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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头衔的含金量多少、职业生涯的何去何从、责任承担的程度大小、社会信誉的践行与否，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18世纪中叶，大西洋东岸的英伦三岛，红灯绿酒的歌厅里珀赛尔歌剧的咏叹调深沉而悠扬，那《亲爱的，继续您的征服吧》的美妙旋律伴随着海涛的起伏，跳跃在人们心中，也跳跃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此时此刻，工业革命的步伐正悄然地在这片土地上踏响。
时光荏苒，到19世纪末，当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洗礼后，世界工业化格局基本形成。
工业革命带给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产业专业化和专业精细化，从而推动着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化应运而生，并逐渐向各行业延展，不仅产生了企业职业化，也产生了军队职业化、教育职业化、行政职业化，等等。职业化的特点就是技能精细化、产业专业化、行为规范化、发展制度化。职业化为工业时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进入21世纪，职业化推进方兴未艾，各行各业竞争在一定层面上都集中体现在从业人员职业化素质高低之间的较量。中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企业与员工职业化程度自然不高，与西方职业化相比，必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和不足。不过，有国外媒体评价，中国人才在专业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国外差，但在职业化素养方面却欠缺很多。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和不足呢？甄别中外职业化进程，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庐山真面目。
争峰的头衔
太平洋西岸的美国马萨诸塞州，1841年10月15日，两列客车迎头相撞，现场惨不忍睹，义愤填膺的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乏力管好现代企业的铁路主，纷纷要求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在州议会的直接推动下，铁路企业改革迅速推开，他们选择了有专业管理能力的人士来担任新的管理者。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诞生！
职业经理人（CEO、总裁、总经理等）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而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他们不再是身兼所有者和管理者两种职能的企业家。他们必须将经理人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密结合起来，将他们的命运与企业的生死存亡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关系格局。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一些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收入颇丰，年薪可高达几千万美元，高于普通员工平均水平的100多倍。因而有专家断言，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很难产生在国企，倒是在民企和外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却会异军突起。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职业经理人也频繁走上了社会舞台，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就是在国内提倡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第一人。中央企业近年来也开门向世界招贤纳士“职业经理人”，目前已有数十位职业经理人在央企高管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与职业经理人相对应的企业管理者称为创业者或者叫企业家，原意是从法语中借来的，专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后指在企业中能够让企业合法经营、不断发展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他们既是企业所有者，又从事着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类在民营企业中居多）；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这一类称为职业经理人）。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家只指第一种。
中国企业家多数出现在国有企业和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打拼中成长很快，造就了像马云、任正非等一批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而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企业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皆由政府任命，因而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形成了“企业政府型官员”。
国企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而薪水相对低于后者；前者权力大于后者，但责任担当重于后者；前者政治经验多于后者，而管理经验亚于后者。
国企企业家虽不是企业所有者，也不是职业经理人，但却行使着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两者兼有的职责。他们大多极富政治责任感和社会洞察力，常常能将国企通过政策调控和关停并转，闯过激流险滩；更有优秀者，竟将企业推上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天地。管理专家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这种“企业家”就是视变化为常态、总是寻找变化、对它作出反应、并将它视为机遇加以利用的企业管理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产生了不少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五粮液股份董事长唐桥、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董事长宋志平、沪州老窖董事局主席谢明等一批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国企优秀企业家，他们率先垂范地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作出了光辉榜样。
其实，企业家并不仅仅只出现在中国，西方企业里也有不少企业家展露锋芒。只是由于受体制的制约、文化的影响，中西企业家领导风格上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议而不决”与“先决后议”的差距，当和下属讨论问题时，西方企业家喜欢一起讨论而由下属拿出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家则总是愿意先把一个确定的答案告诉给下属；西方企业家在团队面前更接近于社交型和参与型，中国企业家则表现为任务型和智慧型，这主要由于国企官员的任命期存在着短期行为，因而任务导向十分强烈。对于企业家的形象问题，有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公众认为外资企业老总才称得上是企业家；在中国居民心目中，中国企业家的总体形象得分为66.3分，而外国企业家总体形象得分为74.5分；认为国企老总、民企老总、股份公司老总算得上企业家的比例分别为48.6%、45.7%和42.9%。
