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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落日。
太阳落下去了，像个粘在天际线上的鹅蛋黄，天边呈现奇异的粉红色，船一样的云低低地飘浮在空中，仿佛触手可及。
我爬上七楼天台。有一个剪影落在水管上，撑着手，望着天边，一动不动，像只晒太阳的老猫。夕阳的光华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我知道那是谁。
“老谭。”我喊他。
“嗯。”他转过来，说，“台风要来了。”
“台风来了就会这样？”我指着天边的一片血色问。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景色很难得……”
“红薯不会被淹吧？那东西泡了水会烂掉的……我们寝室后头种的全是红薯。”我朝天台下看去，绿色的三角叶子连成一片。老谭以前和我说，他来学校的时候，花台里种了很多好看的绣球花。但后来绣球花都死了，人们连吃饭都顾不上，于是花台里就种上了红薯和芋头。
“会淹掉的。”老谭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夕阳，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土豆递给我。这土豆比鸡蛋稍微大些。我犹豫地看着他。在饥荒蔓延的当下，分享食物代表着最高程度的友谊。
“你拿着，我还有。”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另一个土豆。
天边的粉色渐渐变成了暗红，着了火似的，像是火苗从天际线一路烧到了半空，甚是诡异。
我还记得另一场大火。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家有一片枣园，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园子里枣树的树龄都不小，六七十岁了，盛果期。我爸爸每年悉心打理枣园，闲时也插条种上些小枣子。每年四五月，枣树开了花，雪白一片，星星点点。天热些，树上就有了小青枣，等到它们泛了红，天气也就要凉下来了。收了枣子，就会有开着皮卡的商贩踩着时节打城里开来，我爸爸和他们讨价还价，卖掉枣子，然后修剪枝叶，等待来年的春天。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枣园是我们家的生计，也是我们家的骄傲。快到开学的时候，枣树就会挂满青红相间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然而那一年夏天，明明是难得的风调雨顺，我爸爸却天天跑果园，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不浇水，只是点着烟，愁容满面地站在枣园里，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到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他说：“没救了，一园子的枣疯子。从没见过这样的……烧了吧，别祸害到别家的枣树。”
我困惑地望着他问：“枣树怎么了？”
“枣树疯了。”他说。
“疯——了——？枣树怎么会疯？”我问。只有人才会疯，我想。
他指着枣树，只见树顶长出了一丛丛浅绿色的嫩叶子，远看像许多绿色的蜂窝。每丛叶子都细密极了，叶子挤着叶子，嫩绿嫩绿的。往年应当挂满果子的枝条上，只稀稀疏疏散落着些许小枣子。
“光长叶子了……疯了似的长。”爸爸长叹一声。
长叶子怎么会是疯了呢？我觉得是爸爸疯了。
不久之后，他拎着一个桶子，在枣树林东边洒上一圈油，点起了火。火舌从东头一路窜到西头，自午后烧到傍晚，枣园在熊熊大火里化成了灰烬……夕阳照在我爸爸的脸上，面目一片模糊。他一言不发，像是在火光里凝成了一尊雕塑。我惶恐地望着他的脸，心想爸爸真的疯了。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那也是往昔投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个清晰背影。以后的日子，我不愿意回想，于是模糊了它们的面目，将它们藏进了记忆里最深的角落。
若干年之后，我第一次晓得，我们园子里的枣树之所以会得枣疯病。是由一类介于病毒和细菌间的类菌原体引起的，此类类菌原体经由叶蝉传播。得病的枣树花果会变成嫩绿色的小叶，一路疯长，长成一丛丛的叶子，耗尽植株的养分，小树当年就枯萎，大树挺上两三个年头也逃不了一死，治不了。
本来，类菌原体没有细胞壁，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只能依靠叶蝉等寥寥几类昆虫传播，扩散缓慢。可就在那一年，新的变种出现了，它经由病树的呼吸作用向空气排放细小的菌体，菌体有膜包被，随风飘散，可以存活三个月或者更久。很快，我们的枣树悉数染病，无一幸免。
