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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李世鹤】
1941年生于重庆，1963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82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以李世鹤为首研究开发的TD-SCDMA，是世界上被接纳的三个标准中唯一一种由中国人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中国没有一项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专利与核心知识。李世鹤被誉为“中国3G之父”。
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就在这一天，中国移动宣布开始TD预商用。
漫长的等待似乎马上就要结束了；TD-SCDMA，中国人唯一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中国电信人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了，然而，作为“TD之父”，李世鹤却高兴不起来，TD阵营内更是一片凄凉。就在不久前，李世鹤公开发表“TD快要死了，而且还是安乐死”的论断后，死撑了数年的TD手机芯企业凯明，应声倒在了黎明前的一刹那。而另一家TD企业大唐移动，也在高层频繁离职后，不得不面对管理人员排队请辞的窘境。
就在这个本应是中国TD业界春天的冰冻之日，我们有必要听听李世鹤充满焦虑的声音。
摇篮中的TD如何没有被扼杀
记者：您作为TD技术的奠基人，大家称您“TD之父”，您是当之无愧的。今年是向ITU提交TD-SCDMA标准十周年，希望您先简要回顾一下TD-SCDMA的经历和过程。
李世鹤：说实话，TD走到今天应当说是一种必然，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从宏观经济的高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很穷，（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给外国人打工、搞装配，赚点儿小钱，富是慢慢地富了，中国也变成了世界工厂。当然人家巴不得你成为世界工厂，10亿中国人当打工仔，人家获取利润。十年前，正是这个“世界工厂”论调抬头的时候，当时信产部已经考虑到中国要从电信大国变成电信强国，首先就是自己要掌握自己通信的命运。TD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
记者：这种背景促使了TD的萌芽。
李世鹤：这种背景代表了两点：一是打破中国给人家当打工仔的状况，二是当时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发展有这个需要。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的时候，要TD死是轻而易举的事。美国一位（知）名教授3年前跟我们谈话，他说，西方现在后悔了，当初没把TD封杀在摇篮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年我们提交TD标准的时候，西方的几个大公司都看到了中国巨大的通信市场，他们说：现在中国经济起来了，通信也发展了，老百姓需要通信，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所以在国际上不要反对中国人太厉害了。
那时候把TD杀掉太容易了，但西方的小算盘是“中国人好面子，不要做得太绝，让中国有一个标准，让他们的面子得到满足吧”。
记者：他们认为TD做不大，不信TD会做起来。
李世鹤：是，人家心里讲，反正你中国人也做不出来，市场还是在我们手上。
记者：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
李世鹤：困难！只有西门子真的做了，别的都不做，看着你怎么死。国内也没人做，除了周寰和我。周寰讲，砸锅卖铁也要干，就这个态度！当时我们为了TD，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面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候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
记者：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李世鹤：是的，外国可能没想到，中国可能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帮不要命的人！10年前启动的这个项目，还得了国家进步奖，但是国家投资只给了100万元，剩下的工作认为是你们企业的行为。
记者：当时TD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和程度？
李世鹤：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2000年到2003年，我们随时哪一天都可以死掉，非常难！但这也是最能团结人的时候，搞TD的就是一帮不怕死的人，也不要钱，也不要命。5年前开始，国家提出自主创新，从宏观经济的发展考虑，中国要富强必然要走自己创新的路，谈得非常明确：中国八大问题的第一项就是要搞创新。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在）舆论上宽松了一点，经济上也宽松一点，能够认认真真地干。说实话，TD认认真真搞技术产业发展也就这几年，我们把那么多时间都浪费了。
“3G时代没有理由不选择TD”
记者：您觉得中国整个3G会是一种什么状态？还会上吗？
李世鹤：当然上。
记者：这个阶段会不会很短？
