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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这就迫使许多国家强化对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推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中国也不例外。如何使刑法对环境的保护更有力度、更能有效地规制环境犯罪就是我们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的改进做一些思考。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力求刑法对环境的保护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关键字】环境刑罚制度；缺陷；改进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越快，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和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等严重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比较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应对环境问题，也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但是由于违法破坏环境的犯罪具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造成广泛的区域危害、巨大的环境危害损失，给人们造成肉体痛苦和物质损失，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危害持久同时又具有潜伏性，所以加强环境的刑罚性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在环境保护方面。民法和行政法律措施虽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取代环境刑法在保护环境上的地位。民事和行政制裁惩罚性和威慑性弱，危害行为和制裁手段间距性较大，对违法者触动不力，而刑事制裁由于具有强大的威慑性和制裁性，在保护环境上起着“保障法”和“底线法”的作用，作用远远大于民事和行政制裁，规定这些制裁手段，不仅可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可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见，利用刑罚性惩治手段对保护环境有着独特的效用，必须加强刑罚保护。
一、加大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
破坏环境资源的代价如果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它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特别是对那些为追求较高的利润宁可被罚款、歇业、赔偿，也要超标排污和随意开发利用环境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唯有辅以严厉的刑罚，才可能弥补其他法律手段制裁的不能。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予以了严重危害，足以造成公共危险，使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高额利润是每个人的本性，就企业来说，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如果投入到办理排污许可证、改进防污和排污设施的越多，用于其他生产性投入就越少。因此，企业主是不会主动去提高防污、排污设施的投入的，更不会想方设法增强企业的防污、净污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超标、非法排污进而引起环境犯罪的发生。而对于违法行为，在很多情况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被作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处理，并通过民事赔偿来解决，民事赔偿、行政罚款金额的过低往往不足以对生态安全进行保护。多数企业为了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切办法，把民事赔偿仅看成是经营管理上的成本和代价，并把这种代价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环境犯罪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没有，促使行为主体实施该类犯罪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应当在充分考虑人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的基础上，按照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科学地设立刑罚的幅度，只有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并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才能有效地制裁和预防环境犯罪。例如适当提高法定自由刑，甚至于对特别恶劣的环境犯罪行为人适用无期徒刑；提高罚金刑的数额。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面。将以上两种财产刑配合适用，剥夺犯罪人继续实施同类犯罪的资本，阻止其重新犯罪等方法。
二、使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
相比我国的刑法规定来说，1997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生态犯罪的刑罚规定了7种：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可见，我国环境犯罪处罚的种类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有限的刑罚手段对打击环境犯罪力度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环境犯罪的重点——单位犯罪来说，刑罚种类的规定，是一个国家惩罚犯罪单位所必需的，也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有效手段。世界上凡是承认单位犯罪的，无不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处罚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法国刑法典》规定的适用于法人的刑罚有：罚金、解散法人、禁止从事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关闭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机构等10种。这些国家采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可以考虑设置资格刑，对于单位的环境犯罪增设停止执业权利的处罚规定，如吊销营业执照等等。毕竟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的主体大多是单位或者法人，污染较轻的，可以停止其执业权利，让其整顿待环境好转后恢复其经营权；如果污染严重，则可以永久停止其从事某项职业的权利。如此处罚可以使违法者在心理上产生压力，在决策前首先考虑到环境的影响，这对防止环境犯罪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限制自然人或法人担任特定职务或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权利的资格刑，对于遏制功利色彩较浓的环境犯罪，限制经济权利显然要比剥夺政治权利更直接有效。
三、注重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代替自由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制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一般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同时环境损害并不能得到补救，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刑事处罚手段，不但要起到威慑、警戒的作用，而且也要真正地起到补偿环境的效力，这就把罚金刑推到刑罚改进的视野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侵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绝大多数，而且法人犯罪突出。将无生命实体的法人作为接受刑罚的主体，惟罚金刑最为适宜。另外，罚金刑易于纠正错误，一旦发现，可以对犯罪人进行经济补偿，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
