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珍同志：
　　你好！你来信反映缺乏“新农民”，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热点问题。前几天我参加一个有关农村工作的座谈会，几位发言者也提出了同样的担忧。
　　不仅重庆如此，就全国范围而言，也存在这一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60％以上都外出打工；74％的行政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此调查结果，与你所调查的先锋村情况大体吻合，这说明你的这一担忧具有普遍意义。
　　造成农村劳动力青黄不接、人力不济的现象，说到底还是因为农村留不住人。因为靠着一亩三分地找不到几个钱，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子女挣学费钱，为了给老年人挣医药费，大批青壮年被迫外出打工挣钱。青壮年劳力一走，留在农村的自然就是老人和小孩。靠他们，显然是挑不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梁的。
　　面对当前“新农民”匮乏的现状，不少基层干部和你一样都非常着急，这充分体现了你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么，到哪儿去找“新农民”呢？“新农民”既不会从天下掉下来，也不会自己长出来。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的基层干部敢于解放思想，用心去抓这项工作，我们就能点土成金，让“泥腿子”们转化为“新农民”。
　　首先，要统筹规划劳务输出，确保农村基本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人。因此，各地在组织劳务输出时，一定要统筹规划，内外兼顾，在保证农村基本生产力的前提下，输出无法就地消化的富余劳动力，千万不能一说输出劳务，就不顾一切地把劳动力往外送。否则，“挣了外面的钱，荒了家里的田”，甚至以荒废孩子学业、拖累留守妻子、父母为代价，换来一时的经济改善，是得不偿失的。
　　其次，要加大农民技能培训，提升农村现实生产力。目前，我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了45％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只有8％左右，整体文化素质低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劳动者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目前我市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只有非农产业人员的19％左右，也就是说，5个多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才等于1个非农产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花大力气抓好农民技能培训，让他们尽快掌握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技能。永川区从2003年开展农民培训活动以来，已累计培训近8万农民，有效地提高了现实生产力。去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720多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840多元，而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的收入，则比全区平均水平高400多元。
　　其三，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保障农村未来生产力。目前在校的农村小学、初中和高中生，除了将来高考升入大学的外，其余大都是农村的未来生产力，他们的素质能力如何，决定着农村的发展和未来。因此，市里已经初步规划，要加快全市职业教育基地特别是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积极培育一批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村职业学校，尽快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专业型人才。同时，市里还将调整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扩大招收农民子女规模，并加大对农林专业学生的助学力度，适当减免其学习费用。随着这些新举措的逐步实施，相信今后走出校门的农村青年，每人都会掌握1—2门实用技术，成为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其四，要兴办特色支柱产业，聚合农村生产力。农村之所以留不住人，主要原因是本地产业发展太差，就业机会少，就业空间小。因此，必须在优化当地创业环境、发展特色支柱产业上做好文章，用环境留住人，用产业聚合人。近些年忠县在发展壮大柑橘产业的过程中，就有效地聚合了当地大批劳动力。从1997年施格兰·三峡柑橘产业化项目落户忠县以来，该县已经建成高标准基地果园7万余亩，有约10万农民从事柑橘产业化相关工作，人均年收入2000元。到2015年30万亩基地果园建成投产后，吸纳的劳动力将达20万人。
　　其五，要鼓励打工者返乡创业，引回先进生产力。劳务转移输出的目的，不光是转出劳动力，减小本地就业压力，还有一个“种子”引回生产力的目的。我市劳务输出大县开县，率先创建“返乡创业园”，打造良好创业平台，先后吸引了4000多名外出打工成功人士回乡创业，投资总额超过1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劳务输出往往输出去的是“孔雀”，引回来的是“凤凰”；输出去的是劳动力，引回来的是生产力。因此，基层在做劳务输出工作时，就应该有“引回来”的意识，与外出打工成功人士保持经常联系，鼓励和引导他们回乡创业，为家乡建设作贡献。这样不但做了“减法”，而且还做了“加法”和“乘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一句话，“新农民”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上下用心，一定会跨过这一横亘在新农村建设大道上的坎，让新农村的快车跑得更顺畅、更稳健。
　　重庆市委研究室农村处胡永鸣
　　200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