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王幼平赴莫斯科时，苏联被当作头号敌人。如何开展对苏的外交工作？例如，如何与苏联人打招呼？苏联上上下下流行“同志”称呼，对“先生”十分敏感。王幼平并不忌讳“同志”称呼，只要苏联人称呼他同志，他也称呼对方为同志。苏联外交部官员对他的评价是：亲切、务实、合作，具有外交家的风度。
　　王幼平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几十年，没有一点外交官架子。他说话办事，实实在在，让人感到那是他人格的自然流露。
　　王幼平心里总是装着群众。同事长期夫妻分居、国内亲属患病等难题，他都会放在心上，他会给老战友写信寻求协助；馆员出差远行，他会过问准备情况；晚上去机场接送客人的同志没回来，未按时返馆，他一定要等到有了消息之后才肯休息。
　　驻苏联使馆大食堂每天早餐7点开饭，王大使总是在7点45分前后才来到食堂，那时就餐者已经不多了。他拿着一个搪瓷把缸，打一勺稀粥，再拿一两块剩下的面包边料，这就是他的早饭。大食堂曾打算关照一下老大使，却遭到王幼平批评。 　　1979年7月，王幼平从莫斯科离任回国。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夫妻二人把宿舍大门从内锁上，闭门谢客。原来，他们两人忙着洗窗帘、桌布、沙发套，擦门窗、家具、地板、床铺。第二天，把已经晾干的窗帘、桌布、沙发套叠好放好，才提着行李去机场。
　　他七任驻外大使，每次离任，同志们都是依依不舍。1977年从马来西亚离任，两位馆员把行李箱送上飞机，分手时哭出了声，让旁边的旅客大为惊讶。1980年初，驻苏联使馆在评选1979年优秀干部时，尽管王幼平已离任半年，但大家仍一致推选他为本馆优秀干部。

廉洁无私，请辞副部长

　　外交官西装革履，出入会议厅、宴会厅，可王幼平头脑一直清醒，时刻不忘老红军的本色，生活艰苦朴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在外交部的好名声就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
　　对待金钱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人们已经记不起，他有多少次捐款，捐献过多少钱，只知道从抗美援朝起，他经常向国家、幼儿园、小学捐款，补贴家庭困难的职工，将在国外期间的工资作为党费上交。1978年国内通知驻苏使馆，要他回国参加五届全国人大。由于年事已高，组织上特请其夫人史洪潮随他一道回国，以便路上照顾。他说，史洪潮属于请假回国，往返路费必须自己出。
　　“文化大革命”中王幼平被批判，造反派怀疑他有巨额存款，查了他的账，发现根本没有存款，造反派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清白大使。
　　20世纪50年代，外交部职工住房紧张，王幼平便自购一处住宅。后来部里住房条件好转，他便于1962年将自购房交公。90年代北京落实私房政策，拟将该房归还他时，王幼平拒绝了，说：“我是自愿上交的，我不想要回来。”
　　王幼平当大使那么多年，级别一直未动。1979年5月，他在驻苏大使任上，获悉外交部正酝酿提名他担任副部长，便当即给中组部写信：“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中央没有同意，任命还是下来了。1980年7月16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副部长职务，说务必让他8月15日70岁生日时退下来。中央批准他退居二线当顾问。
　　王幼平同胡耀邦是儿女亲家。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时，王幼平去医院探视“亲家”。胡耀邦后来感慨地说：“我倒霉的时候，鬼都不进门，就王幼平来医院看我。”而当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王幼平却很少主动去过。王幼平主动去找胡耀邦是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是为了请胡耀邦批准他从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
　　王幼平虽然有着辉煌的革命经历，担任过七国大使，身居外交部副部长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名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其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永远值得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