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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位于科尔平司霍尔的养老院门前，能闻到吗啡与香烟的味道。在这栋5层楼的建筑里，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咳嗽，有人在怒骂，有人在吃，有人在喊，有人在大小便，还有的人在祈祷，而另一些人，在死去。现在是晚上8点12分，此刻正进行白班和晚班的交接。白炽灯下，几名护理人员或坐或站，进来一个，又出去一个。他们正在交接一些必需的消息，这些消息，有的好，有的坏。
● B女士的腳趾头有一点红。
●D女士的疼痛症状仍在持续。
●G先生的腹部皮肤有异样，需观察。
●N女士已停止呕吐，医生已经停用了肠胃滴剂。
● I女士对导管很不满意。
●U女士照了X光，今天已经没有腹泻了。
医生叮嘱，P先生每天只能吃3颗葡萄。但未说明原因。
S女士一周未排便了，今晚或许能排。
K女士无特别注意事项。
养老院里的故事很难引起关注，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尤其是涉及到生活琐事。政府总是以拯救者自居，将自己吹嘘成养老的守护者，摆出一幅对子民呵护备至，永远都懂得如何维护养老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姿态。而与此同时，不断有激愤的人发出指责的声音，这其中包括疲惫不堪的医护工作者以及愤怒的家属。他们甚至以真实故事为依据，策划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戏剧性场景：在每扇门的后面，都有口渴难耐的老人，躺在自己排泄物上的无助老人，他们已经腐朽的躯体被绑在床上，明显遭受过虐待。
那些在德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如今都在50岁上下。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我该拿患有痴呆的父亲怎么办？母亲该到哪里去？然后是：我该何去何从？德国的养老制度到了2030年会怎么样？到那时，超过35%的德国人年龄都在65岁以上，其中有620万是年逾80岁的老人。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在德国电视一台的一个竞选节目中，一名年轻的护工刚刚向默克尔总理指出养老系统的种种弊端，德国卫生部长赫尔曼·格霍尔就将一份歌功颂德的护理行业报告摆了出来。被大众媒体冠以“护理教父”称号的作家克劳斯·福瑟克在慕尼黑反对无人权的护理，国际商业巨头则在护理这一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不断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
这座养老院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创始人是一个慈善协会。这里宽敞、优美，视野开阔。在那个既没有护理和居住质量法案，也没有护理机构法、护理津贴实施法案的时代，这座养老院已算是行业标杆了。如今，这些规章制度陆续出台，但仍解决不了护理领域面临的困境。德国的养老问题已陷入由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们铺设出的制度困境中。
院内所有场所对外开放。住在大楼底层的人都是“会走的”，其他楼层则有很多卧病在床的老人。楼层越高，老人所患病痛的程度越大。以前，这里有3层并不是用作养老院，而是用作老年公寓。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身体硬朗的老人，他们可以生活自理，来去自由，这里就像提供伙食的合住公寓一样。而如今这里全都被用作养老院，共有118个床位，老人普遍比过去年龄要大，身体更加虚弱，绝大部分或多或少有一些痴呆症状。
养老院已经变成了老人护理院。目前，德国的养老院里住着80万名年迈的老者，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一般都要在临死前才有机会入住养老院，而死亡可能就发生在入住后的数周、数天甚至数个小时内。这也意味着，老人几乎无法得到尽量人道而体面的护理。养老院不是收容所，而且护理人员没有接受相应的培训，医疗服务也不可能做到像临终关怀之家那样。德国的体制也没有为没有家人的老人考虑，对于谁应对他们负责的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该由养老机构来负责吗？保险公司需要为此支付费用吗？止痛药物的费用谁来支付？濒死之人所产生的更大笔的护理费用，该由谁来负责？是否应该建立并支持临终收容所？养老院是否应该转型为临终之家？医院可以并且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以为老年痴呆症患者做些什么？所有的一切，至今仍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雅丽娜·克劳斯早上给多个老人量了血压，清洁了耳朵，帮忙洗漱、穿衣服，帮病人梳了头发、剪了指甲，调了电视机音量，拿水，量体温，搬、抬病人，给病人翻身、喂食。早餐时帮忙抹面包，午餐时加果汁，下午陪老人聊天。她十分注意眼神交流，使用积极的词语，努力让自己的照料友好而温暖。
