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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关键词]武陵民族区命名；价值取向；历史方法；巴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62-09
“武陵民族区”是我国当代国际知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在新世纪初提出的区域民族学概念的核心学术命名之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下文简称《文选》）由成都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末期。马曜先生撰写的《序》前扉页，附有谭继和研究员与冉光荣教授1995年12月，同意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推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为李绍明先生历年来在该学科中辛勤耕耘的成果，反映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省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水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乐意看到该文集早日问世。”[1]结合新世纪初李先生的民族学论述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认为《文选》的正式出版，是李绍明先生区域人类学/民族学核心思想形成前的一个重要学术总结，而且集中体现在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自觉应用方面。这可以从《文选》的“作者简介”，与其《后记》的表述文字得到进一步了解：
“李绍明，土家族，1933年12月生，四川省秀山县人，50年代初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从事民族研究多年，先后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及西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及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著有《民族学》、《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川东酉水人家》等。”[1]
《文选》言简意赅不足千言的《后记》，是李先生自己撰写的，共三段文字，前两段尤其重要，不妨同样照录：
1.“这本论文选收录了笔者58篇论文。这些文章是笔者从1963年至1994年这段时间中撰写的150余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代表作。从论文内容来看，包括了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它大体反映出笔者从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现将其集为一册，以期进一步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2.“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三十多年时间内相继发表的，因而笔者原先的某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后来又有所发展与修正。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以存其真。”[1]
这两段文字“尤其重要”在于，它清楚表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选录的学术论文，“客观记录下”先生民族学思想前期三十余年发展的基本轨迹，特别是历史方法研究民族问题的个性特征。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学术价值笔者看来，《文选》能够成为先生前期民族学学术思想总结的主要载体之一，至少包含了以下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些文章是作者“从1963年至1994年”三十余年时间陆续撰写的，总计150余篇论文中，按照个人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以存其真”的原则，仔细“选择”出来的，能够印证自己学术思想发展阶段特点的“代表作”。一方面，涉及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研究，包括西南（区域）民族学研究这三十年相关的“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文章，“大体反映出”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这里特指学术思想为主的民族学研究收获——引者）”；而为了“以存其真”，“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历史方法应用的个性特征如实留存。
李先生民族學思想的形成，明显呈现出《文选》出版为界的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的过程特点。前期是先生区域民族学思想的形成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学习、个人认知引导下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实践为表征，侧重于民族学权威理论方法的学习应用；后期则以“武陵民族区”学术概念命名为标志，侧重于民族学/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以主持“藏彝走廊”的国际区域民族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所公认。但是，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文选》展示的先生民族学思想形成前期轨迹表明，他不是从民族学知识学习的“零”起点开始的，而是有一个理论、实践开始互动的较高起点，即尝试应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理论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具有实践-理论又理论-实践，相互推进的理论应用特点，细究先生自己动手辑录的，《文选》58篇论文所分8个专辑文章的组合思路，均能得到证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文选》8个专辑的顺序结构总体上为从理论探讨到应用实践，即第一辑民族学理论学习，第二辑到第八辑民族学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应用；
2.第二辑到第八辑选录的论文，每一辑均以理论探讨与理论应用，构成解决具体民族问题的系列论文组合单元。
例如《文选》第六辑土家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选录的7篇论文：（1）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1990），（2）川东南土家族与巴国南境问题（1985），（3）冉駹与冉家人的族属问题（1987），（4）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关系（1990），（5）清人图录中的土家族形象（1992），（6）论土家族《摆手歌》的社会功能（1989），（7）土家族艺术明珠——土戏（1994）。前4篇集中解析土家族族源的历史文化问题，学术对话的学理思考色彩很浓；后3篇分别就土家族服饰特征、民间音乐、民间戏剧发掘其武陵地域文化的应用价值。这7篇论文，无疑第一篇“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的土家族族源问题的理论方法应用，在这一辑系列论文中处于具体民族问题研究学术价值导向的位置。10年后的2001年，先生在《21世纪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依据自己宏博、厚实的学术积累旗帜鲜明地提出：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民族学，依旧要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方针，坚持提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风”，并“重视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2]，突出民族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价值取向仍是其主导思想。 以上重提《文选》及其细读问题，因为思考、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问题有关历史方法的学术关联。马曜先生在《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中有两点评述，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文选》“对川、滇、藏三省区人口较多的历史悠久的几个主要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1]（P.2）
其二，“绍明是土家族，中年以后，倾注大部精力研究本民族历史，发表了土家族与古代巴人和侗族的关系以及有关土家族属和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并主编《川东酉水土家》一书，又一次打开了土家族研究的新局面。”[1]（P.3）
笔者有意通读新世纪李先生主持“藏彝走廊”研究发表的系列论著，并与《文选》问题研究的历史方法论比较，总是想到2010年7月17日，北京社科院季建清先生在北大国际会议中心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对著名学者汪晖代表作《中国思想的兴起》方法论应用的概括评价——这部著作“呈现出双向的历史化”方法论特点，一方面“把对象历史化，把问题历史化；另一方面，把自身的立场和当下的理论话语也历史化”，从而在这个“双向历史化”过程中形成研究主体的“理论视野”，“不是规范性的叙述，也不是预设的结论”，而总是表现为处在“历史化运动之中向未来开放”的“思想探索”状态。这样，学术研究的思想化追求，让“历史中一切凝固的思想、观念、叙述，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中，都被问题化了，也就呈现出各种可能性，体现出很高的境界。”[3]《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当然不是李先生前期另一部民族学理论“结构完整”的著作，但它似乎更具有李先生民族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方法论应用的“思想探索”意义，因为它似乎总是努力地立足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从西南民族学各个区域问题的具体发现、提出过程中，依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全方位的阐释。或许可以借用美国思想史家凯利就历史方法说过的话，“历史方法实际上是提问题的方式，但是它的答案一定是地方性和暂时性的”[3]，因为真正的“历史化研究方法”与提问题的理论视野关联，而且与地域文化的具体研究经验分不开。