当科学家终于发现那层帮助类菌原体假死的膜时，偌大个中国已然找不到几棵幸存的枣树。在广泛的传播过程中，类菌原体的变异迅速加快，感染对象很快越过了鼠李科的界限。
九月，人们第一次在苹果中检测出类菌原体;十二月，梨;然后是豆类、萝卜、白菜、小麦、玉米……此后七年间，它如野火之势席卷了大陆，多变的魔鬼在科属种间跳跃。人们惊恐地发现，七年时间里，这个植物杀手几乎征服了一切作物，症状大同小异——疯狂生长的小叶，无花无果，而植株则在耗尽养分后枯萎死去，大树能疯长个三五年，而小树大多活不过三个月。
它的细小菌体飘散各处，每一颗播下的种子、每一片新生的叶片，都逃不过这无孔不入的魔鬼。
一年生的小麦率先消失了，尽管它们的种子储量惊人，却已不堪其用。接着是水稻和玉米，还有一众十字花科的蔬菜。现有的种子仍旧能够生长，可感染了类菌原体后，植株就失去了繁殖能力。
只剩下土豆、红薯与木薯一类的块茎植物了。这并不是说它们能抵抗病菌，而只是靠着块茎储存能量的特性多多少少抵消了些许疯长的势头——目前尚可靠的食用作物，仅剩下这区区几种了。
“你们寝室楼后面种的是芋头吧？”我问老谭。墙缝上有一株野草，它嫩绿的叶子长得倒是格外茂盛，丝毫没有其他植物疯长时的病态。
“对，水边嘛……芋头特别亲水。”
“土豆已经不行了，到处都是晚疫病。”我把玩着手里的野草，它的生命力格外茂盛，可是没用。没有粮食，饥荒的隐忧在不断蔓延。
“我估计三年之内能把晚疫病干掉。其他土豆疫病也是一样。”老谭说。老谭现在读研二，比我多读了五年书，自然更有发言权。他嚼着土豆，说：“科学界像疯了一样，到处都在加班加点。学校也是，其他一切研究都停止了，然而……就是解决不了这小东西。” “所以，还是都一样，治标不治本。”
“哈，生命科学院莫名其妙地成了全校第一大院。电院楼、机动楼，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实验室——就是为了这看不见的小东西。”老谭说，指了指空中。
到处都飘着看不见的小菌原体。
我努力笑了两声，作出了对一个冷笑话应有的回应。岂止是第一大院，其他所有院系的学生数加在一起也仅仅是生命科学院的零头。科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
老谭小心翼翼地剥了土豆最外头一层薄薄的皮，干巴巴地嚼着土豆。然后像是在轻描淡写地抱怨一般，说起别的组总是虚报实验用的土豆分量。
“拼上老命考来这里，还不是为了每月四斤半的粮食补贴？结果那么多作业，还得帮忙种地和做实验，跑来跑去累得要命，我看每个月还得倒贴个几斤进去。”我叹了叹气，于是和老谭一起剥土豆，“吃不饱的时候没条件谈情怀谈理想。”
“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疯病了，可还没那么厉害。那是五年前呢……”老谭说，“我本来是想学医的。老家那里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死掉。”我点点头。我和老谭是同乡，这些事我清楚得很。“中学时，我就给自己写了十年的规划，多少伟大的梦想……可没过两年，医学院直接并入了生命科学院。全都重新开始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你觉得……有希望吗？”我问，“我说疯病。”
老谭望着我，摇摇头， “就算没有，也得有。”
他站起来，再次盯着夕阳，“秋天要来了，你也听到了吧，到处都在说，储备粮要用光了。”
我也听到过类似的风声。有一个相当有力的佐证——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过米饭了。
“说太多的、想太多的，都浪费能量，会最早饿死的。”老谭总能面不改色地说着他那些恶毒的冷笑话。实际上他也属于想得太多的那一类吧。老谭把他那个小土豆仔细地吃干净，那点剥下来的皮子又揣回了兜里。“走吧，早点去食堂排队，可以挑两个不烂不生芽的。”他说。
十月，最后一季芋头和红薯都收获了。寝室楼旁边的红薯在九月的台风中全军覆没，我们每天两小时的课外实践活动便被算作不及格。老谭所在小组的包干区在学校北面的农场，地势更高，那里的红薯倒是基本保全了。绿色叶子收割下来，放在大编织袋里。红薯叶子可以吃，不过也只能算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红薯块茎。较上一年，它们更小，更不堪食用。
现在最大的红薯还没拳头大。我们垂头丧气地把挖出来的红薯堆在一边，装在麻袋里，拎去辅导员那儿登记。
老谭说，这么些年，疯长的植物把土地的肥力都透支光了，疯病的病原又在不断变异，此消彼长，农作物断然是长不好了。我点点头。
收割季节一过，不安和焦虑便像传染病似的在人群里传开了。我的室友每天小心地省下些红薯，晾干了存起来，锁在抽屉里。