这家养老院的护工们所做的工作都被记录在案，这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长期以来的定律。如果有什么事项没有记录，就要受到相关部门的指责了。在德国，任何一个操作都被编入了目录并且对应到精确到小数点的金额。护工们可谓“操着卖白粉的心，拿着卖白菜的钱”，实属不易。
德国的养老制度就像《圣经》中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的奇迹。几十年来，政府对于养老的公共支出始终占经济总量的1%左右，而需要养老的人数却在持续增长。1999年大约是200万，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是290万，而公共支出却始终没变。
国家对养老体系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其缺口需要老人本人、亲属和家庭进行填补。这种体制下，养老机构不得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以至于尿布、卷纸等生活用品都要定量配给，一切都以省钱为原则。
1994年，基社盟政治家诺伯特·布吕恩领导了一场大改革，此后养老护理的任务便落到了城、乡、镇层面。他们来做预算，与教会和非盈利机构一起规划组织养老院和门诊服务，并从州政府获得经费。布吕恩的改革将国家从养老事务中抽离出来，让市场的力量成为了主体。
而如今，服务商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些变化。除天主教慈善团体、新教慈善团体和工人慈善团体外，纯商业性质的服务商因为市场份额的提升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一些营利性的养老院运营商同样能对涉及大众福利的问题产生影响：每10位老人需要配备几名护工？两名？还是5名？被褥需要多久换洗一次？伙食需要设定最低标准吗？是否需要赋予被服务者话语权？他们是否应该拒绝固定的“护理等级”？而在劳资协商委员会里，这些机构还可以参与表决，决定一名护工的工资应该有多高，是否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在三楼和四楼的办公室里，一个柜子上贴着两张A4纸，左边的一张纸上写着“谁可以？”右边的一张纸上写着“在什么时间工作？”下面用红色字体写着“圣诞节”，绿色字体写着“12月31日”。一年即将结束，马上就要放假，还好愿意留下来上班的人员足够。但万一有人生病，可就难办了。在整个德国的养老院里，工作人员都“没空生病”。
● T先生身体不适，咳嗽，十分虚弱。
● S女士需进行疼痛状况记录。
● B女士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进过餐，完全吃饱了。
● W女士摔跤之后，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 R女生这两周以来增重了2.5千克，但医生说还不能给她水丸。
● Z女士生病了，抗生素也不起作用，医生本来说好今天来给她检查，但没有来。
● G女士已经不拉肚子了。
● K先生总是到处乱跑。
● S女士说她的助听器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D先生给在他房间里死去的人写信，并和他们说话。
27岁的姗德拉·哈特曼负责晚班。在接下来的数个小时内，她要一个人负责照看四五十名老人。姗德拉·哈特曼的晚上会在巡视中度过，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每个房间一个晚上需要巡房3次，也就是说，共需巡视120至150次，这还是在没有任何特殊情形的情况下。一旦有什么事，可就不好说了。
如果一家养老院组织涣散，出的可不是小乱子。而当消息传到克劳斯·福瑟克这里时，乱子基本上就已经无法收拾了。“养老教父”福瑟克说话速度很快，同时还塞着耳机在打电话。福瑟克总是提到他和已故歌舞演员迪特·希尔德布兰特的友情，和这位老友一样，福瑟克也是个言辞犀利的人。“现在这种糟糕的养老制度，正被一个沉默的政党保护着。”福瑟克说，“我们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人类灾难，承受着可怕的人权伤害。”
福瑟克的办公室位于慕尼黑伊萨尔河畔郊区。靠墙的地上堆满了卷宗，一直堆到天花板。这些卷宗里记录了5万份案例。这其中，有绝望的护理工人來信，诉说养老院里无休无止的种种状况，有针对出诊服务的投诉，有养老院的监管记录，有老人家属的各种控诉，还有对护理行业失去信心的女护工所写的哀怨诗歌。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片言只语，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不想了解的一面，来自国家和政治层面的关心也少之又少。
