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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4—15世纪，拜占庭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拜占庭皇帝带领许多著名学者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为寻求援助游走于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及西方各国。尽管外交活动最终失败，但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拜占庭知识阶层开展的各种外交与文化活动， 掀起了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作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引领者，做出了以下贡献：掀起了古典希腊研究之风，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文主义学者，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方法，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意大利文艺复兴; 拜占庭文化; 教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2-0009-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2.002
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希腊语为Μανου¨λ Χρυσολωρāc）于1350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一生致力于将希腊文化传入西欧。作为意大利希腊研究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一度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希腊语教师，他还因将荷马和柏拉图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而闻名西方[1]。生逢东方帝国和东欧王国陷入危机的时期，因土耳其霸权对东方的威胁日益加剧，他不得不为个人生存和国家命运而奔波。在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引领了新文化时代的潮流，他们以其各自不朽的杰作、非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树立起此后数百年欧洲知识分子的丰碑，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2]。几百年以来，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正如伊恩·汤姆森（Ian Thomson）所言：“从十八世纪开始，当学者们第一次开始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克里斯索拉斯作为希腊第一位教师在西欧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承认。”[3]此外，克里斯索拉斯还被誉为古希腊研究之风的倡导者、众多学者的教育者、独特教育方法的开创者以及人文主义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深入考察拜占庭著名学者克里斯索拉斯的教育活动及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对我们全面了解这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交使命：掀起古典希腊研究之风
1390年，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Manuel Ⅱ Palaeologus）派遣克里斯索拉斯驻扎到威尼斯的使馆，向基督教国家君主寻求支持和帮助，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在威尼斯，他见到了佛罗伦萨的罗伯托·罗西（Roberto de' Rossi）。其后，罗西的朋友贾科莫·达·斯卡帕利亚（Giacomo da Scarperia）于1395年赴君士坦丁堡与克里斯索拉斯一起学习希腊语。随后，他在米兰（Milan）任教，之后在帕维亚（Pavia）任教。1396年，当时佛罗伦萨大学的校长——文艺复兴时期的奠基人之一科卢西奥·萨尔塔蒂（Coluccio Salutati）邀请他讲授希腊语法与文学，并引用了西塞罗（Cicero）的表述：
“西塞罗的结论证实，我们罗马人要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比他们更明智的创新，要么改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当然，正如他自己在其他地方谈到自己的时代时所说：‘意大利在战争中是不可战胜的，希腊在文化上是不可战胜的。’就我们而言，我们无意冒犯，我们坚信希腊人和拉丁人通过学习将影响延伸到彼此的文学，他们已经将学习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4]
随后几年中，克里斯索拉斯带着外交使命来到威尼斯，目的是为东罗马帝国抗击土耳其人寻求援助。遗憾的是，这次外交任务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智慧和对教育的兴趣在佛罗伦萨很快得到了民众的注意。随后，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1397年正式开始工作，并签订了5年合同。克里斯索拉斯此次的到来是其教师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希腊研究在意大利的真正开端[5]。在他的推动下，意大利各种具有学术旨趣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专注于拜占庭丰富的古典知识研究。此外，克里斯索拉斯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外还有一个政治动机，那就是履行外交使命。尽管在当时已是风靡一时的希腊语教师，但他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外交官的身份而进行活动。为使拉丁西方与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疏离得到缓解，他皈依了天主教[6]。在此期间，克里斯索拉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巡视欧洲宫廷为君士坦丁堡寻求援助。最终，他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无法拯救拜占庭，任何宗教和解都必须以让拜占庭臣服于罗马教会为代价。克里斯索拉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和學习上，向皇帝表达了当时国内对希腊语言、教育和学习的普遍忽视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掌握希腊语，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拉丁语。他希望通过促进教育、建立学校、支持学者并保留异教徒和基督教的经典资源来实现拜占庭帝国的复兴。
1411年，克里斯索拉斯在罗马落脚。他与同时期的拜占庭学者、政治家德米特里·西多尼斯（Demetrius Cydones）一同抵达意大利后，引起了佛罗伦萨古典文化的复兴，在那时整个佛罗伦萨都希望君士坦丁堡能够引入希腊文学和语言德米特里·西多尼斯（Demetrius Cydones）（1324—1398年）是14世纪拜占庭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和神学家。他曾协助几代皇帝管理国家事务近50年。他将西方作家的主要作品作了希腊语翻译，其中包括河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作品等。1390年，西多尼斯在威尼斯开设了希腊文化学院。 。
克里斯索拉斯对文艺复兴最直接的贡献集中体现于1397—1400年期间，向佛罗伦萨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者传授了希腊语。后来，这些人文学者不仅奠定了他们所属城市的文化基调，而且还将其影响扩大辐射到整个意大利。需要指出的是，自文艺复兴前三杰的但丁（Dante）、彼特拉克（Petrarch）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时期后，除那些思想上较为激进的学者，很少像克里斯索拉斯一样为整个意大利北部学习希腊语的运动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二、讲学活动：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者
