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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法律伦理是否可能,颇有争论。文章从现代文明危机的大背景出发,以现代法治的困境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的分析得出:现行的立法、司法因基本脱离道德运行而困境重重。现代法治的出路在于:不能离开道德、特别是伦理理解法律和适应法律,要建立一种以情理法相统一为中心的高阶规范形態。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伦理不但可能,而且必须。
关键词伦理 文明 法治 立法 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关于法律伦理①是否可能,学界颇有争论。在此,笔者不想再陈列各家的观点,只想从现代法治的进程中寻求实证的答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理想的治理之术,至少在现在看来是最不坏的制度。然而,看似越来越发达,愈来愈理性的法治果真像人们所期许的那样使得现代的国度太平、祥和吗?法治又真的和道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治理之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1 背景:现代文明的危机
1.1 个性张扬有扩张之势
当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风靡全球之时,人类一切的行动(合法的与不合法的)都被冠以“自由”的旗号;不惜一切的满足个体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人们大举自由的旗帜,享受着自我需要满足的快感。然而,社会却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本来,人满足需要的特有方式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最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需要,也必然会受到同样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其他人同样的需要的制约,受到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受到反映他人同样需要和社会容忍程度的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制约。②然而,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们追求快乐的本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和无限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这也就决定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则约束的社会中,人类在不断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必然会妨碍或者破坏他人的基本生活,甚至这种满足的方式使得他人无法容忍。即个人主义的过分张扬使得满足个体需要的方式必然不会得到他人的支持,甚至是冲破他人容忍的底线。
1.2 人类之间的厮杀愈演愈烈
本来,由于人没有老虎锋利的爪牙、没有大象高大的身躯,在面对自然界种种劫难时是需要人类相互之间协助的(特别是现在分工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个人的存在也必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生活经验也证明:人类的需要不仅要受到他人所能够提供的条件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社会所能提供条件的制约。③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协作、互相帮助才能更好的克服来自自然界、人类本身的种种劫难,更不要说像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的。然而,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种族之间都存在相互残杀的现象。如果说远古时代人类为了基本的吃穿住等需要而不得已自相残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原由归结为落后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然而,当工业革命带来丰富物质利益的时候,现状何以没有改变?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种族灭绝的惨绝人寰,新型核武器的非人道实施以及严重的东西抗衡和南北对立等等现代人类的行径又如何让人平静?“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这些不绝于耳且被当今人类奉为圭臬的口号又总不叫人担心受怕?这些何时才能远离人类,给人类一个安宁的世界?
1.3 盲目崇信科学,甚至不再相信自我
当科学技术走近人类社会,并以其强大的生产力为人类带来极大物质享受的时候,人类开始迷信科学,开始崇信科学接近真理的唯一性。慢慢的,人类不再相信自我。“有病找权威专家,有心理问题要咨询权威人士,有点小纠纷就要找有名律师……”等等这些都把“权威”与“科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真理是无极限的;④而且,关于“人”的科学往往需要或借助人自身的判断,基于人本能的反映才是最适当的“真理”。如果过分强调“科学”的时候,结果可能恰恰与真理相反。“某某物质是否具有致癌物质的争论”、“真理只能被无限接近”的论断都证明了一个事实:科学并无极限,不要盲目崇信科学,而要相信自我、相信自己基于本能的价值判断(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
2 现状:现代法治的困境
面对危机重重地现代文明,人们企图向法治寻求“救援”,希翼通过法治(特别是刑法)求得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谅解、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当代法治承当起这个重大责任了吗?恐怕是步履维艰。总体说来,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没有随着法治宣传深入、懂法群体增多而加强。具体表现为:
2.1 立法阶段:恶法、死法现象频出
立法不仅仅是立法者在白纸上书写黑字的过程,更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基本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庄严地活动。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才能给国民以预测可能性。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法律的大幅度增加。就我国刑法而言:1979年刑法中的罪名有200个左右,仅仅18年后的1997年刑法就多达413个罪名;现在经过对刑法7次的修正,又增加了许多。从逻辑上讲,随着刑法规范不断膨胀,刑罚适应量不断增加,应该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遏制一定的犯罪发生。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呢?为什么民众越来越不满现行刑事立法呢? 我想症结之一在于没有认清法律与伦理的高度亲和性,从而导致许多违背社会主流话语、主流文化群的基本是非善恶观念、基本伦理的死法、恶法。
2.2 司法阶段:不合情理的裁判不断
经济在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法律在完善、法官也愈多、普法更深入,然而人民愈来愈不相信法律,提起法律人,人们就会与“一帮钻法律漏洞的人”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法制越发展,法治的水平就越低下吗?
