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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友直，著名连环画家，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其创作的连环画《山乡巨变》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代表作有《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等。2009年，贺友直荣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上海巨鹿路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老房子，推开老旧的赭红色木门，上16级木扶梯，是传说中“一室四厅”的贺府——所谓四厅，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老头在这住了有60年了。3月16日，贺府里的老头永远放下了画笔。
小学毕业的美院教授
贺友直生于上海，5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将他送到宁波乡下由姑妈抚养。姑妈家有一张老式床铺，床上描绘的戏文人物、雕刻的花鸟虫鱼，让贺友直百看不厌。8岁时，贺友直到设在破旧的关帝庙里的新碘小学上学。破庙里有个戏台，戏台四周枋上画的三国故事，让贺友直非常痴迷，他天天细心地描摹，于是，他的美术课成绩非常突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小学毕业。父亲因失业回到乡下避难，他也随之失学。
贺友直16岁离开宁波乡下，到上海亲戚开的五金厂当小工，不久，他又去印刷厂当学徒。那时，贺友直很羡慕到洋行里做高级职员，于是到中华职业学校上夜校学外语。当时上海霞飞路上有一家画廊，画廊橱窗里陈设着油画。贺友直路过时经常隔着玻璃欣赏。回厂后，他用印刷油墨当颜料在马粪纸上涂抹，以为这样画出来的就是油画了。他还经常路过上海美专，但这里学费高，没有高中文凭也考不进去，贺友直心里酸酸的。他一直记得父亲在临终前对他的抱憾：“我没能让你读书。”
贺友直离开上海后回老家，做了农村小学教师。他再次回到上海后，找到了一家美术社，希望画画，一位叫陈在新的画师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1949年9月，贺友直第一次接触连环画。据贺友直夫人的亲戚介绍，贺友直画的第一部作品是赵树理的《福贵》。连环画很小，贺友直不知道原稿是可以放大的，按照租的书的大小，就画那么大，画了100多张。这部不成熟的连环画最终锻炼了贺友直。这之后，他画了一本又一本，进步很快。过了一年多，贺友直在上海连环画界开始小有名气，他从此迈进了连环画的门槛。
1952年，贺友直参加了上海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之后到新美术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贺友直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员，一直工作到退休。
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连环画年画系，特聘贺友直兼任教授。
贺友直说：“我对我的学生讲，我是1937届毕业的。他们都奇怪，我告诉他们，我是1937年小学毕业，他们都笑了。”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贺友直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曾摸着上海美专的栏杆，心想要能进去学习该多好啊。后来，贺友直能站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为自豪的时刻。
没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和上海相继成立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基本上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要产品。贺友直学历不高，但他虚心求教，积极地向前辈和一些成名的画家学习。他的画风多变，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1962年，经过多年苦心钻研中国传统线描技法，尤其是临摹陈老莲的线描，贺友直豁然开朗，他创作出艺术性较高，独具风貌的连环画作品《山乡巨变》。此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山乡巨变》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
贺友直在画《山乡巨变》时，构思及草稿曾经被推翻过两次。开始用的黑白明暗的方法，画出来黑的多，贺友直觉得与脚本提到的湖南资江边上清秀明丽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不协调。连环画《山乡巨变》这套稿子，贺友直整整画了3年。
在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中，场景不多，动感的场面也不多，这给连环画的创作带来相当的困难。贺友直以一位优秀导演的眼光调度场景，多角度、中远景的交替使用，加上人物刻画的细腻，使画面充满动感和变化，让人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贺友直在创作时，主要在人物刻画上用心下功夫，而且注意环境背景的真实，并与之相配。贺友直认为：作为连环画画家，一定要学会导演，学会“做戏”。一段普通的情节，经贺友直的揣摩，抓住人物性格特征，挖掘人物内心活动，通过画面，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向读者传达故事的内涵与精神。
由于有生活基础，贺友直创作农村题材得心应手。他会“做戏”，连环画《李双双》中李双双和喜旺闹别扭，后又和好，如何交代这个情节，贺友直设计了几个细节。画面上，李双双让小孩将家门钥匙递给喜旺，一个动作，说明了李双双的内心世界，生动、传神。