即使同是职业经理人，中西方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其一是“制度”与“关系”的差异，西式企业里介于“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制度，而在中式企业里，介于“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关系，前者的核心是“法”，后者的核心是“人”，前者严谨、稳定，后者灵活、中庸。其二是“本职”与“全局”的差异，西式企业里职业经理人会在本职负责的领域做得非常专业和圆满，而中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全局观念比较强，“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处在较低地位也会举一反三地通盘考虑全局。其三是“理性”与“感性”的差异，西式职业经理人比较重数据和逻辑，喜欢“定量化”，而中式职业经理人注重直观归纳，喜欢“定性化”。 争峰的企业管理头衔，究竟谁更适合在中国生长，是中西结合，还是各领风骚？我们拭目以待。
困惑的事途
公元605年，一场轰动朝野的选拔制度如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吊起了老老少少读书人的胃口，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始于隋朝，发展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末的1905年才被废除。科举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社会公务员选拔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的。科举制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就是在社会上形成了“重仕轻商”“重仕轻工”等现象，仕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唯一的向往和追求，人们似乎既不齿于商也不齿于工，只钻营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中，唯望“金榜题名”时亦为光宗耀祖日。
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风气推行下，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70年代的“兴无灭资”，中国“农工商”皆处于“下三流”地位，即便是那些有所成就的商人和企业主，也会见官甘拜下风，却不敢妄自显摆。在风气和人气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工商业在举步维艰中佝偻向前，即使是到20世纪80年代，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有力撑腰，即使是年广久卖的“傻子瓜子”也有可能罪不可赦。这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使得中国工商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不敢与官府作对，难怪重庆市江津区委一位领导曾经这样颐指气使地扬言：“与政府（即他本人）作对就是恶！”
正是这种“重仕轻工”“重学历轻技能”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重知识轻技能等倾向，加之社会转型期中存在的不当舆论导向、企业一线员工收入差距拉大、技术工人实际地位下降等消极因素持续，严重地影响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成长与普及。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技能化”难御“仕途化”的诱惑。
然而，“仕途化”在西方国家却失去了“中式效应”，“强政府”“强官员”的现象得到了弱化，人们不再为“仕途”的神秘而神魂颠倒，他们会理智地为职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从业的长期化和终身化前赴后继。
即使那些毫不起眼的简单的工作，西式企业的员工都会十分认真地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日本东京帝国酒店有一位妙龄服务员，因为初入职场，被安排专职打扫厕所，并且要求必须把马桶擦洗得光洁如新！
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学生去擦洗厕所，多没面子！她为此陷入苦恼之中，还悄悄哭过鼻子。就在她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有一位前辈来到她面前，没有去空洞说教，而是亲自做了一个示范。他一遍又一遍地擦洗完马桶，直到擦洗得光洁如新。然后，他从马桶里盛起一杯水，旋即一饮而尽！
这位服务员看得目瞪口呆，如梦初醒。于是，她下决心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从此，她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同时也多次喝过马桶水。
几十年后，这位女服务员光荣地成长为日本政府内阁大臣之一的邮政大臣，她的名字就叫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将简单的工作做好。其实，不少优秀的人，就是为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想法，不断重复地做下去，最终使理想变成了现实。美国通用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就强调：“一旦你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想法，只要你不停地重复它，终会使之变成现实。”
日本小手工业领域有不少并不起眼的“专家”，能将很多十分简单的物件做成精品、做成极品。例如：拉手系列，工匠们就能将各种用于门、柜、盒、包的大大小小的拉手做成形形色色、美丽好看、新颖别致的精品，令人咋舌。
瑞士手工业之所以称雄于世，就在于他们能将那些造型各异的钟、精巧别致的表，做得比想象的还好；而那些功能多样、小巧灵便的瑞士军刀，工艺的精美程度着实叫人爱不释手。这真是“小领域”里铸就着“大专家”。
善于把小事做好，小事的价值就会充分展现出来。无数事实证明，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是成就惊天动地大事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式企业里数不胜数。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位年轻人每天很早就来到一家卡车司机联合会大楼找零工做。不久，一家百事可乐工厂需要人手去擦洗车间地板，因为无人应征，这位年轻人就去了，并且打定主意，要做最好的擦地工。
有一次，有人打碎了50箱汽水，弄得满地都是黏糊糊的泡沫。当时这位年轻人也很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他的这一举动恰好被公司领导看到了，第二年他被调往装瓶部，第三年被提升为副工头。许多年后，这位年轻人被擢升为美国国务卿，他就是柯林·卢瑟·鲍威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切工作都是光荣的，只要永远尽最大的努力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到位，你一定会有所成就。”
工人伟大，劳动光荣，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每一件小事情，就能够造就“江山代有人才出，自古行行出状元”的奇迹。
