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人文环境条件，促使了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法制建设与文化启蒙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国家启蒙运动的兴起多是由于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反思，以促使对政治制度的革新和法制的建设。因此文章对近代中西方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
　　一、近代中西文化启蒙之比较
　　1.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的比较
　　处于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受神学思想所禁锢，神学的思想禁锢使得布鲁诺为批判神学而献身，但也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奠定了基础。神学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互认同的思想基础。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到日耳曼民族入侵造成文化的断裂，然而近代欧洲的文化觉醒运动，都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有关，具有代表性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及罗马法复兴运动，这种文化觉醒运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建设法治及推行立宪民主共和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世界，这时大批的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一些文化出版机构，并进行西方书籍的翻译，推荐法律思想家的相关著作，宣传法制观念及平等观念。晚清时期一些洋幕宾也充当了启蒙老师的角色，宣传了近代西方思想，使中国近代的洋务派有了思想渊源。随后建立的大批新式学堂都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传统封建文化形态逐渐被取代，转变为由西方植入的继受型文化，于是引发了一场由外到内的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这与近代欧洲在精神上的延续性有较大差异[1]。
　　2.文化对社会危机的纠偏功能的比较
　　在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理性主义发挥了批判和怀疑的作用，并且注重思维的价值判断，从而在方法论上为构建新的资产社会制度理念提供价值选择。神学和理性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发展流变，都是以对一种研究方法进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以科学发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科学主义的兴盛。
　　然而科学主义往往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若是社会舍弃了理性主义的价值判断，其在认知上得出的结论并非完全错误，但也是狭隘的，以致后来出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局面。西方的精神建设除了人文科学的價值判断以外，宗教界对于精神的拯救也有不可否认的作用，成了形而上学的重要道德向导。人文科学和宗教的双重价值及社会化调控力量保证了西方社会结构的稳定秩序。
　　中国在五四运动发生后，民主和科学成为主流思想，儒学传统继承者勇于尝试儒学的知识性解构，摒弃一些陈腐的伪道德标准，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为中国近代理论建立一个中西结合的模式，这种兼容性的思想理念对传统思想的知识性解构，对于促使近代中国法制理念有着积极影响。但处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会不同程度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或导致传统道德伦理被抛弃，而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的科学主义也没有创造出如西方一样的社会财富，一味追求西方并不能拯救社会，因为文化嫁接与制度嫁接并不能同时可行。这与西方并不相同[2]。
　　二、近代中西法制建设之比较
　　近代中西国家在法制建设的历史继受性方面存在差异。在近代欧洲注释法学派和注解法学派活动的推动作用下，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逐渐成立复兴罗马法的中心，吸引了诸国学生纷纷前来学习研究罗马法。法学的复兴和繁荣归功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繁荣，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完善。近代欧洲社会精神的复苏为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支持，在随着中国本土法律制度的逐渐衰败并引进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才得以开展。在不断对传统法律思想修正过程中，促进传统法律思想向近代化转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程序，我们当下的法律已很难找到历史传统的痕迹。
　　综上所述，近代中西国家在文化启蒙和法制建设上具有较大差异，要结合本国综合国情，吸纳其他国家的优势文化及法律制度，不断进行文化及制度的修正和革新，促进本国发展，提升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李金娜.梁启超晚期的中西文化观探析[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2]魏书玲.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