我认为贺友直的连环画《十五贯》，更有典型意义。我们知道，著名连环画画家王弘力曾画过同名连环画，而且在连环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我就被王弘力刻画的娄阿鼠、尤葫芦所吸引，尤葫芦酒后的醉态，娄阿鼠刁钻的形象，我认为这两个人物就该长得这个样子。再碰同一个选题，一般画家是不愿意的。王弘力的《十五贯》较为写实，而贺友直的《十五贯》反其道，采用幽默的笔法，简洁生动、轻松愉悦，创造了另一种新的氛围。
贺友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下去体验生活，劳动，跟农民一起生活，是通过感觉的，是眼睛看见并且通过手的，全进入脑子里的。尤其画连环画的人，从开门到晚上熄灯，这一天的过程要全部了解。种水稻，怎么插秧，怎么耕地，怎么灌水，你都要懂。你要知道割稻怎么割的，是这样拿刀子的，镰刀这样下去的，割了以后怎么放的。没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擅长表现小人物
2013年1月6日，以贺友直连环画为主题的“文化列车”，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线运营，为乘客呈现了一幅老上海市民的生活百态图。
上海地铁将贺友直的《老上海360行》系列连环画制作成了公益广告，在2号线的261号列车车厢内，以壁画和拉手的形式进行展示。 2002年，贺友直创作线描巨作《申江风情录》，描绘上海街头小景。2003年底，他根据儿时记忆，为家乡宁波创作了《新碘老街风情录》组画。有专家把他画的《老上海360行》和《申江风情录》誉为现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贺友直是位平民画家，他对社会底层的群众有天然的熟悉和同情。他最擅长表现小人物，他以自己独特敏锐的眼光犀利地剖析生活，并将自己放低，用平民视角表现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者，表现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而他画的《新碘老街风情录》组画，则饱含对家乡的热爱，像《谢年》《拜会》，浓郁的乡村风情、栩栩如生的人物、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如同泉水，汩汩而出，令今天的读者惊叹不已。
1963年，为配合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文化部调我父亲林锴与贺友直、刘旦宅，共同绘制大型水墨组画《曹雪芹传》12幅，用以参加展览。这是他们首次合作，他们同住、同吃、同绘，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几乎每次到上海，我都要到贺友直先生家探访，小心翼翼地沿着蹩仄的木楼梯上去，那里便是他的家。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一直住如此简陋的房屋。这是30平方米的一居室，原是“过街楼”（上海搭在弄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5年贺友直搬进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在房间里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工作室，放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柜，还有满处的书，几乎就没有地方了。
“文革”初期，我还在上小学，因为父亲画连环画，所以家中收着不多的几本连环画。父亲对书很挑剔，一般的连环画是不存的，只有赵宏本、钱笑呆的《三打白骨精》、刘继卣的《筋斗云》、王弘力的《十五贯》，以及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后来这些书都给了学画连环画的弟弟。
那本《山乡巨变》是横32开，很少见。我那时年龄小，也看不大懂，于是我得出结论，贺友直先生是画严肃连环画的。
贺友直先生长我父亲两岁，所以我称他贺伯伯，因为世交的缘故，贺友直伯伯对我爱护有加，也经常和我讨论社会问题或有关连环画的问题。贺友直伯伯是典型的艺术家，没有大房子，他依然满怀激情地创作，而谈起问题，常常激动起来，像个热血青年。他现在画连环画，不为钱，而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
谈价钱，现代社会画连环画和画国画不能同日而语，他也不是不能画国画，他画鲁迅的《白光》，将中国画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人物画得那样生动。他毫无保留地捐出了那么多珍贵的连环画原稿，如果为了钱，这些原稿可以拍卖出天价来。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当面，还是打电话，贺伯伯每次说话都一针见血。我们谈上海的文化建设，谈动漫对连环画的影响，谈连环画的未来发展。每年春节他都要给我寄来贺卡、年历本，寄来数张他创作的连环画人物册页，这些都被我小心地珍藏着。2016年春节，按往年一样，我给贺友直先生打电话拜年，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心里由衷的高兴。
令人悲痛的是，贺友直先生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此，天堂多了一位幽默的连环画大师。（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杭州日报》、人民网）
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小人书
小人书又称连环图画、连环图、小书、公仔书等。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在宋朝印刷术普及后最终成型。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连环画进入生活的各个领域。
1949年后到1966年，连环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图画的通俗性，中国政府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上主张绘画从业者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连环画的发行量比较大，绘图者的报酬与其他以绘画为生的行业相比更为丰厚。这两种因素使许多人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连环画作品也有出现。
