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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竹立家是在北京新疆饭店附近的东来顺饭庄进行的。他大部分时间是去各地给党政领导干部讲课，或做些课题调研，剩下的时间多半看书写书，也常有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文章见于各大报纸之上。
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公共行政学家，很少人以经济学者的视角看他。竹立家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哲学专业，但没有让竹立家停止对具体经济现象的思考。经济与哲学的关系，竹立家认为，“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与人类的主观意识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所以需要哲学的指导，而且经济现象又反过来证明哲学的观点。”
生产队长的考学路
竹立家1957年出生在山西黄土高原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并爱看书。他把村里能找到的书籍都看了一遍。“那时在农村能找到的，也基本上只有小说了。”10岁之前，他已经将村里村外能够找到的书本通读了一遍，《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儒林外史》……
“我们家就是农村的，并没有什么条件”，但竹立家颇为自豪的是他的父亲，“没有文化的父亲不懂得大道理，只是言传身教——要勤劳，要与人为善。”他的母亲小学毕业，“算是当时农村妇女里的文化人了，她很支持我看书学习。”
1971年，少年的竹立家进入当地的高中学习，毕业后由于有文化当上了村里的生产大队队长。1977年，文革后的中国恢复了高考，竹立家参加了“国考”阵营，并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但，文革后的农村百业待兴，作为生产队长的竹立家，被组织上挽留了下来，让他明年再报考。竹立家服从组织决定，在这一年里，一方面他要带好生产队长“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工作之余学习文化备战1978年的高考。“每天都会看到很晚，生产队里能拿到的资料多了，所有能弄来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毛选甚至是各种批林批孔的文件，我都看。那时候，开始觉得哲学很有意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把村里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新的生产队长顺利接任。在200多人录取1人的文革后第二次高考，他最终取得全县第一的好成绩，顺利地考上南开大学的哲学系。“我报哲学系，最大的原因是和我那个时代所看的书籍有关系。喜爱看些文学著作、哲学、历史文献、小说这一类的书籍。”
大学毕业的竹立家，并没有选择去机关，去企业这些“舒服’的单位,而是选择了“继续学习，提升学问水平”。在之后的5年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拿到了哲学硕士、伦理学博士学位。虽然专业是哲学，但他研究不局限于哲学。“我的研究不限于哲学，我是对历史、社会、经济包括哲学、文化我都有研究，我写的东西面也很宽。”
中国经济的哲学思考
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重任，竹立家说：“当前一段时期，是中国重要的社会文明转型期，必须是综合性的思考不是片面的单向的，不是纯政治纯经济，而是要综合考虑文明转型期的改革。”
“人类文明的成长是伴随着重大技术变革而成长的。从历史来讲，人类文明进行了四次技术革命，对人类的文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化带入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彻底变小了。那么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和管制，依靠传统价值体系来管理现代人是不可能。”
“如果仅仅从一个学问里来研究考虑，单纯的研究是不行的，需要一个宏观高度来思考。简单、片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的问题。”
竹立家认为，只要政局稳定的话，中国经济还有20年高速发展时期。“一个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基础设施、商品供应、农产品供应、医疗、教育等处于成长期。二是中国人具有三大优良传统特性：1.勤劳——老百姓自觉的积极地追求财富的精神，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不具备的；2.节俭精神——国外是没有的，中国的人民挣100个钱花20个钱，国外是挣100花101；3.忍耐精神——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性格，再苦再累没到一定的限度都会忍耐。中国各类社会矛盾多，老百姓对于现实和社会的忍耐度，允许我们政府改革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的政府也很清楚，中国人的宽容忍耐精神为政府沿着正确方向改革争取了时间。”
正因为精深的哲学背景，竹立家看待经济问题，总是力求还原经济现象的本质。“我能从政治经济、金融经济学来研究经济问题。我不会就事论事，而是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协调程度中出现什么问题？宏观经济调控中含有什么价值因素？”
对经济学者的定位和看法，竹立家认为有些经济学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以经济论经济，没有综合的考虑中国社会特有的各种因素看待中国经济现象。“经济学本身作为市场经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会与资本主义原经济体系发生差别，不能通过资本主义原经济结构来研究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这肯定会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已经城市化了、工业化了，我们对经济的研究，必须要有不同的新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
竹立家面对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员，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政为怀、民为先” 。“我告诉他们，首先要抱着一个道德的、政治的价值的理念，来治理这个地区也好，这个部门也好，要以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出发，这是最基本的善政。民为先就是心中装着老百姓。我们发展也好、改革也好、最终都是要让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愉快。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发展都是为了老百姓幸福，环境好，衣食无忧。”
改革要有“新战略”
从哲学的视角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是竹立家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地方。他认为，始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大的调整，否则，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是长期的。
“从2008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革命期间最大的经济危机。从金融危机来看，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一个衰退期，至少有1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在把国内有型工业、有型经济变成无形、服务经济、金融经济这种变化导致人类最终所依靠的财富根基发生了变化，人类需求是实体型的，一个国家过度的依赖发展金融的、服务的、无形的虚拟经济，都是行不通的，这就忽视了社会的需求是刚性的、实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进行重大调整，这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是必然的，也是长期的。”
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该如何进行？
竹立家认为，我国政府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二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
“我认为，未来10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