笔者认为,除了我们现代人变了(主要是人的良心变坏了)、立法环节出现问题外,司法阶段同样出现很大的问题(这是老百姓最直接接触的一面),主要是不正义、不合情理的判决:体现为司法人员不动脑筋、不用自己的良知去审理案件,而是守着“罪刑法定”的教条,迷信刑法条文的字面涵义,没有尽到一个合格司法者的义务。这就必然导致:人民大众难以认同、甚至是容忍部分判决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人民对于法官的不信任,继而对于法律的质疑。近来,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因明显违情悖理的判决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的上访行为、法院和法官地位的相对低下等等都是现代司法危机的表现。
3 出路:一种高阶规范形态的建立——情理法的统一
当被赋予重托的现代法治辜负了人们的期望,难以肩负改善危机中的文明时,我们不禁要问:是人类选择法治本身的错误?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肯定了法治的贡献,如此法治的困境只能归结为人类对于法治本身的理解和人类自身的价值异样;而出路则在于人类运用主流价值和情感去解释法律、运用法律。
3.1 总体而言,要施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孔老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里就强调“为政”要“德”,只有“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当然,本文意义上使用的“德”并不是指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或者对臣民的道德教化,而是指以广大民众所认同的方式做广大民众所认同的事情。⑤这样,在法治进程中,无论是行政、司法还是执法都要坚持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策略,都要以广大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去理解法律、适应法律;用人民大众所认同的方式、道理和情感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和谐的因素,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综之,要在宏观上形成一个以人民大众所认同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环境与理念。
3.2 立法阶段不能违背人们最基本的道德
为防止出现“恶法”、“死法”现象,防止法律成为所谓“精英”的天才構想,立法标准到底是如何呢?我想如果承认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行最根本的组织制度的话、宪政是目前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只有人民大众才是判断的主体,人民大众的共识、人民大众所持的基本道理和基本情感才是判断的唯一依据。就刑法来说,只要人民大众还可以容忍、认为运用一般的民事、行政法规足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话,就不能动用这种和平时期最严厉的措施——刑罚予以制裁。唯有如此,才是未来解决刑事立法危机的唯一出路。从法律上来说,刑事立法者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且,由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间接民主形式,在目前看来也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刑事立法关系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倘若真把刑法看作“公民自由的大宪章”,那么也只有代表制度能够满足立法过程中要有更多的不同阶层的民众参与,民主因素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的要求。相应的,得出的结论也会更加合理。
3.3 司法环节更是要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面对现代文明下的法治危机,我想破解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司法环节寻求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判决实现。只要司法人员站在主流文化群的立场,以一颗最善良的心去理解法律的内涵,那么作出的判决就不会畸重畸轻,就会使人民信服。具体来说:要谨防司法人员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比如司法人员个人的一时感情冲动、受到误导的普通民众的好恶或者舆论诱导;要求司法人员所持的道理与民众相同,情要与民相似等等。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树立正确、合理的法治观:法律是用来保护大众权利的,只要达到足以保护这个目的即可;法律也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的,不能额外地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否则就会导致不公正的判决或者带给国家不当的负担。
合理的理解、领悟这一高阶规范形态的实质内涵,实现对被告人的惩罚与其所作出的非正义的举动或行为在适应上的对等性、成“比例性”,目的就是实现处罚措施适用的正义,是使全体公民都能服从判决、至少应该是不埋怨判决,包括被告人个人及普通无利害关系的民众。这就需要判决作出的依据应不违背大众的普通情感、基本的价值认知。而这一点正是解决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关键,也必将标识着未来法律发展的走向,也是高阶规范形态对于司法的应然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律深入人心,获得民众的认同,也才能最终符合正义的要求。
注释
①文中伦理是指最稳定、最持久和最基本的那部分道德。
②陈忠林.自由 人权 法治——人性的解读.现代法学,2001(6):17.
③肖洪.论刑法的调整对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67.
