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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对一位老人来说，却是一场纠缠不清的劫。
如果不是因为房产，汤美英也许已经在国外颐养天年。
2002年，一场意外纠纷打乱了在澳大利亚随女儿居住的汤美英的平静生活，一系列的麻烦随即而来，至今仍未结束。
在这背后的是一段离奇曲折的有关房子的故事。
最早的买房客
1939年，汤美英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是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饭店的一级厨师。她母亲一家是书香门第，都是有文化、读过大学的，现在大部分亲戚都在国外。
从小出生在富裕人家的她并没享到多少福，父亲在南京娶了小妾，她和母亲留在南通老家。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留在南通，汤美英随舅舅居上海，并在上海电缆厂工作。
“文革”中，汤美英受到不少迫害，被工厂开除，含冤入狱。
“文革”结束后，她平反昭雪，国家落实政策，政府补发以前的工资以及相关的补助，分三次发放，合计8万元。
8万元，在当时可以算一笔巨款。这8万元，在一般人看来，可以拿来好好享受一番。但是汤美英做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买房。用她的话说，她在当时做了个梦，在梦中“老天爷让我买房”。于是，她走上了漫漫买房路。
买房成为她的一种嗜好。“上世纪80年代，孩子们还在上学，都埋怨我说，别人家里都置办各种家用电器，而我只买房子，家里一贫如洗，但老伴也不反对我买房。”
就这样，80年代初开始，她就开始不断的买房（当时买的主要是公租房，有使用权没所有权）。最让她现在津津乐道的是在80年代初，她以30元买了局门路一套房，后又以50元买了和田路上的一套房，房主由于举家搬回安徽老家，急需脱手，以30元卖出，老太觉得太便宜，最后给了房主50元。
“当时的房子没人要，大家都没钱，是他们找我买的，我就买了。现在要是拆迁的话，一套值好几百万呢！”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她心有余悸，加上当时房地产市场并不规范，因此，很多买房都是口头上的，或者手续并不齐全，甚至因为害怕再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老伴把房产证件都烧毁了。这一切，为将来一系列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买房子，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采访她时，她最大的骄傲就是买房子，谈到买房子，她总是两眼放光，一脸骄傲。
“我什么都不想要，一有钱就买房，房子太便宜了，我女儿在国外工作，经常给我汇几万美金，我都拿来买房。好几家房地产公司、中介公司一有房子就联系我，我是她们的老客户，上世纪90年代就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那个时候房子也不值几个钱，谁知道会涨价！我女儿、女婿都很佩服我，说我真会算。我说，‘不是会算，是老天爷让我买的’。”说起这些，她就会忘记眼前的烦恼，发自内心的微笑。
风雨中邂逅陷阱
到了90年代，老太已经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让她卷入了十年的官司。
据老太的叙述，2001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她跑到一家店面屋檐下躲雨，这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在这里，她认识一位叫王玉（化名）的女人。通过闲谈，汤美英被说服，把自己的房子委托给王玉所在的中介公司处理。
就是这一次邂逅、认识一个人，注定了她们俩绵延十年的纠纷。
2001年，她要到澳大利亚探亲，行程之前，她委托王玉修理以及出租自己的顺昌路279弄等五套房产。
其中，顺昌路279弄的房子，这套房是1998年12月30日，她向一位叫唐月珍的老人购买的48.3平方米的房子，价格为8万元。
当时，双方签订了私房买卖协议，但由于动迁使得这个房子冻结，当时她们没有到房屋交易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直到2002年11月她获知其他的房子被卖。汤美英得知此事后，马上回国。
回国后，汤美英才知道，她的几套房都已被王玉转手卖掉了，另外的几套也借给别人住，一时间，拥有房产好几套的她变成无家可归之人，一度住到了养老院。
没完没了的纠纷
她决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2年7月9日，汤美英的代理人从房产局查出，王玉已经在2001年11月1日通过一纸房产买卖合同，把原始产证过户到她和其他9个人的户头上。户主为王玉，另外7个人为王玉亲戚，剩下的两个就是汤美英和她的儿媳妇计月娣。
