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学科建设中的两项算得上是常规性的工作却引起了出版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甚至引起了一些躁动或些许兴奋。一是2020年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二是今年刚开始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事实上，前者“第五轮学科评估”与出版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出版学不在学科目录之中，压根就没有参评的机会;后者“学科目录调整”倒是出版学人期盼已久之事，因为十年一次的机会对出版学来讲太过难得。从学科建设角度看，这两项工作不仅极其重要，而且还是密切相关的，出版学人关注它们自然有其道理。
　　十年前的那次学科目录调整，出版学未曾进入学科目录，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出版学科建设还没有达到进入目录的条件，今天大家之所以对进入目录信心满满，正是基于近十年来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或显著进步。我们认为，进入学科目录对出版学学科建设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事，还是应该抓住各种机遇提升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借此次学科评估和目录调整之机，找准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抓手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本轮学科评估提供了一个由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框架”。我们拟从“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这 4个一级指标来看看出版学学科建设未来应该重点关注的工作。
　　“人才培养质量”在4大一级指标中排名第一，这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质量在学科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出版学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工作，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应该说，在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中，人才培养工作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发行管理学、编辑学、编辑出版学、印刷工程和数字出版等专业相继进入国家本科专业目录，文献与出版、现代出版、编辑学、出版发行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或专业方向）纷纷列入高校自设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目录，数以百计的高校先后参与到各级各类出版人才培养工作中来，为社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专业出版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出版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体系建设也都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从此次学科评估的要求看，其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聚焦于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未来的出版学学科建设应该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主要抓手，面向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学科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切实提升出版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师资队伍与资源”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与保障，只有一流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出版学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建立起了一支力量较强、基础较好的出版学师资队伍。全国出版学专任教师规模已约千人，其中研究生导师数百人。这些团队的代表人物中，不乏“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个一批”人才、“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百千万人才”和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他们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励，其科研成果受到国家科技计划、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出版基金资助，并在相关国际国内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从长远计，无论是思想政治素质，还是学术影响力，这支队伍还难以满足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高水平出版科研产出和高质量出版社会服务的需要。对标此次学科评估的要求，未来出版学师资队伍建设，一是要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二是要進一步提升师资队伍的建设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可以说是学科建设的结果，而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则是学科建设的目标或追求。我国出版学研究，自然天成，历史悠久，出版科研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近现代出版产业视域看，我国出版学研究相对落后，但在世界出版学科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版“科学研究水平”，既要看出版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更要看在全球视野下的出版学科话语权。出版，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不在于追随西方出版学科价值取向，发表多大数量的国际学术论文，而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在学科评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自然也应该成为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抓手之一。当前，我国出版学界与业界虽然存在必要的交流与互动，但出版学学科建设与出版产业发展之间还有某些“间隙”。出版学界对业界的需求把握不准，出版业界对学界的认同也有待提升，学界的科研成果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出版业界的“痛点”，出版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还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就造成了出版学的社会服务能力不足，学科声誉自然也就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加强出版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协同，强化出版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等，应该成为未来出版学学科建设关注的重点。（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