努力去“仕途化”，力求走“技能化”“精细化”之路，近年来，中国员工职业生涯也有了一定改观，有些省市和大型企业推出了“金蓝领培训工程”，明确提出高级技工、技师享受工程师待遇、高级技师享受高级工程师同等待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无疑会对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善我国的教育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许振超、窦铁成、邓建军、李斌等工人专家和技能标兵不断涌现，向全社会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号：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专家，高技能人才也是专家，刻骨钻研技能技术同样也是成才的阳光大道。而今，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不仅尊重那些有理论素养的教授、专家，也尊重那些自己动手、实际操作、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专家。长此以往，这种新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将会蔚然成风。我们坚信，条条道路通罗马！
不避的担当
1920年的某一天，美国一位12岁的小男孩在与伙伴玩足球时，不小心将足球踢到了一户人家的窗户上，玻璃在“哗啦”声中破碎了。一位老人急匆匆地跑出来大声责问是谁干的。然而，当玩球的伙伴们纷纷逃离后，这位小男孩却没有走，他低着头惭愧地向老人承认错误，并请求老人宽恕。但是，老人却固执地非要小男孩回家拿钱来赔偿。 小男孩硬着头皮回家向父亲汇报了闯祸的经过，但父亲并没有因儿子年纪小而开恩，板着面孔冷冷地说：“家里虽然有钱，但祸是你闯的，应该由你自己负责。”尔后，父亲掏出钱，严肃地对儿子说：“这15美元我暂时借给你赔偿人家，不过，你必须想办法还给我。”
从此以后，这位小男孩就一边读书一边利用空闲时间打工挣钱。他帮餐馆洗过碗、擦过桌，甚至有时还去捡破烂卖钱。经过几个月努力，小男孩终于挣足了15美元，十分自豪地还给了父亲。
许多年后，当年的小男孩长大成人，成功地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在任总统期间，美国遭遇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里根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带领着美国冲出了困境。在对往事的回忆中，里根深有感触地说：“那一次闯祸之后，我懂得了勇于承担责任的意义，我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负责既是一种职业要求，也是一种职业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担当。无论是哪一种岗位，都有起码的职业责任。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工人的职责是爱岗敬业。只有那些恪尽职守的人，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也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西式企业里，这种责任担当已经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天职。
拥有全球15 000个连锁店的麦当劳，高度的职业化和责任意识有目共睹。
中国一家国有餐厅的女工跳槽被聘到麦当劳当保洁员。曾经从事过服务行业的她，明白对于每天餐厅里抹桌子、擦地板、揩玻璃这一类工作的责无旁贷，但是当她看见麦当劳的玻璃比过去在国有餐厅里的玻璃不知要干净多少倍、且主管仍然要求她每天必须擦拭一遍后，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主管：“玻璃这么干净，为什么还要擦？”
主管回答说：“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作为保洁员，你要让玻璃比昨天更干净！”
无论有多么干净，职责要求就是每天必须擦，不擦就是失职！从这位国有企业员工对职责的认识差距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员工职业责任存在的观念差距。具有强烈职业精神的人，不会把责任当成一种累赘、一种负担，相反，会没有借口坚决执行下去。
墨西哥某一个漆黑的夜晚，坦桑尼亚一位奥运会马拉松运动员艾克瓦正吃力地跑进奥运会体育场，他是最后一名抵达终点的选手。然而，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早已领了奖杯，退场欢庆胜利去了，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跑进体育场时，整个场子已所剩无几，但他仍然在双腿沾满血污、绑着绷带的情况下坚持绕场一周吃力地跑到了终点线。在体育场一角密切注视这一幕的著名国际纪录片制作人格林斯潘，禁不住十分好奇地上前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吃力地坚持跑到终点？这位运动员只是轻声地回答道：“我的国家从两万多公里之外送我来到这里，不是叫我在这场比赛中起跑的，而是派我来完成这场比赛的。”
多么高尚的职业操守，多么可敬的责任担当！把信送到加西亚，即便有千难万险，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book of stop here”，中文翻译为：“问题到此为止。”意思是让自己负起责任来，不要把问题丢给别人。杜鲁门还强调：负责任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职业精神。
同样是对待责任，在中国企业里，所承担的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
1985年的某一天，一位用户向海尔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质量问题。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立即开展突击检查，在库存400台冰箱中发现了76台不合格产品。如何处理？在研究办法时，有干部提出将这批冰箱作为福利处理给本厂员工。但张瑞敏却作出一项有悖常理的决定，那就是开一个全体员工的现场会，把76台冰箱当众全部砸掉，并且，要由生产这些冰箱的员工亲自来砸！
听到这个消息，许多老工人当场流泪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别说砸东西，企业就连开工资也十分困难。况且，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莫说正品，就是次品也要凭票购买。对成品如此“糟践”，大家“心疼”啊！当时，甚至连海尔的上级主管部门都难以接受。但张瑞敏明白：如果放行这些产品，就谈不上质量意识！海尔不能容忍任何姑息迁就的做法，否则，那就是默许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这样的话，今天有76台次品，明天就有可能是760台、7 600台。张瑞敏痛下决心，不变初衷！
大锤有力地落下，既砸碎了那些带病的产品，更砸醒了海尔人的质量意识。1999年9月28日，张瑞敏站在上海《财富》论坛上坦然地说：“这把大锤对海尔今天走向世界，是立了大功的！”
试想，这件事如果没有碰上张瑞敏，而遇上其他人，按当时中国人的普遍习惯，想必结果不会比张瑞敏更妙。
不做最好的，肯定就有不好的。中国企业员工由于长期缺乏严格要求、严谨训练，不少人总喜欢以“八九不离十”的“大概论”对待一件事、对待一项工作，殊不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就会收回多少成果；你对工作不负责任，工作就不会给你如意的回报。数学上，100-1还余99，而企业经营上，有时100-1却等于0，因为企业有100次决策，如果只有一次失败就有可能让企业破产关门；在100件产品中，如果有一件不合格，就有可能让企业信誉扫地。
