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检察长梅纳赫姆·马祖兹1月23日决定，将以强奸、性骚扰和滥用权力罪名起诉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他可能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受到刑事控诉的在任总统。卡察夫1月24日在官邸举行新闻发布会，其间他怒气冲天、言词激烈，称对他的指控是“恶毒和可怕的谎言”，誓言斗争到底。以色列议会委员会25日经表决，批准卡察夫提出的暂时停职三个月的请求。
　　
　　摩西·卡察夫究竟是否有罪？这些当然尚有待于法庭证实。但以色列司法部的声明中说：“经过审核所有可靠的证据,总检察长已经做出了结论。”总检察长马祖兹称：“我不认为针对卡察夫总统的怀疑是一个阴谋，特别是考虑到有这么多人牵涉其中的情况下。”这似乎已证明三项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无论如何，摩西·卡察夫这个名字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当中可能都会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最近布什总统向伊增兵受到议会限制，连同这一次摩西·卡察夫总统的黯然停职，都证明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现代法治的有效性。
　　在健康的现代社会，“统治者”已转型为公共管理者，与普通公民相比，他享有更多的荣誉，也受到更多的约束，在严格的公共监督之下，他无法享有完整的隐私权。因此，公共管理者不是普通公民，这就要求他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以理性和克制的心态坦然面对公共监督，并模范接受法律的裁判。
　　摩西·卡察夫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时用拳头击打讲台，口中骂声不绝，他说，“不要相信诽谤、中伤和谎言。事实只有一个……我遭受了以色列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攻击之一”。卡察夫说，即便是这场抗争最后变成“世界大战”，他“也将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以澄清名誉”。
　　针对卡察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以色列司法部长利夫尼说：“他不该在总统办公室发动一场旨在证明自己清白的战斗”。卡察夫的情绪失控，表明他并不具备尊重法律、信赖法律的基本心理素质。在现代法治的治理之下，需要公共管理者以负责任的态度虚心接受法律程序的检视。
　　摩西·卡察夫的问题何在？按照美国学者里安·艾斯勒的观点，人类的心理模式可大致分为支配型和合作型两种。传统的“统治者”大多具有支配型心理模式，具有此类心理模式的人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滥用权力甚至暴力，都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而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则应具备合作型的心理模式。
　　那些迷恋暴力的人，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已经学会了用暴力解决问题。就卡察夫而言，他出生在伊朗的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属于以色列最底层、最贫穷的“赛法尔丁”犹太人，在马拉凯的临时移民营中度过童年。这段时期的卡察夫，始终都只能是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对象。在种族仇恨强烈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犹太儿童常常要小心地躲避着可能降临的生命危险，只能在无助的凌辱感中命令自己坚强。不难想像童年卡察夫心中的愤怒，他必须学会接受外部权力的支配，在内心默默期待：在余生中改变自己的软弱状况，在这种支配型关系中调换角色。这应该是卡察夫内心深处狂躁世界观的根源。青年卡察夫24岁就当选了马拉凯市的市长，被政坛誉为“干净先生”。卡察夫的严格自律来自他想创造并主宰一个更大规模的支配型关系的强烈渴望，透过掌握权力来控制自己的命运，甚至渴望以支配和伤害他人的方式，将无辜者“关在笼子里”，以此显示自己的支配地位。这也是许多在支配型社会环境中度过童年的人的心理真实。
　　支配型心理模式同时是一个严重扭曲视线的滤镜，它左右着人对事物和境遇的判断与理解。一个施暴者以扭曲的滤镜看世界，他的感受是夸张的，他会觉得受害者对他的反抗是邪恶的。由于对个人经历的敏感，他会陷入一种被迫害妄想的症状中。卡察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竭力为自己辩解，使用包括“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之类的辞令来谴责对他的指控。卡察夫的这种“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世界大战”人格背后，是他的严重缺乏爱、缺乏信任、缺乏尊重的偏执狂表现。
　　现在是卡察夫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他必须走上法庭，等待他的也许还有法律的惩罚。那么，他还有可能从这种支配与控制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吗？他会有足够的精神勇气选择走一条关爱自我的疗愈之路吗？我们都不知道。至少，对于那些曾在支配型社会环境中度过童年的人们来说，积极追求内部自我的转型，建立以爱、关怀、尊重和信任为主题的合作型心理模式，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负责任的选择。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