克里斯索拉斯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贡献还体现在其培养的众多学者上，他在佛罗伦萨的教学活动被视为14世纪中期开始的古典希腊语言和文学研究中日益增长的催化剂。13世纪末，拜占庭学者的外交活动提高了对希腊文化的认识，激发了西方对希腊学习的兴趣[7]，正如科卢西奥·萨尔塔蒂在给赛昂尼斯（Cydones）的一封信中描述的那样：
“……你和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在威尼斯的相遇，是上帝把你召到意大利来的，因为当你开始用你友好的方式教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时，你点燃了许多人想要学习古希腊语言的心，想要学习古希腊人的语言，我已经预感到在几年内会有许多最优秀的学生学习希腊文学。”
克里斯索拉斯的讲学活动也是西方希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从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发展，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了人文主义者的代名词。在他任职期间，佛罗伦萨关于希腊学术研究在意大利各城市中享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尽管他未曾留下任何关于教学方法的著作，但可以通过他的学生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写的一篇论文了解到一些信息。一封写给乌尔比诺（Urbino）伯爵女儿巴蒂斯塔·马拉斯塔（Battista Malatesta）的名为《Destudiis et littris》信中，较为全面地展示克里斯索拉斯教授希腊语的方法：他坚持正确的发音和对文本的详尽分析，强调语法、句法和材料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重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这一教学原则。克里斯索拉斯传承了古老的拜占庭智慧，为了满足意大利学生的特殊需要，他摒弃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问答方式来教授一种希腊方言（Attic dialect）雅典方言，古希腊方言，是古雅典的语言。它最接近的是埃维厄岛的Ionic方言。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帝国的崛起，阿提克语成为希腊方言中最负盛名的一种，后来被马其顿国王采用为标准语言。此外，在希腊化时期，它成为中东和埃及的马其顿统治者的语言。阿提克语的后期被称为Koine，成为所有希腊人通用的方言。 。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拜占庭皇帝及其众多外交官越来越致力于促使东西罗马教会的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先后于里昂（1274年）、罗马（1369年）和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联合协议。在这期间，拜占庭代表团曾前往意大利参会，尽管分歧重重，东西教会的共融最终被强制通过，双方签署了文件，但代表团回到拜占庭时，遭到了民众强烈的抗议[8]。东方教会服从罗马的思想在东方帝国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皇帝约翰五世（John V Kantakouzenos）受尽屈辱后，不得不前往罗马与威尼斯求援，甚至在1369年皈依了天主教以表真诚。然而，高傲的教皇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提出了要先合并再救援的条件。此举虽没有真正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援，却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为此，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学者不仅离开了希腊教会加入天主教堂，还离开了希腊教会所在的城市。
从那时起，克里斯索拉斯在意大利的学生都坚持他的标准，并遵循他的方法来学习翻译古典文本，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克里斯索拉斯在意大利北部的名声也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跟在佛罗伦萨活跃而成功的教学生涯相比，其名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克里斯索拉斯的学生众多，包括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他最忠实的学生瓜里诺·达·维罗纳 （Guarino da Verona）。在他的学生中，布鲁尼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希腊研究复兴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此外还有帕拉斯·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雅各布·安吉利·达·斯卡佩里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科卢西奥·萨尔塔蒂（Coluccio Salutati）、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 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洛·馬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皮尔·保罗·韦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尤贝托·德坎布里奥（Uberto Decembrio）、波吉奥·布拉奇奥尼（Poggio Bracciolini）等[9]。
三、撰写专著：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方法
1403年，在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Manuel Palaiologos）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克里斯索拉斯大部分时间仍留在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教授希腊语，并对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翻译[10]。他还积极促成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联合。他的《希腊语法问答》（Erotemata sive Quaestiones）是西欧最早使用的希腊语法教材，也是第一本使用希腊语的印刷书籍。这本语法手册于1484年于威尼斯正式发行，后来成为西方熟悉希腊语的重要指导手册，一直使用到16世纪。在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本的过程中，克里斯索拉斯特别强调准确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方式摒弃了以往的传统办法[11]。克里斯索拉斯坚持认为，对学生来说，讨论每一课的主题是学习技巧的一部分。他还强调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教学价值，在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做法的同时，也批评了意译对原作的背离问题。相反，他提倡这两种做法的中间路线，建议通过作者的综合理解来对希腊语进行精确翻译。此外，他还留下了许多信件，如《新旧罗马的比较》（Comparis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Rome），他还将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翻译成了拉丁语。
