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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是否能在基层解决,从来都是中国统治者判断“治理”与“乱世”的标准。无论地方官府如何敲剥百姓,如何草菅人命,只要民众不闹事,舆论不揭露,皇上不受惊动,统治者就认为是太平洋盛世。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管理着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只要民众不闹事,一般也不希望矛盾被揭露。但“越诉”恰恰是揭露矛盾,是将社会的不公、将被基层掩盖的矛盾提升并加以放大,是对作为政权基石的地方官府的一定程度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