如今，很快年满65岁的福瑟克也面临退休，他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因为30年来的种种警示似乎无济于事。“30年过去了，养老院的老人们仍然浑身沾满自己的排泄物睡觉，食物仍然是被硬塞进嘴里的。”而福瑟克认为，护工们同样对此负有责任。他们中有一半从性格上来说完全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而另一半，丝毫没有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这一现状的政治意识。”
然而现状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德国的养老体系十分混乱，以至于即便是有护理行业的从业者揭竿而起，也无法找到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敌人。自布吕恩改革以来，养老体制就一直在修修补补。如今，德国有各种各样带有“护理”字眼的法案，卫生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总理默克尔也再三强调养老的重要性，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了。
养老市场一半由国家、一半由社会来出资运营，而且还需要自我管理，养老事务常常陷入无穷的混乱之中。理论上各自独立的护理和医疗保险公司在现实中剪不清，理还乱。快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会在医疗保险公司和护理保险公司中间来来回回，一会是这家出钱，一会是另一家出钱，试想一下这样的管理成本吧，更别说这中间还存在着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了。
社会研究学者科诺尼娅·海恩泽认为现在的养老体制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海恩泽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不同的专业刊物做了很多关于养老护理与老人扶助的比较研究，对象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这些研究无情地揭示了德国养老系统的弱点，清晰地表明德国养老体系不是从养老者的具体需求出发，“而是从有限的公共支出出发”。这话听着未免有些苦涩。
丹麦、瑞典等国对65岁以上国民每人每年的养老支出是德国的3倍。和德国将养老重负转嫁于家庭不同，在北欧国家，老人扶助支出是国家最为重视的支出之一。德国北方的这几个邻国们对于养老事务十分关心，并且介入时间远早于德国的养老标准。在丹麦，如果被认定不需要去养老院，而只需要有人帮忙跑跑腿购物，独居的老人就可以享受“上门拜访”服务。而北欧国家的医疗系统也跟德国有很大差异，在德国人看来，可以说是“门槛很低”。这种灵活的医疗系统令相较之下的德国显得呆板而令人诟病。 随意浏览一下这些数据与研究结果都会让人吓一大跳。与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相比，德国属于养老标准最低的国家之一，养老方面的人员配备及很多其他质量指标也在国际范围内排在末尾。丹麦、挪威、爱尔兰、瑞士、比利时、新西兰、荷兰、法国等国都比德国出手慷慨大方。荷兰和北欧各国对相同数量老人配备的护理人员约是德国的2-3.5倍。
可以这样说，如果27岁的姗德拉·哈特曼是在丹麦的奥胡斯，或者瑞典的厄斯特松德工作，那么，她在晚间巡房的时候就不会是独自一人了。她也不用独自负责四五十位老人，她的时间会更加充裕。然而，哈特曼是在德国，这是德国冬天的夜晚。哈特曼尽力做着自己的工作。今天晚上，她负责一楼、三楼和五楼。其他区域则由两位同事分担。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间间房门，尽量不吵醒里面的人。每当走进漆黑的房间，她都不知道会是何种情形在等待着她。
● S女士今晚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时不时尖叫，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
● P女士总哭，表现也有些异常，她按了铃，工作人员到了以后又说没事。
● G 女士今天外出了。
● H女士今天哮喘犯了，她还想回家去看她的狗，情绪激动，我给了她一片安定。
● 我问K女士睡得好不好，她回答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又不关心。”
● T女士的义眼今天掉出来了。已经安回去了。
● K先生行为非常过激。他到处吐痰，撕坏了造口袋，把大便涂得到处都是，還涂到了自己的脸上。
● S先生又打人了，已联系地方法院采取措施。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
