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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弘扬时代主旋律无疑是我们的基本责任。但是正如有位名家所言，没有批评的媒体，是不完善的媒体；没有履行监督责任的报纸，是不负责任的报纸。我们虽然不能把媒体批评看做是万能工具，但社会实在是不能没有媒体批评的声音的。因此，笔者认为，负责任的批评是疗救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
带着爱心去批评，要比不讲原则乱歌颂更负责任
用这样近乎耸人听闻的字眼来命题，笔者是有深切体会的。
在我们这个显得有些浮躁的社会，记者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字里行间，确实还包含着我们的倾向，虽然新闻的主旨是“让事实说话”，但事实的取舍本身就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倾向。当然，在我们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作为执行“党的喉舌”任务的新闻媒体，我们需要多唱赞歌、大唱赞歌，弘扬社会的主旋律。我们也正是通过正面宣传来表达我们对祖国、对社会的热爱。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这种对社会热爱的表达，虽然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尽情地去赞美社会、去讴歌昂扬向上的精神，而有时候，则也需要我们去批评、去鞭挞，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我们热爱社会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这种批评有时候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2007年岁尾，我有幸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年度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受到了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同志的赞扬。在2008年年初的颁奖会上，周部长还和我碰杯致贺。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那篇名为《一个国贫县何以热衷于争创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新闻稿，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07年2月17日。当时，我是在接了记者部杨咏梅主任的采访电话之后，几乎是不加喘息就直奔200公里之外的河南省民权县的。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因为走得急，我连棉鞋都没顾得上穿。尽管我知道县里一般是没有暖气的，而我有一双曾经被冻伤过的脚。
马不停蹄地赶到民权县之后，直接就切入了采访主题。三天的时间，应该说采访是顺利的，并且很快就按照要求写出了稿子。再后来就是很快见报了。
第一时间看到报纸后，我对总编室用的标题也稍微地“疑虑”了一下，但很快就忽略了。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不会起什么波澜的，无论是自己的出发点也好，还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观点也罢，我都认为那是发自我的心声，并且是为教育事业鼓与呼的。
作为一个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对于这样一种不是赞歌的文章，发出之后的社会反应，尤其是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的反应如何，应该说我是有所警觉的，尽管我们的批评十分善意、十分真诚，但对如今一些人“说十句不符合实际的表彰不介意，说一句含蓄的、真诚的、中肯的批评都会暴跳起来”的浮躁现象，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犹豫地把自己想说、该说的写出来了，并且如大家见到的那样见报了。
果然，正如赵社长预料的那样，文章的发表在一些领导同志那里引来了一定的责怪声音，这声音虽然不是直接对我，但是却通过很准确的渠道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有些风波，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要批评一种值得批评的现象时，有时候我们显得是多么无奈和苍白、也使我增加了对社会浮躁心态的担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对许多所谓的“名校”，是不屑于跑去凑热闹、唱赞歌的。因为我总觉得像某些“掐尖”招生、收费比大学还高的学校，是不值得我们去为其“锦上添花”的，毕竟，大量薄弱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才是我们要真正引起关注并为之鼓与呼的对象，才需要我们去“雪中送炭”。
带着爱心去批评，要比不讲原则乱歌颂更负责任：负责任的批评是疗救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
赞歌固然要唱，但疮疤不揭最终是会养痈遗患的
2008年以来，应视点栏目之约，我写了几篇稿子。大家知道，写视点文章，虽然不一定得批评，但其实是离不开批评的，而如今对社会的某些领域进行批评。是需要勇气的。笼统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具体了。触及敏感点。有人不高兴。
《教育环境的污染该治理了》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我对教育内外部环境的恶化痛心疾首而予以揭批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在这之前，我是听到、见到、感受到许多令人愤怒的现象的。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总是要批评或者说攻击某一个或某一些行业、领域的，这种攻击有时候是一种民怨的反映，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冲击力。我在这里想用“妖魔化”这个词来形容。