笔者以为，如果联系李绍明先生后期区域民族学/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应用“武陵民族区”学术概念命名精深的学理思考，新世纪的巴文化与土家族等西南民族问题研究，可能会跃升到新的学术境界。巴文化问题，当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巴族关联，巴族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学界巴文化研究寻求新的突破，“武陵民族区”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真正的问题原点。二、“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学术意义2014年，笔者曾经以“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理解问题”为论题，讨论武陵地区“黔中文化研究”涉及到的地域文化基础理论的核心构成。[4]这是有感于李绍明先生区域民族学思想的崭新建树，在新世纪初期总是被学界误读而提出的学术话题。2015年8月笔者撰写提交全国“儒家学说与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再次就李绍明先生“武陵民族区命名的辩证思维方式应用问题”，[5]书面参与讨论。
李先生“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与费孝通先生的“武陵民族走廊”概念的学术命名不是一回事。仅研读李绍明先生《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一文，即可清楚了解先生的学术意图。全文从提出武陵民族区概念，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主要民族学内涵解说，到武陵民族区概念作为民族学基本理论问题重要性的简明阐释，最后提出“武陵民族区研究的展望”共四个层次，“论证的主要篇幅均围绕‘武陵民族区’民族学概念内涵界定展开”[6]，可见这个民族学概念命名的特别价值。李先生论文第三部分解说“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问题”：认为“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学说没有论及‘武陵民族区’，多次提及‘武陵地区’，但从‘未明确指出其究竟是板块或走廊’，‘武陵民族走廊’是否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概念成为问题，因此‘武陵民族区属于板块或走廊’是‘武陵民族區’应该专门讨论的民族学基本理论问题。”[6]李绍明先生提出“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建议，在这样的话语讨论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表达。论文第四部分“武陵民族区研究的展望”，提出“武陵民族区的综合研究”命题，再次辨析武陵民族区作为西南民族学/人类学核心概念学术命名的特别之处：“武陵民族区若从费老板块与走廊学说而论，它系一个板块，而非走廊。因为它并不具备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板块之中没有通途，因为从古到今，板块与走廊均与外地交通相连的。”因为武陵民族区“完全符合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民族区’或‘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应“从历史到现状，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人文，纵横交错地进行全面综合研究”[6]。因此，笔者认为：“李绍明先生对‘武陵民族区’的阐释，界定了一个内涵清楚的民族学概念，是对费孝通先生‘板块与走廊’学说学科特征辨识后，新的学术阐释，是对民族走廊学说的丰富，不是回到区域民族学‘封闭’研究的传统思路，而是观照于武陵民族区‘这一个’民族區域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定区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学理论。”[6]
只是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价值取向的学理内涵较深，深入研究之后才可能准确阐释、比较，《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侧重于历史方法视角，对“武陵民族区”与“武陵民族走廊”两个民族学概念的内涵阐释。因此，比对《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理论概念的学术命名习惯，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方面的文本读解进入，然后再考虑继续深入理解的途径。
（一）“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涉及到的语言、文化内在意义关系的读解
研究者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流传媒介。一个悠久优秀的文化必然有着‘不可捉摸’的抽象语言。而优秀文化本身又会不断发展语言，语言是否导致矛盾（这里指语义理解的矛盾——引者），与理解语言的人有关。对语言本身认识比较深的人，较少因为语言障碍而产生矛盾和误解。文字的存在也是这样的，包括命名的过程，也就是发现障碍与解决矛盾和误解的过程。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理解对方语言表达的真实含义，而去对自己的理解进行进一步求证，促使交流、逐步加深，趋于相互的更加理解。”[7] 应该指出的是，《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发表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时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藏彝走廊研究笔谈”专栏发文之后。这个“藏彝走廊研究笔谈”专栏的第一篇论文，即李绍明先生《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中简明介绍费孝通先生的“板块”和“走廊”学说（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等六大板块，与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西北走廊三大走廊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格局）要点及其“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目标，并高度评价走廊学说的学术意义：“深入研究走廊学说，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非常有指导意义。今后我们多民族的国家必须是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关心，这样才能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打破地区、学科的界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认为费先生这个“中华民族格局的理论”中，“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故板块首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其次，“走廊学说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因此藏彝走廊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强调“有关理论是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纲领性问题”——全面关联民族走廊的“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与发展问题”[8]等七个方面。联类而及“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同样具有“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纲领性”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当下“巴文化与地域文化”问题研究，值得珍视的理论资源。
上述引文这里还应强调的是，李绍明先生认同“板块”和“走廊”的“中华民族格局的理论”，肯定“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武陵民族区”“板块”相对稳定性的研究，更符合费先生民族学理论历史方法的学术内涵。当然，拙文《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理解问题》[9]讨论武陵地区“黔中文化研究”涉及到的地域文化基础理论，搁置回避了下述两个学术难题：
其一，武陵民族区概念在学理上是怎样让费孝通先生的“板块与走廊”学说更丰富、周延的？
其二，武陵民族区“完全符合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民族区’或‘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能够成立的学理依据如何阐释？
