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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足球作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其全球化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国际足联的全球化策略是足球运动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世界杯是足球全球化的典型案例。从广告商到观众，足球实现了全球化，这是其他运动所效仿的。对球员来说，足球市场实现了全球化，球员有权选择为任何俱乐部和国家效力，这也是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而世界杯作为其全球化策略最突出的成果，对举办国来说，往往意味着对其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迅速加成，这也是求之不得的。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人类的生活，国际足联的收益水涨船高，其权势日炽。但关于足球全球化的经济失衡问题愈演愈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引发人们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国际足联全球化策略世界性影响
2020年3月，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通过国际足联官网发布了未来世界足球发展的行动计划——“让足球运动真正全球化”。这是这个拥有211家会员的国际体育组织未来3年的愿景。作为世界代表性运动——足球的全球官方机构，国际足联数十年来对足球全球化的推动不可谓不成功，其主要产品足球世界杯也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体育赛事，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一、国际足联对足球全球化的推广
足球全球化的起点是世界杯与商业化的结合。商业化的运营，不仅是国际足联最为称道的营销模式，也是其赖以生长的不竭动能。职业足球运动员市场是体育界最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超越了各种藩篱的限制。足球世界的全球化同样也推进了边缘国家和地区基层足球运动的发展，有力地塑造起现代足球丰富严密的全球化运营体系。
1、世界杯的全球商业化
1974年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第七任也是首任非欧洲人主席，这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代表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欧洲传统势力的挑战。当时的国际足联，仅是个低现金的实体，只有20美元现金，且完全由欧洲人主导，有限的会费全由会员国提供。极具商业头脑的阿维兰热当选后随即同企业家霍斯特·达斯勒和他的营销顾问帕特里克·纳利制定了世界杯商业计划，向全球的商业巨头敞开赞助世界杯的大门，使得此后的世界杯成为永不倒空的金罐。这个计划有四个主要原则：第一，只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才有权获得赞助世界杯的资格。第二，每个领域有且仅有一家公司获得独家代言权。起初有一家饮料公司、电子公司、信用卡公司成为世界杯的官方独家代理。第三，国际足联将完全控制并出售这些权利。世界杯举办国将不得不服从，即使他们都有怨言。最后，国际足联不是自己直接管理这些，而是使用一个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就是霍斯特·达斯勒成立的国际体育休闲公司（International Sports Leisure Company，简称ISL），国际足联以固定金额将这些权利卖给了ISL，ISL随后将与每个赞助商进行交易，最重要的电视转播权也是如此。 权益承包制和独家代理制使电视转播权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依托足球商业化取得的成果，阿维兰热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他在商业运作上的智慧，先后同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合同，如可口可乐、麦当劳、阿迪达斯等。在电视营销权、媒体运营权、赛事举办权、商业赞助权等一系列能产生利益的权利及运营环节上，都顺利贴上了商业标签。虽然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但国际足联已从一个足球的全球管理者，逐渐变成一家财大气粗的操控世界足球市场的巨大“跨国公司” 。国际足联的国际商业化运营模式，同样为其他体育机构引为范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任美国奥组委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也借用了此类模式，挽救了当时处于严重亏损危机的奥运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足球世界杯的营销利润逐年递增，收益已经占到国际足联财政总收入的90%。至1998年阿维兰热离任时，国际足联已成为一个拥有4亿美元的真正跨国组织。
2、国际足联成员的全球化
国际足联是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足联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实体的基本全覆盖，二是各大洲足协的灵活准入政策。
不同于联合国官方的政治化倾向，国際足联是个完全平权的非官方国际组织，所有会员真正平等，不存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情况。同联合国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意味相比，国际足联的非政治性和中立性一直是其扩张的合法通行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尤其是南斯拉夫联盟解体）造成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民族问题，亚非拉一些新国家的独立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但这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在国际足联这里丝毫不会体现，不论主权和国家，只要有地域的实体均可加入：如2016年欧洲的科索沃和直布罗陀这些难以登上联合国舞台的主权争议地区均顺利进入了国际足联。这是国际足联成为世界上会员最多的国际组织的秘诀。