竹立家分析指出，我国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大约人均是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对于这个问题，竹立家认为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公共行政学家，很少人以经济学者的视角看他。竹立家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哲学专业，但没有让竹立家停止对具体经济现象的思考。经济与哲学的关系，竹立家认为，“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与人类的主观意识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所以需要哲学的指导，而且经济现象又反过来证明哲学的观点。”
生产队长的考学路
竹立家1957年出生在山西黄土高原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并爱看书。他把村里能找到的书籍都看了一遍。“那时在农村能找到的，也基本上只有小说了。”10岁之前，他已经将村里村外能够找到的书本通读了一遍，《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儒林外史》……
“我们家就是农村的，并没有什么条件”，但竹立家颇为自豪的是他的父亲，“没有文化的父亲不懂得大道理，只是言传身教——要勤劳，要与人为善。”他的母亲小学毕业，“算是当时农村妇女里的文化人了，她很支持我看书学习。”
1971年，少年的竹立家进入当地的高中学习，毕业后由于有文化当上了村里的生产大队队长。1977年，文革后的中国恢复了高考，竹立家参加了“国考”阵营，并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但，文革后的农村百业待兴，作为生产队长的竹立家，被组织上挽留了下来，让他明年再报考。竹立家服从组织决定，在这一年里，一方面他要带好生产队长“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工作之余学习文化备战1978年的高考。“每天都会看到很晚，生产队里能拿到的资料多了，所有能弄来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毛选甚至是各种批林批孔的文件，我都看。那时候，开始觉得哲学很有意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把村里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新的生产队长顺利接任。在200多人录取1人的文革后第二次高考，他最终取得全县第一的好成绩，顺利地考上南开大学的哲学系。“我报哲学系，最大的原因是和我那个时代所看的书籍有关系。喜爱看些文学著作、哲学、历史文献、小说这一类的书籍。”
大学毕业的竹立家，并没有选择去机关，去企业这些“舒服’的单位,而是选择了“继续学习，提升学问水平”。在之后的5年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拿到了哲学硕士、伦理学博士学位。虽然专业是哲学，但他研究不局限于哲学。“我的研究不限于哲学，我是对历史、社会、经济包括哲学、文化我都有研究，我写的东西面也很宽。”
中国经济的哲学思考
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重任，竹立家说：“当前一段时期，是中国重要的社会文明转型期，必须是综合性的思考不是片面的单向的，不是纯政治纯经济，而是要综合考虑文明转型期的改革。”
“人类文明的成长是伴随着重大技术变革而成长的。从历史来讲，人类文明进行了四次技术革命，对人类的文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化带入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彻底变小了。那么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和管制，依靠传统价值体系来管理现代人是不可能。”
“如果仅仅从一个学问里来研究考虑，单纯的研究是不行的，需要一个宏观高度来思考。简单、片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的问题。”
竹立家认为，只要政局稳定的话，中国经济还有20年高速发展时期。“一个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基础设施、商品供应、农产品供应、医疗、教育等处于成长期。二是中国人具有三大优良传统特性：1.勤劳——老百姓自觉的积极地追求财富的精神，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不具备的；2.节俭精神——国外是没有的，中国的人民挣100个钱花20个钱，国外是挣100花101；3.忍耐精神——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性格，再苦再累没到一定的限度都会忍耐。中国各类社会矛盾多，老百姓对于现实和社会的忍耐度，允许我们政府改革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的政府也很清楚，中国人的宽容忍耐精神为政府沿着正确方向改革争取了时间。”
正因为精深的哲学背景，竹立家看待经济问题，总是力求还原经济现象的本质。“我能从政治经济、金融经济学来研究经济问题。我不会就事论事，而是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协调程度中出现什么问题？宏观经济调控中含有什么价值因素？”
对经济学者的定位和看法，竹立家认为有些经济学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以经济论经济，没有综合的考虑中国社会特有的各种因素看待中国经济现象。“经济学本身作为市场经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会与资本主义原经济体系发生差别，不能通过资本主义原经济结构来研究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这肯定会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已经城市化了、工业化了，我们对经济的研究，必须要有不同的新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
竹立家面对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员，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政为怀、民为先” 。“我告诉他们，首先要抱着一个道德的、政治的价值的理念，来治理这个地区也好，这个部门也好，要以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出发，这是最基本的善政。民为先就是心中装着老百姓。我们发展也好、改革也好、最终都是要让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愉快。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发展都是为了老百姓幸福，环境好，衣食无忧。”
改革要有“新战略”
从哲学的视角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是竹立家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地方。他认为，始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大的调整，否则，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是长期的。
“从2008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革命期间最大的经济危机。从金融危机来看，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一个衰退期，至少有1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在把国内有型工业、有型经济变成无形、服务经济、金融经济这种变化导致人类最终所依靠的财富根基发生了变化，人类需求是实体型的，一个国家过度的依赖发展金融的、服务的、无形的虚拟经济，都是行不通的，这就忽视了社会的需求是刚性的、实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进行重大调整，这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是必然的，也是长期的。”
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该如何进行？
竹立家认为，我国政府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二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
“我认为，未来10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
竹立家分析指出，我国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大约人均是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对于这个问题，竹立家认为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