拙文搁置的上述两个学术难题，实际上在近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刊发的西南民族学研究论文，2008年前后学术主题的走向中，有着事实上的对应关系。概言之：之前是在李绍明先生关注、参与下的具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学术视野的讨论，之后则比较集中地整理李先生的区域民族学思想，特别是李先生去世周年的纪念文章。“人类学再区域化”的重大意义与李绍明民族学思想的“矛盾张力”存在等论断，与“文化相对主义选择”的判断与可能被误读为仅仅属于“当代研究”李绍明先生的学术风格问题，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但核心问题所在，则是武陵民族区命名历史方法所提示的，李绍明先生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应用阐释。这个论题《武陵民族区命名的辩证思维方式应用》[5]一文有初步思考，本文论题所限，这里不宜继续讨论转移话题，而是接续上文，继续补充有关“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
（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学术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
“武陵民族区”概念命名的内涵理解问题，其一，首先涉及“学术观念的动态观”说法，简言之，学术概念本质上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发展就应该有对应的学术概念承载，因此，学术观念用学术概念传达，从根本上说不可能静态不变。主张学术概念“普遍性”本质的研究者指出，學术概念本质上是动态发展的，《辞海》数十年对学术的概念界定，即“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0]的“凝固”阐释，让人们“根本无法体会出学术概念的跃动、迁移性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学术因为不断发展才体现学术的价值：“学术发展既是一种稳定模式，更是一个递进、跃动的过程。因为广义上讲，学术概念记录了人们探索客观事物的过程以及研究思考的学术结果，学术概念概括了学术研究与学术实践过程的统一性，强调了学术既可以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也可以通过各种交流融动衍生出来（李绍明先生的学术经历，就是从‘个人的学术研究’结合‘主持、协调群体的学术活动’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的——引者）。学术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的。学术的主体是各类探求思索者，学术的体现形式是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从本质上讲，学术是不断深化的动态的认知过程，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连续不断地观察、分析、思考、归纳、相互交流而达成共识的结果。客观的事物发展变化，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特征，使得学术研究永无止境。”[11]其次，学术概念的命名，不是孤立存在的“忽发奇想”或者“想当然”，与研究主体学术研究的思考过程存在著“由表及里”的因果关联，或者就是主体研究过程逻辑思维推进的事实表征。诚如专家所论：“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理论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假象，达到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所以通过学术活动和学术争辩，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与批判。这两者表明了学术概念形成的非凝固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内涵。”[11]这往往是核心学术概念，通过研究主体的理论研究、实践应用中不断丰富内涵，为了有效达成理论目标，每每扩充新的学科知识内容及符合研究目标需要的认知内涵，采用重新解读或者更新命名的重要原因。我们或许应该注意的是，概念的学术命名，是学术概念的本质特征，是学术概念充满活力的标志，体现其无限的创造力，是主体创新理论思维方式应用的常态。一个普遍性概念的重新命名，常常发生误读、误解，深层动因还在于研究主体学术内涵的认知、阐释出现了对话交流的实际错位。 其二，“武陵民族区”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问题，第二个方面即与是否接受“学术”基本内涵的现代性阐释关联。专家指出，“学术的基本内涵是‘学’与‘术’的表述及其关系阐释。学术一词一般指学问、道术，但将学与术分开来讲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中，学术被表述为道与器、理与气、学与事的范畴。前者是关于本质、规律、普遍的概念；后者是关于事物、具体、个别的形态。《说文解字》释‘学’曰‘觉悟也’，解‘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技能、技艺。[……]正是学与术之不可分，共同构成学术的科学系统（这里特指中国的现代学术阐释——引者），才促进了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学’与‘术’的分离，即言‘学’而不言‘术’；特别是宋以后，‘学’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到了近代，是梁启超一举打破了这种学术分离的困局。”[12]梁任公是这样表述他的认识的：“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于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3]但读书印象中，王国维先生的说法特别给学人启发，他认为西方学与术之所以结合的好，是因为“平衡了学与术的关系”，所谓“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重视应用研究”。所以，学术的现代阐释应该认同这样的论断，学术概念内涵的科学掌握，在于“学”与“术”两个方面的当下阐释：“‘学’是指学理，讲究渊源、承继、发展、创新，自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术’是指方法，探究方法、技术的应用，具有实践性。概括地说，学术就是理论与实践、学理与方法的统一。”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现代学术认知的“本质”[12]。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成果之一。武陵民族区与武陵地区、武陵山地区、武陵山片区等词组术语，虽然都冠有“武陵”地域名称却不能等同使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武陵民族区是相应理论内涵赋予学术命名的民族学概念。因此，与一般文化区域分布中的地域文化概念，也是明确区别的。作为文化区域分布命名的地域文化，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均有“先天”的密切关系。周振鹤先生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这样，“划分三种区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域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4]（P.41-44）研究者因此概括出影响文化区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和行政区划：“自然条件从宏观上制约了文化区的分异，大的山川界线往往成为文化区的边界；行政区划对文化区进行整合，使区内文化现象趋于一致，以形成均质的文化区；而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移民等因素，对文化区的形成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15]（P.375）无疑，行政区划类的价值取向，對于文化区的实际分异认识，因为可能具体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其巨大的影响力是必须认真思考采纳的。
例如国务院扶贫开发領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1年10月编制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第一章基本情况第一节有关“规划范围”的说明：“本规划区域范围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县市（包括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宜昌市的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37个县市（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及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重庆市7个县区（包括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贵州6个县市（包括铜仁地区及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国土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总人口360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乡村人口2792万人。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16]