此外，对各个成员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时加入各大洲足球协会的意愿，国际足联也会尽力满足。这里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脱亚入欧”，另一个是“引狼入室”。“脱亚入欧”即本应从属于亚洲的球队加入欧足联，如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外高加索三国等。他们为了提高本国足球水平，获得与西欧强队交手的机会，扩大自身足球影响力而进入欧足联;以色列足协也是“入欧”的一员，但情况比较特殊。以色列曾经拿过1964年亚洲杯冠军，但因地区冲突被迫退出亚足联后，于1994年加入欧足联。“引狼入室”的典型案例是亚足联于2006年接纳原属大洋洲足协的澳大利亚队为东亚足球协会会员（后改为东南亚足球协会会员）。由于人种和社会的原因，澳大利亚队的实力要高于大多数亚洲球队，因此被亚洲媒体戏称为“狼”。欧亚足协的此种行为意在整合其足球资源，提高域内整体水平，增强比赛的观赏性。
3、基层足球推广的全球化
足球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广的体育运动，不仅仅是国家队，全球有数十亿球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足球运动。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看来，让足球运动真正全球化的关键在于“真正”二字：“如此受欢迎的运动，代表其最高水平的比赛不能仅在小部分地区出现”，他还表示，“尽管国际足联以组织世界杯而闻名，但基层足球发展才是我们任务的核心。” 国际足联投入大量资源来履行这一承诺，以促进世界各地足球的健康发展，涵盖了从基层到精英级别的比赛。早在2010年国际足联就发布“草根足球”计划（Grasspoots Program）。国际足联的草根计划鼓励男孩和女孩们不受限制地踢球和享受足球。它的重点是通过小范围的比赛来享受比赛的乐趣，教授基本的足球技术，通过练习，进行公平竞争。2011年至2016年，国际足联在青少年足球和基层活动方面投资1720万美元，其中83%的资金用于全球的基层教育。然而，草根足球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财政援助，它还涉及更广泛的承诺：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使会员协会、教练和参与者能在足球中发挥积极作用。国际足联还发布了“草根足球计划手册”，为所有参与草根足球的孩子以系统的指导，并努力激发年轻一代对足球——这项美丽游戏的乐趣。
在执行其使命宣言时，国际足联采取的方法中最主要的是“开发游戏”。这体现在国际足联草根计划的主要目标——让尽可能多的人发现足球。吸引新球员参加这项运动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在自己的生长环境中接触足球，无论其年龄、性别、肤色、信仰或种族。草根足球是彻底的全民足球。国际足联的基层计划通过学校、社区和俱乐部的倡议，以6至12岁的男孩和女孩为目标，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足球把尽可能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草根计划”提倡交流和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当然，也提倡这项运动的乐趣。对一些人来说，草根足球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草根足球是学校或俱乐部框架内有组织的训练和比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球员都会成为未来的明星，他们可以不具备成为职业球员所需的技能，所以密集的训练课程和复杂的战术不是最合适的，玩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该玩得开心。草根足球的基本要素是人际关系、团队精神和乐趣。草根足球正在成为足球全球化的新引擎。
二、足球全球化的世界影响
国际足联足球全球化的策略对世界足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足球版图，而且改变了许多足球人的命运轨迹。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迎接盛会、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国家形象的展示。但对国际足联来说，世界性的巨额收益必然带来经济的失衡和混乱，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
1、移民球员的深入
如果说世界足球的全球化战略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国家队的国际化（尤其是西欧强队）则是直观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加深，移民球员越来越多地占据欧洲主流国家足坛。以最近两届世界杯冠军球队德国和法国为例：20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移民球员有波兰裔的前锋克洛泽和波多尔斯基，攻击型前卫厄齐尔和京多安是土耳其后裔，中场赫迪拉是突尼斯后裔，博阿滕的父亲是加纳人，后卫穆斯塔菲的父母均是马其顿人……根据英国未来体育对32支世界杯球队的分析，在入选2014年世界杯的736名球员中，不少于478名（65%）的球员生活和工作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之外，只有258名球员在国内踢球。 而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则国际化程度更加“彻底”：87%的球员是由直接或间接（其父母或更早辈分）的移民组成的，即队伍中共有20名球员是移民，仅有的3名完全为法国血统的球员是弗洛里安·萨文、拉斐尔·瓦兰和本杰明·帕瓦德。大众熟知的世界冠军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天才少年凯利安·姆巴佩出生在法国，他的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父亲是喀麦隆人。曼联巨星保罗·博格巴的父母是几内亚人。实际上，他的两个哥哥在为几内亚国家队效力。塞缪尔·乌姆蒂蒂出生在喀麦隆，两岁时移居法国。史蒂夫·曼丹达出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布莱斯·马图迪的父亲来自安哥拉，母亲也来自刚果，而恩戈洛·坎特的父母则来自马里。乌斯曼·登贝莱出生在法国，但其母亲是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血统的法国人，父亲则来自马里。阿方斯·阿雷奥拉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赢得世界杯的菲律宾后裔球员，他的父母在阿雷奥拉出生前不久从菲律宾移居法国。除海外移民外，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占有一席之地。雨果·洛里斯，出生在法国尼斯，但他的父亲是加泰罗尼亚人。奥利维尔·吉鲁有意大利血统，安托万·格雷兹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祖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青年英才们得益于欧洲系統科学的球员培养模式，移民球员的涌入也使得欧洲球队拥有多元化的选材，丰富了他们的技战术及打法，并成为其争冠的有力保障。