正如前文所述，克里斯索拉斯认为，学习任何语言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地重复，直到它自然而然地进入头脑并形成语言习惯。他的声誉不仅建立在优秀的教学能力上，还建立在他所创立的方法论上，或者说是源于他的教育思想。他所倡导的教育方法成为与中世纪 “黑暗”的教育观传统决裂的标志。克里斯索拉斯的教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其优秀的学生列奥纳多·布鲁尼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也叫作莱昂纳多·阿雷蒂诺（Leonardo Aretino），意大利早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其撰写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以及对古希腊著作的翻译而闻名。他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佛罗伦萨市的历史。他对许多古典希腊作品进行了拉丁翻译，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奇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希腊文学的研究。 。布鲁尼在作品《Destudiis et litteris》（约1425年）中详细阐述了克里斯索拉斯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教育方法——这种教法强调准确的发音，提倡使用记忆法，有规律地回顾每一课的主题，并在“methodice”（方法学：语法、句法和词汇）和“historice”（注释学）的标题下记录了大量老师讲课的笔记。 作为一名外交官，克里斯索拉斯努力证明存在一个共同的希腊或阿曼文明，即在拜占庭和西方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信仰，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克里斯索拉斯尝试通过他多方面的努力唤醒拜占庭和西方由于教会分裂而彼此疏远的关系。通过宗教和文化的和解，克里斯索拉斯希望两个世界在政治方面进行合作，以共同面对来自土耳其的威胁[12]。为实现上述目标，他开始倡导对教育文化活动的投入力度，力图唤醒西方学习古希腊传统文化的意识。他认为，拜占庭作为继承希腊文明的国家，西方与之为敌将对其自身发展十分不利，如果战争爆发，将可能摧毁古希腊的文化遗产。随后，他通过各种活动为自己实现上述目标而奔走。
四、收集手稿：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在克里斯索拉斯之前，意大利的古希腊手稿数量十分有限，仅有希腊诗人荷马的一两个手抄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以及一些希腊教父的著作等。克里斯索拉斯在佛罗伦萨的短期教学掀起了意大利的希腊文化学习热潮，意大利人开始积极地搜集古代手稿。14 世纪末，他的意大利学生安葛力·达·斯卡帕里亚（Angeli da Scarparia）被佛罗伦萨大学校长萨卢塔蒂派往拜占庭，斯卡帕里亚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荷马、柏拉图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手稿。克里斯索拉斯的另一个意大利学生瓜里诺于1408 年从拜占庭带回了50多部希腊手稿。从瓜里诺往后到拜占庭帝国末期甚至土耳其统治时期，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东部城市搜寻古代手稿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络绎不绝。
在克里斯索拉斯的鼓励下，他的学生瓜里诺于1411年率先翻译了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关于子女的教育》（De LibEris Educandis）。通过践行基于希腊全人理论的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和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的解放教育实验，克里斯索拉斯再次被视为人文主义思想传播者。学生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认为，克里斯索拉斯来到意大利恰逢西方对希腊研究的复兴，而这一研究已经消失了7个世纪。克里斯索拉斯的出现，激发了第一批人文主义者研究的热情，激励一大批学者重新发现古典遗产的价值。佛罗伦萨包括政治家和人文艺术家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其周围，其中有贾科波·安吉利·德·斯卡佩里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皮埃尔·保罗·韦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等，他们成为了西方第一批希腊文化的追随者。
文艺复兴时期，相当多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衷于古代手稿的收集，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拜占庭学者在意大利的教学活动。这些拜占庭学者对希腊古典文化的传播激发了意大利人对古代手稿的兴趣，由于意大利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古代手稿一度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据他最著名的学生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回忆：“在克里斯索拉斯之前，希腊知识在我们中间已经有700年没有使用了。”[13]克里斯索拉斯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在其鼓励下，热忱地投身于希腊爱国主义文字的翻译。尽管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但他积极寻求新的人文研究场所，并且在巴塞尔、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等议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1386—1439年），是15世纪初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基督教派的代表人物，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神职人员和翻译家，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将希腊教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他在人文主义领域的声誉为他赢得了科西莫·迪乔凡尼·德·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家族的赞助。 。从1397年到1400年，克里斯索拉斯在佛罗伦萨短暂停留了几年时间，从入职就开始教授希腊语，随后他继续在博洛尼亚大学讲学，后来转至威尼斯和罗马等地讲学。他的教学内容十分广泛，旁听的学生门徒众多，他的学生大多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在他的众多学生中，除了布鲁尼等优秀学者外，还包括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和帕拉斯·斯特罗齐（Pallas Strozzi），这些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研究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们为推动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4]。