无可怀疑，“武陵山片区”属于行政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充分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与国家行政力量（例如，重庆渝东南6县加上今所属渝东北的丰都县，就是“重庆武陵山片区”地域行政区划的实际延伸）；“武陵山地区”属于自然地理环境“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大武陵山脉就是它最重要的地域所在的地理标志；“武陵地区”则属于历史原因“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先秦以来史称“武陵”的地区所指是经过不断位移的，成为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地域范围。“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文化区域，内涵武陵山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武陵山脉就是这个文化区域核心所在的地域标志之一；其次是中国历史上武陵地区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变迁”过程，既有中央政府行政区划的作用（如秦汉武陵郡的设置），还有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移民等诸多区域文化的复杂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世居少数民族族群的历史存在。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概念，与“西南民族区”概念在区域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上，常有内涵延伸交合的用法。《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对武陵地区土家族族源的考证，就是重要的例证。很认同马曜先生在《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中所论，“中国西南的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许多朝代的兴衰治乱，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1]（P.2）在李绍明先生看来，“中国西南民族问题”，又以武陵民族区“板块式民族格局”之研究（诸如族源问题研究、移民迁徙研究、文化融合研究等），体现出新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挑战性，这个认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笔者以为，这就是“武陵民族区”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因为给予特别内涵的学术命名而彰显的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三、武陵民族区的巴文化研究问题雍际春先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价值体现的观念认识，从理论与实践并举，当下地域文化研究符合时代要求的理念出发，曾给地域文化下了一个价值取向明确的学术定义：“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研究地域文化，旨在探讨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整合演变轨迹及其形态特征，并揭示其空间组合关系和地域特色，从而为区域文化发展和推进社会文明，继承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服务。”[17]并提出，接受这个定义的认识平台，深入理解地域文化概念并应用于问题研究实践，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地域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文化特色”三个核心要素辩证关系的学理把握上。 这首先在于，“作为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它不单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分类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定地域的文化特质是历史发展和持续演变的结果，是由当地一代一代民众不断传递、承袭、发展、积累和既创新又积淀的产物。所以准确把握地域文化的历史性特点，是我们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特定地域的民族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自觉应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次，地域文化区域特色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地域性显现”，也是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体现：“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化创造，又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的，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乃至人文因素差异，人们在从事采集、耕种、渔猎、游牧、生产、创造等活动中，不同地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在居民心理、性格习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语言风格诸方面，逐渐产生差异，从而形成一个个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差异正是文化的地域性显现。”第三，一定区域内地域文化均质呈现的共性与这个区域内地域文化个性的存在，因为历史的原因并不矛盾，“既然一定的地域及其文化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并约定俗成，又带有深深的地域性烙印，那么此地域内的各种文化现象，既是均质或相近的，也是互有关联、相互影响的，而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则是异质而不同的，这就必然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和风貌。”[17]
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对象的武陵民族区，巴文化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目标之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有关巴人、巴国、巴地及其与土家族民族文化史关联的研究，清楚表明了李先生的观点：“今日土家族主要聚居于鄂、湘、川、黔四省接壤地区。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120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100余万，四川东南的石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五个土家族与苗族联合的自治县等约70万。上述土家族聚居区正当古代巴国的领域。固然古代巴国境域并非现今皆有土家族分布，大约是通都大邑之地由于长期受汉文化濡染，早已‘以夷变夏’了，而较边僻的山区，大体而言巴人文化尚能得以继承而保留于土家族当中。”[1]（P.653）这当然是李绍明先生前期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实，正是因为先生对于20世纪后期、新世纪初期有关长江三峡巴人文化遗存考古发现的持续关注，他才提出并坚持“武陵民族区”的民族学“板块”概念，及其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学术命名，并一再强调西南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民族问题研究同步跟进的重要性。
笔者以为，武陵民族区“板块式”民族格局的学术命名，充满智慧地通过概念的理论预设，观念上保留住巴文化历史变迁过程的诸多难解之谜，从巴人、巴地、巴国，巴文化、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文化衍变、涵化与变迁等等，有关土家族族源等各种民族问题一并囊括在内。或者正因为李绍明先生从长江三峡巴人考古学文化的不断发现中，实际意识到，巴文化研究类似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郑若葵先生说法的存在，才执意坚持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的。郑先生《巴人源流和巴文化考辩》一文的有关论断是这样的：“中国民族发展的早期历史上，巴和蜀一样，是一支活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但由于巴和蜀民族当时自己的民族文字还未形成系统，当自己的民族发生历史还未及产生书面记录需求或未及实施书面记录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中原汉族所融合和同化，故其民族的早期原生史，在华夏汉族先秦时期的正史记载中大多被忽略，而被散录于其他古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片言只语、语焉不详，或怪异离奇、传闻追求。这种状况自然形成了研究者对有限古文献取舍不一、游弋无定的空间，并直接造成了目前學术界对巴人族源的来龙去脉依然迷雾缭绕，呈现多种不同论定观点的格局。”[18]思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大智慧，很认同海南大学刘复生先生，对当代人文、社会学者解脱学术困境的忠告：我们必须学习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才可能从容面对“空前的现实”，同时能够“批判地面对自己所使用的知识”。因为在当代中国，就是去理解非常“局部、具体”的问题，研究主体都要有“总体化的视野”，以此能够在“地域、社会网络与历史联系”的复杂关联中，在“现实和话语相缠绕的状态中”，具备把握问题的阐释能力。因此我们人文、社会学者应该注意新世纪的全新要求：既有自己“立足于某一专业观察世界的角度”，同时还具有“超出专业观察的角度，对现实进行总体化理解的理论能力”；清醒“意识到自己专业的局限，又要告诫自己这个界限并不存在。要一个人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很强的超学科的综合能力”[18]。
总之，“武陵民族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典型地域文化区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与渝、湘、黔、鄂四省市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关联，更与“武陵山片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直接关联，让我们高度重视“武陵民族区”学术命名内涵深邃的民族学/人类学思想，这理所应当成为西南区域民族学/人类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学界巴文化研究寻求新的突破，思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真正的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崭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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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03责任编辑：许巧云
