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色调的休闲装、一顶棒球帽、一双球鞋，陈道明就这样出现在录音棚里。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就“开始吧”。
　　“一种探寻是对执着的肯定，是对胆识的赞许，更是对不凡人生的喝彩。为大器者而生，三星大器，下一位大器者就是你。”一句广告词，陈道明分不同的抑扬顿挫，录了八条。录音棚外，工作人员像在欣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声音低沉，音色浑厚丰满，具有开朗的性格，擅长抒情的旋律，表达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从进棚，到录制完毕，只用了二十分钟。陈道明面对广告录制团队不断的修正意见，说：“兄弟姐妹们，我干了40年语言（表演），做手机，你们行，说话，我行。不能再铿锵，铿锵会叫人觉得不舒服，你还是要强调亲切。中国的语言不在于形，在于意。”
　　即便是“外行们在指导内行”，陈道明还是耐心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并坚持了下来。

“中国电影的社会承载量没有上去”

　　1999年，陈道明凭借电影《我的1919》获得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以及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在华表奖颁奖现场，陈道明说：“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
　　电影《归来》上映，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能让人记住的只有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可惜的是，“活着”的张艺谋没有“归来”。
　　如果不是陈道明和巩俐的加入，《归来》的寡淡可想而知。
　　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中国电影业水涨船高的那一天到来了吗？”陈道明说：“我觉得远没有到来。现在看似船是高了一些，那是因为船体轻了，所以并没有高。在中国，电影只能说是票房高了，电影的文化质量，以及社会承载量并没有上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下滑。”
　　陈道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多数是“被动的安排”，但“频道”一旦与“采访”接轨，他也乐于回首：“我们这一批跟现代演员不一样，我们就是从群众演员干起，真是群众演员，在舞台上，一句台词也没有。我们当时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势必要经过的路，当时心态跟现在不一样。没有想出校门就开奔驰，拍完片子就可以买房子，没有那个概念。我们也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像我们那么干。我们当时的投机性比较小吧，机会主义比较少。现在呢……其实演出这一行，是要靠机会，但不能把它变成必然。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必然的了。”
　　凤凰卫视《非常道》主持人何东，在与陈道明面对面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后说：“陈道明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不倒，很多人我都看烦了，但他没有，包括他的人品修为以及做人的方式，他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人格，无论演了多少戏，我都喜欢。”
　　正是“我无奈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种强烈的对抗，让陈道明有所为，更有所不为。
　　“为”的是责任。陈道明理解责任的基础首先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
　　陈道明也曾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很难让观众二三十年，还不烦这张脸，给别人留一个念想还好一些。2013年，有同行朋友给陈道明发来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他回：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
　　当年，陈道明只潜心于话剧《喜剧的忧伤》的排练，在他看来，话剧是艺术，“演话剧我可以不要钱，分文不取当个事儿做。就想重温一下过去，在舞台上看太平门的感觉。”
　　在娱乐圈里，想“不为”很难。陈道明深知这一点，他就像“跳水运动员”，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从《末代皇帝》到《围城》，再到《二马》、《我的1919》，陈道明一直进进出出，演绎着归去来兮。