室友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大跃进时，有个文人发现苗头不对，就天天领大碗粥回去，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糊墙，到了饥荒的时候，扒下墙皮来就着水，还能煮了吃。听起来这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红薯可省了。
电视里和网络上，全球的官方媒体总是翻来覆去那一套，并不明说。可今日早不同以往了，通讯那么发达，每个人心里都晓得，流言不是空穴来风——有地方遭了旱涝，要饿死人了。
食堂的气氛日渐微妙。四点半开门的食堂，三点多门口便排起了队。长长的队伍自食堂二楼排到一楼，再排出去，绵延百米，年轻人各自揣着磁卡翘首以盼，准备刷卡取自己定量的一份。
学校的教学工作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基础学科的作业不再有人好好做了，大家饿得想不动了嘛……这不是找借口，真就是这样。课堂秩序也开始乱套了。比如每天第八节课要到下午四点才下课，大家知道食堂要排长队，去晚了，有可能只能分到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替代主食——海藻泥。于是一到三点半，教授倘若不下课，学生就开始捣乱了。遇上较真的教授，学生们还只是打打岔子;遇上好欺负的，学生们干脆就敲起碗来，砰砰砰，催着教授早下课。
太史公的《史记》，开篇说杰出的思想家大多是给苦难逼出来的。可苦难归苦难，思想这活动，也是要耗费能量的，所以一定得有饭吃——啊，饭也没有了，只有土豆红薯芋头，还有红薯的嫩叶子。倘若早餐的红薯糊里有一块没捣烂的好红薯，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去他的科学，去他的理想，去他的礼仪教养仁义道德……
十二月十三日，初雪。十二月十四日，大风。雪后最冷，加上风，人早都冻得不行了。从一个星期前开始，每一餐都发不足定量。食堂门口贴出一张通告，二两半统统折成二两，说是上头的规定。有人说是要为春天作准备，也有阴谋论说是学校给拿走了……说法众多，反正大家都紧张得很，前两天更有去得晚的人抱怨只领到了一半的量。于是三点多钟，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度相当于往日四点的队伍。加上这天天气又冷，每个人都搓着手跺着脚，只希望队伍往前挪一点，能进到食堂里站着。这天下午我并没有课，成了站在食堂里面的幸运儿，当然，离着二楼的窗口还远。
四点二十分，楼梯上早站满了人。四点二十五分，前方陆续有人往后退，看起来并不情愿，似乎是工作人员怕窗口开放后秩序乱，要队伍在楼梯口并成四列。这时候后方食堂外的人也在缓慢往前挤，本来就拥挤不堪的楼梯间里，一时间抱怨不断，喊声、骂声都响了起来。我被前方的人推挤着，从一二楼楼梯转角往下退了几格，渐渐觉得不妙。可那时候，在人流的裹挟中，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靠近饭点，拥挤的人便更多了。一到四点三十，队伍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后面的人见到前面动了，以为窗口开放了，便挤得更为卖力，两股人流在狭小的楼梯间汇集，秩序一下子就乱了！前方的人退下来了，后方的人还在涌来。每一句喊声都淹没在了抱怨声之中。更多的人一言不发，为了呼吸一口空气而挣扎。
我站在台阶的第十级上，撑着前后，起初还能稳住，最后也站不住了，被前面的人压着，又倾斜四十五度，倒在后面人的身上。身后一个戴白帽子的女孩哭喊着她坚持不住了，不久后没了声响，也许是晕过去了，像落入海中的石子一样沉进了人流之中。 终于，最前面的人发现了异常，人流涌进二楼大厅里，很快就散开了。
楼梯最底端是重灾区，几十号人的重量全压在最下面的几层人身上。地上横竖躺着坐着十几号人，外伤居多，大都是女生。陆续也有爬起来的，一个走运的女孩并无大碍，抱着她哭泣的朋友说她挤着挤着晕过去了，还好命大，没事。
我蹲在楼梯上，扶着栏杆缓了好一阵。混乱中我扭到了右脚踝，而且是狠狠地扭了一下。当时我甚至没感觉到，现在却是连路都走不了了。我一瘸一拐地跳下楼梯捡回了鞋子。寝室钥匙不知所踪，可想想，也就算了，毕竟人还没事。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我扶着栏杆揉脚踝的时候，一个穿蓝色羽绒衫的男生正跪坐在墙角。他开始只是捂着胸口不断地咳嗽，狠狠呛了一下之后，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鲜血在水泥楼梯上洒了一地，触目惊心。他不断推开旁边的另一位男生，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神志已经不甚清醒。他的同伴一边扶着他，一边对着手机里另一位不知名的同伴怒吼。