[关键词]武陵民族区命名；价值取向；历史方法；巴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62-09
“武陵民族区”是我国当代国际知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在新世纪初提出的区域民族学概念的核心学术命名之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下文简称《文选》）由成都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末期。马曜先生撰写的《序》前扉页，附有谭继和研究员与冉光荣教授1995年12月，同意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推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为李绍明先生历年来在该学科中辛勤耕耘的成果，反映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省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水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乐意看到该文集早日问世。”[1]结合新世纪初李先生的民族学论述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认为《文选》的正式出版，是李绍明先生区域人类学/民族学核心思想形成前的一个重要学术总结，而且集中体现在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自觉应用方面。这可以从《文选》的“作者简介”，与其《后记》的表述文字得到进一步了解：
“李绍明，土家族，1933年12月生，四川省秀山县人，50年代初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从事民族研究多年，先后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及西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及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著有《民族学》、《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川东酉水人家》等。”[1]
《文选》言简意赅不足千言的《后记》，是李先生自己撰写的，共三段文字，前两段尤其重要，不妨同样照录：
1.“这本论文选收录了笔者58篇论文。这些文章是笔者从1963年至1994年这段时间中撰写的150余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代表作。从论文内容来看，包括了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它大体反映出笔者从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现将其集为一册，以期进一步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2.“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三十多年时间内相继发表的，因而笔者原先的某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后来又有所发展与修正。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以存其真。”[1]
这两段文字“尤其重要”在于，它清楚表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选录的学术论文，“客观记录下”先生民族学思想前期三十余年发展的基本轨迹，特别是历史方法研究民族问题的个性特征。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学术价值笔者看来，《文选》能够成为先生前期民族学学术思想总结的主要载体之一，至少包含了以下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些文章是作者“从1963年至1994年”三十余年时间陆续撰写的，总计150余篇论文中，按照个人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以存其真”的原则，仔细“选择”出来的，能够印证自己学术思想发展阶段特点的“代表作”。一方面，涉及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研究，包括西南（区域）民族学研究这三十年相关的“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文章，“大体反映出”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这里特指学术思想为主的民族学研究收获——引者）”；而为了“以存其真”，“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历史方法应用的个性特征如实留存。
李先生民族學思想的形成，明显呈现出《文选》出版为界的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的过程特点。前期是先生区域民族学思想的形成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学习、个人认知引导下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实践为表征，侧重于民族学权威理论方法的学习应用；后期则以“武陵民族区”学术概念命名为标志，侧重于民族学/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以主持“藏彝走廊”的国际区域民族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所公认。但是，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文选》展示的先生民族学思想形成前期轨迹表明，他不是从民族学知识学习的“零”起点开始的，而是有一个理论、实践开始互动的较高起点，即尝试应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理论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具有实践-理论又理论-实践，相互推进的理论应用特点，细究先生自己动手辑录的，《文选》58篇论文所分8个专辑文章的组合思路，均能得到证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文选》8个专辑的顺序结构总体上为从理论探讨到应用实践，即第一辑民族学理论学习，第二辑到第八辑民族学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应用；
2.第二辑到第八辑选录的论文，每一辑均以理论探讨与理论应用，构成解决具体民族问题的系列论文组合单元。
例如《文选》第六辑土家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选录的7篇论文：（1）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1990），（2）川东南土家族与巴国南境问题（1985），（3）冉駹与冉家人的族属问题（1987），（4）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关系（1990），（5）清人图录中的土家族形象（1992），（6）论土家族《摆手歌》的社会功能（1989），（7）土家族艺术明珠——土戏（1994）。前4篇集中解析土家族族源的历史文化问题，学术对话的学理思考色彩很浓；后3篇分别就土家族服饰特征、民间音乐、民间戏剧发掘其武陵地域文化的应用价值。这7篇论文，无疑第一篇“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的土家族族源问题的理论方法应用，在这一辑系列论文中处于具体民族问题研究学术价值导向的位置。10年后的2001年，先生在《21世纪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依据自己宏博、厚实的学术积累旗帜鲜明地提出：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民族学，依旧要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方针，坚持提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风”，并“重视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2]，突出民族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价值取向仍是其主导思想。 以上重提《文选》及其细读问题，因为思考、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问题有关历史方法的学术关联。马曜先生在《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中有两点评述，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文选》“对川、滇、藏三省区人口较多的历史悠久的几个主要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1]（P.2）
其二，“绍明是土家族，中年以后，倾注大部精力研究本民族历史，发表了土家族与古代巴人和侗族的关系以及有关土家族属和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并主编《川东酉水土家》一书，又一次打开了土家族研究的新局面。”[1]（P.3）
笔者有意通读新世纪李先生主持“藏彝走廊”研究发表的系列论著，并与《文选》问题研究的历史方法论比较，总是想到2010年7月17日，北京社科院季建清先生在北大国际会议中心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对著名学者汪晖代表作《中国思想的兴起》方法论应用的概括评价——这部著作“呈现出双向的历史化”方法论特点，一方面“把对象历史化，把问题历史化；另一方面，把自身的立场和当下的理论话语也历史化”，从而在这个“双向历史化”过程中形成研究主体的“理论视野”，“不是规范性的叙述，也不是预设的结论”，而总是表现为处在“历史化运动之中向未来开放”的“思想探索”状态。这样，学术研究的思想化追求，让“历史中一切凝固的思想、观念、叙述，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中，都被问题化了，也就呈现出各种可能性，体现出很高的境界。”[3]《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当然不是李先生前期另一部民族学理论“结构完整”的著作，但它似乎更具有李先生民族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方法论应用的“思想探索”意义，因为它似乎总是努力地立足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从西南民族学各个区域问题的具体发现、提出过程中，依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全方位的阐释。或许可以借用美国思想史家凯利就历史方法说过的话，“历史方法实际上是提问题的方式，但是它的答案一定是地方性和暂时性的”[3]，因为真正的“历史化研究方法”与提问题的理论视野关联，而且与地域文化的具体研究经验分不开。
