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达三是一位坚持正义，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工商业家。他的一生，从追求进步，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寻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投身到民主爱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浙江省政府副主席。他那句“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还是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至今响彻在我们的耳畔。
　　求学生涯和进步活动
　　1884年4月28日，包达三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农民家里。幼年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到苏州、上海的商店当学徒。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祖国命运岌岌可危之时。他对此深恶痛绝，25岁那年，毅然东渡日本求学，希望将来能对国家有用。
　　在日本期间，受孙中山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包达三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入到反对腐败清政府的斗争。期间，他结识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他毅然和蒋介石、张群一起秘密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组织敢死团，参与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复杭州的战斗。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因反对蒋介石强借浙江临时政府库银挥霍及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再次去日本留学，并参加了进步党，后担任进步党留日支部部长。
　　1914年，包达三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后，留日工作并从事进步党活动。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当时国内军阀争斗，局面混乱，包达三逐渐无意于政治，1918年后，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之一，并倡议在江湾开辟引翔港，建设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为此，他集资开办地产公司，在江湾一带购买大量地产，经营地产业务，逐渐成为上海知名的房地产资本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指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郛向包达三勒索银元10万元。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包达三非常愤慨，政见不同，对蒋的为人更是不齿，决定与其绝交。蒋介石也放出话来：只要我在台上一天，你包达三就不能从政。
　　此后，包达三更是一心经商。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还筹款开设了渔船公司、盐垦公司、蛋厂等，资产不断增多。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包达三深感民族工商业者处境的艰难，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心底的爱国热情再次焕发，与上海各界一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寻求光明和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重庆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包达三的好友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等由重庆抵沪，住包达三家。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影响下，包达三加入了民主建国会。他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民建会民主、建国的宗旨燃烧得更旺，使他再次走入政治斗争的行列。
　　当时包家住在上海赵主教路（即现在的五原路）大通别墅。这里不但接待过周恩来、李维汉、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更是马寅初、郭沫若、陈叔通、马叙伦等民主爱国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包达三常在家举行“聚餐会”，召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聚会，宣传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商讨、研究如何推进和平民主运动。这里逐渐成为团结上海工商界的一个联络点。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盛丕华、蒉延芳和包达三等11人组成和平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临行前，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警告，但包达三他们态度坚决，表示为了和平不惜赴汤蹈火。6月23日，代表团在上海10万群众欢送下出发，傍晚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不料在此惨遭数百名预伏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长达5小时之久。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包达三也负了重伤。直到次日凌晨，在民主人士及中共多方努力下，受伤代表才被送进医院，这便是“下关惨案”。之后，包达三不顾伤痛，仍与黄炎培、盛丕华等出席了国民党参政会举行的招待会和在大陆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揭露了下关暴行的真相，呼吁停止内战。又走访了孙科、邵力子、张厉生、雷震、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高官，表达了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意愿。
　　经历这次斗争，包达三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事件也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更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暴行、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展开。
　　为了支持民主运动，包达三变卖了40多亩地产，取出200两黄金作活动经费。包达三不但自己行动起来，更是通过各种名目的聚餐会，发动民族工商企业家一起出钱出力，救济被迫害、被通缉的进步教授、学生、工人，掩护、资助他们到解放区去参加斗争；赞助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大”和“宪法”；反对国民党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包达三还利用儿子当飞行员的便利条件，多次让他为中共地下党运送机密文件和宣传品。
　　1948年蒋介石在上海搞“金圆券运动”，加紧迫害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运动的进步人士。鉴于局势越来越恶化，为了保护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安排下，包达三化名石龙公，与其他民主人士被陆续转移到香港。
　　1949年3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包达三与一批民主人士要赴解放区去。一路上，辗转颠簸，包达三气管炎发作，开始吐血，但心情很激动。到了北平，大家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包达三开始留在北京治病。
　　从社会贤达到任职人民政府
　　1949年春夏，在北京的日子里包达三很是忙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担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并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
　　党和政府对包达三一直非常关心，给他安排了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曾担任中央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
　　1951年，党中央决定让包达三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他当选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浙江省副省长。
　　在各项运动中，包达三总是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早在1952年，他就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民建中央决定建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包达三主持筹组工作。1955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包达三担任主任委员，是民建浙江省组织的主要创建人。
　　1955年起，包达三因患心脏病，休养了很长时间。即使在病中，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浙江省的工作。
　　1957年4月6日，包达三因病去世。遵循他的遗愿，其骨灰存放在青田石做成的盒子里。当时，《浙江日报》等对此都做了专门报道，赞扬他作为首长，移风易俗，带头倡导火葬。 （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