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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山西境内历时75天的红军东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的重大意义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在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现代史彪炳千秋，无比辉煌。一位哲人说过，重要事件和重要节日离我们愈远，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就愈明显。红军东征山西80周年，这场伟大战略行动的重要意义与时俱进地显现出来，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由此，也使当年吕梁山人民的奉献精神展现出来。
数千子弟踊跃参军参战
东征红军救国救民的言行和准备抗击日寇侵略的义举，呼唤着人心，感召着民众。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彰显出灾难深重的山西吕梁山人民的民族气节。“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来了就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声四处荡漾，传遍吕梁、传遍山西。
吕梁山北部的静乐、保德、五寨、河曲等县，红军所到之处，打富济贫，给穷人撑腰出气，指明出路。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到红军是穷人救星，是拯国于危、救民于难的亲人。因此，很快在群众中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
仅石楼县当时参加红军的就有二三百人。不少高小生也离开学校参加了红军，像郝守质、王三耀、王三武、曹廷明、梁克忠等就是当年积极报名参军的。中阳县高家沟村的放羊娃侯才智和小知识分子延庆水等听了红军的宣传，报名参军，几天之内中阳县就有几百名农民踊跃参加了红军，被编入三十军。由石楼、中阳、双池镇（今交口县）等地的新战士组成了二、六、八等三个红军游击队。其中，义牒一支游击队就有100多人，这支游击队以后与兄弟游击队合编为二六四团。
双池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游击队冯来保、张仁杰和护军队长张明喜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农村开展扩军运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和学生，离开家乡走出校门，报名参加了红军。不几天就扩军300多人。仅有100余户农家的交口县泊泊村，就有17名青年报名参军。这支部队起初叫红军游击队，也叫独立营。后来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发展到近1000人，定名为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支队长冯克武、支队政委马佩勋。
孝义县西庄附近的煤窑工人和村里的一些青年人在红军离开时，就有许多青年人跟着当了兵。汾阳冀村、尽善村，文水县孝义镇、开栅镇都有不少爱国青年、热血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参战、抗日救国。
红军在临汾一个月就扩红500余名。霍县有400余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
红十五军团转战岚县时也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自3月中旬挥师北上到4月下旬返回莲门的转战过程中，扩军500余名，其中七十五师的两个团扩编为两个师。红三十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汾阳、交城、离石、（今）交口县等地扩充红军300人。是东征红军指引吕梁山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红军在洪赵地区（今洪洞县），组建了河东河西两支游击队。军团部委派肖克、张国华为“河西游击支队”负责人。梁彦义任“河东游击支队”队长。数天后，这支500人的支队，在安泽县北平镇被阎军一个师包围冲散，除部分牺牲外，其余大部分又陆续找到了部队。洪赵全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在600人左右，后编了8个新兵连。
红军进驻河津，驻扎在黄村、西王、樊村和边山一带村庄，不损害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担水扫院，通过这一行动，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贫苦百姓的军队，汾河两岸群众拥护红军。在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姚五福专程赶回来，与红军取得联系，窜门走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消除群众对红军误解，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短时间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年达50多人。