有一个电热器生产厂家，声称自己的产品是99%的合格率，各项安全指标都可靠，并且设有双重漏电保护措施，让消费者放心使用。有一位消费者购买了该厂电热器后，与往常一样，他并没有关掉电源就开始洗澡，没想到，热水器因故漏电，而漏电保护装置此时又遇巧地失效了，导致他被电流击倒，一条胳膊被电流击伤。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就是因为那1%的不合格，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不仅1%的不合格会带来巨大的伤害，有时就连一个很小的失误也会带来灭顶之灾。
2004年2月1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7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余万元。然而，谁也没想到，这起严重事故的直接原因，竟然是一个烟头引起的：一位员工到仓库卸货时，不慎将烟头掉落在地上，他随意踩了两脚，随即匆匆离去，可烟头并未被踩灭，慢慢地引燃了库内的物品，造成了这次特大火灾发生。 小失误，酿大祸。君不见，建筑中一个小小失误，就有可能使整幢大楼轰然倒塌；公共场所，即便一个烟头随意丢弃，就可能让整条街道化为灰烬；驾驶车辆的司机，因为多喝了几口酒，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生产一线上，操作工的一个小失误，也许会使一批产品统统报废；营销窗口上的营业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有可能导致一笔大订单失之交臂。“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这是海尔主张的质量观。大错是错，小错也是错。认清小错的危害，避免小错的发生，就可以防止因小错酿成大祸。即使小错发生后，也应该及早发现、及早纠正、及早消除，如此，我们就会趋利避害，信步行进在事业的康庄大道上。
沉重的信用
“不管你在哪里工作，都别把自己当成员工，而应该把公司看成是自己创业的舞台，那里有自己的事业生涯，是自己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地方。”
——这是英特尔总裁安迪·葛洛夫对即将走入职场的学生们最真挚的告诫。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而战，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战，一言一行都不能有违于企业的信誉与利益，否则，损伤的不仅是企业，也包括自己。
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曾经在1997年6月由迈克尔·阿伯拉肖夫接管时，船上水兵士气低沉、人心涣散，甚至还有人想赶紧退役。然而，两年以后，这艘舰船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没有人想退役，全体官兵简直是上下一心、士气高昂，舰船成为了美国海军一只王牌驱逐舰。是什么改变了这艘船的面貌呢？用迈克尔·阿伯拉肖夫自己的话，他告诉士兵：“这是你的船，这里是你的第二个家！”
把舰艇当成自己的家，舰艇就会被打造成王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企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世界名牌路易·威登，令多少女人仰慕。不少到欧洲旅行的女孩免不了要买一个LV皮包。这是因为，LV手提包做得十分精致，制作的工具虽然都是普通的刀、剪子和钻子，但是每一个做包的人都要把它做好，每一个钉包的人都把它钉好，每一个擦皮革的人都把皮革擦好，每一个上配件的人都把配件上好，每一个缝制的人都把它缝好，每一个贴标签的人都把标签贴好，因而LV的手提包自然会成为上乘佳品，成为人见人爱的随身饰物。
用一流的产品奉献给用户，企业就有了信誉、就有了市场。在西方社会，企无信不立，人无信可耻。一旦失信，西方国家对此的处罚十分严厉。美国是世界上信用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个人信用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形成了以征信、评信、授信为核心、以信用交易为手段、以法律制度为保障、以信用中介为纽带的现代信用体系基本框架。美国对失信行为主要采取三种手段：一是把交易双方失信者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方与全社会的矛盾，并且对失信者的失信记录保留多年；二是对失信者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三是对失信行为根据法律给予应有量刑。
美国法律规定，凡未成年人不许买酒，也不许喝酒。而美国总统布什的两个15岁的女儿都爱喝酒。2001年5月的一天，其女詹娜在酒店使用别人的证件购买了酒，结果被警察抓住；其另一女芭芭拉因喝酒也被人指控，最后每人被罚款100美元，并处罚在社区参加义务劳动，还强制参加戒酒治疗班。
邓白氏公司一位经理的儿子只有9岁，因为和另外两个大孩子玩耍时，大孩子拔了别人奔驰车上的标志放到他的手上，被发现后，被少年法院判决到公园扫10天树叶，还要求家长不仅陪孩子一起到法院接受宣判，还需监督孩子打扫树叶。
对小错处罚如此严厉，对大错处罚就可想而知，难怪有美国人戏言：“宁愿抢银行，也不愿有失信的记录。”
英国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失信惩戒体系，使人们守信光荣，失信耻辱。
例如：对于纳税，一旦发现一次逃税，将课以几倍或者几十倍的重罚，并且可能历年的公司账目都将被迫接受调查。个人失信记录被保存和公示的时间为6年；个人破产记录被保存和公示的时间为15年。英国每年还在新年和女王生日时有两次授勋活动，被奖励者大部分都是长期诚实服务于社会、忠于职守的普通人。
反观中国的信用情况，那些商业欺诈、制假造假、银行呆坏账、虚假报告、虚假数据，无一不与失信行为有直接联系。主要表现为：
在产品信用方面：一些企业把某一些名不副实、质量低劣的假冒伪劣产品冠以“世界名牌”和“中国名牌”标牌，其结果，一方面“中国制造”遍及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商品在世界上能够真正立得起的名牌屈指可数。
在商业信用方面：那些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股票伪装上市等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 855亿元。
在银行信用方面：目前中国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达25%左右。这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远远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不超过6%的水平。
在官员信用方面：一些官员为了谋取提拔的机会，不惜在学历文凭上弄虚作假，在政绩工程上掺水掺杂，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瞒报虚报。
在学术信用方面：论文抄袭、商业欺诈、买卖书号、虚假鉴定等丑恶现象时有发生，直接戕害了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
据统计，中国目前每年因企业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 800亿元，企业“三角债”高达上万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竟达2 000亿元。美国企业的平均坏账、呆账率只有中国企业的1/10～1/20，也就是说在1个亿的销售额中，美国企业比中国企业要少花1 000万美元左右的成本。
西式企业里的“一诺千金”与中国企业的“轻诺寡信”相比，不但令国人汗颜，更叫国人痛心。信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众多企、事业相关，与万千员工相连，一旦失去诚信，便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失去了创业的根基。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诚信、维护诚信，让诚信畅行天下，让鲁迅的诤言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座右铭——