如果要增加人手，则意味着需要将多出来的费用转嫁到所有护理对象头上。如果增加3名护理人员，每名老人每月将要多缴200欧元，而目前的费用是1600欧元。根据床位数量和各个老人的护理级别，对于每家养老院配备多少名护理人员，德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同时，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还精确计算出了费用与工作时长标准。护理保险机构单方面地将此作为控制支出的盾牌，而丝毫不考虑护理对象的利益。人道主义不是这个体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无法用金钱量化。
目前，养老院有67名员工，但不是所有员工都是专业人员。这其中，有13名身着紫色外套的助理，负责组织白天的游戏，另外还有13名实习生。对于这个有118个床位的养老院来说，要实现人道主义的护理，这些员工还是太少了，还要考虑有1/5的员工在生病或度假。当一个养老院无法完成其职责甚至被判定造成了虐待时，就必须停止营业。当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每年至少有32万养老院老人患上褥疮，这就是护理不周的一个明显标志。其实，也可以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养老院必须配备驻院的医生，但这又会增加养老院的开支，而且，对于医生来说，门诊服务要比在养老院工作收入更高。
根据国家层面的预测，德国需要养老护理的人数到2030年将会突破百万，意味着比现在增加20万。可以确定的是，现如今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养老体制即将破灭，因为有意愿照料老人的女性——例如女儿、孙女等——数目正在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出生率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今的女性并不愿意担任这一角色。德国养老体制理论上以家庭为基础，但实际上因为男女分工的变化，这一基础将不复存在。
德国养老体制着眼于资金和支出控制，而忽视了这一体制存在的关键——人，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为了节约区区几百欧元，就不得不调低护理等级。其次被忽视的是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她们出于传统家庭观念而不得不作为家人承担起照顾的任务。然后，就是数百万护理行业的从业者们，在现今的制度之下，他们成为“被掏空者”。再然后，是整个社会，它要求公众缴纳强制性护理保险，却没有起到保险该起的作用。养老体制不是需要改革，而是需要从头来过。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 B女士的腳趾头有一点红。
●D女士的疼痛症状仍在持续。
●G先生的腹部皮肤有异样，需观察。
●N女士已停止呕吐，医生已经停用了肠胃滴剂。
● I女士对导管很不满意。
●U女士照了X光，今天已经没有腹泻了。
医生叮嘱，P先生每天只能吃3颗葡萄。但未说明原因。
S女士一周未排便了，今晚或许能排。
K女士无特别注意事项。
养老院里的故事很难引起关注，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尤其是涉及到生活琐事。政府总是以拯救者自居，将自己吹嘘成养老的守护者，摆出一幅对子民呵护备至，永远都懂得如何维护养老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姿态。而与此同时，不断有激愤的人发出指责的声音，这其中包括疲惫不堪的医护工作者以及愤怒的家属。他们甚至以真实故事为依据，策划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戏剧性场景：在每扇门的后面，都有口渴难耐的老人，躺在自己排泄物上的无助老人，他们已经腐朽的躯体被绑在床上，明显遭受过虐待。
那些在德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如今都在50岁上下。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我该拿患有痴呆的父亲怎么办？母亲该到哪里去？然后是：我该何去何从？德国的养老制度到了2030年会怎么样？到那时，超过35%的德国人年龄都在65岁以上，其中有620万是年逾80岁的老人。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在德国电视一台的一个竞选节目中，一名年轻的护工刚刚向默克尔总理指出养老系统的种种弊端，德国卫生部长赫尔曼·格霍尔就将一份歌功颂德的护理行业报告摆了出来。被大众媒体冠以“护理教父”称号的作家克劳斯·福瑟克在慕尼黑反对无人权的护理，国际商业巨头则在护理这一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不断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
