的助手、包装厂苹果包装员、旅馆清洁工、街边水果小贩、葡萄园剪枝工、日本餐厅厨师、牧场饲养员……“在还没有厌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一份工作了。”
这些工作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葡萄园剪枝。
葡萄园总共只有4个人。周围景色宜人，远处的山峰在雾气中隐约可见，如梦似幻。天空干净，经常能看见彩虹。葡萄园里还有野兔出没。这些城市里越来越难见到的天然美景，在葡萄园却是稀松平常。
吴非也在其他果园工作过，但只有在葡萄园，给了他这种与世隔绝、无拘无束的感觉。没有电话、互联网，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和同事们聊天或者自己看看书。饿了就直接从葡萄园走到厨房去烧饭，想吃什么就给自己做什么，隔一个星期去城里补充些生活必需品。这跟他在上海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世界在那一个月里，只剩下了4个人、一园子葡萄树以及和葡萄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
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人，也让吴非难忘。
日本餐厅厨师的工作，让吴非认识了前田。前田当初也是靠着打工旅行签证来到这个国家，而且已经待了9年。他打算用积蓄开一家餐馆，留在新西兰。他教吴非做日本料理，两人熟悉了之后还认吴非做弟弟。前田是吴非欣赏的那种人--努力工作，认真生活，脚踏实地，有一个正在为之奋斗的梦想。吴非回国之后，仍然和前田保持着联系。 “新西兰人没什么心机。跟他们相处，并不需要动太多脑子。”吴非说。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在一个小镇上，基本上大家都认识，见面会点头打招呼。
2011年4月，吴非回国，回归普通的上班族生活，业余时间写作，计划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摩托上的中国
比照吴非踏实的新西兰打工旅行，黄惑14000公里的摩托行，听起来有些疯狂。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间隔年”旅行，从小在新加坡读书的他，早先去过欧洲和美国。但2011年的这一次旅行，他把地点定在了中国。
黄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在跟朋友侯晓文聊起这个打算时，侯晓文提到了骑摩托车去。黄惑脑中闪现出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很受鼓动，两人就决定以摩托为交通工具。其后，另一个朋友王晨也加入进来。三个小伙子从成都出发，展开他们的旅程。
“其实在这之前我完全不会骑摩托车，是现学的。”黄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们三人每天要骑8～10个小时，跑200～400公里。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公路，所能走的道路大部分路况不是很好，一路行来，十分辛苦。但同时，骑摩托车也让黄惑感受到了速度的快感和自由，同时也让他知道了什么叫生死之间，命悬一线。
上路的第4天，在秦岭接近西安的一条盘山路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十分险峻。黄惑为了给一旁的瀑布拍照，把车停在了悬崖附近。一个不小心，摩托车滑向悬崖，带着他一同滑出车道，他的右腿牢牢卡在车底，大半个身体都悬空在外。此时他已经看到几十米深的谷底中杂乱的树枝和石块。王晨死命拉住了黄惑的左手。但凭他们俩的力量，还不能把黄惑从危险边缘拉回来。
幸好没过多久，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农用车经过，卡车司机和农用车上的人帮忙，才将黄惑救了回来。
卡车司机不住地对他说：“你命太大了。”
“当然觉得，我可能真的会因为这样的旅行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觉得很震惊，离死亡那么近。我真的无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完成这件事。”黄惑说。
除了意料之外的惊险，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摩托行路线中，要经由新疆到西藏，这条路必然会经过南疆。一想到要进入南疆，黄惑他们都有些担心。在喀什老城，他们遇到了友好的陶瓷艺人，还有热情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的维吾尔族小女孩，这些质朴的普通人完全扭转了黄惑对新疆的印象。
“我一直在国外读书，很有些许知远说的‘祖国的陌生人’的感觉。这次旅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亲眼看到了书本和影像之外的中国。祖国在我心里具象化了。”黄惑说。2012年6月,记录了黄惑三人一路见闻的摩托游记《穿火车》出版了。
2012年5月，黄惑又骑上摩托去了越南。在他看来，越南完全是一个摩托之国。在西贡这样的大城市，如同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几十米宽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可以完全把路面填满，上下班高峰还要堵车。在越南，摩托更像是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高效、灵敏、便捷、便宜。“非常像越南人的内在性格。”黄惑说。
很快，黄惑要返回美国，继续他在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他之后的目标，是在牛津大学继续艺术史博士学位的深造。“这样的旅行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课，今后有空的话，我还会继续。不过，不一定会骑摩托车去了。”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陈宇欣和黄惑，在进行间隔年旅行之前都曾受到家庭的压力。父母不能理解，认为这样的旅行浪费时间，同时也担心子女在外的安全。
陈宇欣在去芬兰之前，跟父母沟通了很多次。她不断地告诉父母关于国外的各种细节，打消他们的担心和顾虑。“一开始很艰难。一度我想，要是他们真的不同意，那我就不去了。”最后父母还是选择支持陈宇欣，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女儿真正想做的事情。
黄惑跟家里的沟通很不顺畅，后来就瞒着家人出发了。直到他们的直播帖子在天涯论坛和摩米网爆红，父亲看到了才知道。“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是希望我们能平安回来。不过回来之后父母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不一样了。”黄惑说。
关于回归，吴非在博客里说：“在离开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是要更好地回来，这是一种平衡现实和理想的生存方式，使得我没有在新西兰的蓝天白云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去钢筋森林和朝九晚五。”
在黄惑看来，间隔年旅行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旅行其实不能卸下现实生活中的包袱，也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平常的生活。”他说，间隔年在中国的定义，应该是年轻人给自己一段空白期，做些不相干的事情，给自己思考和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