笔者以为，如果联系李绍明先生后期区域民族学/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应用“武陵民族区”学术概念命名精深的学理思考，新世纪的巴文化与土家族等西南民族问题研究，可能会跃升到新的学术境界。巴文化问题，当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巴族关联，巴族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学界巴文化研究寻求新的突破，“武陵民族区”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真正的问题原点。二、“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学术意义2014年，笔者曾经以“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理解问题”为论题，讨论武陵地区“黔中文化研究”涉及到的地域文化基础理论的核心构成。[4]这是有感于李绍明先生区域民族学思想的崭新建树，在新世纪初期总是被学界误读而提出的学术话题。2015年8月笔者撰写提交全国“儒家学说与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再次就李绍明先生“武陵民族区命名的辩证思维方式应用问题”，[5]书面参与讨论。
李先生“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与费孝通先生的“武陵民族走廊”概念的学术命名不是一回事。仅研读李绍明先生《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一文，即可清楚了解先生的学术意图。全文从提出武陵民族区概念，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主要民族学内涵解说，到武陵民族区概念作为民族学基本理论问题重要性的简明阐释，最后提出“武陵民族区研究的展望”共四个层次，“论证的主要篇幅均围绕‘武陵民族区’民族学概念内涵界定展开”[6]，可见这个民族学概念命名的特别价值。李先生论文第三部分解说“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问题”：认为“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学说没有论及‘武陵民族区’，多次提及‘武陵地区’，但从‘未明确指出其究竟是板块或走廊’，‘武陵民族走廊’是否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概念成为问题，因此‘武陵民族区属于板块或走廊’是‘武陵民族區’应该专门讨论的民族学基本理论问题。”[6]李绍明先生提出“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建议，在这样的话语讨论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表达。论文第四部分“武陵民族区研究的展望”，提出“武陵民族区的综合研究”命题，再次辨析武陵民族区作为西南民族学/人类学核心概念学术命名的特别之处：“武陵民族区若从费老板块与走廊学说而论，它系一个板块，而非走廊。因为它并不具备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板块之中没有通途，因为从古到今，板块与走廊均与外地交通相连的。”因为武陵民族区“完全符合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民族区’或‘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应“从历史到现状，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人文，纵横交错地进行全面综合研究”[6]。因此，笔者认为：“李绍明先生对‘武陵民族区’的阐释，界定了一个内涵清楚的民族学概念，是对费孝通先生‘板块与走廊’学说学科特征辨识后，新的学术阐释，是对民族走廊学说的丰富，不是回到区域民族学‘封闭’研究的传统思路，而是观照于武陵民族区‘这一个’民族區域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定区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学理论。”[6]
只是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价值取向的学理内涵较深，深入研究之后才可能准确阐释、比较，《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侧重于历史方法视角，对“武陵民族区”与“武陵民族走廊”两个民族学概念的内涵阐释。因此，比对《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理论概念的学术命名习惯，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方面的文本读解进入，然后再考虑继续深入理解的途径。
（一）“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涉及到的语言、文化内在意义关系的读解
研究者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流传媒介。一个悠久优秀的文化必然有着‘不可捉摸’的抽象语言。而优秀文化本身又会不断发展语言，语言是否导致矛盾（这里指语义理解的矛盾——引者），与理解语言的人有关。对语言本身认识比较深的人，较少因为语言障碍而产生矛盾和误解。文字的存在也是这样的，包括命名的过程，也就是发现障碍与解决矛盾和误解的过程。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理解对方语言表达的真实含义，而去对自己的理解进行进一步求证，促使交流、逐步加深，趋于相互的更加理解。”[7] 应该指出的是，《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发表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时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藏彝走廊研究笔谈”专栏发文之后。这个“藏彝走廊研究笔谈”专栏的第一篇论文，即李绍明先生《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中简明介绍费孝通先生的“板块”和“走廊”学说（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等六大板块，与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西北走廊三大走廊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格局）要点及其“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目标，并高度评价走廊学说的学术意义：“深入研究走廊学说，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非常有指导意义。今后我们多民族的国家必须是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关心，这样才能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打破地区、学科的界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认为费先生这个“中华民族格局的理论”中，“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故板块首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其次，“走廊学说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因此藏彝走廊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强调“有关理论是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纲领性问题”——全面关联民族走廊的“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与发展问题”[8]等七个方面。联类而及“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同样具有“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纲领性”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当下“巴文化与地域文化”问题研究，值得珍视的理论资源。
上述引文这里还应强调的是，李绍明先生认同“板块”和“走廊”的“中华民族格局的理论”，肯定“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武陵民族区”“板块”相对稳定性的研究，更符合费先生民族学理论历史方法的学术内涵。当然，拙文《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的理解问题》[9]讨论武陵地区“黔中文化研究”涉及到的地域文化基础理论，搁置回避了下述两个学术难题：
其一，武陵民族区概念在学理上是怎样让费孝通先生的“板块与走廊”学说更丰富、周延的？
其二，武陵民族区“完全符合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民族区’或‘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能够成立的学理依据如何阐释？
拙文搁置的上述两个学术难题，实际上在近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刊发的西南民族学研究论文，2008年前后学术主题的走向中，有着事实上的对应关系。概言之：之前是在李绍明先生关注、参与下的具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学术视野的讨论，之后则比较集中地整理李先生的区域民族学思想，特别是李先生去世周年的纪念文章。“人类学再区域化”的重大意义与李绍明民族学思想的“矛盾张力”存在等论断，与“文化相对主义选择”的判断与可能被误读为仅仅属于“当代研究”李绍明先生的学术风格问题，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但核心问题所在，则是武陵民族区命名历史方法所提示的，李绍明先生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应用阐释。这个论题《武陵民族区命名的辩证思维方式应用》[5]一文有初步思考，本文论题所限，这里不宜继续讨论转移话题，而是接续上文，继续补充有关“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