④冯友兰先生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必然引起我们思考:在中国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到底有无存在“科学”的必要与可能。
⑤陈忠林.“德主刑辅”构建和谐社会.法学杂志,2007(1).
关键词伦理 文明 法治 立法 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关于法律伦理①是否可能,学界颇有争论。在此,笔者不想再陈列各家的观点,只想从现代法治的进程中寻求实证的答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理想的治理之术,至少在现在看来是最不坏的制度。然而,看似越来越发达,愈来愈理性的法治果真像人们所期许的那样使得现代的国度太平、祥和吗?法治又真的和道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治理之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1 背景:现代文明的危机
1.1 个性张扬有扩张之势
当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风靡全球之时,人类一切的行动(合法的与不合法的)都被冠以“自由”的旗号;不惜一切的满足个体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人们大举自由的旗帜,享受着自我需要满足的快感。然而,社会却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本来,人满足需要的特有方式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最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需要,也必然会受到同样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其他人同样的需要的制约,受到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受到反映他人同样需要和社会容忍程度的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制约。②然而,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们追求快乐的本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和无限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这也就决定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则约束的社会中,人类在不断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必然会妨碍或者破坏他人的基本生活,甚至这种满足的方式使得他人无法容忍。即个人主义的过分张扬使得满足个体需要的方式必然不会得到他人的支持,甚至是冲破他人容忍的底线。
1.2 人类之间的厮杀愈演愈烈
本来,由于人没有老虎锋利的爪牙、没有大象高大的身躯,在面对自然界种种劫难时是需要人类相互之间协助的(特别是现在分工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个人的存在也必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生活经验也证明:人类的需要不仅要受到他人所能够提供的条件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社会所能提供条件的制约。③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协作、互相帮助才能更好的克服来自自然界、人类本身的种种劫难,更不要说像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的。然而,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种族之间都存在相互残杀的现象。如果说远古时代人类为了基本的吃穿住等需要而不得已自相残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原由归结为落后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然而,当工业革命带来丰富物质利益的时候,现状何以没有改变?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种族灭绝的惨绝人寰,新型核武器的非人道实施以及严重的东西抗衡和南北对立等等现代人类的行径又如何让人平静?“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这些不绝于耳且被当今人类奉为圭臬的口号又总不叫人担心受怕?这些何时才能远离人类,给人类一个安宁的世界?
1.3 盲目崇信科学,甚至不再相信自我
当科学技术走近人类社会,并以其强大的生产力为人类带来极大物质享受的时候,人类开始迷信科学,开始崇信科学接近真理的唯一性。慢慢的,人类不再相信自我。“有病找权威专家,有心理问题要咨询权威人士,有点小纠纷就要找有名律师……”等等这些都把“权威”与“科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真理是无极限的;④而且,关于“人”的科学往往需要或借助人自身的判断,基于人本能的反映才是最适当的“真理”。如果过分强调“科学”的时候,结果可能恰恰与真理相反。“某某物质是否具有致癌物质的争论”、“真理只能被无限接近”的论断都证明了一个事实:科学并无极限,不要盲目崇信科学,而要相信自我、相信自己基于本能的价值判断(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
2 现状:现代法治的困境
面对危机重重地现代文明,人们企图向法治寻求“救援”,希翼通过法治(特别是刑法)求得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谅解、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当代法治承当起这个重大责任了吗?恐怕是步履维艰。总体说来,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没有随着法治宣传深入、懂法群体增多而加强。具体表现为:
2.1 立法阶段:恶法、死法现象频出
立法不仅仅是立法者在白纸上书写黑字的过程,更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基本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庄严地活动。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才能给国民以预测可能性。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法律的大幅度增加。就我国刑法而言:1979年刑法中的罪名有200个左右,仅仅18年后的1997年刑法就多达413个罪名;现在经过对刑法7次的修正,又增加了许多。从逻辑上讲,随着刑法规范不断膨胀,刑罚适应量不断增加,应该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遏制一定的犯罪发生。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呢?为什么民众越来越不满现行刑事立法呢? 我想症结之一在于没有认清法律与伦理的高度亲和性,从而导致许多违背社会主流话语、主流文化群的基本是非善恶观念、基本伦理的死法、恶法。
2.2 司法阶段:不合情理的裁判不断
经济在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法律在完善、法官也愈多、普法更深入,然而人民愈来愈不相信法律,提起法律人,人们就会与“一帮钻法律漏洞的人”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法制越发展,法治的水平就越低下吗?