综上，在我国改进罚金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我国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罪增设罚金刑，以进一步发挥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作用；(2)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环境犯罪，规定单处罚金制，对较轻的环境犯罪尽量适用选处罚金制，对较重的贪利性犯罪可规定并处罚金；(3)取消无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罚金数额，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从而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4)针对罚金刑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无限期拖延的情况，增设行刑时效制度，或实行罚金易科制。对于未在时效内主动缴纳罚金的，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执行，如果时效届满仍未缴纳则不再执行，而是将罚金刑改为自由刑。
四、配合适用非刑罚措施
刑罚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强制方法，虽在刑事责任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具有唯一性，刑事责任还可以通过非刑罚措施来实现。刑罚作为惩治环境犯罪最常采用的手段，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非刑罚的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可以有效弥补刑罚单一功能的不足，能有效地预防犯罪。环境刑事责任不仅应当起到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补救或恢复环境、消除环境犯罪持续性危害的功能。而针对环境犯罪来说，适用非刑罚措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我国可适用的非刑罚措施有三种：1.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如公开悔过；2.民事性非刑罚措施，主要包括责令补救和限制活动。法院可以责令犯罪人补救或恢复环境，同时酌情适用刑罚中的附加刑。例如司法实践中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并要求成活率。这种刑罚措施既惩罚了犯罪人又补偿了被破坏的环境，起到了恢复环境和惩罚犯罪的双重作用。3.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如责令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以责令限期治理为例，它是指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治理。其与作为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之一的限期治理可以说并行不悖且具有更强权威性和强制性，所以实效更好。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不仅可以消除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而且可以节约刑事制裁的成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刑法发展中的非刑罚化和轻缓化的重要体现，不但贯彻了环境刑事立法“预防为主”的原则，还加大了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环境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并生共存的问题，它们相互矛盾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将会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环境侵害事件，对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制定合理的刑事制裁措施不仅有助于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环境刑罚更要担当起控制环境犯罪的重任，为保持良好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字】环境刑罚制度；缺陷；改进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越快，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和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等严重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比较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应对环境问题，也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但是由于违法破坏环境的犯罪具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造成广泛的区域危害、巨大的环境危害损失，给人们造成肉体痛苦和物质损失，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危害持久同时又具有潜伏性，所以加强环境的刑罚性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在环境保护方面。民法和行政法律措施虽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取代环境刑法在保护环境上的地位。民事和行政制裁惩罚性和威慑性弱，危害行为和制裁手段间距性较大，对违法者触动不力，而刑事制裁由于具有强大的威慑性和制裁性，在保护环境上起着“保障法”和“底线法”的作用，作用远远大于民事和行政制裁，规定这些制裁手段，不仅可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可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见，利用刑罚性惩治手段对保护环境有着独特的效用，必须加强刑罚保护。
一、加大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
破坏环境资源的代价如果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它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特别是对那些为追求较高的利润宁可被罚款、歇业、赔偿，也要超标排污和随意开发利用环境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唯有辅以严厉的刑罚，才可能弥补其他法律手段制裁的不能。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予以了严重危害，足以造成公共危险，使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高额利润是每个人的本性，就企业来说，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如果投入到办理排污许可证、改进防污和排污设施的越多，用于其他生产性投入就越少。因此，企业主是不会主动去提高防污、排污设施的投入的，更不会想方设法增强企业的防污、净污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超标、非法排污进而引起环境犯罪的发生。而对于违法行为，在很多情况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被作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处理，并通过民事赔偿来解决，民事赔偿、行政罚款金额的过低往往不足以对生态安全进行保护。多数企业为了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切办法，把民事赔偿仅看成是经营管理上的成本和代价，并把这种代价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环境犯罪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没有，促使行为主体实施该类犯罪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应当在充分考虑人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的基础上，按照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科学地设立刑罚的幅度，只有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并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才能有效地制裁和预防环境犯罪。例如适当提高法定自由刑，甚至于对特别恶劣的环境犯罪行为人适用无期徒刑；提高罚金刑的数额。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面。将以上两种财产刑配合适用，剥夺犯罪人继续实施同类犯罪的资本，阻止其重新犯罪等方法。
