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究其原因，我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尤其在经济领域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一提出，便引发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部分西方国家不断指责中国实行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说辞沉渣泛起;我国舆论中也刮起了一波“私企退出论”，被一些人解读为民营企业家对市场信心动摇、预期不足。这一现象表明，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但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疑惑。在“私企退出论”的背后，是一度甚嚣尘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具体又分为“国进民退论”“国退民进论”“国企低效论”。其中，既不乏老问题，又有新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从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讲清、讲透，才能真正有效回应当前国内外一些质疑和否定之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早在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完善時就已经提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进行这样一场伟大实践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理论作指导。”这些话阐明了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重点突出了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这样一组对应关系。针对美国在贸易战中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污名化指责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应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经济体制。事实上，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角度看，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去把握和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认知，又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认知。

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更好地避免西方话语陷阱

　　尽管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付出巨大努力，并且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但按照西方逻辑，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一套标准，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长期以来，这是内嵌着西方中心论的“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
　　然而，市场经济的理想彼岸并不是西方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蓝图，更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一方面不断突破西方市场经济的认知束缚，另一方面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涉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诸多方面。就经济体制而言，“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新时代经济体制蓝图。换言之，切中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用“现代化经济体制”来指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凸显了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现代化历程，又避免掉入西方国家设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的话语陷阱。

　　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词句之争，同时有助于把握“现代化”的内涵。这里的“现代化”意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引进了市场机制，发挥了价值规律作用，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强了经济活力和效率;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之处在于，在经济实践中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避免了完全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从来没有把西方市场经济当作理想模式输入，更不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度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当下中国已经在提出新发展理念、缩小贫富差距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

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在更高起点上打造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的严峻形势，既要在理论上有力反驳一系列污名化指责，又要继续发挥我国经济体制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强化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保持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只是因为人口红利、资源丰富、土地广袤等比较优势，这些只能理解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国崛起既在于将静态比较优势如丰富廉价的劳动转换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更在于借助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通过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推动经济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更好地推动世界发展，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是一个融合与互利的共同体。
　　中国道路证明，一个经济体的成功需要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面对在数百年时间里形成的发展差距，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不能仅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如何从全球化的外部条件中获益并转化为自己的内生优势实现较快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应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更凸显了西方一不能处理好对内与对外的关系，二没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三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先后提及三个概念，即“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肩负着“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时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都是建立在实践成就的基础上。经济学来自于经济，没有经济的成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成功。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可以在两个维度展开叙事，即在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张力的国际维度、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经验提炼的中国维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提炼和总结国内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从基本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廓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原则和运行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阐释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关系，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层面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举措。
　　可以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新时代“全球化”的崭新篇章：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40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伴随全球化而飞速发展的40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应对全球化并以此打造开放型经济，是一种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实践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世界意义：一是丰富并发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充分证明了打造开放经济的正确性;二是雄辩地证明，不能简单将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归结为不公平的国际贸易。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实践中日益成熟。進入新时代，我国正面临由“富”到“强”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强”不仅仅是指“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强”，而且更指向立足我国经济建设提炼的经济理论一定要“强”。因此，从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一个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