教育的被“妖魔化”，说穿了，还是由于它涉及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加之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的问题，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其实，我们自己的媒体在批评我们教育的问题时。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多么客气与客观。但仍然会被我们自己的某些领导当做“吃里爬外”的嫌疑。在基层，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对社会媒体的批评，总是不惜找上关系、拿上钱去“摆平”。而对目已记者的批评声音，却是十二分不高兴。究其原因，他们把记者站，包括我们自己办的报纸当做他们的“简报”了。一些领导认为记者站就该是为地方唱赞歌的；因为你是他的下属。
赞歌固然要唱，但疮疤不揭最终是会养痈遗患的。这在我们的远古或是近、现、当代，都是有许多沉痛教训的。
“无我”才会“无误”
我在这里说的“无我”，主要是想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许多时候，是不能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的。以下说说我关于视点栏目“传销”稿件的采写：
萌生深入传销窝点当“卧底”的念头，是源于一个熟人的孩子深陷传销泥潭之后的现实，我成功地劝他出来之后，又经他牵线才得以成行的。
事实上，直到现在，传销这个社会毒瘤，仍然在许多地方、许多城市还有着不小的市场。就郑州而言，城乡接合帮经常有被摧毁传销团伙新闻的报道。2008年奥运会开幕以后，郑州市又摧毁了一个传销团伙，其中解救大学生834人。而2009年春节过后，郑州市新郑警方摧毁的一个传销团伙，在拘传的113名传销人员中，大学生竟占了104名。
早些年參与传销活动的，多是一些年龄稍长的中年女性，大学生的介入，是在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之后，大学生们“病急乱投医”的产物。
说真的，看到那些天真无邪的青年在误中圈套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对自己从事的所谓“事业”仍然津津乐道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字——“痛”。
到传销这样的环境中去体会和感受，确实是有一定_的危险性，尤其是一些误入圈套的人被限制自由，最后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向路人求救的报道屡见报端，求救无果最终跳楼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事例也不鲜见。因此，在采访之前，我并非没有一点顾虑。
但我知道，不深入进去，是得不到第一手资料的。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和几位朋友约定在什么时候他们会去接应我，或者什么情况下他们要向工商、公安部门报告，等等。当然我也清楚，像我这种年龄的男同志，充其量。所谓的“危险”也不过是他们怎么千方百计地拖延你获得自由的时间而已，只要从容应对，应该是没有大碍的。起码是不至于失踪和被绑架，等等。
事实正是如此，传销头目并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阴险与恶毒，倒是我受到他们的那些“优厚待遇”而最终又背判了他们，让我颇有些“对不起了”的“抱歉”。
写这样的文章，花这样的工夫，冒这样的风险，对我而言，不为别的，就是一个“责任”而已。我这样说，实在不是唱高调。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在许多时候。尤其是要批评、鞭挞某个社会丑恶现象时，我想得最多的，还真就是“责任”二字。当然，要写出准确无误的批评稿件，首先得“无我”，“无我”才会“无误”。只有在“无我”的状态下，少些个人的私心杂念前去采访，才能弄准事实真相，才会写出准确无误的文章，才能揭露得有根有据、批评得入情入理，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编校：施宇
带着爱心去批评，要比不讲原则乱歌颂更负责任
用这样近乎耸人听闻的字眼来命题，笔者是有深切体会的。
在我们这个显得有些浮躁的社会，记者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字里行间，确实还包含着我们的倾向，虽然新闻的主旨是“让事实说话”，但事实的取舍本身就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倾向。当然，在我们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作为执行“党的喉舌”任务的新闻媒体，我们需要多唱赞歌、大唱赞歌，弘扬社会的主旋律。我们也正是通过正面宣传来表达我们对祖国、对社会的热爱。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这种对社会热爱的表达，虽然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尽情地去赞美社会、去讴歌昂扬向上的精神，而有时候，则也需要我们去批评、去鞭挞，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我们热爱社会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这种批评有时候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2007年岁尾，我有幸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年度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受到了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同志的赞扬。在2008年年初的颁奖会上，周部长还和我碰杯致贺。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那篇名为《一个国贫县何以热衷于争创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新闻稿，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07年2月17日。当时，我是在接了记者部杨咏梅主任的采访电话之后，几乎是不加喘息就直奔200公里之外的河南省民权县的。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因为走得急，我连棉鞋都没顾得上穿。尽管我知道县里一般是没有暖气的，而我有一双曾经被冻伤过的脚。
马不停蹄地赶到民权县之后，直接就切入了采访主题。三天的时间，应该说采访是顺利的，并且很快就按照要求写出了稿子。再后来就是很快见报了。
第一时间看到报纸后，我对总编室用的标题也稍微地“疑虑”了一下，但很快就忽略了。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不会起什么波澜的，无论是自己的出发点也好，还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观点也罢，我都认为那是发自我的心声，并且是为教育事业鼓与呼的。