（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学术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
“武陵民族区”概念命名的内涵理解问题，其一，首先涉及“学术观念的动态观”说法，简言之，学术概念本质上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发展就应该有对应的学术概念承载，因此，学术观念用学术概念传达，从根本上说不可能静态不变。主张学术概念“普遍性”本质的研究者指出，學术概念本质上是动态发展的，《辞海》数十年对学术的概念界定，即“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0]的“凝固”阐释，让人们“根本无法体会出学术概念的跃动、迁移性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学术因为不断发展才体现学术的价值：“学术发展既是一种稳定模式，更是一个递进、跃动的过程。因为广义上讲，学术概念记录了人们探索客观事物的过程以及研究思考的学术结果，学术概念概括了学术研究与学术实践过程的统一性，强调了学术既可以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也可以通过各种交流融动衍生出来（李绍明先生的学术经历，就是从‘个人的学术研究’结合‘主持、协调群体的学术活动’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的——引者）。学术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的。学术的主体是各类探求思索者，学术的体现形式是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从本质上讲，学术是不断深化的动态的认知过程，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连续不断地观察、分析、思考、归纳、相互交流而达成共识的结果。客观的事物发展变化，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特征，使得学术研究永无止境。”[11]其次，学术概念的命名，不是孤立存在的“忽发奇想”或者“想当然”，与研究主体学术研究的思考过程存在著“由表及里”的因果关联，或者就是主体研究过程逻辑思维推进的事实表征。诚如专家所论：“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理论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假象，达到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所以通过学术活动和学术争辩，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与批判。这两者表明了学术概念形成的非凝固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内涵。”[11]这往往是核心学术概念，通过研究主体的理论研究、实践应用中不断丰富内涵，为了有效达成理论目标，每每扩充新的学科知识内容及符合研究目标需要的认知内涵，采用重新解读或者更新命名的重要原因。我们或许应该注意的是，概念的学术命名，是学术概念的本质特征，是学术概念充满活力的标志，体现其无限的创造力，是主体创新理论思维方式应用的常态。一个普遍性概念的重新命名，常常发生误读、误解，深层动因还在于研究主体学术内涵的认知、阐释出现了对话交流的实际错位。 其二，“武陵民族区”概念命名价值取向的内涵理解问题，第二个方面即与是否接受“学术”基本内涵的现代性阐释关联。专家指出，“学术的基本内涵是‘学’与‘术’的表述及其关系阐释。学术一词一般指学问、道术，但将学与术分开来讲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中，学术被表述为道与器、理与气、学与事的范畴。前者是关于本质、规律、普遍的概念；后者是关于事物、具体、个别的形态。《说文解字》释‘学’曰‘觉悟也’，解‘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技能、技艺。[……]正是学与术之不可分，共同构成学术的科学系统（这里特指中国的现代学术阐释——引者），才促进了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学’与‘术’的分离，即言‘学’而不言‘术’；特别是宋以后，‘学’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到了近代，是梁启超一举打破了这种学术分离的困局。”[12]梁任公是这样表述他的认识的：“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于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3]但读书印象中，王国维先生的说法特别给学人启发，他认为西方学与术之所以结合的好，是因为“平衡了学与术的关系”，所谓“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重视应用研究”。所以，学术的现代阐释应该认同这样的论断，学术概念内涵的科学掌握，在于“学”与“术”两个方面的当下阐释：“‘学’是指学理，讲究渊源、承继、发展、创新，自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术’是指方法，探究方法、技术的应用，具有实践性。概括地说，学术就是理论与实践、学理与方法的统一。”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现代学术认知的“本质”[12]。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成果之一。武陵民族区与武陵地区、武陵山地区、武陵山片区等词组术语，虽然都冠有“武陵”地域名称却不能等同使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武陵民族区是相应理论内涵赋予学术命名的民族学概念。因此，与一般文化区域分布中的地域文化概念，也是明确区别的。作为文化区域分布命名的地域文化，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均有“先天”的密切关系。周振鹤先生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这样，“划分三种区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域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4]（P.41-44）研究者因此概括出影响文化区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和行政区划：“自然条件从宏观上制约了文化区的分异，大的山川界线往往成为文化区的边界；行政区划对文化区进行整合，使区内文化现象趋于一致，以形成均质的文化区；而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移民等因素，对文化区的形成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15]（P.375）无疑，行政区划类的价值取向，對于文化区的实际分异认识，因为可能具体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其巨大的影响力是必须认真思考采纳的。
例如国务院扶贫开发領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1年10月编制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第一章基本情况第一节有关“规划范围”的说明：“本规划区域范围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县市（包括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宜昌市的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37个县市（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及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重庆市7个县区（包括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贵州6个县市（包括铜仁地区及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国土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总人口360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乡村人口2792万人。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16]
