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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尘新生石山下”，“劫灰飞尽古今平”。
世界文明古国无不历尽沧桑，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在历史长河中体验民族的荣光与屈辱，换来了深刻的民族记忆。而且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已经只留下昔日的光荣，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本体已经发生了所谓的转型(transition)，与原有形态相去甚远了。
希腊辉煌的创造在罗马人的铁蹄下成为废墟，最终汇入基督教文明之中。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早巳消失于雅利安人的利刃之下，甚至在古老的吠陀经典中都已经无法追溯其起源，只有借助考古学发现才有可能想象当年的兴盛。而最早的埃及文明更是早早地转化了类型，留下金宇塔与狮身人面像作为记忆的物化形态。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文明历史奇迹般地传承下来，经历五千年风雨，至今仍然屹立东方。但是尤可讳言，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年历史，却是五千年中最令国人感到屈辱与痛苦的时期。虽然如此也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文明变化最重要的时期。记录这一变化的印象与影响，从西方人或长期经西方文化熏染者的目光中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特征，以他人的目光来凝视；于是就有了“往事中国”这一丛书。 这一丛书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特别是西方人，从各种视角，抱着各种目的，说着各种话语的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宫廷朝臣，下至贩夫走卒的观感、评论尽收于此。以此来为我们认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性格提供一个参考。特别关注的是所谓民间的话语，这是种种最鲜活的话语，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与官方话语不同的“狂欢节话语”。只不过这种话语所面对的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国度，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人类生活中的惊异与发现中，最鲜明的、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对与自己相异的种族的印象。所以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记述了当时一些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争论：不同种族的人类，如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等，应当被看成是同一个种，还是不同的种。事过境迂，尽管人们现在已经有了并习惯于对这类问题成熟的见解，但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是人类好奇心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近代以来，当中国人与南海附近的太平洋岛国上的居民接触时，由于看到其外形与自己有如此大的差异，竟然有人惊叹：其人几不似我类者。这种怀疑，可以说是与达尔文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们十分相近。” 伺样，欧洲人对于久已闻名的中国人种与文化也一直十分好奇与惊异，因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就行销欧洲了，但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人，他们却知之不多。所以近代海路开通以后，对于中国人的观察印象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1515年，葡萄牙人皮雷斯在奉献给国王的《东方诸国记中》说；“中国人的皮肤就像我们一样白净。”早在他之前，就有欧洲人断言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是白色人种。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也说过：“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为是在靠近热带，有的人比较黑。”西方人这种对于肤色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所关注的是世界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即世界其他种族和其他文化人类之于我们的评价，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来说，是“他人的目光”。这是一种在主体之外对于主体的认识，这就使它具有了不同于自我的、独特的视域。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旁观者清”，因为文化判断只能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选择，如果从他人来看，旁观者也就是他人，是异己文化的立场，不能克服文化的自我认证，但可以看成是对于一种民族的文化记忆。这就是说，一种是荣格所说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记忆、意识与无意识。
如果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会留下历史印象，世人对于每个民族都有种族文化的记忆。这种记忆具有对于这个民族的人种、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宗教信仰、创造发明、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种种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知与评价。这种评价是这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十分重要的参考。希腊人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将其放之于一个民族，就是认识这个民族本身。
经过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的文化交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日臻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本身的地位也经历了变化，成为世界殖民主义的中心。于是，从原先歌德、莱布尼茨等人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惊叹与羡慕转变为对于一个老弱国家的轻视与敌对。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的西方学者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为主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印象的论著。这批论著的意义就在于：从现代社会认识角度观察中国，从现代西方文明视域评价中国，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中来看中国。
这是有史以来最近距离的观察中国；实际上世事难料，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观察已不适应于剧变中的中国与世界。于是一段历史记忆被尘封起来，成了历史的化石。如同琥珀，在它形成之初的千万年前，把一只昆虫包在松香中。当那昆虫的同类早已经化为灰烬时，它竟然在琥珀的绝对真空中保持了当时一瞬间的形态。历史成为了现在，保持了永恒!