作为一个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对于这样一种不是赞歌的文章，发出之后的社会反应，尤其是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的反应如何，应该说我是有所警觉的，尽管我们的批评十分善意、十分真诚，但对如今一些人“说十句不符合实际的表彰不介意，说一句含蓄的、真诚的、中肯的批评都会暴跳起来”的浮躁现象，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犹豫地把自己想说、该说的写出来了，并且如大家见到的那样见报了。
果然，正如赵社长预料的那样，文章的发表在一些领导同志那里引来了一定的责怪声音，这声音虽然不是直接对我，但是却通过很准确的渠道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有些风波，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要批评一种值得批评的现象时，有时候我们显得是多么无奈和苍白、也使我增加了对社会浮躁心态的担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对许多所谓的“名校”，是不屑于跑去凑热闹、唱赞歌的。因为我总觉得像某些“掐尖”招生、收费比大学还高的学校，是不值得我们去为其“锦上添花”的，毕竟，大量薄弱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才是我们要真正引起关注并为之鼓与呼的对象，才需要我们去“雪中送炭”。
带着爱心去批评，要比不讲原则乱歌颂更负责任：负责任的批评是疗救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
赞歌固然要唱，但疮疤不揭最终是会养痈遗患的
2008年以来，应视点栏目之约，我写了几篇稿子。大家知道，写视点文章，虽然不一定得批评，但其实是离不开批评的，而如今对社会的某些领域进行批评。是需要勇气的。笼统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具体了。触及敏感点。有人不高兴。
《教育环境的污染该治理了》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我对教育内外部环境的恶化痛心疾首而予以揭批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在这之前，我是听到、见到、感受到许多令人愤怒的现象的。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总是要批评或者说攻击某一个或某一些行业、领域的，这种攻击有时候是一种民怨的反映，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冲击力。我在这里想用“妖魔化”这个词来形容。
教育的被“妖魔化”，说穿了，还是由于它涉及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加之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的问题，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其实，我们自己的媒体在批评我们教育的问题时。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多么客气与客观。但仍然会被我们自己的某些领导当做“吃里爬外”的嫌疑。在基层，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对社会媒体的批评，总是不惜找上关系、拿上钱去“摆平”。而对目已记者的批评声音，却是十二分不高兴。究其原因，他们把记者站，包括我们自己办的报纸当做他们的“简报”了。一些领导认为记者站就该是为地方唱赞歌的；因为你是他的下属。
赞歌固然要唱，但疮疤不揭最终是会养痈遗患的。这在我们的远古或是近、现、当代，都是有许多沉痛教训的。
“无我”才会“无误”
我在这里说的“无我”，主要是想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许多时候，是不能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的。以下说说我关于视点栏目“传销”稿件的采写：
萌生深入传销窝点当“卧底”的念头，是源于一个熟人的孩子深陷传销泥潭之后的现实，我成功地劝他出来之后，又经他牵线才得以成行的。
事实上，直到现在，传销这个社会毒瘤，仍然在许多地方、许多城市还有着不小的市场。就郑州而言，城乡接合帮经常有被摧毁传销团伙新闻的报道。2008年奥运会开幕以后，郑州市又摧毁了一个传销团伙，其中解救大学生834人。而2009年春节过后，郑州市新郑警方摧毁的一个传销团伙，在拘传的113名传销人员中，大学生竟占了104名。
早些年參与传销活动的，多是一些年龄稍长的中年女性，大学生的介入，是在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之后，大学生们“病急乱投医”的产物。
说真的，看到那些天真无邪的青年在误中圈套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对自己从事的所谓“事业”仍然津津乐道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字——“痛”。
到传销这样的环境中去体会和感受，确实是有一定_的危险性，尤其是一些误入圈套的人被限制自由，最后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向路人求救的报道屡见报端，求救无果最终跳楼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事例也不鲜见。因此，在采访之前，我并非没有一点顾虑。
但我知道，不深入进去，是得不到第一手资料的。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和几位朋友约定在什么时候他们会去接应我，或者什么情况下他们要向工商、公安部门报告，等等。当然我也清楚，像我这种年龄的男同志，充其量。所谓的“危险”也不过是他们怎么千方百计地拖延你获得自由的时间而已，只要从容应对，应该是没有大碍的。起码是不至于失踪和被绑架，等等。
事实正是如此，传销头目并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阴险与恶毒，倒是我受到他们的那些“优厚待遇”而最终又背判了他们，让我颇有些“对不起了”的“抱歉”。
写这样的文章，花这样的工夫，冒这样的风险，对我而言，不为别的，就是一个“责任”而已。我这样说，实在不是唱高调。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在许多时候。尤其是要批评、鞭挞某个社会丑恶现象时，我想得最多的，还真就是“责任”二字。当然，要写出准确无误的批评稿件，首先得“无我”，“无我”才会“无误”。只有在“无我”的状态下，少些个人的私心杂念前去采访，才能弄准事实真相，才会写出准确无误的文章，才能揭露得有根有据、批评得入情入理，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