更多的受害者是女孩。站不住倒下了，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看见一个女孩仰躺在地上，的白帽子上沾着不知是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血迹，淤青的脸上毫无血色。她的左手以奇怪的姿势扭曲着，手臂弯成了三节，小臂的骨头从中间生生折断，一头的末端在皮肤上顶出一个细小的尖角，几乎要戳出皮肉来。
我记得她，五分钟前她还在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她不想死。她的声音很尖很细，透着满满的绝望和恐惧，哀求着旁边的人不要挤了，可我们都顾不及自己了。最后，她说她坚持不住了，没想到一语成谶。
终于有人来了。最先赶到的是医学院的学生，几个男生跪下左右查看了一会儿，合力把白帽子女孩和另两个女孩抬了出去，并没有用担架和急救设施，举动也毫不小心，白帽子女孩左手的断骨终于扎穿手臂，露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尖角。于是我明白了。她是彻底没救了，也许她的身体都已经凉下来了——天气那么冷。
她的帽子落在地上。白色的毛线很软，帽子上鲜艳的血红得让人心碎。
我跟着医学院的学生们走上广场。这里留下的都是轻伤员，很多人已经坐在台阶上了。没有受伤的人大多离开了。不断有人下了课过来，见到血迹和伤者，四下打听一下消息，就走了。别人的命毕竟不比自己的重要，在食物短缺的当下，尤为如此。
我们都是自顾不暇的。
我就站在那里，灵魂好像被抽离出身体，整个人要飘起来似的。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人原来是那样脆弱的生物。短短五分钟，一个女孩子就被活生生地踩死了，她甚至没有出血，白帽子下的短发散开来，像是安静地睡着了一样。唯有一点不同，她的眼睛还微微睁着，面向着冬日澄澈的蓝天，似乎到最后还在审视着这个世界的疯狂和绝望。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戴白帽子的女孩，她没有血色的脸和扭曲的肢体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和我一直好不起来的脚伤一样，隐隐作痛。
然而比起在世界各地发生着的事情，这起悲剧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和老谭都不打算回去。家乡的定量粮食每人按月领取，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哪家还担负得起一双凭空多出来的筷子。
腊月三十，在一年里最后一个没有饥饿的夜里，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过去了。收获季节过后，土地都静静地空着，间或有几棵早已枯死的树立在空地上，仰面向天，保持着最后挣扎求生时的姿势。
树都死了，很早就死了。前一年开春时，食堂门前那棵六层楼高的榆树最终也没能抽出枝条。可并没有人刻意去铲掉它们。
入了夜，星星点点的礼花在远方的天际线绽开，烟火间歇着点亮夜空，很快又沉进黑暗。我和室友合买了一个大号烟花，拿到东区食堂的空地上放了。空地上人很多，陆续有人拿着各式的烟花来，几乎一刻不停。红绿色的光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年轻人怀着欢乐与希望走进了新年。
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晚上，每个人都是笑着的。
没有人回家，也许有的人已经没有家了，但我们的路还是要走下去。
有些人的路可能更难一点。
假期末尾的时候，老谭说，开了春他就去工作了，就在学校北面不远，东南省份最大的生命科学研究园区。
“为什么？”我问。我记得他说过，家里要他一定读完研。
老谭看我盯着他，便勉强地笑了笑，垂下头看桌子。
“我母亲去世了。”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饿死的。正月初七，还没出年……”
“你要回去一次吗？这么大的事情。”我问。
老谭抬起头看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他的眼神。痛苦，绝望，也许还带点儿麻木。
“你以为其他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喊道。
我望着老谭，满脸的惊恐;他也盯着我，那样子很吓人。没有人说话。
谭家在正月前被一群持着棍棒和锄头的人洗劫一空。