这座养老院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创始人是一个慈善协会。这里宽敞、优美，视野开阔。在那个既没有护理和居住质量法案，也没有护理机构法、护理津贴实施法案的时代，这座养老院已算是行业标杆了。如今，这些规章制度陆续出台，但仍解决不了护理领域面临的困境。德国的养老问题已陷入由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们铺设出的制度困境中。
院内所有场所对外开放。住在大楼底层的人都是“会走的”，其他楼层则有很多卧病在床的老人。楼层越高，老人所患病痛的程度越大。以前，这里有3层并不是用作养老院，而是用作老年公寓。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身体硬朗的老人，他们可以生活自理，来去自由，这里就像提供伙食的合住公寓一样。而如今这里全都被用作养老院，共有118个床位，老人普遍比过去年龄要大，身体更加虚弱，绝大部分或多或少有一些痴呆症状。
养老院已经变成了老人护理院。目前，德国的养老院里住着80万名年迈的老者，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一般都要在临死前才有机会入住养老院，而死亡可能就发生在入住后的数周、数天甚至数个小时内。这也意味着，老人几乎无法得到尽量人道而体面的护理。养老院不是收容所，而且护理人员没有接受相应的培训，医疗服务也不可能做到像临终关怀之家那样。德国的体制也没有为没有家人的老人考虑，对于谁应对他们负责的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该由养老机构来负责吗？保险公司需要为此支付费用吗？止痛药物的费用谁来支付？濒死之人所产生的更大笔的护理费用，该由谁来负责？是否应该建立并支持临终收容所？养老院是否应该转型为临终之家？医院可以并且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以为老年痴呆症患者做些什么？所有的一切，至今仍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雅丽娜·克劳斯早上给多个老人量了血压，清洁了耳朵，帮忙洗漱、穿衣服，帮病人梳了头发、剪了指甲，调了电视机音量，拿水，量体温，搬、抬病人，给病人翻身、喂食。早餐时帮忙抹面包，午餐时加果汁，下午陪老人聊天。她十分注意眼神交流，使用积极的词语，努力让自己的照料友好而温暖。
这家养老院的护工们所做的工作都被记录在案，这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长期以来的定律。如果有什么事项没有记录，就要受到相关部门的指责了。在德国，任何一个操作都被编入了目录并且对应到精确到小数点的金额。护工们可谓“操着卖白粉的心，拿着卖白菜的钱”，实属不易。
德国的养老制度就像《圣经》中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的奇迹。几十年来，政府对于养老的公共支出始终占经济总量的1%左右，而需要养老的人数却在持续增长。1999年大约是200万，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是290万，而公共支出却始终没变。
国家对养老体系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其缺口需要老人本人、亲属和家庭进行填补。这种体制下，养老机构不得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以至于尿布、卷纸等生活用品都要定量配给，一切都以省钱为原则。
1994年，基社盟政治家诺伯特·布吕恩领导了一场大改革，此后养老护理的任务便落到了城、乡、镇层面。他们来做预算，与教会和非盈利机构一起规划组织养老院和门诊服务，并从州政府获得经费。布吕恩的改革将国家从养老事务中抽离出来，让市场的力量成为了主体。
而如今，服务商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些变化。除天主教慈善团体、新教慈善团体和工人慈善团体外，纯商业性质的服务商因为市场份额的提升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一些营利性的养老院运营商同样能对涉及大众福利的问题产生影响：每10位老人需要配备几名护工？两名？还是5名？被褥需要多久换洗一次？伙食需要设定最低标准吗？是否需要赋予被服务者话语权？他们是否应该拒绝固定的“护理等级”？而在劳资协商委员会里，这些机构还可以参与表决，决定一名护工的工资应该有多高，是否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在三楼和四楼的办公室里，一个柜子上贴着两张A4纸，左边的一张纸上写着“谁可以？”右边的一张纸上写着“在什么时间工作？”下面用红色字体写着“圣诞节”，绿色字体写着“12月31日”。一年即将结束，马上就要放假，还好愿意留下来上班的人员足够。但万一有人生病，可就难办了。在整个德国的养老院里，工作人员都“没空生病”。