另值得一提的是，一贯谨小慎微的中国足协也于近期宣布将归化无中国血统的外国球员入籍中国、为中国队效力，这更是说明移民球员的不可阻挡。
2、世界杯举办国的巨大政治效益
如果获得了世界杯的主办权，就能确保主办国可直接组队参与这项盛会，且在此期间全世界的目光也会聚焦于此。世界杯活动将可有效激发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无可比拟的形式将国内各个阶层团结起来。通过主办世界杯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能够为主办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
除了国内团结外，如果世界杯计划得当，既可以在短期内对国家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又可以给主办国带来长期社会效益。举办世界杯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经济方面，还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独特价值展示。
具体而言，就本世纪以来已经举办的世界杯来说，2002年韩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是其首次来到亚洲，在此期间不仅展现了日韩两国先进的硬件设施，是对其发达国家资格的一种肯定，同时还提升了整个亚洲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2010年南非世界杯，是非洲国家首次举办此种级别的体育盛会。南非世界杯为当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因为世界杯，南非的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达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但南非主办世界杯的益处远大于类似形式的客观影响，在赛事期间其口号“It’s the time for Africa”（非洲时刻）响彻世界，充分展现了非洲人民对足球的热情和好客的精神，成为对非洲国家长期以来贫穷落后印象的有力反驳。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更是俄罗斯向世界展示其意图重新崛起的最佳舞台，举办世界杯成了普京总统带领俄国打破西方制裁，展示大国气度的有力武器。另外，即将到来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其首次来到中东、首次来到阿拉伯国家，这也将从侧面表现出阿拉伯人民谋求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整体而言，世界杯的举办地，真正实现了“世界化”，是一种国家民族积极向上愿望的强烈表达，给各举办国带来的政治效益不可估量。 3、国际足联巨大的经济收益及失衡
1998年，在阿維兰热的支持下，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瑞士人约瑟夫·布拉特接过了国际足联主席的权杖。布拉特当选后，凭借数以亿计电视观众的增加和网络新媒体的极速发展，国际足联的收益爆发式猛涨。从2007年到2010年，即南非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赞助收入达16亿美元，这4年的媒体总销量达24亿美元。2011年10月，国际足联出售了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预设转播权，在此第一波营销中，国际足联增加了90%以上的交易量，转播权收入已达18.5亿美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国际足联的经济利益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世界杯的举办前景愈发被人看好，对其主办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然而不受约束的绝对经济收益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国际足联的全球化战略使得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和无可比拟的国际影响力，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失衡问题和连绵不断的内部争执，表现出其发展过程及管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由于国际足联是一个非官方和超国际的组织，且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予以其分权和制衡。它既不受任何监管，又不是一个有限责任的经济单位，仅凭个人的自觉难以保持清廉和透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足联的经济失衡是一种必然。权益分配的不均使得其“宫斗剧情”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局面完全失控，两败俱伤。
三、结语：足球全球化，成也？败也？
国际足联的足球全球化策略搭上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极速发展的快车，受众越来越多，其影响愈发体现在平常人的生活中。足球是美丽的，世界不同民族对足球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五彩斑斓的世界杯，各国在世界杯中的表现也成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精神的有力构建。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足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战争和对抗，成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技积极范式。所以在总体上看，国际足联足球的全球化推广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但整体性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局部的不足，恰恰相反，国际足联亟需改革，从失控和混乱中走出。改革应主要从制度层面抓起：一、加强国际足联自身精神建设，认真总结数十年成败得失;二、制定明确合理且可切实运行的规章制度，坚决杜绝经济分配失衡;三、在强调独立、自治的同时提倡法制，谨防自治的滥用;四、更大程度地照顾会员国，加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精神层次的帮扶。总而言之，对未来的国际足联来说，增强运转体制的透明性与开放性，让足球回归于体育、回归于纯粹成为自我救赎的必行之路。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但世界杯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体育盛会，足球全球化的浪潮事实上早已不可阻挡。我们认为，应该汲取原有的经验教训，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亡羊而补牢，建立更廉洁、更高效的国际化团队，共襄新时代人类盛会。
