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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似乎已经跟曹操紧紧连在了一起。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专家会上，那些老专家们讨论到热烈的时候，经常会脱口而出：“潘伟斌的墓……”随后大家一阵笑；而我的好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管我叫曹操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问自己，我真的挖出曹操墓了吗?
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
跟曹操墓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那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准备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陵》，为此我查阅了大量有关帝陵和丧葬制度的资料。在这本书里，我用较大的篇幅对曹魏帝陵进行了推测和论证，这是我第一次与之结缘。
不过这次结缘仅仅是书面上的，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但积累了一些理论知识。
2005年，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我接受了文物局下达的任务，到安阳市安阳县固岸北朝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春季的一天，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到驻地找到我，告诉我说派出所在西高穴村发现了一个盗洞。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西高穴这个名字。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入西高穴这个盗洞时的情景。洞口不大，但是很幽深，底部斜坡状，直通墓室顶部。穿过后室顶部，进入墓室，墓内空间很大，结构复杂。虽然初次勘探只有半个小时，但是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考古人，直觉告诉我，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王侯一级的大墓。虽然说不清理由，但是这种感觉很强烈。
一直到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抓获了一批盗墓贼，从盗墓贼手中追缴到一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对这个东汉大墓的抢救性挖掘，就从那个时候正式开始了。
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居然就握在我的手上
我是考古队的队长，有一件事让我十分发愁：经费问题。古墓发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笔款项谁来出呢?
我们向安阳县县长徐慧前汇报了这件事，县委县政府很重视，愿意为我们提供这笔费用，用于抢救这座大墓。但是，他们做这个决策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墓葬多次被盗，如果到后来什么也挖不出，肯定会有人说是浪费了这笔经费。到底能挖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把握。
不过当时根据我的经验，这里十有八九是一座王陵，而且根据史料推测，我觉得很可能是曹操墓。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县里还是很支持，在经费上给予了保证。
紧接着，挖掘开始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随着挖掘时间越来越长，又没有太多收获，质疑越来越多。这么一大笔钱投入进来，半年多了没见声响，总有人会说闲话的。当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压力。
但是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像农民耕种一样，拿着铲子一点点清理墓道里厚厚的泥土。因为这座墓被盗过多次，清理的难度就更大一些。大部分时间里，我不是在住所翻看文献资料，就是泡在“工地”指挥战斗。
就这样，一直到了当年10月，还是没有挖掘出什么有价值的文物来，我都有一点灰心了。
2009年的冬天格外冷，11月初中原地区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当时考古工地搭起的保护大棚都被大雪压塌了。就在那之后的几天，重要转机出现了。
有一天，我正在驻地的房间里整理资料，突然一个队员给我打电话，他激动地喊着：“发现‘魏武王’啦!”
我根本不相信，笑着对他说：你别逗我了，我受不了。他马上用更大分贝的声音喊：真的!他告诉我，他们在墓穴里挖出了一个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的石牌。
我当时的心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魏武王就是曹操啊!不过当时我根本没预料到后来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我顾不上披大衣就冲出了屋门。雪太大。车开不了，我一路狂奔到了工地，我太渴望见到那个重要的石牌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手里拿着那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几乎完整的石牌，我才真的相信了队员们的话。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居然就握在我的手上。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重大发现报给河南省文物局。此后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变化。
朋友开玩笑叫我曹操
自从发现了石牌，我们前后接待了三批专家，都是考古界的重要人物。其中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局长听说了曹操墓的事，直接开车到了工地上，还下到墓穴里。我当时在他旁边解说，他兴奋地拿着照相机不停拍照。
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我几乎没时间回家。偶尔回去也是悄悄躲在书房里，把书房的门关好——打电话的人太多，我怕吵醒我年仅5岁的小女儿睡觉。
安阳县公安局也派了很多特警荷枪实弹地日夜在工地上巡逻，防止盗墓贼破坏。我们对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住在旁边的农民都不了解工地的情况。因此外面误传的消息很多。
只有我的小女儿悄悄地向她幼儿园的小朋友“透露”：我爸爸发现曹操墓啦。不过她的朋友们还都不太知道曹操是谁。
在过去漫长而枯燥的11个月里，我曾经向队员们许诺：如果真的挖出了曹操墓，我就带你们到北京去，去看故宫。
2009年12月底，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兑现了部分诺言：一些队员和我一起去了一趟故宫。刚从珍宝馆出来，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朋友火急火燎地说，你看看网上，有人对曹操墓有质疑!