二、使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
相比我国的刑法规定来说，1997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生态犯罪的刑罚规定了7种：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可见，我国环境犯罪处罚的种类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有限的刑罚手段对打击环境犯罪力度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环境犯罪的重点——单位犯罪来说，刑罚种类的规定，是一个国家惩罚犯罪单位所必需的，也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有效手段。世界上凡是承认单位犯罪的，无不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处罚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法国刑法典》规定的适用于法人的刑罚有：罚金、解散法人、禁止从事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关闭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机构等10种。这些国家采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可以考虑设置资格刑，对于单位的环境犯罪增设停止执业权利的处罚规定，如吊销营业执照等等。毕竟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的主体大多是单位或者法人，污染较轻的，可以停止其执业权利，让其整顿待环境好转后恢复其经营权；如果污染严重，则可以永久停止其从事某项职业的权利。如此处罚可以使违法者在心理上产生压力，在决策前首先考虑到环境的影响，这对防止环境犯罪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限制自然人或法人担任特定职务或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权利的资格刑，对于遏制功利色彩较浓的环境犯罪，限制经济权利显然要比剥夺政治权利更直接有效。
三、注重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代替自由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制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一般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同时环境损害并不能得到补救，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刑事处罚手段，不但要起到威慑、警戒的作用，而且也要真正地起到补偿环境的效力，这就把罚金刑推到刑罚改进的视野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侵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绝大多数，而且法人犯罪突出。将无生命实体的法人作为接受刑罚的主体，惟罚金刑最为适宜。另外，罚金刑易于纠正错误，一旦发现，可以对犯罪人进行经济补偿，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
综上，在我国改进罚金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我国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罪增设罚金刑，以进一步发挥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作用；(2)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环境犯罪，规定单处罚金制，对较轻的环境犯罪尽量适用选处罚金制，对较重的贪利性犯罪可规定并处罚金；(3)取消无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罚金数额，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从而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4)针对罚金刑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无限期拖延的情况，增设行刑时效制度，或实行罚金易科制。对于未在时效内主动缴纳罚金的，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执行，如果时效届满仍未缴纳则不再执行，而是将罚金刑改为自由刑。
四、配合适用非刑罚措施
刑罚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强制方法，虽在刑事责任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具有唯一性，刑事责任还可以通过非刑罚措施来实现。刑罚作为惩治环境犯罪最常采用的手段，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非刑罚的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可以有效弥补刑罚单一功能的不足，能有效地预防犯罪。环境刑事责任不仅应当起到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补救或恢复环境、消除环境犯罪持续性危害的功能。而针对环境犯罪来说，适用非刑罚措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我国可适用的非刑罚措施有三种：1.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如公开悔过；2.民事性非刑罚措施，主要包括责令补救和限制活动。法院可以责令犯罪人补救或恢复环境，同时酌情适用刑罚中的附加刑。例如司法实践中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并要求成活率。这种刑罚措施既惩罚了犯罪人又补偿了被破坏的环境，起到了恢复环境和惩罚犯罪的双重作用。3.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如责令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以责令限期治理为例，它是指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治理。其与作为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之一的限期治理可以说并行不悖且具有更强权威性和强制性，所以实效更好。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不仅可以消除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而且可以节约刑事制裁的成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刑法发展中的非刑罚化和轻缓化的重要体现，不但贯彻了环境刑事立法“预防为主”的原则，还加大了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环境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并生共存的问题，它们相互矛盾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将会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环境侵害事件，对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制定合理的刑事制裁措施不仅有助于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环境刑罚更要担当起控制环境犯罪的重任，为保持良好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