克里斯索拉斯曾带领一批希腊学者到意大利演讲希腊文学，并从东方把希腊的原稿带去翻译及编辑。1397年，克里斯索拉斯应邀在佛罗伦萨教授希腊文，吸引许多学者前来学习研究。此外，克里斯索拉斯在推动人文主义的发展方面不仅体现于他的语法文本著作，还源于他温和的性格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许多学生认为，正是因为和他一起学习，语言方面才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印刷书籍之前，他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自主阅读学习上，认为阅读材料应该是广泛的、识解性和分析性的，强调阅读过程应当是主动进行而不是被动接受。其门徒亦成绩斐然，如布拉西奥里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于1410年在瑞士的圣高尔（St. Gall）教堂中发现了昆体良（M.F. Quintilian， 35—96）的著作，并迅速地以手抄本供给其后数百年的学者当作研读的材料[15]。瓜利诺（Guarino de Verona）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家。瓜利诺的学生维多利诺（Vittorino de Feltre）后来成为创办意大利人文教育宫廷学校（Palace School）的主持人，他将这所位于孟都亚湖滨郊外的宫殿里的学校称为“自然学校”和“快乐之家”。他认为，优美的学校环境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思想的传播。在克里斯索拉斯学派学者们的提倡引导下，意大利各地的古文研究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蔚然成风，重新发掘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为后面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受人文主義精神影响的克里斯索拉斯并没有像典型的拜占庭人那样，认为可以依靠神的力量来拯救帝国。在他看来，能拯救和复兴拜占庭帝国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这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克里斯索拉斯对古典学习的赞赏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还源自古希腊和罗马的种族血缘关系，他在去世前一年（1414年）给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 如果有人愿意，他可以说我们是最早的人，也是古老的人，我的意思是最古老和最古老的希腊人（没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说我们是从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古罗马人那里衍生而来的，我们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现在又以我们的名字命名，我想我们声称是谁，因此我们甚至几乎抹掉了我们的古名。 我认为这两种种族在我们时代都聚集在一起，无论有人称我们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捍卫亚历山大和他之后的人的继承权。”[16]
事实上，在他的《劝诫》（Exhortation）中，有不少文字反映出他对文化在国家文明延续中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拜占庭人具有希腊和罗马元素双重身份。这一观点对当时的文化冲突起到了重要的“和解”作用[17]。布鲁尼曾提到过，如果说克里斯索拉斯对人文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那无疑体现在他的教育热情和他为意大利人所讲授的人文主义内容。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人文主义发展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吸收了大量的语法、句法和文化背景知识，这一切活动的推动都主要来自克里斯索拉斯的努力。
五、结语
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英国历史学家贝塔尼·休斯（Bettany Hughes）曾这样评价说：“如果缺席拜占庭帝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苍白乏味;同样，人们如果不了解拜占庭的风云，就不能体味充实厚重的历史。”[18]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拜占庭文化最为直接的关系体现在拜占庭学者担负起培育一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尚古情怀的教育使命，他们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以及古典文化的教师，以其深厚的古典学问吸引了追求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学者，其执着而痴迷于古典文明的热情感染了相当多的意大利学人，培养出了以 “复古”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批人才。在拜占庭帝国长达1 100年的历史发展中，历经12个朝代兴衰更替，铁骑曾经横跨三个大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印记[19]。
面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拜占庭学者始终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文学史学的创作、古典作品的翻译等活动。逃亡至意大利的教士、学者们所带来的希腊语书籍与文献，打开了西欧人的视野，使其接触到许多难以置信的文明，进而推动了14至15世纪的文艺复兴[20]。与之类似，近代中国伴随西方的入侵，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提出了“睁眼看世界”“师夷制夷”等一系列变法图强的主张。同拜占庭知识阶层相比，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亦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下了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在当今民主政治体制下，学者政客们愈发需要一种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先进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成说。同时，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加强古典教育的现实引领和价值匡正也是当今国内各级教育中应思考的时代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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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s of Byzantine Intelligentsia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y： Based on the Case of Manuel Chrysoloras
——Taking the Manuel Chrysoloras as An Example
ZHAO Se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410081）
Abstract：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15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dynasty was in the dilemma of domestic troubles and external invasion. In order to get support， Byzantine emperors and many famous scholars made a series of efforts in the travel to Constantinople， Italy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lthough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failed eventually， they promoted the converg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Byzantine carried out various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etting off an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banner of “renaissance of classic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this movement， Manuel Chrysoloras’s contributions included leading the trend of classical Greek studies，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humanist scholars， pioneering a unique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m.