90年代中后期，连环画以收藏品的身份重回人们的视野，成为继字画、瓷器、邮票、古玩之后的第五类热门收藏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对小人书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分钱租一本书，能够美美地看上半天。
上海巨鹿路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老房子，推开老旧的赭红色木门，上16级木扶梯，是传说中“一室四厅”的贺府——所谓四厅，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老头在这住了有60年了。3月16日，贺府里的老头永远放下了画笔。
小学毕业的美院教授
贺友直生于上海，5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将他送到宁波乡下由姑妈抚养。姑妈家有一张老式床铺，床上描绘的戏文人物、雕刻的花鸟虫鱼，让贺友直百看不厌。8岁时，贺友直到设在破旧的关帝庙里的新碘小学上学。破庙里有个戏台，戏台四周枋上画的三国故事，让贺友直非常痴迷，他天天细心地描摹，于是，他的美术课成绩非常突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小学毕业。父亲因失业回到乡下避难，他也随之失学。
贺友直16岁离开宁波乡下，到上海亲戚开的五金厂当小工，不久，他又去印刷厂当学徒。那时，贺友直很羡慕到洋行里做高级职员，于是到中华职业学校上夜校学外语。当时上海霞飞路上有一家画廊，画廊橱窗里陈设着油画。贺友直路过时经常隔着玻璃欣赏。回厂后，他用印刷油墨当颜料在马粪纸上涂抹，以为这样画出来的就是油画了。他还经常路过上海美专，但这里学费高，没有高中文凭也考不进去，贺友直心里酸酸的。他一直记得父亲在临终前对他的抱憾：“我没能让你读书。”
贺友直离开上海后回老家，做了农村小学教师。他再次回到上海后，找到了一家美术社，希望画画，一位叫陈在新的画师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1949年9月，贺友直第一次接触连环画。据贺友直夫人的亲戚介绍，贺友直画的第一部作品是赵树理的《福贵》。连环画很小，贺友直不知道原稿是可以放大的，按照租的书的大小，就画那么大，画了100多张。这部不成熟的连环画最终锻炼了贺友直。这之后，他画了一本又一本，进步很快。过了一年多，贺友直在上海连环画界开始小有名气，他从此迈进了连环画的门槛。
1952年，贺友直参加了上海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之后到新美术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贺友直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员，一直工作到退休。
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连环画年画系，特聘贺友直兼任教授。
贺友直说：“我对我的学生讲，我是1937届毕业的。他们都奇怪，我告诉他们，我是1937年小学毕业，他们都笑了。”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贺友直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曾摸着上海美专的栏杆，心想要能进去学习该多好啊。后来，贺友直能站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为自豪的时刻。
没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和上海相继成立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基本上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要产品。贺友直学历不高，但他虚心求教，积极地向前辈和一些成名的画家学习。他的画风多变，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1962年，经过多年苦心钻研中国传统线描技法，尤其是临摹陈老莲的线描，贺友直豁然开朗，他创作出艺术性较高，独具风貌的连环画作品《山乡巨变》。此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山乡巨变》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
贺友直在画《山乡巨变》时，构思及草稿曾经被推翻过两次。开始用的黑白明暗的方法，画出来黑的多，贺友直觉得与脚本提到的湖南资江边上清秀明丽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不协调。连环画《山乡巨变》这套稿子，贺友直整整画了3年。
在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中，场景不多，动感的场面也不多，这给连环画的创作带来相当的困难。贺友直以一位优秀导演的眼光调度场景，多角度、中远景的交替使用，加上人物刻画的细腻，使画面充满动感和变化，让人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贺友直在创作时，主要在人物刻画上用心下功夫，而且注意环境背景的真实，并与之相配。贺友直认为：作为连环画画家，一定要学会导演，学会“做戏”。一段普通的情节，经贺友直的揣摩，抓住人物性格特征，挖掘人物内心活动，通过画面，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向读者传达故事的内涵与精神。
由于有生活基础，贺友直创作农村题材得心应手。他会“做戏”，连环画《李双双》中李双双和喜旺闹别扭，后又和好，如何交代这个情节，贺友直设计了几个细节。画面上，李双双让小孩将家门钥匙递给喜旺，一个动作，说明了李双双的内心世界，生动、传神。
我认为贺友直的连环画《十五贯》，更有典型意义。我们知道，著名连环画画家王弘力曾画过同名连环画，而且在连环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我就被王弘力刻画的娄阿鼠、尤葫芦所吸引，尤葫芦酒后的醉态，娄阿鼠刁钻的形象，我认为这两个人物就该长得这个样子。再碰同一个选题，一般画家是不愿意的。王弘力的《十五贯》较为写实，而贺友直的《十五贯》反其道，采用幽默的笔法，简洁生动、轻松愉悦，创造了另一种新的氛围。