为了扩大抗日力量，东征红军大力展开了“扩红”运动，经过广泛宣传教育，吕梁山上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当红军的许多动人事例，青年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报名处”报名。许多青年学生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当红军，参军人身份复杂，有煤矿工人、烧砖的、烧瓮的、打长短工的，有农民、商人、山村医生、在校学生和愿参加红军的俘虏兵，还有刚结婚的夫妻一同报名的。多数是青少年，但也有部分中年人。仅2个多月，红军在吕梁山扩充兵力七八千人。
像（今）交口县的解学恭、张梓祯，石楼县的周志先、高富有、任侠惠、白玉光，今柳林县的李丕宽、李廷、刘枫、梁明、薛振海，方山县的杨步月，中阳县的侯才智，兴县的刘国元，汾西县的贾长明，灵石县的郭万胜，吉县的牛德山，隰县的王忠山，永和县的宋有才等就是数千吕梁山儿女中有记载的几十位老战士。
远在国统区上海的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茅盾于1936年3月在报纸上看到东征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喜讯，给红军总部发去了贺电，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
各界人士为抗日捐款捐物
东征红军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承担历史责任，不辜负民族的重托，一路坚持扩红筹款，唤醒民众。
红军行进中，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优良传统，每到一处以一个村为基点，二三十人不等分散各村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团结一致、奋起抗战的道理。并扩红筹款，号召群众，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有红军官兵和地方工作队，动员民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筹集抗日钱物。
为了抗日救国，红军沿途执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政策，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筹募抗日救国经费。吕梁山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响应召唤，尽力而为，对一些为富不仁的老财主，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红军来到汾阳三泉镇的第二天，正是三泉镇集会的日子（二月初十）。这一天，赶集的人很多，红军利用这一时机，在三泉镇神河庙公演了文艺节目，召开了群众大会，在街上书写大字标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筹募抗日救国捐。同时在南北马庄、三泉、张家堡、赵家堡、南垣村等村，向当地财主、富户征收了抗日救国捐款。南北马庄被派了抗日救国捐的有七八户人家（当时全村共200来户）。如开明士绅李希孟就交纳抗日救国捐360块银元。对捐款者，红军还给留下收据，收据用白布条加盖红军印章制成。 红军两次到汾阳，所到之处，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募抗日经费，既在政治上打击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又在经费上得到补充，还给当地穷苦的农户分发了粮食衣物。
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有名的大财主李锦华，在三交、柳林、汾阳、石楼等县都开有字号，是三交镇上一霸。红三十军和苏维埃政府一起，带领群众分了他的粮，迫使李锦华主动到苏维埃政府捐献钱物，以充抗日经费。三交镇地主刘养奎的儿子是敌团长，干了许多坏事，民愤极大。红三十军首长派人把他逮捕起来，还分了刘养奎和当铺院冯廷杰的粮。
红军进驻孝义县郭家掌村，打开了村中老财郭贤旺的粮仓，大约有两万多斤粮食，大部分分给了本村和附近村里的群众，少部分筹作军粮。此外，红军还将孝义县毕家掌村的魏家宝、梁家沿村的康玉泉、马家坪村的靳德功，三家地主的500多石粮食开仓济贫，把400多只羊也分给贫苦农民。
3月12日，郭家掌分兵会议后，红军小部队仍然常常神出鬼没地在孝义活动，摸情况、散传单、骚扰敌军。一次有40多个战士夜间袭击了敌方的骑兵营，缴获了不少军马。因此，群众中流传了许多诸如“红军是神兵天降，童子军刀枪不入”的话。