Key words：
Manuel Chrysoloras;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Byzantine cultur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責任编辑：杨波钟昭会）
关键词：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意大利文艺复兴; 拜占庭文化; 教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2-0009-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2.002
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希腊语为Μανου¨λ Χρυσολωρāc）于1350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一生致力于将希腊文化传入西欧。作为意大利希腊研究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一度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希腊语教师，他还因将荷马和柏拉图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而闻名西方[1]。生逢东方帝国和东欧王国陷入危机的时期，因土耳其霸权对东方的威胁日益加剧，他不得不为个人生存和国家命运而奔波。在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引领了新文化时代的潮流，他们以其各自不朽的杰作、非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树立起此后数百年欧洲知识分子的丰碑，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2]。几百年以来，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正如伊恩·汤姆森（Ian Thomson）所言：“从十八世纪开始，当学者们第一次开始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克里斯索拉斯作为希腊第一位教师在西欧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承认。”[3]此外，克里斯索拉斯还被誉为古希腊研究之风的倡导者、众多学者的教育者、独特教育方法的开创者以及人文主义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深入考察拜占庭著名学者克里斯索拉斯的教育活动及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对我们全面了解这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交使命：掀起古典希腊研究之风
1390年，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Manuel Ⅱ Palaeologus）派遣克里斯索拉斯驻扎到威尼斯的使馆，向基督教国家君主寻求支持和帮助，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在威尼斯，他见到了佛罗伦萨的罗伯托·罗西（Roberto de' Rossi）。其后，罗西的朋友贾科莫·达·斯卡帕利亚（Giacomo da Scarperia）于1395年赴君士坦丁堡与克里斯索拉斯一起学习希腊语。随后，他在米兰（Milan）任教，之后在帕维亚（Pavia）任教。1396年，当时佛罗伦萨大学的校长——文艺复兴时期的奠基人之一科卢西奥·萨尔塔蒂（Coluccio Salutati）邀请他讲授希腊语法与文学，并引用了西塞罗（Cicero）的表述：
“西塞罗的结论证实，我们罗马人要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比他们更明智的创新，要么改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当然，正如他自己在其他地方谈到自己的时代时所说：‘意大利在战争中是不可战胜的，希腊在文化上是不可战胜的。’就我们而言，我们无意冒犯，我们坚信希腊人和拉丁人通过学习将影响延伸到彼此的文学，他们已经将学习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4]
随后几年中，克里斯索拉斯带着外交使命来到威尼斯，目的是为东罗马帝国抗击土耳其人寻求援助。遗憾的是，这次外交任务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智慧和对教育的兴趣在佛罗伦萨很快得到了民众的注意。随后，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1397年正式开始工作，并签订了5年合同。克里斯索拉斯此次的到来是其教师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希腊研究在意大利的真正开端[5]。在他的推动下，意大利各种具有学术旨趣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专注于拜占庭丰富的古典知识研究。此外，克里斯索拉斯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外还有一个政治动机，那就是履行外交使命。尽管在当时已是风靡一时的希腊语教师，但他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外交官的身份而进行活动。为使拉丁西方与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疏离得到缓解，他皈依了天主教[6]。在此期间，克里斯索拉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巡视欧洲宫廷为君士坦丁堡寻求援助。最终，他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无法拯救拜占庭，任何宗教和解都必须以让拜占庭臣服于罗马教会为代价。克里斯索拉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和學习上，向皇帝表达了当时国内对希腊语言、教育和学习的普遍忽视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掌握希腊语，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拉丁语。他希望通过促进教育、建立学校、支持学者并保留异教徒和基督教的经典资源来实现拜占庭帝国的复兴。
1411年，克里斯索拉斯在罗马落脚。他与同时期的拜占庭学者、政治家德米特里·西多尼斯（Demetrius Cydones）一同抵达意大利后，引起了佛罗伦萨古典文化的复兴，在那时整个佛罗伦萨都希望君士坦丁堡能够引入希腊文学和语言德米特里·西多尼斯（Demetrius Cydones）（1324—1398年）是14世纪拜占庭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和神学家。他曾协助几代皇帝管理国家事务近50年。他将西方作家的主要作品作了希腊语翻译，其中包括河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作品等。1390年，西多尼斯在威尼斯开设了希腊文化学院。 。
克里斯索拉斯对文艺复兴最直接的贡献集中体现于1397—1400年期间，向佛罗伦萨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者传授了希腊语。后来，这些人文学者不仅奠定了他们所属城市的文化基调，而且还将其影响扩大辐射到整个意大利。需要指出的是，自文艺复兴前三杰的但丁（Dante）、彼特拉克（Petrarch）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时期后，除那些思想上较为激进的学者，很少像克里斯索拉斯一样为整个意大利北部学习希腊语的运动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二、讲学活动：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者
克里斯索拉斯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贡献还体现在其培养的众多学者上，他在佛罗伦萨的教学活动被视为14世纪中期开始的古典希腊语言和文学研究中日益增长的催化剂。13世纪末，拜占庭学者的外交活动提高了对希腊文化的认识，激发了西方对希腊学习的兴趣[7]，正如科卢西奥·萨尔塔蒂在给赛昂尼斯（Cydones）的一封信中描述的那样：
