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时候，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
　　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五十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动用火车分两次运往北京。
　　罗振玉通过对这批甲骨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安阳小屯之地就是《史记》记载中商朝“武乙之都”。后来罗振玉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嬗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均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28年，傅斯年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并主持首次科学考古发掘。至1937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殷墟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发掘，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其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之罕见。
　　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最后一次殷墟发掘始于1937年3月，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整个华北已是战云密布，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血溅中原、饮马长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这年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政权属下的考古者在殷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发掘。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地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自此，史语所全体人员开始了战时流亡生活，先长沙，后昆明，再迁往四川南溪李庄。抗战胜利后，史语所重返南京大本营，但喘息未定，内战又起，1948年底，史语所随败退的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这是中央研究院属下13个研究所中唯一一个较完整迁台的大所，主要骨干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劳干、石璋如等均随之迁台。当年殷墟出土的数十万片带字甲骨和大批器物，成为流亡孤岛的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且说自甲骨文被认识和释读之后，随着史语所科学发掘的进展和有字甲骨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对其研究的兴趣大增，渐渐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这门学问若以王懿荣为起点，直至20世纪结束，其名声最显赫、贡献最大者乃是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所说的“甲骨四堂”，即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四位甲骨学家。
　　这四人中，当年殷墟发掘的总主持、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罗、郭二人颇为不满。据史语所研究员屈万里说，在抗战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时候，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因为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
　　清王朝倒台后，罗振玉作为逊帝溥仪的“宠臣”，曾追随溥仪跑到满州搞了一个“满州国”，并堕落成日本的傀儡汉奸。而傅斯年的高祖傅以渐乃满清入关后第一位状元，历任顺治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傅斯年认为在明朝崩亡之际，作为读书人的傅以渐应舍身保国，也就是要奉明王朝为正朔，与朱家王朝共存亡，不应屈服于满清夷族并任新朝官职，傅以渐的所作所为，乃傅氏家族与天下读书人的大耻辱。
　　正是置于这样一种观点，傅斯年在人前从不谈他的高祖傅以渐，后来他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追随蒋政权流亡台湾并发誓“归骨于田横之岛”，皆与这一思想态势有关。傅对罗的态度缘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