红军来到孝义西郊重镇兑九峪，打开了镇上“义和公”粮店，把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群众。当时兑九峪有16家粮店，“义和公”最大，存有3千石粮食，掌柜是平遥人侯仁和程中林（程当时是兑九峪镇的街长）。红军在兑九峪开仓济贫的消息传得很快，去背粮的人不计其数。除“义和公”外，其他粮店红军都没有动。红军的抗日义举和严明纪律不仅深受广大群众拥护，许多开明士绅和当地财主也深感佩服，纷纷主动捐粮捐款。“五升公”粮店的掌柜是石象村的开明地主冯姓弟兄俩，主动拿出几百石粮食给红军做了军粮。
红军进了曲沃城后，对工商业给予保护，到商店、厂房同样是秋毫不犯，“福利盛烟房”老板曾预备500元白洋，摆了10桌“十全席”宴请红军，红军一不要工商业的钱，二不吃他们的席，并给他们解释了党的政策，消除了工商业界的顾虑，当天各商号就陆续开门营业了。
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路居中阳县西合村时，该村任培厚是当地知名的士绅，刘志丹亲自给任培厚讲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任培厚深表赞同，并联合一些士绅给红军捐献粮食和钱物。
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县盘粮村筹款500块银元，在芦南街打开地主的粮仓济贫，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好印象。
中阳县宋佳寨有个地主宋鸣章，在红军宣传的感召之下，主动捐献了10石粮食和几百块银元，支持红军抗日救国。
在永和县壕则垣村（今属石楼县），工作队接到了村干部和群众的检举，打开了地主积财家的地窖，挖出银元5000块，元宝50个，金条、金戒指、金镯子大约二三斤，米麦200余石。工作队当即把粮食分给了群众，银元等充作抗日经费。许多贫苦农民流着热泪对工作队说：“多亏红军来救了俺们的命，要不然俺们就要活活饿死了。”
红军在吕梁山南麓的洪赵“开仓济贫”“严惩恶霸”的同时，还收缴了地主富豪和伪村公所的许多枪支，大约有400多支，充实了自己的武器装备，也为地方消除了祸害，征集抗日经费3万多块大洋和其他物资。在侯马期间还扩充骡马80多匹。
红军东征期间，通过打土豪、没收官僚资本以及社会捐助，共计筹集到抗日经费40万银元，连同大量的抗日物资，合计约50余万银元。
可以说，东征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陕甘苏区的经济封锁，山西吕梁山人民为抗日救国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党和红军敌后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晋西民众拥红军反阎反蒋
红军东渡后，在毛泽东总政委、彭德怀总司令员、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指挥下，巩固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消灭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
东征红军深入群众，广泛宣传，为群众办好事，严明的纪律，爱民的举动感染教育了大批群众，每当蒋阎军队阻挠东征红军东进抗日时，晋西民众自发地为红军送水送饭，传递信息。3月17日，毛泽东冒雪从郭家掌出发，行程40多公里，到达灵石县的西庄村（今属交口县）后听说西庄人畜缺水，吃水要到几里以外的村子去挑，于是命红军小分队四处找水，在村东找到一股小泉，他们一直挖下去，竟挖出一股大泉水来。群众称这股水为“幸福泉”，并高兴地传唱：“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跟着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
兴县罗峪口战斗结束后，有一批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军中缺医少药，刘志丹便派人找来几名老党员，一起想办法。其中，王致礼同志建议去请河畔名医牛大业，其他老党员连忙说：“牛大业家住村中央，经常有人上门看病，这大白天的恐怕不好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犯愁的时候，只见首长刘志丹来回踱着步，不一会儿，果断下令：“派几个红军战士包围牛大业家院子，打上几枪，把牛大业捆到罗峪口”。有这样请人的吗？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愣了神，后来只见牛大业被捆绑带了上来，战战兢兢，刘志丹微笑着亲自上前松了绑，并热情地倒水。见红军首长很是和气，一头雾水的牛大业这时才平静下来。刘志丹诚恳地说：“牛先生受惊了，得知您医术高明，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给红军办点好事，眼下我们有批战士受了伤，急需医治，考虑到白军日后会伤害您，不便正当邀请。”牛大业一听恍然大悟，深感红军办事有方，考虑周到，于是立即给红军治伤，临走时刘志丹给他留下了几十块大洋，牛大业分文未收。