“诚信为人之本也！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荣誉更具有时效性。”
（责任编辑：邱 月）
18世纪中叶，大西洋东岸的英伦三岛，红灯绿酒的歌厅里珀赛尔歌剧的咏叹调深沉而悠扬，那《亲爱的，继续您的征服吧》的美妙旋律伴随着海涛的起伏，跳跃在人们心中，也跳跃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此时此刻，工业革命的步伐正悄然地在这片土地上踏响。
时光荏苒，到19世纪末，当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洗礼后，世界工业化格局基本形成。
工业革命带给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产业专业化和专业精细化，从而推动着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化应运而生，并逐渐向各行业延展，不仅产生了企业职业化，也产生了军队职业化、教育职业化、行政职业化，等等。职业化的特点就是技能精细化、产业专业化、行为规范化、发展制度化。职业化为工业时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进入21世纪，职业化推进方兴未艾，各行各业竞争在一定层面上都集中体现在从业人员职业化素质高低之间的较量。中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企业与员工职业化程度自然不高，与西方职业化相比，必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和不足。不过，有国外媒体评价，中国人才在专业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国外差，但在职业化素养方面却欠缺很多。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和不足呢？甄别中外职业化进程，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庐山真面目。
争峰的头衔
太平洋西岸的美国马萨诸塞州，1841年10月15日，两列客车迎头相撞，现场惨不忍睹，义愤填膺的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乏力管好现代企业的铁路主，纷纷要求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在州议会的直接推动下，铁路企业改革迅速推开，他们选择了有专业管理能力的人士来担任新的管理者。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诞生！
职业经理人（CEO、总裁、总经理等）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而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他们不再是身兼所有者和管理者两种职能的企业家。他们必须将经理人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密结合起来，将他们的命运与企业的生死存亡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关系格局。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一些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收入颇丰，年薪可高达几千万美元，高于普通员工平均水平的100多倍。因而有专家断言，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很难产生在国企，倒是在民企和外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却会异军突起。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职业经理人也频繁走上了社会舞台，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就是在国内提倡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第一人。中央企业近年来也开门向世界招贤纳士“职业经理人”，目前已有数十位职业经理人在央企高管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与职业经理人相对应的企业管理者称为创业者或者叫企业家，原意是从法语中借来的，专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后指在企业中能够让企业合法经营、不断发展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他们既是企业所有者，又从事着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类在民营企业中居多）；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这一类称为职业经理人）。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家只指第一种。
中国企业家多数出现在国有企业和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打拼中成长很快，造就了像马云、任正非等一批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而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企业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皆由政府任命，因而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形成了“企业政府型官员”。
国企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而薪水相对低于后者；前者权力大于后者，但责任担当重于后者；前者政治经验多于后者，而管理经验亚于后者。
国企企业家虽不是企业所有者，也不是职业经理人，但却行使着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两者兼有的职责。他们大多极富政治责任感和社会洞察力，常常能将国企通过政策调控和关停并转，闯过激流险滩；更有优秀者，竟将企业推上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天地。管理专家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这种“企业家”就是视变化为常态、总是寻找变化、对它作出反应、并将它视为机遇加以利用的企业管理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产生了不少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五粮液股份董事长唐桥、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董事长宋志平、沪州老窖董事局主席谢明等一批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国企优秀企业家，他们率先垂范地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作出了光辉榜样。
其实，企业家并不仅仅只出现在中国，西方企业里也有不少企业家展露锋芒。只是由于受体制的制约、文化的影响，中西企业家领导风格上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议而不决”与“先决后议”的差距，当和下属讨论问题时，西方企业家喜欢一起讨论而由下属拿出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家则总是愿意先把一个确定的答案告诉给下属；西方企业家在团队面前更接近于社交型和参与型，中国企业家则表现为任务型和智慧型，这主要由于国企官员的任命期存在着短期行为，因而任务导向十分强烈。对于企业家的形象问题，有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公众认为外资企业老总才称得上是企业家；在中国居民心目中，中国企业家的总体形象得分为66.3分，而外国企业家总体形象得分为74.5分；认为国企老总、民企老总、股份公司老总算得上企业家的比例分别为48.6%、45.7%和42.9%。