“……你和曼努埃尔·克里斯索拉斯在威尼斯的相遇，是上帝把你召到意大利来的，因为当你开始用你友好的方式教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时，你点燃了许多人想要学习古希腊语言的心，想要学习古希腊人的语言，我已经预感到在几年内会有许多最优秀的学生学习希腊文学。”
克里斯索拉斯的讲学活动也是西方希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从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发展，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了人文主义者的代名词。在他任职期间，佛罗伦萨关于希腊学术研究在意大利各城市中享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尽管他未曾留下任何关于教学方法的著作，但可以通过他的学生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写的一篇论文了解到一些信息。一封写给乌尔比诺（Urbino）伯爵女儿巴蒂斯塔·马拉斯塔（Battista Malatesta）的名为《Destudiis et littris》信中，较为全面地展示克里斯索拉斯教授希腊语的方法：他坚持正确的发音和对文本的详尽分析，强调语法、句法和材料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重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这一教学原则。克里斯索拉斯传承了古老的拜占庭智慧，为了满足意大利学生的特殊需要，他摒弃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问答方式来教授一种希腊方言（Attic dialect）雅典方言，古希腊方言，是古雅典的语言。它最接近的是埃维厄岛的Ionic方言。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帝国的崛起，阿提克语成为希腊方言中最负盛名的一种，后来被马其顿国王采用为标准语言。此外，在希腊化时期，它成为中东和埃及的马其顿统治者的语言。阿提克语的后期被称为Koine，成为所有希腊人通用的方言。 。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拜占庭皇帝及其众多外交官越来越致力于促使东西罗马教会的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先后于里昂（1274年）、罗马（1369年）和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联合协议。在这期间，拜占庭代表团曾前往意大利参会，尽管分歧重重，东西教会的共融最终被强制通过，双方签署了文件，但代表团回到拜占庭时，遭到了民众强烈的抗议[8]。东方教会服从罗马的思想在东方帝国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皇帝约翰五世（John V Kantakouzenos）受尽屈辱后，不得不前往罗马与威尼斯求援，甚至在1369年皈依了天主教以表真诚。然而，高傲的教皇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提出了要先合并再救援的条件。此举虽没有真正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援，却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为此，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学者不仅离开了希腊教会加入天主教堂，还离开了希腊教会所在的城市。
从那时起，克里斯索拉斯在意大利的学生都坚持他的标准，并遵循他的方法来学习翻译古典文本，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克里斯索拉斯在意大利北部的名声也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跟在佛罗伦萨活跃而成功的教学生涯相比，其名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克里斯索拉斯的学生众多，包括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他最忠实的学生瓜里诺·达·维罗纳 （Guarino da Verona）。在他的学生中，布鲁尼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希腊研究复兴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此外还有帕拉斯·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雅各布·安吉利·达·斯卡佩里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科卢西奥·萨尔塔蒂（Coluccio Salutati）、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 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洛·馬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皮尔·保罗·韦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尤贝托·德坎布里奥（Uberto Decembrio）、波吉奥·布拉奇奥尼（Poggio Bracciolini）等[9]。
三、撰写专著：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方法
1403年，在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Manuel Palaiologos）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克里斯索拉斯大部分时间仍留在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教授希腊语，并对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翻译[10]。他还积极促成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联合。他的《希腊语法问答》（Erotemata sive Quaestiones）是西欧最早使用的希腊语法教材，也是第一本使用希腊语的印刷书籍。这本语法手册于1484年于威尼斯正式发行，后来成为西方熟悉希腊语的重要指导手册，一直使用到16世纪。在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本的过程中，克里斯索拉斯特别强调准确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方式摒弃了以往的传统办法[11]。克里斯索拉斯坚持认为，对学生来说，讨论每一课的主题是学习技巧的一部分。他还强调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教学价值，在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做法的同时，也批评了意译对原作的背离问题。相反，他提倡这两种做法的中间路线，建议通过作者的综合理解来对希腊语进行精确翻译。此外，他还留下了许多信件，如《新旧罗马的比较》（Comparis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Rome），他还将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翻译成了拉丁语。