红二十八军攻破敌人晋西北黄河防线后，在罗峪口、康宁镇、白文镇驻扎期间，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不久奉命在兴县曹家坡打了一仗，当地的共产党员就给红军带路，介绍地形，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战斗打响后，王引生带领当地群众数十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给红军战士送子弹、运送伤员，尤其是敌旅长温玉如龟缩在深沟伺机反扑那阵，曹家坡、刘家庄、安家庄附近的群众，自发地把已经做好的饭送到红军阵地，有的把自己蒸熟的老南瓜、山药蛋、窝窝头等送给红军战士。刘家庄有个老太太听说红军打胜仗，就把自己积存了很久的一篮子鸡蛋煮熟送给红军战士充饥。安家庄的一位瘸腿老大爷，听说红军打败了温玉如的阎匪军，主动熬了一锅粥，用桶挑上一瘸一拐地爬上山坡慰劳红军战士。战斗结束后，附近的老百姓炸油糕、做豆面汤，争先恐后慰劳红军，妇女们争着为红军战士洗衣服，青年小伙子积极报名参军。 红军到曲沃县后，把堵城门的近5万斤粮食，拉到大坡上、学校里，给群众讲：“老乡们，这些东西都是老财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现在把它分给大家拿回去补助生活，发展生产。”高显村和村北几个村的群众也都分到了粮食和衣服。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曲沃筹到抗日经费1万多块银元，将几户地主的6万斤粮食分给了穷人。
兑九峪战斗中，当地的群众给了红军很大支援。战斗过程中，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的伤员，当地老百姓很快就抬走了。有两个伤员被禅房头村老乡藏到村后玉泉寺的庙里，每天送水送饭，不久就送回了部队。
3月18日，蒋介石军队关麟征的骑兵营在灵石的南关镇被红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这次战斗全歼关部一个骑兵连，死伤甚多，俘敌百余名，缴获战马百余匹，重机枪两挺，其它枪支弹药甚多。
3月19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路经汾阳中上达村时，这里的群众因受阎锡山反动宣传影响，大部都逃走了。平时就胆小的赵子谦一家，慌得连家门都没顾上锁便跑到了邻村亲戚家。傍晚，打听红军已经走远了，一家人才返回家中。回家后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一遍，发现家里的米面葱蒜，坛坛罐罐什么都没有少，唯独存放在盔里的20来个糖饼不见了，而在斗盔的底部，却赫然发现了3块银光闪闪的现大洋。大洋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大意是：“红军路过贵地，吃了你家的饼子若干，今留下白洋3元，敬希查收，此致敬礼！”下面署名“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全家人看到这种情景，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逢人便说：“从古至今，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这样写道：“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说‘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欢迎我们，向我们欢呼……’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这首“参加红军诗”，就是对这种热烈情景的真实写照（摘自斯诺《西行漫记》）。
东征红军在南征北讨中，在吕梁山南端先后攻克襄陵县（今襄汾县下辖镇）、吉县两座城。3月18日，红一军团二师进抵临汾之金殿、襄陵之齐村一带，23日将襄陵县城包围，连攻两次未克，4月1日凌晨3时许，红军在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的指挥下，向襄陵城发起了总攻，首先猛攻南关，占领制高点——南关东阁，用机枪压住守军，架云梯奋勇登城，黎明时，县城宣告解放。
红军进襄陵城后，在南高一村向大地主梁庆如征款4000多块大洋。北高一村地主王秃娃，为富不仁，红军把他家的200石粮食（约6万余斤）分给了穷人。
县长康小民任职两年还无甚大过，红军接受群众意见，将他释放，对盘剥群众最重的“王锦当”“五兴当”“吉生当”“五庆当”“利生当”5个当铺，红军把他们的财产予以没收，分给穷苦百姓。
红军在城内的日子里，买卖公平，对工商业者秋毫无犯，很快商店全部开门，照常营业，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红军的行为，深受感动，欢声载道。
4月15日，红军攻入吉县城，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一件也没有人去动，大受商界赞誉。有一位姓杜的染坊掌柜，妻子不幸被流弹击毙，红军入城闻知后，还给他家发放了埋葬费和抚恤费。
被俘虏的县长璩象咸，是旧知识分子，红军对他采取了教育的态度，了解到他在吉县没做过太多坏事，便将他带回陕北进一步教育改造，为我所用。看到这些，城里老百姓私下在一起议论说：“看人家红军才是咱老百姓的军队哩！红军真是仁义之师呀！”
