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接二连三发生之际,中国央行完全应该消除宏观政策的道德风险。
　　
　　金融危机的发生速率与严重程度已经不祥地恶化了。过去三十年间,平均每三年会发生一次危机。而现在,2008年末的危机刚刚过去18个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猛烈来袭。鉴于一场危机看似会引发另一场危机,且两场危机间的导火线正变得越来越短,世界经济如今正处于非常危险的道路上。
　　每场危机都有自己的典型代表——从泰国、网络到次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宽松的货币。“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put)”——认为央行应该迅速且大力阻止金融市场动荡的观点——是短效麻醉剂,一次又一次地为下场危机搭建舞台。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过度宽松的货币供应催生了股市泡沫。在该泡沫于2000年破裂后,又一次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巨大的房地产与信贷泡沫搭建了舞台。而泡沫破裂后大屠杀的余震,如今将欧洲推向了危险的边沿。
　　不幸的是,各国央行又一次重蹈覆辙——名义政策利率接近于零,实际政策利率为负。套用美联储(Fed)的话说,这种破坏稳定的状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黑夜过后是白天,这种疗法也将导致下一场危机。那场危机将由另一次资产泡沫、一次信贷狂潮,还是消费价格指数(CPI)暴涨导致,我们无法肯定。但在目前这样又一个缺乏纪律的危机后环境中,这当中的任何一个选项——乃至全部选项——都是可以想象的。
　　打破这一循环链不会容易。但我们亟需一种新策略。历史给了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寻找答案的指引。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对于看似难以抑制的“大通胀”,决策者深感绝望。政界人士与政策制定者深信,经济体系不愿——或许也无力——承受治疗的痛苦。听上去觉得熟悉吗?
　　1981年,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19%,遏制住了通胀,从而驱散了上述观念。我怀疑,正如货币纪律是近30年前的答案一样,它也是今天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对于一个深陷危机与绝望的世界而言,另一个“沃尔克时刻”很可能即将到来。
　　不,我不是在建议央行在危机期间收紧货币政策。但在危机接二连三发生之际,央行完全应该消除宏观政策的道德风险,即过度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错误的安全感。
　　央行需带头重获政策牵引力,阐明可信且透明的退出策略,退出目前实施到位的空前的刺激措施。
　　这里需要做三件事:制定明确的“正常”政策利率目标;给出一个宏观预测,明确发生这种正常化所需的条件;并设定明确的调整政策利率、以逐步达到上述目标的时间表。让我们以美联储的任务为例,看看这一策略可能如何运行。
　　第一步:宣布目标——将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回调至其长期平均利率2%。
　　第二步:阐明对未来三年美国经济的宏观预测。为了便于讨论,我们给出下述预测:到2013年底,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实际增长率与通胀率均为2.5%,失业率降至6%。
　　第三步:一旦上述预测成为现实,美联储即宣布它的正常化计划:一旦欧元危机尘埃落定,即开始上调联邦基金利率,18个月内上调9次,每次上调50个基点。
　　这是一个假设的新策略可能如何运行的例子。无可否认的是,它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预测的基础上,可能受到会使预测出现偏差的因素的影响。
　　央行是有缺陷的机构——近年来更是如此,因为它们放弃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它们在对抗通胀上非常出色。但它们未能管理好通胀过后的和平。对于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世界而言,唯一的希望就是设计一项新作战方案。
　　作者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