即使同是职业经理人，中西方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其一是“制度”与“关系”的差异，西式企业里介于“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制度，而在中式企业里，介于“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关系，前者的核心是“法”，后者的核心是“人”，前者严谨、稳定，后者灵活、中庸。其二是“本职”与“全局”的差异，西式企业里职业经理人会在本职负责的领域做得非常专业和圆满，而中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全局观念比较强，“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处在较低地位也会举一反三地通盘考虑全局。其三是“理性”与“感性”的差异，西式职业经理人比较重数据和逻辑，喜欢“定量化”，而中式职业经理人注重直观归纳，喜欢“定性化”。 争峰的企业管理头衔，究竟谁更适合在中国生长，是中西结合，还是各领风骚？我们拭目以待。
困惑的事途
公元605年，一场轰动朝野的选拔制度如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吊起了老老少少读书人的胃口，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始于隋朝，发展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末的1905年才被废除。科举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社会公务员选拔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的。科举制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就是在社会上形成了“重仕轻商”“重仕轻工”等现象，仕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唯一的向往和追求，人们似乎既不齿于商也不齿于工，只钻营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中，唯望“金榜题名”时亦为光宗耀祖日。
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风气推行下，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70年代的“兴无灭资”，中国“农工商”皆处于“下三流”地位，即便是那些有所成就的商人和企业主，也会见官甘拜下风，却不敢妄自显摆。在风气和人气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工商业在举步维艰中佝偻向前，即使是到20世纪80年代，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有力撑腰，即使是年广久卖的“傻子瓜子”也有可能罪不可赦。这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使得中国工商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不敢与官府作对，难怪重庆市江津区委一位领导曾经这样颐指气使地扬言：“与政府（即他本人）作对就是恶！”
正是这种“重仕轻工”“重学历轻技能”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重知识轻技能等倾向，加之社会转型期中存在的不当舆论导向、企业一线员工收入差距拉大、技术工人实际地位下降等消极因素持续，严重地影响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成长与普及。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技能化”难御“仕途化”的诱惑。
然而，“仕途化”在西方国家却失去了“中式效应”，“强政府”“强官员”的现象得到了弱化，人们不再为“仕途”的神秘而神魂颠倒，他们会理智地为职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从业的长期化和终身化前赴后继。
即使那些毫不起眼的简单的工作，西式企业的员工都会十分认真地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日本东京帝国酒店有一位妙龄服务员，因为初入职场，被安排专职打扫厕所，并且要求必须把马桶擦洗得光洁如新！
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学生去擦洗厕所，多没面子！她为此陷入苦恼之中，还悄悄哭过鼻子。就在她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有一位前辈来到她面前，没有去空洞说教，而是亲自做了一个示范。他一遍又一遍地擦洗完马桶，直到擦洗得光洁如新。然后，他从马桶里盛起一杯水，旋即一饮而尽！
这位服务员看得目瞪口呆，如梦初醒。于是，她下决心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从此，她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同时也多次喝过马桶水。
几十年后，这位女服务员光荣地成长为日本政府内阁大臣之一的邮政大臣，她的名字就叫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将简单的工作做好。其实，不少优秀的人，就是为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想法，不断重复地做下去，最终使理想变成了现实。美国通用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就强调：“一旦你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想法，只要你不停地重复它，终会使之变成现实。”
日本小手工业领域有不少并不起眼的“专家”，能将很多十分简单的物件做成精品、做成极品。例如：拉手系列，工匠们就能将各种用于门、柜、盒、包的大大小小的拉手做成形形色色、美丽好看、新颖别致的精品，令人咋舌。
瑞士手工业之所以称雄于世，就在于他们能将那些造型各异的钟、精巧别致的表，做得比想象的还好；而那些功能多样、小巧灵便的瑞士军刀，工艺的精美程度着实叫人爱不释手。这真是“小领域”里铸就着“大专家”。
善于把小事做好，小事的价值就会充分展现出来。无数事实证明，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是成就惊天动地大事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式企业里数不胜数。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位年轻人每天很早就来到一家卡车司机联合会大楼找零工做。不久，一家百事可乐工厂需要人手去擦洗车间地板，因为无人应征，这位年轻人就去了，并且打定主意，要做最好的擦地工。
有一次，有人打碎了50箱汽水，弄得满地都是黏糊糊的泡沫。当时这位年轻人也很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他的这一举动恰好被公司领导看到了，第二年他被调往装瓶部，第三年被提升为副工头。许多年后，这位年轻人被擢升为美国国务卿，他就是柯林·卢瑟·鲍威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切工作都是光荣的，只要永远尽最大的努力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到位，你一定会有所成就。”
工人伟大，劳动光荣，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每一件小事情，就能够造就“江山代有人才出，自古行行出状元”的奇迹。