笔者认为,除了我们现代人变了(主要是人的良心变坏了)、立法环节出现问题外,司法阶段同样出现很大的问题(这是老百姓最直接接触的一面),主要是不正义、不合情理的判决:体现为司法人员不动脑筋、不用自己的良知去审理案件,而是守着“罪刑法定”的教条,迷信刑法条文的字面涵义,没有尽到一个合格司法者的义务。这就必然导致:人民大众难以认同、甚至是容忍部分判决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人民对于法官的不信任,继而对于法律的质疑。近来,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因明显违情悖理的判决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的上访行为、法院和法官地位的相对低下等等都是现代司法危机的表现。
3 出路:一种高阶规范形态的建立——情理法的统一
当被赋予重托的现代法治辜负了人们的期望,难以肩负改善危机中的文明时,我们不禁要问:是人类选择法治本身的错误?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肯定了法治的贡献,如此法治的困境只能归结为人类对于法治本身的理解和人类自身的价值异样;而出路则在于人类运用主流价值和情感去解释法律、运用法律。
3.1 总体而言,要施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孔老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里就强调“为政”要“德”,只有“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当然,本文意义上使用的“德”并不是指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或者对臣民的道德教化,而是指以广大民众所认同的方式做广大民众所认同的事情。⑤这样,在法治进程中,无论是行政、司法还是执法都要坚持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策略,都要以广大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去理解法律、适应法律;用人民大众所认同的方式、道理和情感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和谐的因素,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综之,要在宏观上形成一个以人民大众所认同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环境与理念。
3.2 立法阶段不能违背人们最基本的道德
为防止出现“恶法”、“死法”现象,防止法律成为所谓“精英”的天才構想,立法标准到底是如何呢?我想如果承认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行最根本的组织制度的话、宪政是目前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只有人民大众才是判断的主体,人民大众的共识、人民大众所持的基本道理和基本情感才是判断的唯一依据。就刑法来说,只要人民大众还可以容忍、认为运用一般的民事、行政法规足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话,就不能动用这种和平时期最严厉的措施——刑罚予以制裁。唯有如此,才是未来解决刑事立法危机的唯一出路。从法律上来说,刑事立法者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且,由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间接民主形式,在目前看来也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刑事立法关系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倘若真把刑法看作“公民自由的大宪章”,那么也只有代表制度能够满足立法过程中要有更多的不同阶层的民众参与,民主因素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的要求。相应的,得出的结论也会更加合理。
3.3 司法环节更是要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面对现代文明下的法治危机,我想破解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司法环节寻求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判决实现。只要司法人员站在主流文化群的立场,以一颗最善良的心去理解法律的内涵,那么作出的判决就不会畸重畸轻,就会使人民信服。具体来说:要谨防司法人员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比如司法人员个人的一时感情冲动、受到误导的普通民众的好恶或者舆论诱导;要求司法人员所持的道理与民众相同,情要与民相似等等。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树立正确、合理的法治观:法律是用来保护大众权利的,只要达到足以保护这个目的即可;法律也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的,不能额外地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否则就会导致不公正的判决或者带给国家不当的负担。
合理的理解、领悟这一高阶规范形态的实质内涵,实现对被告人的惩罚与其所作出的非正义的举动或行为在适应上的对等性、成“比例性”,目的就是实现处罚措施适用的正义,是使全体公民都能服从判决、至少应该是不埋怨判决,包括被告人个人及普通无利害关系的民众。这就需要判决作出的依据应不违背大众的普通情感、基本的价值认知。而这一点正是解决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关键,也必将标识着未来法律发展的走向,也是高阶规范形态对于司法的应然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律深入人心,获得民众的认同,也才能最终符合正义的要求。
注释
①文中伦理是指最稳定、最持久和最基本的那部分道德。
②陈忠林.自由 人权 法治——人性的解读.现代法学,2001(6):17.
③肖洪.论刑法的调整对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67.
④冯友兰先生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必然引起我们思考:在中国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到底有无存在“科学”的必要与可能。
⑤陈忠林.“德主刑辅”构建和谐社会.法学杂志,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