● T先生身体不适，咳嗽，十分虚弱。
● S女士需进行疼痛状况记录。
● B女士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进过餐，完全吃饱了。
● W女士摔跤之后，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 R女生这两周以来增重了2.5千克，但医生说还不能给她水丸。
● Z女士生病了，抗生素也不起作用，医生本来说好今天来给她检查，但没有来。
● G女士已经不拉肚子了。
● K先生总是到处乱跑。
● S女士说她的助听器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D先生给在他房间里死去的人写信，并和他们说话。
27岁的姗德拉·哈特曼负责晚班。在接下来的数个小时内，她要一个人负责照看四五十名老人。姗德拉·哈特曼的晚上会在巡视中度过，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每个房间一个晚上需要巡房3次，也就是说，共需巡视120至150次，这还是在没有任何特殊情形的情况下。一旦有什么事，可就不好说了。
如果一家养老院组织涣散，出的可不是小乱子。而当消息传到克劳斯·福瑟克这里时，乱子基本上就已经无法收拾了。“养老教父”福瑟克说话速度很快，同时还塞着耳机在打电话。福瑟克总是提到他和已故歌舞演员迪特·希尔德布兰特的友情，和这位老友一样，福瑟克也是个言辞犀利的人。“现在这种糟糕的养老制度，正被一个沉默的政党保护着。”福瑟克说，“我们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人类灾难，承受着可怕的人权伤害。”
福瑟克的办公室位于慕尼黑伊萨尔河畔郊区。靠墙的地上堆满了卷宗，一直堆到天花板。这些卷宗里记录了5万份案例。这其中，有绝望的护理工人來信，诉说养老院里无休无止的种种状况，有针对出诊服务的投诉，有养老院的监管记录，有老人家属的各种控诉，还有对护理行业失去信心的女护工所写的哀怨诗歌。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片言只语，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不想了解的一面，来自国家和政治层面的关心也少之又少。
如今，很快年满65岁的福瑟克也面临退休，他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因为30年来的种种警示似乎无济于事。“30年过去了，养老院的老人们仍然浑身沾满自己的排泄物睡觉，食物仍然是被硬塞进嘴里的。”而福瑟克认为，护工们同样对此负有责任。他们中有一半从性格上来说完全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而另一半，丝毫没有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这一现状的政治意识。”
然而现状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德国的养老体系十分混乱，以至于即便是有护理行业的从业者揭竿而起，也无法找到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敌人。自布吕恩改革以来，养老体制就一直在修修补补。如今，德国有各种各样带有“护理”字眼的法案，卫生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总理默克尔也再三强调养老的重要性，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了。
养老市场一半由国家、一半由社会来出资运营，而且还需要自我管理，养老事务常常陷入无穷的混乱之中。理论上各自独立的护理和医疗保险公司在现实中剪不清，理还乱。快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会在医疗保险公司和护理保险公司中间来来回回，一会是这家出钱，一会是另一家出钱，试想一下这样的管理成本吧，更别说这中间还存在着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了。
社会研究学者科诺尼娅·海恩泽认为现在的养老体制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海恩泽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不同的专业刊物做了很多关于养老护理与老人扶助的比较研究，对象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这些研究无情地揭示了德国养老系统的弱点，清晰地表明德国养老体系不是从养老者的具体需求出发，“而是从有限的公共支出出发”。这话听着未免有些苦涩。