正如前文所述，克里斯索拉斯认为，学习任何语言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地重复，直到它自然而然地进入头脑并形成语言习惯。他的声誉不仅建立在优秀的教学能力上，还建立在他所创立的方法论上，或者说是源于他的教育思想。他所倡导的教育方法成为与中世纪 “黑暗”的教育观传统决裂的标志。克里斯索拉斯的教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其优秀的学生列奥纳多·布鲁尼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也叫作莱昂纳多·阿雷蒂诺（Leonardo Aretino），意大利早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其撰写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以及对古希腊著作的翻译而闻名。他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佛罗伦萨市的历史。他对许多古典希腊作品进行了拉丁翻译，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奇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希腊文学的研究。 。布鲁尼在作品《Destudiis et litteris》（约1425年）中详细阐述了克里斯索拉斯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教育方法——这种教法强调准确的发音，提倡使用记忆法，有规律地回顾每一课的主题，并在“methodice”（方法学：语法、句法和词汇）和“historice”（注释学）的标题下记录了大量老师讲课的笔记。 作为一名外交官，克里斯索拉斯努力证明存在一个共同的希腊或阿曼文明，即在拜占庭和西方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信仰，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克里斯索拉斯尝试通过他多方面的努力唤醒拜占庭和西方由于教会分裂而彼此疏远的关系。通过宗教和文化的和解，克里斯索拉斯希望两个世界在政治方面进行合作，以共同面对来自土耳其的威胁[12]。为实现上述目标，他开始倡导对教育文化活动的投入力度，力图唤醒西方学习古希腊传统文化的意识。他认为，拜占庭作为继承希腊文明的国家，西方与之为敌将对其自身发展十分不利，如果战争爆发，将可能摧毁古希腊的文化遗产。随后，他通过各种活动为自己实现上述目标而奔走。
四、收集手稿：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在克里斯索拉斯之前，意大利的古希腊手稿数量十分有限，仅有希腊诗人荷马的一两个手抄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以及一些希腊教父的著作等。克里斯索拉斯在佛罗伦萨的短期教学掀起了意大利的希腊文化学习热潮，意大利人开始积极地搜集古代手稿。14 世纪末，他的意大利学生安葛力·达·斯卡帕里亚（Angeli da Scarparia）被佛罗伦萨大学校长萨卢塔蒂派往拜占庭，斯卡帕里亚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荷马、柏拉图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手稿。克里斯索拉斯的另一个意大利学生瓜里诺于1408 年从拜占庭带回了50多部希腊手稿。从瓜里诺往后到拜占庭帝国末期甚至土耳其统治时期，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东部城市搜寻古代手稿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络绎不绝。
在克里斯索拉斯的鼓励下，他的学生瓜里诺于1411年率先翻译了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关于子女的教育》（De LibEris Educandis）。通过践行基于希腊全人理论的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和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的解放教育实验，克里斯索拉斯再次被视为人文主义思想传播者。学生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认为，克里斯索拉斯来到意大利恰逢西方对希腊研究的复兴，而这一研究已经消失了7个世纪。克里斯索拉斯的出现，激发了第一批人文主义者研究的热情，激励一大批学者重新发现古典遗产的价值。佛罗伦萨包括政治家和人文艺术家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其周围，其中有贾科波·安吉利·德·斯卡佩里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皮埃尔·保罗·韦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等，他们成为了西方第一批希腊文化的追随者。
文艺复兴时期，相当多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衷于古代手稿的收集，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拜占庭学者在意大利的教学活动。这些拜占庭学者对希腊古典文化的传播激发了意大利人对古代手稿的兴趣，由于意大利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古代手稿一度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据他最著名的学生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回忆：“在克里斯索拉斯之前，希腊知识在我们中间已经有700年没有使用了。”[13]克里斯索拉斯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在其鼓励下，热忱地投身于希腊爱国主义文字的翻译。尽管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但他积极寻求新的人文研究场所，并且在巴塞尔、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等议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布罗乔·特拉沃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1386—1439年），是15世纪初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基督教派的代表人物，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神职人员和翻译家，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将希腊教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他在人文主义领域的声誉为他赢得了科西莫·迪乔凡尼·德·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家族的赞助。 。从1397年到1400年，克里斯索拉斯在佛罗伦萨短暂停留了几年时间，从入职就开始教授希腊语，随后他继续在博洛尼亚大学讲学，后来转至威尼斯和罗马等地讲学。他的教学内容十分广泛，旁听的学生门徒众多，他的学生大多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在他的众多学生中，除了布鲁尼等优秀学者外，还包括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和帕拉斯·斯特罗齐（Pallas Strozzi），这些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研究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们为推动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4]。
克里斯索拉斯曾带领一批希腊学者到意大利演讲希腊文学，并从东方把希腊的原稿带去翻译及编辑。1397年，克里斯索拉斯应邀在佛罗伦萨教授希腊文，吸引许多学者前来学习研究。此外，克里斯索拉斯在推动人文主义的发展方面不仅体现于他的语法文本著作，还源于他温和的性格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许多学生认为，正是因为和他一起学习，语言方面才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印刷书籍之前，他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自主阅读学习上，认为阅读材料应该是广泛的、识解性和分析性的，强调阅读过程应当是主动进行而不是被动接受。其门徒亦成绩斐然，如布拉西奥里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于1410年在瑞士的圣高尔（St. Gall）教堂中发现了昆体良（M.F. Quintilian， 35—96）的著作，并迅速地以手抄本供给其后数百年的学者当作研读的材料[15]。瓜利诺（Guarino de Verona）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家。瓜利诺的学生维多利诺（Vittorino de Feltre）后来成为创办意大利人文教育宫廷学校（Palace School）的主持人，他将这所位于孟都亚湖滨郊外的宫殿里的学校称为“自然学校”和“快乐之家”。他认为，优美的学校环境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思想的传播。