作者简介
邵泽龙，1994年出生，男，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关键词：国际足联全球化策略世界性影响
2020年3月，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通过国际足联官网发布了未来世界足球发展的行动计划——“让足球运动真正全球化”。这是这个拥有211家会员的国际体育组织未来3年的愿景。作为世界代表性运动——足球的全球官方机构，国际足联数十年来对足球全球化的推动不可谓不成功，其主要产品足球世界杯也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体育赛事，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一、国际足联对足球全球化的推广
足球全球化的起点是世界杯与商业化的结合。商业化的运营，不仅是国际足联最为称道的营销模式，也是其赖以生长的不竭动能。职业足球运动员市场是体育界最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超越了各种藩篱的限制。足球世界的全球化同样也推进了边缘国家和地区基层足球运动的发展，有力地塑造起现代足球丰富严密的全球化运营体系。
1、世界杯的全球商业化
1974年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第七任也是首任非欧洲人主席，这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代表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欧洲传统势力的挑战。当时的国际足联，仅是个低现金的实体，只有20美元现金，且完全由欧洲人主导，有限的会费全由会员国提供。极具商业头脑的阿维兰热当选后随即同企业家霍斯特·达斯勒和他的营销顾问帕特里克·纳利制定了世界杯商业计划，向全球的商业巨头敞开赞助世界杯的大门，使得此后的世界杯成为永不倒空的金罐。这个计划有四个主要原则：第一，只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才有权获得赞助世界杯的资格。第二，每个领域有且仅有一家公司获得独家代言权。起初有一家饮料公司、电子公司、信用卡公司成为世界杯的官方独家代理。第三，国际足联将完全控制并出售这些权利。世界杯举办国将不得不服从，即使他们都有怨言。最后，国际足联不是自己直接管理这些，而是使用一个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就是霍斯特·达斯勒成立的国际体育休闲公司（International Sports Leisure Company，简称ISL），国际足联以固定金额将这些权利卖给了ISL，ISL随后将与每个赞助商进行交易，最重要的电视转播权也是如此。 权益承包制和独家代理制使电视转播权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依托足球商业化取得的成果，阿维兰热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他在商业运作上的智慧，先后同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合同，如可口可乐、麦当劳、阿迪达斯等。在电视营销权、媒体运营权、赛事举办权、商业赞助权等一系列能产生利益的权利及运营环节上，都顺利贴上了商业标签。虽然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但国际足联已从一个足球的全球管理者，逐渐变成一家财大气粗的操控世界足球市场的巨大“跨国公司” 。国际足联的国际商业化运营模式，同样为其他体育机构引为范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任美国奥组委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也借用了此类模式，挽救了当时处于严重亏损危机的奥运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足球世界杯的营销利润逐年递增，收益已经占到国际足联财政总收入的90%。至1998年阿维兰热离任时，国际足联已成为一个拥有4亿美元的真正跨国组织。
2、国际足联成员的全球化
国际足联是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足联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实体的基本全覆盖，二是各大洲足协的灵活准入政策。
不同于联合国官方的政治化倾向，国際足联是个完全平权的非官方国际组织，所有会员真正平等，不存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情况。同联合国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意味相比，国际足联的非政治性和中立性一直是其扩张的合法通行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尤其是南斯拉夫联盟解体）造成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民族问题，亚非拉一些新国家的独立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但这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在国际足联这里丝毫不会体现，不论主权和国家，只要有地域的实体均可加入：如2016年欧洲的科索沃和直布罗陀这些难以登上联合国舞台的主权争议地区均顺利进入了国际足联。这是国际足联成为世界上会员最多的国际组织的秘诀。
此外，对各个成员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时加入各大洲足球协会的意愿，国际足联也会尽力满足。这里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脱亚入欧”，另一个是“引狼入室”。“脱亚入欧”即本应从属于亚洲的球队加入欧足联，如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外高加索三国等。他们为了提高本国足球水平，获得与西欧强队交手的机会，扩大自身足球影响力而进入欧足联;以色列足协也是“入欧”的一员，但情况比较特殊。以色列曾经拿过1964年亚洲杯冠军，但因地区冲突被迫退出亚足联后，于1994年加入欧足联。“引狼入室”的典型案例是亚足联于2006年接纳原属大洋洲足协的澳大利亚队为东亚足球协会会员（后改为东南亚足球协会会员）。由于人种和社会的原因，澳大利亚队的实力要高于大多数亚洲球队，因此被亚洲媒体戏称为“狼”。欧亚足协的此种行为意在整合其足球资源，提高域内整体水平，增强比赛的观赏性。