领头的人蒙着脸，似乎为了壮胆，大冬天也赤膊上阵，嘴里发出煽动性的吼叫。余下的人们冲进房间，大肆哄抢，待能吃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得差不多了，就呼啦一下散去了。
发生这种事儿实在不足为奇，自古灾荒与战乱一旦爆发，社会秩序也就很快土崩瓦解。“饥寒起盗心”，灾难从来都是各种恶行滋生的温床。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阴影下站着的人们都变成了恶魔。
也是还没出年，正月十五的早上，室友的红薯干失窃了。
室友给我们讲的那个文人的故事还有后一半。饥荒刚刚开始的时候，文人靠着糊在墙皮上的粥，过得比大家都好。可是过了一阵子，大家都没粮食了，只有文人家里还隔三岔五冒着炊烟。有人觉得不对劲，就偷偷扒着墙头看，发现了文人的秘密，于是一伙人冲进文人家里，把他家的粥墙皮悉数扒了去……
现在，室友是那个文人，而我们是文人的邻居和同村人。 他在晒红薯干这件事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所以肯定是自己人干的，是本来应该同甘共苦的室友干的。
不久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的另一位室友被抓了现行。他矢口否认前两次的偷窃行为，但红薯干的主人不相信。
最后他还是诚恳地道了歉，很高兴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彻底破碎。
实际上，前两次是我干的。必须承认，我对室友的红薯干觊觎已久。我是个蹩脚的贼，小时候我唯一一次偷邻居家腊肠的行动简直称得上是一败涂地，但这次好运眷顾了我，因为我的另一位室友是个更蹩脚的贼。
我们没再向室友的红薯干下手。春水暖起来的时候，室友吃光了他最后的一点红薯干，连一点碎末渣子都没剩下。
在更大的范围里，悲剧连续不断发生着。猜疑、嫉妒、被害妄想，人类最阴暗的情绪也像得了疯病的枣树一样疯狂生长着。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个春天。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几个同样的春天在等着我们。
三月，一篇SCI论文将类菌原体的变异性指向了一个基因片段。那一段基因片段很短，以至于隐藏在一系列无关的基因中间，从未引起过注意。然而它的机制是如此精确巧妙，论文作者形容它为“简直像人造出来的一样”。作者接下来又记录了部分变异追踪数据，指出这部分基因属于人造的可能性很大。作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未知的原因，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基因，并将其剪切提取出来，蓄意接在了枣树疯病的病原体上，最终几乎将地球上的植物赶尽杀绝。
末了，作者也指出，这篇论文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推论，而在于它也许能够帮助找到一类措施，以限制新变异毒株在物种间跳跃。至于论文的推论，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况且对大局来说，这个发现已经于事无补。
灾难之火由此点燃。
就在当月，论文作者惨遭刺杀，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凶手一口气开了八枪，枪枪命中要害。
可怜的论文作者到死都没能明白，群体性的愤怒本来就不需要理由，而论文的命题恰恰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流言蜚语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世界性灾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一种可能性摇身变成了所谓的事实，矛头一时间都指向了基因工程。人们并不在意真相究竟如何，需要的只是宣泄怒火，至于倒霉的是真凶还是替罪羊，并没人关心。
月末，两位基因工程学科领军人物相继遇害，震惊学界。
进入四月，各方安保措施迅速跟进，类似犯罪越来越少，可一场欧洲学术大会还是遭受了袭击，死伤惨重。这一次，凶手是自己人。学界之外，谴责暴行之声日渐式微，摇着旗子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反而成了主流。科学家当然不可能停止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把唯一的出路堵死，真是再愚蠢不过了。但水深火热中的群众哪里会管这么多。
效仿性的袭击不断出现，盲目，冰冷，没有指向的复仇。
