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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王幼平赴莫斯科时,苏联被当作头号敌人。如何开展对苏的外交工作?例如,如何与苏联人打招呼?苏联上上下下流行“同志”称呼,对“先生”十分敏感。王幼平并不忌讳“同志”称呼,只要苏联人称呼他同志,他也称呼对方为同志。苏联外交部官员对他的评价是:亲切、务实、合作,具有外交家的风度。
王幼平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几十年,没有一点外交官架子。他说话办事,实实在在,让人感到那是他人格的自然流露。
王幼平心里总是装着群众。同事长期夫妻分居、国内亲属患病等难题,他都会放在心上,他会给老战友写信寻求协助;馆员出差远行,他会过问准备情况;晚上去机场接送客人的同志没回来,未按时返馆,他一定要等到有了消息之后才肯休息。
驻苏联使馆大食堂每天早餐7点开饭,王大使总是在7点45分前后才来到食堂,那时就餐者已经不多了。他拿着一个搪瓷把缸,打一勺稀粥,再拿一两块剩下的面包边料,这就是他的早饭。大食堂曾打算关照一下老大使,却遭到王幼平批评。 1979年7月,王幼平从莫斯科离任回国。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夫妻二人把宿舍大门从内锁上,闭门谢客。原来,他们两人忙着洗窗帘、桌布、沙发套,擦门窗、家具、地板、床铺。第二天,把已经晾干的窗帘、桌布、沙发套叠好放好,才提着行李去机场。
他七任驻外大使,每次离任,同志们都是依依不舍。1977年从马来西亚离任,两位馆员把行李箱送上飞机,分手时哭出了声,让旁边的旅客大为惊讶。1980年初,驻苏联使馆在评选1979年优秀干部时,尽管王幼平已离任半年,但大家仍一致推选他为本馆优秀干部。
廉洁无私,请辞副部长
外交官西装革履,出入会议厅、宴会厅,可王幼平头脑一直清醒,时刻不忘老红军的本色,生活艰苦朴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在外交部的好名声就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
对待金钱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人们已经记不起,他有多少次捐款,捐献过多少钱,只知道从抗美援朝起,他经常向国家、幼儿园、小学捐款,补贴家庭困难的职工,将在国外期间的工资作为党费上交。1978年国内通知驻苏使馆,要他回国参加五届全国人大。由于年事已高,组织上特请其夫人史洪潮随他一道回国,以便路上照顾。他说,史洪潮属于请假回国,往返路费必须自己出。
“文化大革命”中王幼平被批判,造反派怀疑他有巨额存款,查了他的账,发现根本没有存款,造反派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清白大使。
20世纪50年代,外交部职工住房紧张,王幼平便自购一处住宅。后来部里住房条件好转,他便于1962年将自购房交公。90年代北京落实私房政策,拟将该房归还他时,王幼平拒绝了,说:“我是自愿上交的,我不想要回来。”
王幼平当大使那么多年,级别一直未动。1979年5月,他在驻苏大使任上,获悉外交部正酝酿提名他担任副部长,便当即给中组部写信:“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中央没有同意,任命还是下来了。1980年7月16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副部长职务,说务必让他8月15日70岁生日时退下来。中央批准他退居二线当顾问。
王幼平同胡耀邦是儿女亲家。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时,王幼平去医院探视“亲家”。胡耀邦后来感慨地说:“我倒霉的时候,鬼都不进门,就王幼平来医院看我。”而当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王幼平却很少主动去过。王幼平主动去找胡耀邦是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是为了请胡耀邦批准他从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
王幼平虽然有着辉煌的革命经历,担任过七国大使,身居外交部副部长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名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其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永远值得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