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
　　我被震醒后，下意识地将两个孩子从床上抓起来塞到床底下，见震动越来越强烈，已感到我住的老楼咔吧咔吧地摇摇欲倒，又从床下夹起两个孩子向楼下跑。慌不择路之间，将右脚大拇指的趾甲踢掉，竟全然不知。随后在路边胡乱搭起一个抗震棚，一家人总算有了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由于饥饿，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彻夜啼哭，我抱着她整夜在马路边上溜达。
　　地震后别人都可以不上班了，我自知身份敏感，不能不去。可第二天到工厂一看，全面瘫痪，厂里见不到几个人。交换台的电话员正在找我，总机接到军队的紧急电话，让我寻找一位老首长的女儿甄影颖。影颖在唐山当兵，本来休假到7月底，因为刚提干，非要提前归队，27号下午我刚送走她，28号凌晨地震，父母就联系不上她了。震后第四天，好歹到了名义上的唐山。眼前一片废墟，原来的唐山已不复存在。好不容易找到影颖所在的部队，我心中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找到埋葬她的地点，在坟前立了一块木板做记号，匆匆搭车回津，向她的父母报信。
　　谁料一周后，我自己也差点死了一回。
　　工厂要恢复生产，先得检修被震坏的设备。我回家没能休息，上班还得带头苦干。在检修24米热处理炉时，一脚踩空从上面摔了下来，瞬间只觉得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没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正往医院急驰的救护车上。守在旁边的厂医说我福大命大，正好掉在几个装炉件的稻草袋子上，若稍偏一点，摔在铸钢的炉件上，很难想象是什么后果。
　　我那时是惊弓之鸟，遇事先往坏里想，却忽略了另一句经典———“物极必反”。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工厂恢复党委领导，老干部落实政策，重回领导岗位，全厂各车间开始起用老的生产骨干。各级造反組织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该抓的抓、该管的管，其他的作鸟兽散，不等人下令便纷纷离开各个“总部”，从哪儿来的又回到哪儿去，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迅速隐身于群众之中。
　　我没有重回厂部，而是被任命为锻压车间主任。记得刚上任没几天就险些出事，一次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车间参观，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着从高空劈下，只差一点儿就砸中亲王随从的脑袋。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一块一块地亲手检查玻璃。
　　另一次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来厂视察，六千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时，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技术不错，只用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领导们都没有看出什么不妥。想不到当过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的纪登奎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转嫁责任，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有故障随时修，但有许多年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丢掉了。”纪登奎摇了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制度一定要跟上，该建立的建立，该恢复的恢复。”
　　只是，管理制度也好，人也好，社会也好，若想痊愈，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