老谭就职的科技园区成了重灾区，以至于我那天去看老谭的时候，差点给门卫拿催泪瓦斯伺候了。最后老谭出来接走我，警卫大叔查了我的随身物，发现我拎着的只是一袋书，便赔着笑道了歉。我跟着老谭走进去，四月的阳光里，数十个举着标牌的老人静坐在门口，地上散落着玻璃瓶的碎屑和火烧的痕迹。今天并不是休息日，来抗议的倒也没多少人。看两位警卫神经兮兮的样子，大概真是深受其扰。
老谭这次叫我去学校图书馆帮他借些书，都是新期刊。他开春刚退了学，校园卡是用不了了。他把序列号查好，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拍照后发给我，托我去借。
老谭的身体很糟糕，好像骨架外头只包了一层皮，可他的眼睛闪着光。他说，他们大概是交了好运了。
就在这一年开春，科研小组组长回家时，偶然见到了一株对疯病有微弱抗性的野稻。它看起来那么脆弱，病怏怏的，随时可能死掉，但它毕竟还活着。老谭很高兴地给我看了手机里的照片，那株细嫩的稻子长了很多小叶，却又有两片近乎正常的叶片。像这样的正常叶片，我们也多年没有见过了。
这株小家伙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被好好利用，分离出基因，培植新的幼苗，然后，在茫茫的基因碎片中寻找那克服疯病病原的小片段。
一个圆蛋形的建筑坐落在园区中央，老谭带我绕着走了一圈，说那是个全封闭的育种基地，里头繁育着一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无毒植株，要进入其中，条件复杂苛刻，并且要求专门的证件。他是进不去的。
“那里承载着人类的希望。”老谭说，“树都死光了，一直这样下去，生态会崩溃的。”
我没想到，仅仅两天后，我就见到一个冒着火光与浓烟的圆蛋，它和周围的大楼一起燃烧着，将北方的夜空照得一片血红！
我拨了老谭的电话，一直是忙音。大约晚上七点钟，电话回拨过来，讲话的却是个女声。她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老乡……同学吧。他怎么了？”
“严重烧伤。你最好来一下医院。”她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今天……”
事情的经过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天是公休，老谭和实验小组组长值班，两个人去取实验报告。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一伙人举着“向基因工程复仇”的旗帜冲进园区，一半负责放火打砸，一半负责抢东西，分工明确，显然是早有预谋。有人带着汽油桶和火机，当场放了火，大火很快蔓延开来，火焰以不可阻挡之势窜上了高楼。
老谭和组长回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烟了。实验楼烧得最凶，火苗止不住地从窗口往外钻。组长惊叫一声，冲进了满是大火的实验楼，老谭跟着，也冲了进去。
不久之后，老谭抱着一个烧得都变形了的铁盒子冲出东楼，他身上也着了火，头发烧得一片焦黑，刚一出门就晕了过去。而组长老爷子根本就没能再出来，也许他在哪里跌倒了，也许给烟熏晕过去了……
那个搭上了一条半性命抢出来的铁盒，是在三楼的墙角找到的，那里曾经放着一整叠科研人引以为傲的记录资料。纸和木桌子一起烧成了灰烬，铁盒子落在地上，分明是过了火又熄灭了的样子。玻璃器皿全数爆裂，无一幸免，碎片安静地躺在盒子里。那里曾经放着一盒三十六根试管，试管里搁着野稻子的叶片分割出的小碎块;另一个大些的玻璃容器里放着小心调配的培养液和植株本体。在上千度的烈火中，幼苗烧成了焦炭，昭示着希望和无限未来的遗传信息尽数丧失，DNA链断裂、扭曲、支离破碎，在大火中燃烧殆尽。 老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没有得到回报。
老谭一个多星期以后才醒过来，上身烧得不成样子，脸上整个儿烧烂了。他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都烧光了吗？”我点点头。他不说话。
发生了什么他记得很清楚，对这个结局，他也不感到意外。
“一看就知道，早就烧没了。”老谭说。那时距离意外发生已经有小半年了，他身上的纱布去掉了，人也勉强可以坐起来。他穿着控制瘢痕的加压紧身服，包得像一副只露出眼睛鼻子嘴巴的木乃伊骨架。他坐在病床沿上，很小心地保持着自己的姿势，稍微一动，碰到点什么就疼得皱眉头。
“我还没有谈过女朋友。”老谭说，“以后也没有机会了吧……”
我们都很小心地不去提被烧没的那棵野稻子。也许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才是最好的。在绝望之际给人希望，又把希望夺去，是比彻头彻尾的绝望更令人绝望的事情。
具体到老谭个人，他大概是整件事里最惨的受害者。
在医院待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研究所，仍旧在原先的团队。除了一年四季不摘下的手套、长袖和口罩，他倒也还是个普通人。