东征将士耿飚将军1998年4月22日在《红军东征》（上下册）一书出版时写了一篇《河东一战、功垂千秋》的文章，文中说道：“红军东征，不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也功不可没，值得大力称赞。8000河东子弟加入红军队伍，大批抗日经费和物资，在东征中筹到，对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对我们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山西吕梁山人民的巨大奉献。
数千子弟踊跃参军参战
东征红军救国救民的言行和准备抗击日寇侵略的义举，呼唤着人心，感召着民众。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彰显出灾难深重的山西吕梁山人民的民族气节。“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来了就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声四处荡漾，传遍吕梁、传遍山西。
吕梁山北部的静乐、保德、五寨、河曲等县，红军所到之处，打富济贫，给穷人撑腰出气，指明出路。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到红军是穷人救星，是拯国于危、救民于难的亲人。因此，很快在群众中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
仅石楼县当时参加红军的就有二三百人。不少高小生也离开学校参加了红军，像郝守质、王三耀、王三武、曹廷明、梁克忠等就是当年积极报名参军的。中阳县高家沟村的放羊娃侯才智和小知识分子延庆水等听了红军的宣传，报名参军，几天之内中阳县就有几百名农民踊跃参加了红军，被编入三十军。由石楼、中阳、双池镇（今交口县）等地的新战士组成了二、六、八等三个红军游击队。其中，义牒一支游击队就有100多人，这支游击队以后与兄弟游击队合编为二六四团。
双池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游击队冯来保、张仁杰和护军队长张明喜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农村开展扩军运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和学生，离开家乡走出校门，报名参加了红军。不几天就扩军300多人。仅有100余户农家的交口县泊泊村，就有17名青年报名参军。这支部队起初叫红军游击队，也叫独立营。后来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发展到近1000人，定名为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支队长冯克武、支队政委马佩勋。
孝义县西庄附近的煤窑工人和村里的一些青年人在红军离开时，就有许多青年人跟着当了兵。汾阳冀村、尽善村，文水县孝义镇、开栅镇都有不少爱国青年、热血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参战、抗日救国。
红军在临汾一个月就扩红500余名。霍县有400余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
红十五军团转战岚县时也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自3月中旬挥师北上到4月下旬返回莲门的转战过程中，扩军500余名，其中七十五师的两个团扩编为两个师。红三十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汾阳、交城、离石、（今）交口县等地扩充红军300人。是东征红军指引吕梁山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红军在洪赵地区（今洪洞县），组建了河东河西两支游击队。军团部委派肖克、张国华为“河西游击支队”负责人。梁彦义任“河东游击支队”队长。数天后，这支500人的支队，在安泽县北平镇被阎军一个师包围冲散，除部分牺牲外，其余大部分又陆续找到了部队。洪赵全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在600人左右，后编了8个新兵连。
红军进驻河津，驻扎在黄村、西王、樊村和边山一带村庄，不损害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担水扫院，通过这一行动，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贫苦百姓的军队，汾河两岸群众拥护红军。在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姚五福专程赶回来，与红军取得联系，窜门走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消除群众对红军误解，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短时间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年达50多人。