努力去“仕途化”，力求走“技能化”“精细化”之路，近年来，中国员工职业生涯也有了一定改观，有些省市和大型企业推出了“金蓝领培训工程”，明确提出高级技工、技师享受工程师待遇、高级技师享受高级工程师同等待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无疑会对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善我国的教育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许振超、窦铁成、邓建军、李斌等工人专家和技能标兵不断涌现，向全社会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号：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专家，高技能人才也是专家，刻骨钻研技能技术同样也是成才的阳光大道。而今，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不仅尊重那些有理论素养的教授、专家，也尊重那些自己动手、实际操作、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专家。长此以往，这种新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将会蔚然成风。我们坚信，条条道路通罗马！
不避的担当
1920年的某一天，美国一位12岁的小男孩在与伙伴玩足球时，不小心将足球踢到了一户人家的窗户上，玻璃在“哗啦”声中破碎了。一位老人急匆匆地跑出来大声责问是谁干的。然而，当玩球的伙伴们纷纷逃离后，这位小男孩却没有走，他低着头惭愧地向老人承认错误，并请求老人宽恕。但是，老人却固执地非要小男孩回家拿钱来赔偿。 小男孩硬着头皮回家向父亲汇报了闯祸的经过，但父亲并没有因儿子年纪小而开恩，板着面孔冷冷地说：“家里虽然有钱，但祸是你闯的，应该由你自己负责。”尔后，父亲掏出钱，严肃地对儿子说：“这15美元我暂时借给你赔偿人家，不过，你必须想办法还给我。”
从此以后，这位小男孩就一边读书一边利用空闲时间打工挣钱。他帮餐馆洗过碗、擦过桌，甚至有时还去捡破烂卖钱。经过几个月努力，小男孩终于挣足了15美元，十分自豪地还给了父亲。
许多年后，当年的小男孩长大成人，成功地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在任总统期间，美国遭遇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里根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带领着美国冲出了困境。在对往事的回忆中，里根深有感触地说：“那一次闯祸之后，我懂得了勇于承担责任的意义，我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负责既是一种职业要求，也是一种职业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担当。无论是哪一种岗位，都有起码的职业责任。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工人的职责是爱岗敬业。只有那些恪尽职守的人，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也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西式企业里，这种责任担当已经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天职。
拥有全球15 000个连锁店的麦当劳，高度的职业化和责任意识有目共睹。
中国一家国有餐厅的女工跳槽被聘到麦当劳当保洁员。曾经从事过服务行业的她，明白对于每天餐厅里抹桌子、擦地板、揩玻璃这一类工作的责无旁贷，但是当她看见麦当劳的玻璃比过去在国有餐厅里的玻璃不知要干净多少倍、且主管仍然要求她每天必须擦拭一遍后，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主管：“玻璃这么干净，为什么还要擦？”
主管回答说：“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作为保洁员，你要让玻璃比昨天更干净！”
无论有多么干净，职责要求就是每天必须擦，不擦就是失职！从这位国有企业员工对职责的认识差距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员工职业责任存在的观念差距。具有强烈职业精神的人，不会把责任当成一种累赘、一种负担，相反，会没有借口坚决执行下去。
墨西哥某一个漆黑的夜晚，坦桑尼亚一位奥运会马拉松运动员艾克瓦正吃力地跑进奥运会体育场，他是最后一名抵达终点的选手。然而，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早已领了奖杯，退场欢庆胜利去了，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跑进体育场时，整个场子已所剩无几，但他仍然在双腿沾满血污、绑着绷带的情况下坚持绕场一周吃力地跑到了终点线。在体育场一角密切注视这一幕的著名国际纪录片制作人格林斯潘，禁不住十分好奇地上前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吃力地坚持跑到终点？这位运动员只是轻声地回答道：“我的国家从两万多公里之外送我来到这里，不是叫我在这场比赛中起跑的，而是派我来完成这场比赛的。”
多么高尚的职业操守，多么可敬的责任担当！把信送到加西亚，即便有千难万险，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book of stop here”，中文翻译为：“问题到此为止。”意思是让自己负起责任来，不要把问题丢给别人。杜鲁门还强调：负责任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职业精神。
同样是对待责任，在中国企业里，所承担的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
1985年的某一天，一位用户向海尔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质量问题。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立即开展突击检查，在库存400台冰箱中发现了76台不合格产品。如何处理？在研究办法时，有干部提出将这批冰箱作为福利处理给本厂员工。但张瑞敏却作出一项有悖常理的决定，那就是开一个全体员工的现场会，把76台冰箱当众全部砸掉，并且，要由生产这些冰箱的员工亲自来砸！
听到这个消息，许多老工人当场流泪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别说砸东西，企业就连开工资也十分困难。况且，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莫说正品，就是次品也要凭票购买。对成品如此“糟践”，大家“心疼”啊！当时，甚至连海尔的上级主管部门都难以接受。但张瑞敏明白：如果放行这些产品，就谈不上质量意识！海尔不能容忍任何姑息迁就的做法，否则，那就是默许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这样的话，今天有76台次品，明天就有可能是760台、7 600台。张瑞敏痛下决心，不变初衷！
大锤有力地落下，既砸碎了那些带病的产品，更砸醒了海尔人的质量意识。1999年9月28日，张瑞敏站在上海《财富》论坛上坦然地说：“这把大锤对海尔今天走向世界，是立了大功的！”
试想，这件事如果没有碰上张瑞敏，而遇上其他人，按当时中国人的普遍习惯，想必结果不会比张瑞敏更妙。
不做最好的，肯定就有不好的。中国企业员工由于长期缺乏严格要求、严谨训练，不少人总喜欢以“八九不离十”的“大概论”对待一件事、对待一项工作，殊不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就会收回多少成果；你对工作不负责任，工作就不会给你如意的回报。数学上，100-1还余99，而企业经营上，有时100-1却等于0，因为企业有100次决策，如果只有一次失败就有可能让企业破产关门；在100件产品中，如果有一件不合格，就有可能让企业信誉扫地。
有一个电热器生产厂家，声称自己的产品是99%的合格率，各项安全指标都可靠，并且设有双重漏电保护措施，让消费者放心使用。有一位消费者购买了该厂电热器后，与往常一样，他并没有关掉电源就开始洗澡，没想到，热水器因故漏电，而漏电保护装置此时又遇巧地失效了，导致他被电流击倒，一条胳膊被电流击伤。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就是因为那1%的不合格，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不仅1%的不合格会带来巨大的伤害，有时就连一个很小的失误也会带来灭顶之灾。