在克里斯索拉斯学派学者们的提倡引导下，意大利各地的古文研究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蔚然成风，重新发掘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为后面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受人文主義精神影响的克里斯索拉斯并没有像典型的拜占庭人那样，认为可以依靠神的力量来拯救帝国。在他看来，能拯救和复兴拜占庭帝国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这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克里斯索拉斯对古典学习的赞赏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还源自古希腊和罗马的种族血缘关系，他在去世前一年（1414年）给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 如果有人愿意，他可以说我们是最早的人，也是古老的人，我的意思是最古老和最古老的希腊人（没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说我们是从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古罗马人那里衍生而来的，我们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现在又以我们的名字命名，我想我们声称是谁，因此我们甚至几乎抹掉了我们的古名。 我认为这两种种族在我们时代都聚集在一起，无论有人称我们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捍卫亚历山大和他之后的人的继承权。”[16]
事实上，在他的《劝诫》（Exhortation）中，有不少文字反映出他对文化在国家文明延续中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拜占庭人具有希腊和罗马元素双重身份。这一观点对当时的文化冲突起到了重要的“和解”作用[17]。布鲁尼曾提到过，如果说克里斯索拉斯对人文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那无疑体现在他的教育热情和他为意大利人所讲授的人文主义内容。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人文主义发展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吸收了大量的语法、句法和文化背景知识，这一切活动的推动都主要来自克里斯索拉斯的努力。
五、结语
以克里斯索拉斯为代表的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英国历史学家贝塔尼·休斯（Bettany Hughes）曾这样评价说：“如果缺席拜占庭帝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苍白乏味;同样，人们如果不了解拜占庭的风云，就不能体味充实厚重的历史。”[18]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拜占庭文化最为直接的关系体现在拜占庭学者担负起培育一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尚古情怀的教育使命，他们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以及古典文化的教师，以其深厚的古典学问吸引了追求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学者，其执着而痴迷于古典文明的热情感染了相当多的意大利学人，培养出了以 “复古”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批人才。在拜占庭帝国长达1 100年的历史发展中，历经12个朝代兴衰更替，铁骑曾经横跨三个大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印记[19]。
面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拜占庭学者始终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文学史学的创作、古典作品的翻译等活动。逃亡至意大利的教士、学者们所带来的希腊语书籍与文献，打开了西欧人的视野，使其接触到许多难以置信的文明，进而推动了14至15世纪的文艺复兴[20]。与之类似，近代中国伴随西方的入侵，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提出了“睁眼看世界”“师夷制夷”等一系列变法图强的主张。同拜占庭知识阶层相比，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亦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下了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在当今民主政治体制下，学者政客们愈发需要一种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先进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成说。同时，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加强古典教育的现实引领和价值匡正也是当今国内各级教育中应思考的时代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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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s of Byzantine Intelligentsia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y： Based on the Case of Manuel Chrysoloras
——Taking the Manuel Chrysoloras as An Example
ZHAO Se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410081）
Abstract：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15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dynasty was in the dilemma of domestic troubles and external invasion. In order to get support， Byzantine emperors and many famous scholars made a series of efforts in the travel to Constantinople， Italy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lthough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failed eventually， they promoted the converg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Byzantine carried out various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etting off an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banner of “renaissance of classic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this movement， Manuel Chrysoloras’s contributions included leading the trend of classical Greek studies，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humanist scholars， pioneering a unique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m.
Key words：
Manuel Chrysoloras;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Byzantine cultur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責任编辑：杨波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