我当时没说什么，回到宾馆以后赶紧上网查看。对于质疑的声音我觉得很正常，一个考古发现经常会引起考古专家的争论。但是我没想到，关于曹操墓真假的争论并没有发生在考古圈内，后来还演变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这在考古界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过。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是在接电话中度过的。打电话的人有三种：前一种是恭喜我发现了曹操墓，因为这对于一个考古人来说是一生都难有的际遇；第二种是记者，他们都想知道我对质疑的看法；第三种是担忧，当地政府的领导就曾经打电话向我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以往的考古发现从来没有像曹操墓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文物部门多少也有些手忙脚乱。从北京回到河南，河南省文物局马上就决定，针对各界的质疑要开一个说明会。
虽然对曹操墓的认定我心里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媒体还是觉得很不适应。手机几乎被记者们打爆，甚至有一次去超市，还有好几个人指着我问：你不是电视上播的挖曹操墓的那个人吗?给签个名吧!
我的名字似乎已经跟曹操紧紧连在了一起。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专家会上，那些老专家们讨论到热烈的时候，经常会脱口而出：“潘伟斌的墓……”随后大家一阵笑；而我的好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管我叫曹操。
现在质疑的声音逐渐小了，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公共考古论坛，全面介绍了曹魏高陵的发掘情况以后，我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号墓的挖掘工作基本结束，整理研究工作却刚 刚开始，1号墓还正待挖掘。或许不久后，曹操墓的附近要建成一座博物馆，不过曹操墓要开放接受游人参观，恐怕还要等上不短的时间。
一有人拿起“魏武王”石牌我就特别紧张
如果不是因为曹操墓，我至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考古队长。过去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考古人的生活，在欧洲，古物挖掘曾经是贵族们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我们现在的考古人，大多是披着军大衣，两只脚站在泥土里。
我们很少有衣冠楚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在偏僻的山沟里，和当地农民住在一起。常年在野外工作，有时候也顾不上家里人。而且工资待遇较之其他学术行业，也不算很高，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做田野考古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是怕遇到盗墓贼，再就是怕墓穴塌方。我就曾经遇到过盗墓贼，所幸没有受伤。
作为考古人，最受打击的，还是徒劳无功。
田野考古主要的工作是挖掘和发现，如果发现了重要文物，那么挖掘工作就是有成效的，但是常见的情况是，挖了好多天，最后没有什么发现。
修小浪底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古遗迹现象，于是我们在附近进行文物勘探。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大家都期待着能有一些收获。
这座墓一共挖了三四天。因为地方比较偏僻，怕盗墓贼来骚扰，考古队决定晚上轮流在工地值班。我值的是后半夜，从凌晨1点到早上8点。这天夜里，我带着另外两名队员爬上山来到了墓穴人口。
当时正是冬天，山风很大，冻得人站不住。前面值班的同事说墓室里面暖和一些，于是我就跳了下去，同行的另外两名队员有点害怕，不肯下去。
那天晚上，我就躺在还没打开的棺木旁边，点了一根蜡烛，呆了一晚上。要说一点都不害怕是假的，我耳朵里一直塞着耳机听随身听。
这样白天晚上的挖，最后只挖出来两枚铜钱。整个墓穴里连尸骨都没有。当时心里真是沮丧。不过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
曾经有人这么形容我们：远看像是要饭的，近看像是捡破烂的，走到面前才发现是挖土蛋蛋的——也就是搞考古的。这当然是个玩笑话，但也反映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和琐碎。
我今年41岁了，除了曹操墓之外，参加的最重要的考古发掘，是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的挖掘工作。除了辛苦之外，我也有很多传奇的经历，或许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物质上不富裕，但是精神上很满足。
前两天，我把在曹操墓发现的第一块印有“魏武王”的石牌用木盒子罩了起来，摆放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展示柜里。前些日子，每当有重要客人来，都要求拿到手里看看。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都很紧张，生怕它被失手摔坏了。
等到挖掘工作全部结束，这些贵重的文物就要入库保存，就不是轻易能见到的了。
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能够亲自挖出曹操墓，这辈子已经非常满足。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问自己，我真的挖出曹操墓了吗?