李世鹤：不可能，3G是一个技术发展阶段性的东西，跳不过去，要跳的话压力极大，你必须走过这样一个技术发展和市场发展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的长短有各种原因，现在这个原因不是技术和制造商的问题，无关产品成熟不成熟，完全是决策和执行的问题。在展会上你可以看到技术进展。现在的主流供应商大唐、中兴提供的产品，中国移动还没有提出来下一代的，我早准备好了，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软件升级等来完善技术，成本那么低，连GSM一半（的）价格还不到，有什么理由不用？一个正常人的话，至少是想不通这个。
记者：是不是还是想着，有没有可能改用其他的3G制式？
李世鹤：你说对了，这是症结所在。
记者：从技术上来说，TD下一步还需要完善什么工作？
李世鹤：技术工作我们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记者：系统是支持HSDPA的？
李世鹤：全部支持。并且HSUPA的标准刚刚完成，今年年底我们就会有产品，LTE明年可能也就出来了。
记者：中国在国际电信环境中开始作为一个参与者存在。
李世鹤：是的，参与者！3GPP的标准还没有成熟，我们的样机都做得差不多了，就差最后标准定型，不到半年时间内全部能满足标准。不光是现在，到了下一步LTE，中国3G的核心专利所占的比例不比外国差多少，这可以明确查出来。至于说整个技术产品的质量，是完全已经到可以竞争的时候了，不能说都比人家好，但至少是可以竞争的环境，你有专利，我也有专利。
记者：如果LTE谈得太多，是不是对TD现有产品有影响？
李世鹤：不会。现在对系统厂家来讲无所谓，上软件就可以。
记者：将来LTE只是在TD的系统上升级？
李世鹤：当然要改一些东西，射频要改。很多系统的东西都可以用软件升级来做到，所以说从系统技术来讲，我们现在比国际上的公司走得还快。但是终端不同，市场不明朗，人家厂商没办法做。
记者：依您看，什么样的做法，才能保证TD健康地走下去？
李世鹤：很简单，拿出一个计划来，让TD网络在2011前把中国的主要城市都覆盖掉！可以保证，所有的瓶颈都绝不会在制造商头上。
记者：是在政策和运营的层面？
李世鹤：10年前中国上GSM靠的是什么？当时吴基传部长把各个省的电信管理局的局长召到邮电部开会，下午找来，晚上开会，最后下死命令，全部给我上GSM，能上多少就上多少，不管一切。手机到处打不通，到了1997、1998年接通率30%都做不到，比TD差多了。终端一共只有两款手机，打一会停一会，待机时间更是问都不要问。现在TD有98%～99%的接通率还不行？比G网的性能好多了，TD的接通率，不管哪个地方的测试都高于98%。
我本人就在上海磁悬浮上亲自打过，GSM和TD手机同时用。现在高速旁站址多了，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到全线，只覆盖了一半。从启动到了300多公里TD都还可以接通，GSM到200公里就不行了，接不上了。TD不比GSM差，但现在好像你一定要拿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系统我才能干似的。2004、2005年，香港上WCDMA的时候，每个手机配三个充电器，家里一个、汽车一个、办公室一个，随时会没电，随时就得充，怎么没人讲WCDMA不能用？
记者：是一个市场引导和运作的问题？
李世鹤：是利益的问题！
最后的发令枪交给国家
记者：从一开始到现在，您对TD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10年的过程很不容易。如果现在不讲透，TD真的安乐死，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
李世鹤：是的。下这个决心，把发令枪打响，拿出计划来实施，这个才是真的！一个产业到这一步，最后交到运营商。以前不管你跑多快，但到最后一步不冲刺，你也没办法。回头看，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移动，GSM哪有今天的地位？那时候爱立信经济（状况）都非常危险，都到了干不下去的程度。中国一上GSM，马上打了强心剂。这也就才10年吧，人不能健忘到这个程度。供不了货怎么办，他们国家修改法律说准许你们周末加班。那时候GSM网那么差，也慢慢起来了。TD从技术上讲比小灵通好一代，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成本又比它低得多，小灵通都玩大了，TD怎么就不可以？
记者：TD现在是不是在城市里面覆盖多些，如果考虑到重复投资、语音的覆盖？
李世鹤：城市主要是数据的问题，不会重复覆盖。
记者：城市是没有问题，农村里面覆盖TD会不会造成语音重复覆盖？
李世鹤：G网、C网重复几次了，小灵通又重复一次，再重复一次有什么问题？
记者：刚才您讲了，现在的建议就是尽快建网，全国铺开。
李世鹤：必须尽快，刻不容缓，拿出计划拿出行动来，不然就非常危险！等到奥运会完了，缓过劲也已经迟了。据我知道，下面对TD是积极的，石家庄都急了，TD网都到了保定了，就差一步没过去。很多省移动公司的积极性也高，可没有决定权，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记者：如果国家能够有一个政策，大规模的布网，这种情况下，您展望TD将会怎么样？
李世鹤：绝对不会丢脸！通过了去年的网络建设，整个质量，整个网络优化的速度，我们有绝对把握。去年我们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广州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做了以前20年一半的工作。广州开始的时候我们信心也不足，他们信心也不足，说量太大，但是最后做到了。现在设备的故障率是每天小于千分之一，有些还不是设备的故障，是传输的故障。
记者：站址没问题？
李世鹤：尽可能用GSM站址，只是增加些设备。广州、上海都是去年5月份建设，广州11月底全部建完，上海12月底也全部建完。
记者：目前为止没有听到确定的扩网的消息。
李世鹤：没有。都在等，都在起跑线上趴着，等着发令枪响。你把刘翔拉来，举枪举一个小时，你看他还怎么跑！等到趴累的时候就倒下死了。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真的非常大。但是从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将会得到很多教训，对我们的后人还是有好处的，拼搏过了，不管你是不是最终能成功，待后人评说。我的感觉就是我做了，我不后悔！（编辑/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