2002年12月30日，老人向卢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行使撤销权，撤销2001年11月唐月珍和王玉等人签订的《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但是法院认为此案应该先打民事官司，所以中止审理此案。
2003年2月9日，汤美英又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诉讼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汤美英的诉讼请求。
随后，汤美英上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也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最后，经过不懈的申诉，在法院的调解下，汤美英终于收回了该房，但其中之艰辛以及所花费的金钱、精力，也是无法计算的。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风起。”等待汤美英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官司。
2001年8月，汤美英受小叔子王高潮（王智力低下，无民事行为能力）委托，将其丰镇路的一套动迁后的租赁房，委托给王玉，办成产权房，并与另一套房子合起来换一套新房。
汤美英回来才发现，房子是办成了产权房，但产权人却不是王高潮。2001年8月，王高潮的户口被从丰镇路迁出。
在这一过程中，这套房子曾两度变更户主。王高潮的房子之所以易主，一份内容含糊、连落款时间都没有的《住房调配单》成为关键。
王高潮得到这套房子的时间是1999年7月29日，作为动迁户，调配单位为上海市闸北区建设委员会。但房主换成许某、万某时，《住房调配单》调配单位却为“上海深通房地产开发公司”，而且没有落款时间。上海深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却也在3年前就已经注销了，于1999年3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按照规定，公司一旦注销，印章就应当马上被销毁或封存，不能再使用，否则就是违法，更不用说在一份关键的合同上使用了。
另外，根据汤美英、相关当事人的讲述以及相关的字面证据显示，王玉将她的几套房，有的趁她不识字骗她签字，有的假冒汤美英签字、甚至伪造她的个人印章，转手合伙他人炒房，卷入一大批人，盘根错节，引起一系列的纠纷，至今仍在打官司。
通过十年的官司与申诉，汤美英的一部分房子已经收回，但是还有一部分，至今仍在纠纷之中。
买房太合算，我还要买
如今的她，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都有房产，通过合法的单独或合伙购买、转卖，拥有十几套房，积累了今天的资产。
和汤美英相熟的刘先生认为，老太太能有今日。一方面她有着商人般敏锐的嗅觉，很有投资头脑；另一方面，又太轻信他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人琢磨不透。
汤美英也对记者讲，“我打官司、上访，不是因为我缺钱、缺房子，房子我有的是，我可以送给他们一套。但是他们是坏人，骗我，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她有一批合伙买房的人，其中一位姓梁的广东合伙人，记者也曾在汤美英家见到他，很神秘，也很低调。他们从90年代就开始一起买房，一起在北京等地买房、投资，光在北京就合伙买了五套高档房。
另一方面，她好几套房子都是免费送给别人住的，有一个孤老，没有房子住，她就送给她，直到去世后才退回来。
执著的打官司、上访，让她身心疲惫，在国外的女儿也劝她不要再争了，也不缺钱、不缺房子，但是她依然执著。她笑谈，“买房子和打官司是我的精神支柱，没有它们，现在的我也不会这么健康。”
因为房子，她和小女儿基本不来往，和两个儿子一家也很少来往。只有国外的大女儿一家和她来往密切。
如今的汤美英依然一个人住在已经收回来的老西门附近的顺昌路279弄，这是一套老平房，房子低矮而又潮湿。
现在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房子赢回来，然后办一个养老院，把那些没人照看的孤老养起来。
“那些孤老真可怜，我要把她养起来。我在南汇买了三千平方米的厂房，打算盖成敬老院。然后，出国，去澳大利亚，随女儿女婿一起住，颐养天年。当然，在那里，我仍然会买房。澳大利亚的房子真便宜，我在那里买了两套，打算还要继续买。”
“买房太合算，我还要买。”她继续说道。