2004年2月1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7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余万元。然而，谁也没想到，这起严重事故的直接原因，竟然是一个烟头引起的：一位员工到仓库卸货时，不慎将烟头掉落在地上，他随意踩了两脚，随即匆匆离去，可烟头并未被踩灭，慢慢地引燃了库内的物品，造成了这次特大火灾发生。 小失误，酿大祸。君不见，建筑中一个小小失误，就有可能使整幢大楼轰然倒塌；公共场所，即便一个烟头随意丢弃，就可能让整条街道化为灰烬；驾驶车辆的司机，因为多喝了几口酒，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生产一线上，操作工的一个小失误，也许会使一批产品统统报废；营销窗口上的营业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有可能导致一笔大订单失之交臂。“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这是海尔主张的质量观。大错是错，小错也是错。认清小错的危害，避免小错的发生，就可以防止因小错酿成大祸。即使小错发生后，也应该及早发现、及早纠正、及早消除，如此，我们就会趋利避害，信步行进在事业的康庄大道上。
沉重的信用
“不管你在哪里工作，都别把自己当成员工，而应该把公司看成是自己创业的舞台，那里有自己的事业生涯，是自己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地方。”
——这是英特尔总裁安迪·葛洛夫对即将走入职场的学生们最真挚的告诫。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而战，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战，一言一行都不能有违于企业的信誉与利益，否则，损伤的不仅是企业，也包括自己。
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曾经在1997年6月由迈克尔·阿伯拉肖夫接管时，船上水兵士气低沉、人心涣散，甚至还有人想赶紧退役。然而，两年以后，这艘舰船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没有人想退役，全体官兵简直是上下一心、士气高昂，舰船成为了美国海军一只王牌驱逐舰。是什么改变了这艘船的面貌呢？用迈克尔·阿伯拉肖夫自己的话，他告诉士兵：“这是你的船，这里是你的第二个家！”
把舰艇当成自己的家，舰艇就会被打造成王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企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世界名牌路易·威登，令多少女人仰慕。不少到欧洲旅行的女孩免不了要买一个LV皮包。这是因为，LV手提包做得十分精致，制作的工具虽然都是普通的刀、剪子和钻子，但是每一个做包的人都要把它做好，每一个钉包的人都把它钉好，每一个擦皮革的人都把皮革擦好，每一个上配件的人都把配件上好，每一个缝制的人都把它缝好，每一个贴标签的人都把标签贴好，因而LV的手提包自然会成为上乘佳品，成为人见人爱的随身饰物。
用一流的产品奉献给用户，企业就有了信誉、就有了市场。在西方社会，企无信不立，人无信可耻。一旦失信，西方国家对此的处罚十分严厉。美国是世界上信用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个人信用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形成了以征信、评信、授信为核心、以信用交易为手段、以法律制度为保障、以信用中介为纽带的现代信用体系基本框架。美国对失信行为主要采取三种手段：一是把交易双方失信者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方与全社会的矛盾，并且对失信者的失信记录保留多年；二是对失信者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三是对失信行为根据法律给予应有量刑。
美国法律规定，凡未成年人不许买酒，也不许喝酒。而美国总统布什的两个15岁的女儿都爱喝酒。2001年5月的一天，其女詹娜在酒店使用别人的证件购买了酒，结果被警察抓住；其另一女芭芭拉因喝酒也被人指控，最后每人被罚款100美元，并处罚在社区参加义务劳动，还强制参加戒酒治疗班。
邓白氏公司一位经理的儿子只有9岁，因为和另外两个大孩子玩耍时，大孩子拔了别人奔驰车上的标志放到他的手上，被发现后，被少年法院判决到公园扫10天树叶，还要求家长不仅陪孩子一起到法院接受宣判，还需监督孩子打扫树叶。
对小错处罚如此严厉，对大错处罚就可想而知，难怪有美国人戏言：“宁愿抢银行，也不愿有失信的记录。”
英国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失信惩戒体系，使人们守信光荣，失信耻辱。
例如：对于纳税，一旦发现一次逃税，将课以几倍或者几十倍的重罚，并且可能历年的公司账目都将被迫接受调查。个人失信记录被保存和公示的时间为6年；个人破产记录被保存和公示的时间为15年。英国每年还在新年和女王生日时有两次授勋活动，被奖励者大部分都是长期诚实服务于社会、忠于职守的普通人。
反观中国的信用情况，那些商业欺诈、制假造假、银行呆坏账、虚假报告、虚假数据，无一不与失信行为有直接联系。主要表现为：
在产品信用方面：一些企业把某一些名不副实、质量低劣的假冒伪劣产品冠以“世界名牌”和“中国名牌”标牌，其结果，一方面“中国制造”遍及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商品在世界上能够真正立得起的名牌屈指可数。
在商业信用方面：那些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股票伪装上市等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 855亿元。
在银行信用方面：目前中国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达25%左右。这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远远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不超过6%的水平。
在官员信用方面：一些官员为了谋取提拔的机会，不惜在学历文凭上弄虚作假，在政绩工程上掺水掺杂，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瞒报虚报。
在学术信用方面：论文抄袭、商业欺诈、买卖书号、虚假鉴定等丑恶现象时有发生，直接戕害了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
据统计，中国目前每年因企业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 800亿元，企业“三角债”高达上万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竟达2 000亿元。美国企业的平均坏账、呆账率只有中国企业的1/10～1/20，也就是说在1个亿的销售额中，美国企业比中国企业要少花1 000万美元左右的成本。
西式企业里的“一诺千金”与中国企业的“轻诺寡信”相比，不但令国人汗颜，更叫国人痛心。信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众多企、事业相关，与万千员工相连，一旦失去诚信，便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失去了创业的根基。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诚信、维护诚信，让诚信畅行天下，让鲁迅的诤言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座右铭——
“诚信为人之本也！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荣誉更具有时效性。”
（责任编辑：邱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