为了扩大抗日力量，东征红军大力展开了“扩红”运动，经过广泛宣传教育，吕梁山上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当红军的许多动人事例，青年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报名处”报名。许多青年学生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当红军，参军人身份复杂，有煤矿工人、烧砖的、烧瓮的、打长短工的，有农民、商人、山村医生、在校学生和愿参加红军的俘虏兵，还有刚结婚的夫妻一同报名的。多数是青少年，但也有部分中年人。仅2个多月，红军在吕梁山扩充兵力七八千人。
像（今）交口县的解学恭、张梓祯，石楼县的周志先、高富有、任侠惠、白玉光，今柳林县的李丕宽、李廷、刘枫、梁明、薛振海，方山县的杨步月，中阳县的侯才智，兴县的刘国元，汾西县的贾长明，灵石县的郭万胜，吉县的牛德山，隰县的王忠山，永和县的宋有才等就是数千吕梁山儿女中有记载的几十位老战士。
远在国统区上海的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茅盾于1936年3月在报纸上看到东征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喜讯，给红军总部发去了贺电，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
各界人士为抗日捐款捐物
东征红军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承担历史责任，不辜负民族的重托，一路坚持扩红筹款，唤醒民众。
红军行进中，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优良传统，每到一处以一个村为基点，二三十人不等分散各村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团结一致、奋起抗战的道理。并扩红筹款，号召群众，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有红军官兵和地方工作队，动员民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筹集抗日钱物。
为了抗日救国，红军沿途执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政策，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筹募抗日救国经费。吕梁山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响应召唤，尽力而为，对一些为富不仁的老财主，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红军来到汾阳三泉镇的第二天，正是三泉镇集会的日子（二月初十）。这一天，赶集的人很多，红军利用这一时机，在三泉镇神河庙公演了文艺节目，召开了群众大会，在街上书写大字标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筹募抗日救国捐。同时在南北马庄、三泉、张家堡、赵家堡、南垣村等村，向当地财主、富户征收了抗日救国捐款。南北马庄被派了抗日救国捐的有七八户人家（当时全村共200来户）。如开明士绅李希孟就交纳抗日救国捐360块银元。对捐款者，红军还给留下收据，收据用白布条加盖红军印章制成。 红军两次到汾阳，所到之处，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募抗日经费，既在政治上打击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又在经费上得到补充，还给当地穷苦的农户分发了粮食衣物。
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有名的大财主李锦华，在三交、柳林、汾阳、石楼等县都开有字号，是三交镇上一霸。红三十军和苏维埃政府一起，带领群众分了他的粮，迫使李锦华主动到苏维埃政府捐献钱物，以充抗日经费。三交镇地主刘养奎的儿子是敌团长，干了许多坏事，民愤极大。红三十军首长派人把他逮捕起来，还分了刘养奎和当铺院冯廷杰的粮。
红军进驻孝义县郭家掌村，打开了村中老财郭贤旺的粮仓，大约有两万多斤粮食，大部分分给了本村和附近村里的群众，少部分筹作军粮。此外，红军还将孝义县毕家掌村的魏家宝、梁家沿村的康玉泉、马家坪村的靳德功，三家地主的500多石粮食开仓济贫，把400多只羊也分给贫苦农民。
3月12日，郭家掌分兵会议后，红军小部队仍然常常神出鬼没地在孝义活动，摸情况、散传单、骚扰敌军。一次有40多个战士夜间袭击了敌方的骑兵营，缴获了不少军马。因此，群众中流传了许多诸如“红军是神兵天降，童子军刀枪不入”的话。
红军来到孝义西郊重镇兑九峪，打开了镇上“义和公”粮店，把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群众。当时兑九峪有16家粮店，“义和公”最大，存有3千石粮食，掌柜是平遥人侯仁和程中林（程当时是兑九峪镇的街长）。红军在兑九峪开仓济贫的消息传得很快，去背粮的人不计其数。除“义和公”外，其他粮店红军都没有动。红军的抗日义举和严明纪律不仅深受广大群众拥护，许多开明士绅和当地财主也深感佩服，纷纷主动捐粮捐款。“五升公”粮店的掌柜是石象村的开明地主冯姓弟兄俩，主动拿出几百石粮食给红军做了军粮。