老谭并不在别人面前摘口罩，吃饭也只是躲起来一个人吃。研究所新来的女孩子很好奇，缠着他要看口罩下的脸，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一定会把女孩子吓跑的。他和她的关系就那样微妙地维持着，老谭总是不断地退让、闪躲。
我只在没人的时候见过他摘下口罩。那一天很热，黑色的口罩闷得厉害，老谭摘下口罩似乎是想擦汗。就是那时候，我转过头去，见到他不成形状的脸：疤痕从脖颈开始延伸，像蚯蚓一样密密麻麻地爬满皮肤，纹路扭曲可怖。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惊叫。
“对不起。”他迅速地又戴上了口罩。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为我的失礼道歉，但老谭并没说什么。
“没事，真的。”他低下头，仍旧摆弄他的试剂瓶。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许口罩下的脸并没有表情，也许口罩下的脸已经作不出表情了。
这一年年尾，我升大三，开学没两个月，便和初中时的挚友断了联系。
他很早就出了国。本来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扎下根去。然而他到了北美不久，疯病开始蔓延，一切都变了。
头几年里，美洲的疫情比欧亚稍轻。那时候，总有人说想出国避难去。可全球化时代哪里还有什么世外桃源？疫病初期，资料尚十分缺乏，甚至由于对病原体传播和变异能力的错判，美国一度执行过严格边境封锁隔离。然而那时候，病原早就在美洲大陆扎根了，而且很快自行变异，遵循着和大洋彼岸几乎一致的路线杀死了玉米和小麦，比起亚欧大陆只快不慢。
九个月的严密封锁，最后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
封锁解除时，旧友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像从潜水钟里浮出来似的，深吸了一口气。
那时候我们还有心思开开玩笑。
后来几年，他给我发来过照片，标注说是城外的乡村。但见一片广袤的绿色中，星星点点地落着白色房子，平原看不到边际，机械化耕作的大田上种满了土豆。连续几年，北美的粮食产量都比大洋彼岸略微乐观一些。
然而隐忧仍在——马铃薯已经是北美唯一可以依赖的粮食品种了。单一品种，成片种植——同样的情景，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发生过。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吃着土豆长大的爱尔兰人安居乐业，人口稳步增长，直到灾难降临……1845年到1846年，晚疫病爆发，几个星期内，土豆成片地腐烂坏死。区区数年间，上百万人死于饥荒，爱尔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都未能恢复到灾荒之前的规模。
我们原来以为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然而疯病降临之后，还扯什么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北美根本就只剩下土豆了。此情此景熟悉得可怕，北美大陆就像放大版的爱尔兰，随时可能坠入深渊！
但害怕是没用的。科学家担心了很久的一幕，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一年，自年初起，北美就异常多雨。而晚疫病由真菌引起，喜潮湿。一段令人恐惧的平静时期过后，一场空前惨烈的晚疫病毫无预兆地爆发了！
晚疫病迅速席卷了美洲大陆。由于缺乏品种多样性，连片的土豆成了真菌传染的高速公路，土豆几乎是一个州接一个州地全军覆没。整片整片的大田里，土豆植株叶缘枯萎，根茎黑腐，减产直至绝收。
严峻的事实摆在眼前——没有储备粮。
突然有一天，旧友再也没法从社区领到粮食了。他茫然地去问，工作人员指了指他的绿卡说，这个不行。
这时候，收获季早已经过了，他自家的陈年土豆只够吃两个月。
最后的两个月里，他不断给我发满载绝望的句子。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说，全世界都差不多，国内也一样。
屁，你们还有得吃，我知道。他说。可我只能去偷，去抢，去游行了啊……
也许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到处游行，然而他们到底没有揭竿而起，真的没力气了。
他在社交网络上的更新停留在十一月十四日，他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留言在十一月十一日。留言里说，要是他哪天不更新了，就是他不在了，记得来年给他烧点纸土豆。