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
跟曹操墓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那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准备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陵》，为此我查阅了大量有关帝陵和丧葬制度的资料。在这本书里，我用较大的篇幅对曹魏帝陵进行了推测和论证，这是我第一次与之结缘。
不过这次结缘仅仅是书面上的，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但积累了一些理论知识。
2005年，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我接受了文物局下达的任务，到安阳市安阳县固岸北朝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春季的一天，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到驻地找到我，告诉我说派出所在西高穴村发现了一个盗洞。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西高穴这个名字。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入西高穴这个盗洞时的情景。洞口不大，但是很幽深，底部斜坡状，直通墓室顶部。穿过后室顶部，进入墓室，墓内空间很大，结构复杂。虽然初次勘探只有半个小时，但是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考古人，直觉告诉我，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王侯一级的大墓。虽然说不清理由，但是这种感觉很强烈。
一直到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抓获了一批盗墓贼，从盗墓贼手中追缴到一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对这个东汉大墓的抢救性挖掘，就从那个时候正式开始了。
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居然就握在我的手上
我是考古队的队长，有一件事让我十分发愁：经费问题。古墓发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笔款项谁来出呢?
我们向安阳县县长徐慧前汇报了这件事，县委县政府很重视，愿意为我们提供这笔费用，用于抢救这座大墓。但是，他们做这个决策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墓葬多次被盗，如果到后来什么也挖不出，肯定会有人说是浪费了这笔经费。到底能挖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把握。
不过当时根据我的经验，这里十有八九是一座王陵，而且根据史料推测，我觉得很可能是曹操墓。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县里还是很支持，在经费上给予了保证。
紧接着，挖掘开始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随着挖掘时间越来越长，又没有太多收获，质疑越来越多。这么一大笔钱投入进来，半年多了没见声响，总有人会说闲话的。当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压力。
但是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像农民耕种一样，拿着铲子一点点清理墓道里厚厚的泥土。因为这座墓被盗过多次，清理的难度就更大一些。大部分时间里，我不是在住所翻看文献资料，就是泡在“工地”指挥战斗。
就这样，一直到了当年10月，还是没有挖掘出什么有价值的文物来，我都有一点灰心了。
2009年的冬天格外冷，11月初中原地区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当时考古工地搭起的保护大棚都被大雪压塌了。就在那之后的几天，重要转机出现了。
有一天，我正在驻地的房间里整理资料，突然一个队员给我打电话，他激动地喊着：“发现‘魏武王’啦!”
我根本不相信，笑着对他说：你别逗我了，我受不了。他马上用更大分贝的声音喊：真的!他告诉我，他们在墓穴里挖出了一个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的石牌。
我当时的心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魏武王就是曹操啊!不过当时我根本没预料到后来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我顾不上披大衣就冲出了屋门。雪太大。车开不了，我一路狂奔到了工地，我太渴望见到那个重要的石牌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手里拿着那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几乎完整的石牌，我才真的相信了队员们的话。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居然就握在我的手上。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重大发现报给河南省文物局。此后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变化。
朋友开玩笑叫我曹操
自从发现了石牌，我们前后接待了三批专家，都是考古界的重要人物。其中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局长听说了曹操墓的事，直接开车到了工地上，还下到墓穴里。我当时在他旁边解说，他兴奋地拿着照相机不停拍照。
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我几乎没时间回家。偶尔回去也是悄悄躲在书房里，把书房的门关好——打电话的人太多，我怕吵醒我年仅5岁的小女儿睡觉。
安阳县公安局也派了很多特警荷枪实弹地日夜在工地上巡逻，防止盗墓贼破坏。我们对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住在旁边的农民都不了解工地的情况。因此外面误传的消息很多。
只有我的小女儿悄悄地向她幼儿园的小朋友“透露”：我爸爸发现曹操墓啦。不过她的朋友们还都不太知道曹操是谁。
在过去漫长而枯燥的11个月里，我曾经向队员们许诺：如果真的挖出了曹操墓，我就带你们到北京去，去看故宫。
2009年12月底，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兑现了部分诺言：一些队员和我一起去了一趟故宫。刚从珍宝馆出来，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朋友火急火燎地说，你看看网上，有人对曹操墓有质疑!