红军进了曲沃城后，对工商业给予保护，到商店、厂房同样是秋毫不犯，“福利盛烟房”老板曾预备500元白洋，摆了10桌“十全席”宴请红军，红军一不要工商业的钱，二不吃他们的席，并给他们解释了党的政策，消除了工商业界的顾虑，当天各商号就陆续开门营业了。
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路居中阳县西合村时，该村任培厚是当地知名的士绅，刘志丹亲自给任培厚讲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任培厚深表赞同，并联合一些士绅给红军捐献粮食和钱物。
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县盘粮村筹款500块银元，在芦南街打开地主的粮仓济贫，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好印象。
中阳县宋佳寨有个地主宋鸣章，在红军宣传的感召之下，主动捐献了10石粮食和几百块银元，支持红军抗日救国。
在永和县壕则垣村（今属石楼县），工作队接到了村干部和群众的检举，打开了地主积财家的地窖，挖出银元5000块，元宝50个，金条、金戒指、金镯子大约二三斤，米麦200余石。工作队当即把粮食分给了群众，银元等充作抗日经费。许多贫苦农民流着热泪对工作队说：“多亏红军来救了俺们的命，要不然俺们就要活活饿死了。”
红军在吕梁山南麓的洪赵“开仓济贫”“严惩恶霸”的同时，还收缴了地主富豪和伪村公所的许多枪支，大约有400多支，充实了自己的武器装备，也为地方消除了祸害，征集抗日经费3万多块大洋和其他物资。在侯马期间还扩充骡马80多匹。
红军东征期间，通过打土豪、没收官僚资本以及社会捐助，共计筹集到抗日经费40万银元，连同大量的抗日物资，合计约50余万银元。
可以说，东征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陕甘苏区的经济封锁，山西吕梁山人民为抗日救国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党和红军敌后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晋西民众拥红军反阎反蒋
红军东渡后，在毛泽东总政委、彭德怀总司令员、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指挥下，巩固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消灭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
东征红军深入群众，广泛宣传，为群众办好事，严明的纪律，爱民的举动感染教育了大批群众，每当蒋阎军队阻挠东征红军东进抗日时，晋西民众自发地为红军送水送饭，传递信息。3月17日，毛泽东冒雪从郭家掌出发，行程40多公里，到达灵石县的西庄村（今属交口县）后听说西庄人畜缺水，吃水要到几里以外的村子去挑，于是命红军小分队四处找水，在村东找到一股小泉，他们一直挖下去，竟挖出一股大泉水来。群众称这股水为“幸福泉”，并高兴地传唱：“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跟着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
兴县罗峪口战斗结束后，有一批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军中缺医少药，刘志丹便派人找来几名老党员，一起想办法。其中，王致礼同志建议去请河畔名医牛大业，其他老党员连忙说：“牛大业家住村中央，经常有人上门看病，这大白天的恐怕不好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犯愁的时候，只见首长刘志丹来回踱着步，不一会儿，果断下令：“派几个红军战士包围牛大业家院子，打上几枪，把牛大业捆到罗峪口”。有这样请人的吗？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愣了神，后来只见牛大业被捆绑带了上来，战战兢兢，刘志丹微笑着亲自上前松了绑，并热情地倒水。见红军首长很是和气，一头雾水的牛大业这时才平静下来。刘志丹诚恳地说：“牛先生受惊了，得知您医术高明，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给红军办点好事，眼下我们有批战士受了伤，急需医治，考虑到白军日后会伤害您，不便正当邀请。”牛大业一听恍然大悟，深感红军办事有方，考虑周到，于是立即给红军治伤，临走时刘志丹给他留下了几十块大洋，牛大业分文未收。
红二十八军攻破敌人晋西北黄河防线后，在罗峪口、康宁镇、白文镇驻扎期间，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不久奉命在兴县曹家坡打了一仗，当地的共产党员就给红军带路，介绍地形，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战斗打响后，王引生带领当地群众数十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给红军战士送子弹、运送伤员，尤其是敌旅长温玉如龟缩在深沟伺机反扑那阵，曹家坡、刘家庄、安家庄附近的群众，自发地把已经做好的饭送到红军阵地，有的把自己蒸熟的老南瓜、山药蛋、窝窝头等送给红军战士。刘家庄有个老太太听说红军打胜仗，就把自己积存了很久的一篮子鸡蛋煮熟送给红军战士充饥。安家庄的一位瘸腿老大爷，听说红军打败了温玉如的阎匪军，主动熬了一锅粥，用桶挑上一瘸一拐地爬上山坡慰劳红军战士。战斗结束后，附近的老百姓炸油糕、做豆面汤，争先恐后慰劳红军，妇女们争着为红军战士洗衣服，青年小伙子积极报名参军。 红军到曲沃县后，把堵城门的近5万斤粮食，拉到大坡上、学校里，给群众讲：“老乡们，这些东西都是老财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现在把它分给大家拿回去补助生活，发展生产。”高显村和村北几个村的群众也都分到了粮食和衣服。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曲沃筹到抗日经费1万多块银元，将几户地主的6万斤粮食分给了穷人。