她没有去想，房子带给她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却打破了她本来的宁静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房产，汤美英也许已经在国外颐养天年。
2002年，一场意外纠纷打乱了在澳大利亚随女儿居住的汤美英的平静生活，一系列的麻烦随即而来，至今仍未结束。
在这背后的是一段离奇曲折的有关房子的故事。
最早的买房客
1939年，汤美英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是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饭店的一级厨师。她母亲一家是书香门第，都是有文化、读过大学的，现在大部分亲戚都在国外。
从小出生在富裕人家的她并没享到多少福，父亲在南京娶了小妾，她和母亲留在南通老家。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留在南通，汤美英随舅舅居上海，并在上海电缆厂工作。
“文革”中，汤美英受到不少迫害，被工厂开除，含冤入狱。
“文革”结束后，她平反昭雪，国家落实政策，政府补发以前的工资以及相关的补助，分三次发放，合计8万元。
8万元，在当时可以算一笔巨款。这8万元，在一般人看来，可以拿来好好享受一番。但是汤美英做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买房。用她的话说，她在当时做了个梦，在梦中“老天爷让我买房”。于是，她走上了漫漫买房路。
买房成为她的一种嗜好。“上世纪80年代，孩子们还在上学，都埋怨我说，别人家里都置办各种家用电器，而我只买房子，家里一贫如洗，但老伴也不反对我买房。”
就这样，80年代初开始，她就开始不断的买房（当时买的主要是公租房，有使用权没所有权）。最让她现在津津乐道的是在80年代初，她以30元买了局门路一套房，后又以50元买了和田路上的一套房，房主由于举家搬回安徽老家，急需脱手，以30元卖出，老太觉得太便宜，最后给了房主50元。
“当时的房子没人要，大家都没钱，是他们找我买的，我就买了。现在要是拆迁的话，一套值好几百万呢！”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她心有余悸，加上当时房地产市场并不规范，因此，很多买房都是口头上的，或者手续并不齐全，甚至因为害怕再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老伴把房产证件都烧毁了。这一切，为将来一系列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买房子，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采访她时，她最大的骄傲就是买房子，谈到买房子，她总是两眼放光，一脸骄傲。
“我什么都不想要，一有钱就买房，房子太便宜了，我女儿在国外工作，经常给我汇几万美金，我都拿来买房。好几家房地产公司、中介公司一有房子就联系我，我是她们的老客户，上世纪90年代就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那个时候房子也不值几个钱，谁知道会涨价！我女儿、女婿都很佩服我，说我真会算。我说，‘不是会算，是老天爷让我买的’。”说起这些，她就会忘记眼前的烦恼，发自内心的微笑。
风雨中邂逅陷阱
到了90年代，老太已经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让她卷入了十年的官司。
据老太的叙述，2001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她跑到一家店面屋檐下躲雨，这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在这里，她认识一位叫王玉（化名）的女人。通过闲谈，汤美英被说服，把自己的房子委托给王玉所在的中介公司处理。
就是这一次邂逅、认识一个人，注定了她们俩绵延十年的纠纷。
2001年，她要到澳大利亚探亲，行程之前，她委托王玉修理以及出租自己的顺昌路279弄等五套房产。
其中，顺昌路279弄的房子，这套房是1998年12月30日，她向一位叫唐月珍的老人购买的48.3平方米的房子，价格为8万元。
当时，双方签订了私房买卖协议，但由于动迁使得这个房子冻结，当时她们没有到房屋交易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直到2002年11月她获知其他的房子被卖。汤美英得知此事后，马上回国。
回国后，汤美英才知道，她的几套房都已被王玉转手卖掉了，另外的几套也借给别人住，一时间，拥有房产好几套的她变成无家可归之人，一度住到了养老院。
没完没了的纠纷
她决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2年7月9日，汤美英的代理人从房产局查出，王玉已经在2001年11月1日通过一纸房产买卖合同，把原始产证过户到她和其他9个人的户头上。户主为王玉，另外7个人为王玉亲戚，剩下的两个就是汤美英和她的儿媳妇计月娣。