贺友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下去体验生活，劳动，跟农民一起生活，是通过感觉的，是眼睛看见并且通过手的，全进入脑子里的。尤其画连环画的人，从开门到晚上熄灯，这一天的过程要全部了解。种水稻，怎么插秧，怎么耕地，怎么灌水，你都要懂。你要知道割稻怎么割的，是这样拿刀子的，镰刀这样下去的，割了以后怎么放的。没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擅长表现小人物
2013年1月6日，以贺友直连环画为主题的“文化列车”，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线运营，为乘客呈现了一幅老上海市民的生活百态图。
上海地铁将贺友直的《老上海360行》系列连环画制作成了公益广告，在2号线的261号列车车厢内，以壁画和拉手的形式进行展示。 2002年，贺友直创作线描巨作《申江风情录》，描绘上海街头小景。2003年底，他根据儿时记忆，为家乡宁波创作了《新碘老街风情录》组画。有专家把他画的《老上海360行》和《申江风情录》誉为现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贺友直是位平民画家，他对社会底层的群众有天然的熟悉和同情。他最擅长表现小人物，他以自己独特敏锐的眼光犀利地剖析生活，并将自己放低，用平民视角表现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者，表现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而他画的《新碘老街风情录》组画，则饱含对家乡的热爱，像《谢年》《拜会》，浓郁的乡村风情、栩栩如生的人物、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如同泉水，汩汩而出，令今天的读者惊叹不已。
1963年，为配合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文化部调我父亲林锴与贺友直、刘旦宅，共同绘制大型水墨组画《曹雪芹传》12幅，用以参加展览。这是他们首次合作，他们同住、同吃、同绘，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几乎每次到上海，我都要到贺友直先生家探访，小心翼翼地沿着蹩仄的木楼梯上去，那里便是他的家。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一直住如此简陋的房屋。这是30平方米的一居室，原是“过街楼”（上海搭在弄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5年贺友直搬进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在房间里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工作室，放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柜，还有满处的书，几乎就没有地方了。
“文革”初期，我还在上小学，因为父亲画连环画，所以家中收着不多的几本连环画。父亲对书很挑剔，一般的连环画是不存的，只有赵宏本、钱笑呆的《三打白骨精》、刘继卣的《筋斗云》、王弘力的《十五贯》，以及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后来这些书都给了学画连环画的弟弟。
那本《山乡巨变》是横32开，很少见。我那时年龄小，也看不大懂，于是我得出结论，贺友直先生是画严肃连环画的。
贺友直先生长我父亲两岁，所以我称他贺伯伯，因为世交的缘故，贺友直伯伯对我爱护有加，也经常和我讨论社会问题或有关连环画的问题。贺友直伯伯是典型的艺术家，没有大房子，他依然满怀激情地创作，而谈起问题，常常激动起来，像个热血青年。他现在画连环画，不为钱，而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
谈价钱，现代社会画连环画和画国画不能同日而语，他也不是不能画国画，他画鲁迅的《白光》，将中国画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人物画得那样生动。他毫无保留地捐出了那么多珍贵的连环画原稿，如果为了钱，这些原稿可以拍卖出天价来。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当面，还是打电话，贺伯伯每次说话都一针见血。我们谈上海的文化建设，谈动漫对连环画的影响，谈连环画的未来发展。每年春节他都要给我寄来贺卡、年历本，寄来数张他创作的连环画人物册页，这些都被我小心地珍藏着。2016年春节，按往年一样，我给贺友直先生打电话拜年，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心里由衷的高兴。
令人悲痛的是，贺友直先生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此，天堂多了一位幽默的连环画大师。（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杭州日报》、人民网）
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小人书
小人书又称连环图画、连环图、小书、公仔书等。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在宋朝印刷术普及后最终成型。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连环画进入生活的各个领域。
1949年后到1966年，连环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图画的通俗性，中国政府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上主张绘画从业者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连环画的发行量比较大，绘图者的报酬与其他以绘画为生的行业相比更为丰厚。这两种因素使许多人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连环画作品也有出现。
90年代中后期，连环画以收藏品的身份重回人们的视野，成为继字画、瓷器、邮票、古玩之后的第五类热门收藏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对小人书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分钱租一本书，能够美美地看上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