无可怀疑，“武陵山片区”属于行政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充分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与国家行政力量（例如，重庆渝东南6县加上今所属渝东北的丰都县，就是“重庆武陵山片区”地域行政区划的实际延伸）；“武陵山地区”属于自然地理环境“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大武陵山脉就是它最重要的地域所在的地理标志；“武陵地区”则属于历史原因“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先秦以来史称“武陵”的地区所指是经过不断位移的，成为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地域范围。“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文化区域，内涵武陵山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武陵山脉就是这个文化区域核心所在的地域标志之一；其次是中国历史上武陵地区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变迁”过程，既有中央政府行政区划的作用（如秦汉武陵郡的设置），还有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移民等诸多区域文化的复杂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世居少数民族族群的历史存在。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概念，与“西南民族区”概念在区域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上，常有内涵延伸交合的用法。《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对武陵地区土家族族源的考证，就是重要的例证。很认同马曜先生在《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中所论，“中国西南的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许多朝代的兴衰治乱，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1]（P.2）在李绍明先生看来，“中国西南民族问题”，又以武陵民族区“板块式民族格局”之研究（诸如族源问题研究、移民迁徙研究、文化融合研究等），体现出新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挑战性，这个认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笔者以为，这就是“武陵民族区”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因为给予特别内涵的学术命名而彰显的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三、武陵民族区的巴文化研究问题雍际春先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价值体现的观念认识，从理论与实践并举，当下地域文化研究符合时代要求的理念出发，曾给地域文化下了一个价值取向明确的学术定义：“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研究地域文化，旨在探讨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整合演变轨迹及其形态特征，并揭示其空间组合关系和地域特色，从而为区域文化发展和推进社会文明，继承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服务。”[17]并提出，接受这个定义的认识平台，深入理解地域文化概念并应用于问题研究实践，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地域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文化特色”三个核心要素辩证关系的学理把握上。 这首先在于，“作为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它不单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分类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定地域的文化特质是历史发展和持续演变的结果，是由当地一代一代民众不断传递、承袭、发展、积累和既创新又积淀的产物。所以准确把握地域文化的历史性特点，是我们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特定地域的民族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自觉应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次，地域文化区域特色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地域性显现”，也是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体现：“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化创造，又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的，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乃至人文因素差异，人们在从事采集、耕种、渔猎、游牧、生产、创造等活动中，不同地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在居民心理、性格习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语言风格诸方面，逐渐产生差异，从而形成一个个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差异正是文化的地域性显现。”第三，一定区域内地域文化均质呈现的共性与这个区域内地域文化个性的存在，因为历史的原因并不矛盾，“既然一定的地域及其文化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并约定俗成，又带有深深的地域性烙印，那么此地域内的各种文化现象，既是均质或相近的，也是互有关联、相互影响的，而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则是异质而不同的，这就必然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和风貌。”[17]
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对象的武陵民族区，巴文化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目标之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有关巴人、巴国、巴地及其与土家族民族文化史关联的研究，清楚表明了李先生的观点：“今日土家族主要聚居于鄂、湘、川、黔四省接壤地区。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120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100余万，四川东南的石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五个土家族与苗族联合的自治县等约70万。上述土家族聚居区正当古代巴国的领域。固然古代巴国境域并非现今皆有土家族分布，大约是通都大邑之地由于长期受汉文化濡染，早已‘以夷变夏’了，而较边僻的山区，大体而言巴人文化尚能得以继承而保留于土家族当中。”[1]（P.653）这当然是李绍明先生前期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实，正是因为先生对于20世纪后期、新世纪初期有关长江三峡巴人文化遗存考古发现的持续关注，他才提出并坚持“武陵民族区”的民族学“板块”概念，及其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学术命名，并一再强调西南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民族问题研究同步跟进的重要性。
笔者以为，武陵民族区“板块式”民族格局的学术命名，充满智慧地通过概念的理论预设，观念上保留住巴文化历史变迁过程的诸多难解之谜，从巴人、巴地、巴国，巴文化、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文化衍变、涵化与变迁等等，有关土家族族源等各种民族问题一并囊括在内。或者正因为李绍明先生从长江三峡巴人考古学文化的不断发现中，实际意识到，巴文化研究类似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郑若葵先生说法的存在，才执意坚持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的。郑先生《巴人源流和巴文化考辩》一文的有关论断是这样的：“中国民族发展的早期历史上，巴和蜀一样，是一支活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但由于巴和蜀民族当时自己的民族文字还未形成系统，当自己的民族发生历史还未及产生书面记录需求或未及实施书面记录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中原汉族所融合和同化，故其民族的早期原生史，在华夏汉族先秦时期的正史记载中大多被忽略，而被散录于其他古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片言只语、语焉不详，或怪异离奇、传闻追求。这种状况自然形成了研究者对有限古文献取舍不一、游弋无定的空间，并直接造成了目前學术界对巴人族源的来龙去脉依然迷雾缭绕，呈现多种不同论定观点的格局。”[18]思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大智慧，很认同海南大学刘复生先生，对当代人文、社会学者解脱学术困境的忠告：我们必须学习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才可能从容面对“空前的现实”，同时能够“批判地面对自己所使用的知识”。因为在当代中国，就是去理解非常“局部、具体”的问题，研究主体都要有“总体化的视野”，以此能够在“地域、社会网络与历史联系”的复杂关联中，在“现实和话语相缠绕的状态中”，具备把握问题的阐释能力。因此我们人文、社会学者应该注意新世纪的全新要求：既有自己“立足于某一专业观察世界的角度”，同时还具有“超出专业观察的角度，对现实进行总体化理解的理论能力”；清醒“意识到自己专业的局限，又要告诫自己这个界限并不存在。要一个人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很强的超学科的综合能力”[18]。
总之，“武陵民族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典型地域文化区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与渝、湘、黔、鄂四省市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关联，更与“武陵山片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直接关联，让我们高度重视“武陵民族区”学术命名内涵深邃的民族学/人类学思想，这理所应当成为西南区域民族学/人类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学界巴文化研究寻求新的突破，思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真正的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崭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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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03责任编辑：许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