2002年12月30日，老人向卢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行使撤销权，撤销2001年11月唐月珍和王玉等人签订的《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但是法院认为此案应该先打民事官司，所以中止审理此案。
2003年2月9日，汤美英又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诉讼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汤美英的诉讼请求。
随后，汤美英上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也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最后，经过不懈的申诉，在法院的调解下，汤美英终于收回了该房，但其中之艰辛以及所花费的金钱、精力，也是无法计算的。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风起。”等待汤美英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官司。
2001年8月，汤美英受小叔子王高潮（王智力低下，无民事行为能力）委托，将其丰镇路的一套动迁后的租赁房，委托给王玉，办成产权房，并与另一套房子合起来换一套新房。
汤美英回来才发现，房子是办成了产权房，但产权人却不是王高潮。2001年8月，王高潮的户口被从丰镇路迁出。
在这一过程中，这套房子曾两度变更户主。王高潮的房子之所以易主，一份内容含糊、连落款时间都没有的《住房调配单》成为关键。
王高潮得到这套房子的时间是1999年7月29日，作为动迁户，调配单位为上海市闸北区建设委员会。但房主换成许某、万某时，《住房调配单》调配单位却为“上海深通房地产开发公司”，而且没有落款时间。上海深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却也在3年前就已经注销了，于1999年3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按照规定，公司一旦注销，印章就应当马上被销毁或封存，不能再使用，否则就是违法，更不用说在一份关键的合同上使用了。
另外，根据汤美英、相关当事人的讲述以及相关的字面证据显示，王玉将她的几套房，有的趁她不识字骗她签字，有的假冒汤美英签字、甚至伪造她的个人印章，转手合伙他人炒房，卷入一大批人，盘根错节，引起一系列的纠纷，至今仍在打官司。
通过十年的官司与申诉，汤美英的一部分房子已经收回，但是还有一部分，至今仍在纠纷之中。
买房太合算，我还要买
如今的她，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都有房产，通过合法的单独或合伙购买、转卖，拥有十几套房，积累了今天的资产。
和汤美英相熟的刘先生认为，老太太能有今日。一方面她有着商人般敏锐的嗅觉，很有投资头脑；另一方面，又太轻信他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人琢磨不透。
汤美英也对记者讲，“我打官司、上访，不是因为我缺钱、缺房子，房子我有的是，我可以送给他们一套。但是他们是坏人，骗我，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她有一批合伙买房的人，其中一位姓梁的广东合伙人，记者也曾在汤美英家见到他，很神秘，也很低调。他们从90年代就开始一起买房，一起在北京等地买房、投资，光在北京就合伙买了五套高档房。
另一方面，她好几套房子都是免费送给别人住的，有一个孤老，没有房子住，她就送给她，直到去世后才退回来。
执著的打官司、上访，让她身心疲惫，在国外的女儿也劝她不要再争了，也不缺钱、不缺房子，但是她依然执著。她笑谈，“买房子和打官司是我的精神支柱，没有它们，现在的我也不会这么健康。”
因为房子，她和小女儿基本不来往，和两个儿子一家也很少来往。只有国外的大女儿一家和她来往密切。
如今的汤美英依然一个人住在已经收回来的老西门附近的顺昌路279弄，这是一套老平房，房子低矮而又潮湿。
现在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房子赢回来，然后办一个养老院，把那些没人照看的孤老养起来。
“那些孤老真可怜，我要把她养起来。我在南汇买了三千平方米的厂房，打算盖成敬老院。然后，出国，去澳大利亚，随女儿女婿一起住，颐养天年。当然，在那里，我仍然会买房。澳大利亚的房子真便宜，我在那里买了两套，打算还要继续买。”
“买房太合算，我还要买。”她继续说道。
她没有去想，房子带给她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却打破了她本来的宁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