正如艾略特《四重奏》中所说：“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同一道理，我们这个丛书就是要复活历史的记忆，回眸历史话语，显现人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记忆与印象。这是活的历史，是现在的前身，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关联，是立足于现在的过去。
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是文中必有之义，现代意识的主导观念发于西方，它先天地具有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排异性，这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同一，差异性产生的相吸引与相拒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当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的这些西方人(包括西化了的中国人)，当时居于优越地位的西方人的眼光中，如果看到了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因素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实质。这也许只是他们眼中的东方，正像爱德华·W·赛义德所说，一个西方人臆造的东方。
当然，这不是个人思古幽情的阐发，而一个现代民族的自我认识，是历史现象与其影响。正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中所写的，这是在岁月的额头上刻下的标记。它使一种民族的记忆成为财富，即使这种记忆是痛苦的，作为一种经验，也具有独特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民族的自我认证，其中有自我定位，也有一种自我省察。一个不能自我省察的民族是可耻的，也是可悲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给各国造成巨大创痛的国家，有的已经在反省，有的现在还在欺人欺世，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是可耻、可悲的。而对于在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中国，自省的含义之中就有牢记国耻，不忘弱国贫民的悲惨经历。
中国人熟知“句践(即所谓勾践)雪耻”的故事。句践复国，得之于民族记忆的鲜明，重视历史的反省。同样，古代犹太人走出埃及，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但犹太人也没忘记自己的历史，他们有这样一句格言：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当过奴隶。
如果我们把这一丛书中的话语与当代中国相比较、相印证、相阐发，就是一种把历史变为今日的手段。
(“往事中国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世界文明古国无不历尽沧桑，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在历史长河中体验民族的荣光与屈辱，换来了深刻的民族记忆。而且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已经只留下昔日的光荣，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本体已经发生了所谓的转型(transition)，与原有形态相去甚远了。
希腊辉煌的创造在罗马人的铁蹄下成为废墟，最终汇入基督教文明之中。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早巳消失于雅利安人的利刃之下，甚至在古老的吠陀经典中都已经无法追溯其起源，只有借助考古学发现才有可能想象当年的兴盛。而最早的埃及文明更是早早地转化了类型，留下金宇塔与狮身人面像作为记忆的物化形态。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文明历史奇迹般地传承下来，经历五千年风雨，至今仍然屹立东方。但是尤可讳言，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年历史，却是五千年中最令国人感到屈辱与痛苦的时期。虽然如此也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文明变化最重要的时期。记录这一变化的印象与影响，从西方人或长期经西方文化熏染者的目光中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特征，以他人的目光来凝视；于是就有了“往事中国”这一丛书。 这一丛书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特别是西方人，从各种视角，抱着各种目的，说着各种话语的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宫廷朝臣，下至贩夫走卒的观感、评论尽收于此。以此来为我们认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性格提供一个参考。特别关注的是所谓民间的话语，这是种种最鲜活的话语，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与官方话语不同的“狂欢节话语”。只不过这种话语所面对的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国度，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人类生活中的惊异与发现中，最鲜明的、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对与自己相异的种族的印象。所以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记述了当时一些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争论：不同种族的人类，如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等，应当被看成是同一个种，还是不同的种。事过境迂，尽管人们现在已经有了并习惯于对这类问题成熟的见解，但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是人类好奇心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近代以来，当中国人与南海附近的太平洋岛国上的居民接触时，由于看到其外形与自己有如此大的差异，竟然有人惊叹：其人几不似我类者。这种怀疑，可以说是与达尔文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们十分相近。” 伺样，欧洲人对于久已闻名的中国人种与文化也一直十分好奇与惊异，因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就行销欧洲了，但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人，他们却知之不多。所以近代海路开通以后，对于中国人的观察印象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1515年，葡萄牙人皮雷斯在奉献给国王的《东方诸国记中》说；“中国人的皮肤就像我们一样白净。”早在他之前，就有欧洲人断言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是白色人种。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也说过：“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为是在靠近热带，有的人比较黑。”西方人这种对于肤色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所关注的是世界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即世界其他种族和其他文化人类之于我们的评价，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来说，是“他人的目光”。这是一种在主体之外对于主体的认识，这就使它具有了不同于自我的、独特的视域。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旁观者清”，因为文化判断只能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选择，如果从他人来看，旁观者也就是他人，是异己文化的立场，不能克服文化的自我认证，但可以看成是对于一种民族的文化记忆。这就是说，一种是荣格所说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记忆、意识与无意识。
如果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会留下历史印象，世人对于每个民族都有种族文化的记忆。这种记忆具有对于这个民族的人种、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宗教信仰、创造发明、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种种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知与评价。这种评价是这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十分重要的参考。希腊人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将其放之于一个民族，就是认识这个民族本身。
经过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的文化交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日臻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本身的地位也经历了变化，成为世界殖民主义的中心。于是，从原先歌德、莱布尼茨等人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惊叹与羡慕转变为对于一个老弱国家的轻视与敌对。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的西方学者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为主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印象的论著。这批论著的意义就在于：从现代社会认识角度观察中国，从现代西方文明视域评价中国，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中来看中国。
这是有史以来最近距离的观察中国；实际上世事难料，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观察已不适应于剧变中的中国与世界。于是一段历史记忆被尘封起来，成了历史的化石。如同琥珀，在它形成之初的千万年前，把一只昆虫包在松香中。当那昆虫的同类早已经化为灰烬时，它竟然在琥珀的绝对真空中保持了当时一瞬间的形态。历史成为了现在，保持了永恒!
正如艾略特《四重奏》中所说：“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同一道理，我们这个丛书就是要复活历史的记忆，回眸历史话语，显现人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记忆与印象。这是活的历史，是现在的前身，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关联，是立足于现在的过去。
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是文中必有之义，现代意识的主导观念发于西方，它先天地具有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排异性，这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同一，差异性产生的相吸引与相拒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当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的这些西方人(包括西化了的中国人)，当时居于优越地位的西方人的眼光中，如果看到了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因素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实质。这也许只是他们眼中的东方，正像爱德华·W·赛义德所说，一个西方人臆造的东方。
当然，这不是个人思古幽情的阐发，而一个现代民族的自我认识，是历史现象与其影响。正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中所写的，这是在岁月的额头上刻下的标记。它使一种民族的记忆成为财富，即使这种记忆是痛苦的，作为一种经验，也具有独特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民族的自我认证，其中有自我定位，也有一种自我省察。一个不能自我省察的民族是可耻的，也是可悲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给各国造成巨大创痛的国家，有的已经在反省，有的现在还在欺人欺世，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是可耻、可悲的。而对于在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中国，自省的含义之中就有牢记国耻，不忘弱国贫民的悲惨经历。
中国人熟知“句践(即所谓勾践)雪耻”的故事。句践复国，得之于民族记忆的鲜明，重视历史的反省。同样，古代犹太人走出埃及，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但犹太人也没忘记自己的历史，他们有这样一句格言：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当过奴隶。
如果我们把这一丛书中的话语与当代中国相比较、相印证、相阐发，就是一种把历史变为今日的手段。
(“往事中国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