兑九峪战斗中，当地的群众给了红军很大支援。战斗过程中，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的伤员，当地老百姓很快就抬走了。有两个伤员被禅房头村老乡藏到村后玉泉寺的庙里，每天送水送饭，不久就送回了部队。
3月18日，蒋介石军队关麟征的骑兵营在灵石的南关镇被红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这次战斗全歼关部一个骑兵连，死伤甚多，俘敌百余名，缴获战马百余匹，重机枪两挺，其它枪支弹药甚多。
3月19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路经汾阳中上达村时，这里的群众因受阎锡山反动宣传影响，大部都逃走了。平时就胆小的赵子谦一家，慌得连家门都没顾上锁便跑到了邻村亲戚家。傍晚，打听红军已经走远了，一家人才返回家中。回家后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一遍，发现家里的米面葱蒜，坛坛罐罐什么都没有少，唯独存放在盔里的20来个糖饼不见了，而在斗盔的底部，却赫然发现了3块银光闪闪的现大洋。大洋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大意是：“红军路过贵地，吃了你家的饼子若干，今留下白洋3元，敬希查收，此致敬礼！”下面署名“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全家人看到这种情景，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逢人便说：“从古至今，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这样写道：“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说‘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欢迎我们，向我们欢呼……’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这首“参加红军诗”，就是对这种热烈情景的真实写照（摘自斯诺《西行漫记》）。
东征红军在南征北讨中，在吕梁山南端先后攻克襄陵县（今襄汾县下辖镇）、吉县两座城。3月18日，红一军团二师进抵临汾之金殿、襄陵之齐村一带，23日将襄陵县城包围，连攻两次未克，4月1日凌晨3时许，红军在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的指挥下，向襄陵城发起了总攻，首先猛攻南关，占领制高点——南关东阁，用机枪压住守军，架云梯奋勇登城，黎明时，县城宣告解放。
红军进襄陵城后，在南高一村向大地主梁庆如征款4000多块大洋。北高一村地主王秃娃，为富不仁，红军把他家的200石粮食（约6万余斤）分给了穷人。
县长康小民任职两年还无甚大过，红军接受群众意见，将他释放，对盘剥群众最重的“王锦当”“五兴当”“吉生当”“五庆当”“利生当”5个当铺，红军把他们的财产予以没收，分给穷苦百姓。
红军在城内的日子里，买卖公平，对工商业者秋毫无犯，很快商店全部开门，照常营业，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红军的行为，深受感动，欢声载道。
4月15日，红军攻入吉县城，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一件也没有人去动，大受商界赞誉。有一位姓杜的染坊掌柜，妻子不幸被流弹击毙，红军入城闻知后，还给他家发放了埋葬费和抚恤费。
被俘虏的县长璩象咸，是旧知识分子，红军对他采取了教育的态度，了解到他在吉县没做过太多坏事，便将他带回陕北进一步教育改造，为我所用。看到这些，城里老百姓私下在一起议论说：“看人家红军才是咱老百姓的军队哩！红军真是仁义之师呀！”
东征将士耿飚将军1998年4月22日在《红军东征》（上下册）一书出版时写了一篇《河东一战、功垂千秋》的文章，文中说道：“红军东征，不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也功不可没，值得大力称赞。8000河东子弟加入红军队伍，大批抗日经费和物资，在东征中筹到，对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对我们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山西吕梁山人民的巨大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