3、基层足球推广的全球化
足球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广的体育运动，不仅仅是国家队，全球有数十亿球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足球运动。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看来，让足球运动真正全球化的关键在于“真正”二字：“如此受欢迎的运动，代表其最高水平的比赛不能仅在小部分地区出现”，他还表示，“尽管国际足联以组织世界杯而闻名，但基层足球发展才是我们任务的核心。” 国际足联投入大量资源来履行这一承诺，以促进世界各地足球的健康发展，涵盖了从基层到精英级别的比赛。早在2010年国际足联就发布“草根足球”计划（Grasspoots Program）。国际足联的草根计划鼓励男孩和女孩们不受限制地踢球和享受足球。它的重点是通过小范围的比赛来享受比赛的乐趣，教授基本的足球技术，通过练习，进行公平竞争。2011年至2016年，国际足联在青少年足球和基层活动方面投资1720万美元，其中83%的资金用于全球的基层教育。然而，草根足球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财政援助，它还涉及更广泛的承诺：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使会员协会、教练和参与者能在足球中发挥积极作用。国际足联还发布了“草根足球计划手册”，为所有参与草根足球的孩子以系统的指导，并努力激发年轻一代对足球——这项美丽游戏的乐趣。
在执行其使命宣言时，国际足联采取的方法中最主要的是“开发游戏”。这体现在国际足联草根计划的主要目标——让尽可能多的人发现足球。吸引新球员参加这项运动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在自己的生长环境中接触足球，无论其年龄、性别、肤色、信仰或种族。草根足球是彻底的全民足球。国际足联的基层计划通过学校、社区和俱乐部的倡议，以6至12岁的男孩和女孩为目标，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足球把尽可能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草根计划”提倡交流和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当然，也提倡这项运动的乐趣。对一些人来说，草根足球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草根足球是学校或俱乐部框架内有组织的训练和比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球员都会成为未来的明星，他们可以不具备成为职业球员所需的技能，所以密集的训练课程和复杂的战术不是最合适的，玩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该玩得开心。草根足球的基本要素是人际关系、团队精神和乐趣。草根足球正在成为足球全球化的新引擎。
二、足球全球化的世界影响
国际足联足球全球化的策略对世界足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足球版图，而且改变了许多足球人的命运轨迹。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迎接盛会、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国家形象的展示。但对国际足联来说，世界性的巨额收益必然带来经济的失衡和混乱，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
1、移民球员的深入
如果说世界足球的全球化战略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国家队的国际化（尤其是西欧强队）则是直观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加深，移民球员越来越多地占据欧洲主流国家足坛。以最近两届世界杯冠军球队德国和法国为例：20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移民球员有波兰裔的前锋克洛泽和波多尔斯基，攻击型前卫厄齐尔和京多安是土耳其后裔，中场赫迪拉是突尼斯后裔，博阿滕的父亲是加纳人，后卫穆斯塔菲的父母均是马其顿人……根据英国未来体育对32支世界杯球队的分析，在入选2014年世界杯的736名球员中，不少于478名（65%）的球员生活和工作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之外，只有258名球员在国内踢球。 而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则国际化程度更加“彻底”：87%的球员是由直接或间接（其父母或更早辈分）的移民组成的，即队伍中共有20名球员是移民，仅有的3名完全为法国血统的球员是弗洛里安·萨文、拉斐尔·瓦兰和本杰明·帕瓦德。大众熟知的世界冠军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天才少年凯利安·姆巴佩出生在法国，他的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父亲是喀麦隆人。曼联巨星保罗·博格巴的父母是几内亚人。实际上，他的两个哥哥在为几内亚国家队效力。塞缪尔·乌姆蒂蒂出生在喀麦隆，两岁时移居法国。史蒂夫·曼丹达出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布莱斯·马图迪的父亲来自安哥拉，母亲也来自刚果，而恩戈洛·坎特的父母则来自马里。乌斯曼·登贝莱出生在法国，但其母亲是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血统的法国人，父亲则来自马里。阿方斯·阿雷奥拉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赢得世界杯的菲律宾后裔球员，他的父母在阿雷奥拉出生前不久从菲律宾移居法国。除海外移民外，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占有一席之地。雨果·洛里斯，出生在法国尼斯，但他的父亲是加泰罗尼亚人。奥利维尔·吉鲁有意大利血统，安托万·格雷兹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祖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青年英才们得益于欧洲系統科学的球员培养模式，移民球员的涌入也使得欧洲球队拥有多元化的选材，丰富了他们的技战术及打法，并成为其争冠的有力保障。
另值得一提的是，一贯谨小慎微的中国足协也于近期宣布将归化无中国血统的外国球员入籍中国、为中国队效力，这更是说明移民球员的不可阻挡。
2、世界杯举办国的巨大政治效益
如果获得了世界杯的主办权，就能确保主办国可直接组队参与这项盛会，且在此期间全世界的目光也会聚焦于此。世界杯活动将可有效激发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无可比拟的形式将国内各个阶层团结起来。通过主办世界杯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能够为主办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