我当时没说什么，回到宾馆以后赶紧上网查看。对于质疑的声音我觉得很正常，一个考古发现经常会引起考古专家的争论。但是我没想到，关于曹操墓真假的争论并没有发生在考古圈内，后来还演变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这在考古界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过。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是在接电话中度过的。打电话的人有三种：前一种是恭喜我发现了曹操墓，因为这对于一个考古人来说是一生都难有的际遇；第二种是记者，他们都想知道我对质疑的看法；第三种是担忧，当地政府的领导就曾经打电话向我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以往的考古发现从来没有像曹操墓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文物部门多少也有些手忙脚乱。从北京回到河南，河南省文物局马上就决定，针对各界的质疑要开一个说明会。
虽然对曹操墓的认定我心里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媒体还是觉得很不适应。手机几乎被记者们打爆，甚至有一次去超市，还有好几个人指着我问：你不是电视上播的挖曹操墓的那个人吗?给签个名吧!
我的名字似乎已经跟曹操紧紧连在了一起。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专家会上，那些老专家们讨论到热烈的时候，经常会脱口而出：“潘伟斌的墓……”随后大家一阵笑；而我的好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管我叫曹操。
现在质疑的声音逐渐小了，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公共考古论坛，全面介绍了曹魏高陵的发掘情况以后，我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号墓的挖掘工作基本结束，整理研究工作却刚 刚开始，1号墓还正待挖掘。或许不久后，曹操墓的附近要建成一座博物馆，不过曹操墓要开放接受游人参观，恐怕还要等上不短的时间。
一有人拿起“魏武王”石牌我就特别紧张
如果不是因为曹操墓，我至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考古队长。过去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考古人的生活，在欧洲，古物挖掘曾经是贵族们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我们现在的考古人，大多是披着军大衣，两只脚站在泥土里。
我们很少有衣冠楚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在偏僻的山沟里，和当地农民住在一起。常年在野外工作，有时候也顾不上家里人。而且工资待遇较之其他学术行业，也不算很高，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做田野考古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是怕遇到盗墓贼，再就是怕墓穴塌方。我就曾经遇到过盗墓贼，所幸没有受伤。
作为考古人，最受打击的，还是徒劳无功。
田野考古主要的工作是挖掘和发现，如果发现了重要文物，那么挖掘工作就是有成效的，但是常见的情况是，挖了好多天，最后没有什么发现。
修小浪底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古遗迹现象，于是我们在附近进行文物勘探。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大家都期待着能有一些收获。
这座墓一共挖了三四天。因为地方比较偏僻，怕盗墓贼来骚扰，考古队决定晚上轮流在工地值班。我值的是后半夜，从凌晨1点到早上8点。这天夜里，我带着另外两名队员爬上山来到了墓穴人口。
当时正是冬天，山风很大，冻得人站不住。前面值班的同事说墓室里面暖和一些，于是我就跳了下去，同行的另外两名队员有点害怕，不肯下去。
那天晚上，我就躺在还没打开的棺木旁边，点了一根蜡烛，呆了一晚上。要说一点都不害怕是假的，我耳朵里一直塞着耳机听随身听。
这样白天晚上的挖，最后只挖出来两枚铜钱。整个墓穴里连尸骨都没有。当时心里真是沮丧。不过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
曾经有人这么形容我们：远看像是要饭的，近看像是捡破烂的，走到面前才发现是挖土蛋蛋的——也就是搞考古的。这当然是个玩笑话，但也反映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和琐碎。
我今年41岁了，除了曹操墓之外，参加的最重要的考古发掘，是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的挖掘工作。除了辛苦之外，我也有很多传奇的经历，或许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物质上不富裕，但是精神上很满足。
前两天，我把在曹操墓发现的第一块印有“魏武王”的石牌用木盒子罩了起来，摆放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展示柜里。前些日子，每当有重要客人来，都要求拿到手里看看。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都很紧张，生怕它被失手摔坏了。
等到挖掘工作全部结束，这些贵重的文物就要入库保存，就不是轻易能见到的了。
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能够亲自挖出曹操墓，这辈子已经非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