丹麦、瑞典等国对65岁以上国民每人每年的养老支出是德国的3倍。和德国将养老重负转嫁于家庭不同，在北欧国家，老人扶助支出是国家最为重视的支出之一。德国北方的这几个邻国们对于养老事务十分关心，并且介入时间远早于德国的养老标准。在丹麦，如果被认定不需要去养老院，而只需要有人帮忙跑跑腿购物，独居的老人就可以享受“上门拜访”服务。而北欧国家的医疗系统也跟德国有很大差异，在德国人看来，可以说是“门槛很低”。这种灵活的医疗系统令相较之下的德国显得呆板而令人诟病。 随意浏览一下这些数据与研究结果都会让人吓一大跳。与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相比，德国属于养老标准最低的国家之一，养老方面的人员配备及很多其他质量指标也在国际范围内排在末尾。丹麦、挪威、爱尔兰、瑞士、比利时、新西兰、荷兰、法国等国都比德国出手慷慨大方。荷兰和北欧各国对相同数量老人配备的护理人员约是德国的2-3.5倍。
可以这样说，如果27岁的姗德拉·哈特曼是在丹麦的奥胡斯，或者瑞典的厄斯特松德工作，那么，她在晚间巡房的时候就不会是独自一人了。她也不用独自负责四五十位老人，她的时间会更加充裕。然而，哈特曼是在德国，这是德国冬天的夜晚。哈特曼尽力做着自己的工作。今天晚上，她负责一楼、三楼和五楼。其他区域则由两位同事分担。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间间房门，尽量不吵醒里面的人。每当走进漆黑的房间，她都不知道会是何种情形在等待着她。
● S女士今晚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时不时尖叫，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
● P女士总哭，表现也有些异常，她按了铃，工作人员到了以后又说没事。
● G 女士今天外出了。
● H女士今天哮喘犯了，她还想回家去看她的狗，情绪激动，我给了她一片安定。
● 我问K女士睡得好不好，她回答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又不关心。”
● T女士的义眼今天掉出来了。已经安回去了。
● K先生行为非常过激。他到处吐痰，撕坏了造口袋，把大便涂得到处都是，還涂到了自己的脸上。
● S先生又打人了，已联系地方法院采取措施。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
如果要增加人手，则意味着需要将多出来的费用转嫁到所有护理对象头上。如果增加3名护理人员，每名老人每月将要多缴200欧元，而目前的费用是1600欧元。根据床位数量和各个老人的护理级别，对于每家养老院配备多少名护理人员，德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同时，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还精确计算出了费用与工作时长标准。护理保险机构单方面地将此作为控制支出的盾牌，而丝毫不考虑护理对象的利益。人道主义不是这个体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无法用金钱量化。
目前，养老院有67名员工，但不是所有员工都是专业人员。这其中，有13名身着紫色外套的助理，负责组织白天的游戏，另外还有13名实习生。对于这个有118个床位的养老院来说，要实现人道主义的护理，这些员工还是太少了，还要考虑有1/5的员工在生病或度假。当一个养老院无法完成其职责甚至被判定造成了虐待时，就必须停止营业。当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每年至少有32万养老院老人患上褥疮，这就是护理不周的一个明显标志。其实，也可以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养老院必须配备驻院的医生，但这又会增加养老院的开支，而且，对于医生来说，门诊服务要比在养老院工作收入更高。
根据国家层面的预测，德国需要养老护理的人数到2030年将会突破百万，意味着比现在增加20万。可以确定的是，现如今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养老体制即将破灭，因为有意愿照料老人的女性——例如女儿、孙女等——数目正在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出生率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今的女性并不愿意担任这一角色。德国养老体制理论上以家庭为基础，但实际上因为男女分工的变化，这一基础将不复存在。
德国养老体制着眼于资金和支出控制，而忽视了这一体制存在的关键——人，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为了节约区区几百欧元，就不得不调低护理等级。其次被忽视的是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她们出于传统家庭观念而不得不作为家人承担起照顾的任务。然后，就是数百万护理行业的从业者们，在现今的制度之下，他们成为“被掏空者”。再然后，是整个社会，它要求公众缴纳强制性护理保险，却没有起到保险该起的作用。养老体制不是需要改革，而是需要从头来过。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