除了国内团结外，如果世界杯计划得当，既可以在短期内对国家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又可以给主办国带来长期社会效益。举办世界杯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经济方面，还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独特价值展示。
具体而言，就本世纪以来已经举办的世界杯来说，2002年韩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是其首次来到亚洲，在此期间不仅展现了日韩两国先进的硬件设施，是对其发达国家资格的一种肯定，同时还提升了整个亚洲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2010年南非世界杯，是非洲国家首次举办此种级别的体育盛会。南非世界杯为当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因为世界杯，南非的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达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但南非主办世界杯的益处远大于类似形式的客观影响，在赛事期间其口号“It’s the time for Africa”（非洲时刻）响彻世界，充分展现了非洲人民对足球的热情和好客的精神，成为对非洲国家长期以来贫穷落后印象的有力反驳。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更是俄罗斯向世界展示其意图重新崛起的最佳舞台，举办世界杯成了普京总统带领俄国打破西方制裁，展示大国气度的有力武器。另外，即将到来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其首次来到中东、首次来到阿拉伯国家，这也将从侧面表现出阿拉伯人民谋求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整体而言，世界杯的举办地，真正实现了“世界化”，是一种国家民族积极向上愿望的强烈表达，给各举办国带来的政治效益不可估量。 3、国际足联巨大的经济收益及失衡
1998年，在阿維兰热的支持下，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瑞士人约瑟夫·布拉特接过了国际足联主席的权杖。布拉特当选后，凭借数以亿计电视观众的增加和网络新媒体的极速发展，国际足联的收益爆发式猛涨。从2007年到2010年，即南非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赞助收入达16亿美元，这4年的媒体总销量达24亿美元。2011年10月，国际足联出售了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预设转播权，在此第一波营销中，国际足联增加了90%以上的交易量，转播权收入已达18.5亿美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国际足联的经济利益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世界杯的举办前景愈发被人看好，对其主办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然而不受约束的绝对经济收益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国际足联的全球化战略使得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和无可比拟的国际影响力，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失衡问题和连绵不断的内部争执，表现出其发展过程及管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由于国际足联是一个非官方和超国际的组织，且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予以其分权和制衡。它既不受任何监管，又不是一个有限责任的经济单位，仅凭个人的自觉难以保持清廉和透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足联的经济失衡是一种必然。权益分配的不均使得其“宫斗剧情”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局面完全失控，两败俱伤。
三、结语：足球全球化，成也？败也？
国际足联的足球全球化策略搭上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极速发展的快车，受众越来越多，其影响愈发体现在平常人的生活中。足球是美丽的，世界不同民族对足球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五彩斑斓的世界杯，各国在世界杯中的表现也成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精神的有力构建。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足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战争和对抗，成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技积极范式。所以在总体上看，国际足联足球的全球化推广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但整体性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局部的不足，恰恰相反，国际足联亟需改革，从失控和混乱中走出。改革应主要从制度层面抓起：一、加强国际足联自身精神建设，认真总结数十年成败得失;二、制定明确合理且可切实运行的规章制度，坚决杜绝经济分配失衡;三、在强调独立、自治的同时提倡法制，谨防自治的滥用;四、更大程度地照顾会员国，加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精神层次的帮扶。总而言之，对未来的国际足联来说，增强运转体制的透明性与开放性，让足球回归于体育、回归于纯粹成为自我救赎的必行之路。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但世界杯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体育盛会，足球全球化的浪潮事实上早已不可阻挡。我们认为，应该汲取原有的经验教训，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亡羊而补牢，建立更廉洁、更高效的国际化团队，共襄新时代人类盛会。
作者简介
邵泽龙，1994年出生，男，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