辞演背后的思考

　　当导演黄蜀芹请陈道明主演《围城》时，后者推辞再三。因为高中就熟读《围城》，陈道明深知文化昆仑钱钟书原著的分量，很难把握主人公“方鸿渐”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性格。
　　尽管当时黄蜀芹并不认识陈道明，但《末代皇帝》里，陈道明传神、细腻的表演让黄蜀芹大加赞赏。黄蜀芹后来如此评价陈道明：“人聪明，悟性强，肯用功，又能体恤别人，整部戏他戏码最重，但无论是主要还是次要演员，他都能很好合作，在剧中他是中心人物，在拍摄现场，他也是中心人物，是一个表演、艺德都好的演员。”
　　与接拍《围城》时一样，当《康熙王朝》导演陈家林找陈道明演康熙时，他也是推辞的，“因为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但脚本中更多地讲述康熙治国和用人之道的故事，还是吸引了陈道明。而对于康熙这一角色，呼声自然还有在《雍正王朝》中成功饰演康熙的焦晃。总制片人刘大印宁可得罪投资商和承受官司败诉，也要起用陈道明。
　　陈道明把一代伟帝康熙演绎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他的王气、霸气和智慧——
　　乾清宫，正大光明殿上，康熙怒斥受贿群臣。那场戏，充满了现代感。
　　康熙得知大阿哥曾经被葛尔丹俘虏并一直隐瞒时，他痛心疾首地给了对方一个耳光——这记耳光是陈道明自作主张，“大阿哥”也不知道自己要挨耳光，一下子被打懵了——康熙又响亮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临场发挥的两巴掌让所有主创人员为之叫好。
　　屡吃吴三桂败仗、明室后裔朱三太子起兵、太监造反、宫廷大乱，康熙面临退位，这时索额图出了一个很丢人的主意，康熙一怒之下把茶水全泼在了索额图脸上。这临时一泼，泼出了陈道明十足的灵气。 　　但“陈氏康熙”过于生活化的表演，让很多人认为《康熙王朝》不像历史正剧。陈道明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谁也不知道皇上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是标准，皇帝在皇宫里，有百官顶礼膜拜，用不着再演架子。于是，我与导演达成一种默契，走生活化的路子，可能觉得不像皇上。皇帝究竟是怎么样子，历史学家也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考据。只要没有大的历史失误，就可以当作一个历史故事片来看。康熙是半个在马背上，半个在龙座上，不像后期的皇帝，完全奢侈化、享受化。丰功伟绩是后人盖棺论定的，从不懂国事开始的一个成长过程，他也有软弱的、无能的地方。凡是拍历史片，从秦皇汉武，到末代皇帝溥仪，哪个是正确的？我觉得电视剧讲的只是一个历史故事，相对真实就行了，不能够当成历史资料来看。”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陈道明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的第一次，而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80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陈道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所有人每个月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那时候，欲望并不赤裸，一个小伙子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被金钱包裹着往前走。可能是自尊，或许是虚荣，也可能是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回忆。
　　90年代，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名利也教会了陈道明轻狂。“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陈道明曾在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他一直在体会。“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陈道明的选择是少说废话，“因为一生当中说的废话够多的了，别让观众再听你这些化过妆的话。”
　　何东采访了陈道明，说：“我们洋洋洒洒聊了三个多小时，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俩的交情来源于哪里呢？虽然很少见面，但互相对对方有认可。”
　　而陈道明自称不爱交朋友，其实他只是与人的交往方式不同。
　　陈道明不会对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他甜如蜜。当两人真到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朋友跟陈道明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陈道明会制止他，“首先，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没有用；其次，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当众人都认为厮守很美好时，若即若离是陈道明接触社会的个人方式。

每一个人争取不做坏事

　　媒体上的陈道明多以孤傲、狂妄示人，但熟悉的人又说他“温和、幽默、平易近人”。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答：“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陈道明经历过“精神暴发户”的阶段，两三年后调整了过来，回头看以前的“狂妄”，“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在参加三星大器Ⅲ手机发布会上，陈道明又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不亲切一个是亲切。就像三星大器Ⅲ手机，乍一看，觉得价格有点高，不太亲切。但又觉得这款手机使用起来很舒服。你不能完全按照工业感觉，也不能按照消费感觉去看，得把它当作一个相对理念和一种作品去体会。喜欢的可能就爱不释手，觉得价位高的一般敬而远之，这都是正常的。”
　　2010年，陈道明在《中国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一条插播广告，他认为那条广告太硬、太直接，完全听从广告主的意愿，而丝毫没有考虑听众的感受。
　　所以，在为三星大器Ⅲ手机录制电台广告时，陈道明说：电台是温暖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就应当亲切一点。
　　陈道明始终认为，这个社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争着去做好事，但每一个人能够争取不做坏事，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怨气少一点，大家友善一点，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