我以为那是个玩笑。然而他真的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几天过去了，社交网络上他的头像还亮着，可他再也不说话了。
于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安慰自己，好多年不见面，交情早都淡了。说是这么说，可我的思绪却一直是乱的。
一个可怕的念头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其实都一样，在哪里都逃不掉，只是时间的问题。
也许下一个就是我。
毕业后，我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去了发电厂，那里离郊县的实验基地有些路途，和老谭的联系也少了许多。在灾难降临的第十个年头，曾经的繁华已然不再，电力供应像食品供应一样飘忽不定，陈旧且缺乏维护的电网再也承载不起整座城市的灯火了。
我们见过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断了粮食，就在街巷的秋夜里死去;我们见过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冲进商铺，抱着一袋红薯想走，却虚弱得连逃走的力气都没有。每个人都像守护黄金一样保护自己的口粮，没有人能够信任，没有人能够依靠。 陆陆续续死去的人比起灾难初始时少得多了，混乱逐渐减少，秩序回归以往。但是，与其说是形势好转，倒不如说是人们终于开始适应忍饥挨饿的生活，学会了精心分配口粮，节省着，麻木地过日子。
如今这年头，追求生计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如能求到一份安逸的工作，就是无上的福气。
在岁月流转中，我学会了随时随地发呆麻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操作面板前，像电脑进入待机状态一样节约能量，只是看着烟囱高塔冒出滚滚白烟，成了云，又散逸在风里……
粮食产量以无可阻挡的姿态坠落十年之后，一种改良的土豆品种终于给饥饿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点转机。后来我们喜欢叫它“白心薯”，因为它的块茎很面，切开来是白色的——都是淀粉。
总的来说，白心薯几乎不能说是土豆，它根本是一种以土豆为范本创造出来的全新物种。它以另一种极端对应疯病的极端——它就像一台能量转化器，拼命吸收阳光和养分，不计代价地去生长块茎。
几乎与此同时，西欧的科学家团队宣告攻克了土豆晚疫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团队的前组长正是在三年前遇害的学术领袖之一，他被自己拯救的人们亲手杀死了。
然而，我们知道，土地仍在退化，沙漠边界急速向内陆推进。北方平原之上，风一卷就能掠起漫天尘土。白心薯的出现甚至加剧了土地的沙化。看着漫天风沙，人们明白，灾难还没有结束。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要坐在工位上，看窗外滚滚沙尘包围着城市就好。天是一片不分四季的黄色，我们开始习惯呼吸尘土味的空气。植物都死绝了，就像老谭说的，这么继续下去，生态迟早要崩溃的。但我，还有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强烈怀疑，我们是不是有福气活到那一天。
这样，日子又平静地向前走了三年。年华真是像水一样，你不用心去捕捉它，它便悄悄地滑过去，不留下一点痕迹。
突然有一天，老谭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缺人，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研究所。他的语气带着我很多年没听到过的轻快和欣喜。
我并不忍心拒绝，可我又不想抛下现在的好饭碗。犹豫了一下，我说周末先去他那里看看，心里其实在思索着怎么婉拒他才好。我对自己说，就当是去看看老朋友吧。
彼时，科技园区中心的圆蛋已然重建完成。老谭穿着一套白大褂出来迎接我，戴着白色口罩，整套装束很是搭配。
“那条路是错的。”老谭说。
“什么？”
“白心薯。就这么把它们的种子播下去，太草率了。”
“可人们还能怎么样？都要饿死了……”
那时候我已经吃了三年白心薯。而白心薯，毫不意外地为它的创造者赢得了无上的荣耀。粮食不再如过往那般极度短缺，煎炸煮的花样悄然回到了厨房。要是没有白心薯，人们的生活会艰难得多。
“我知道，确实是没办法。”老谭说，“但是它真的……有问题。它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你知道，白心薯那东西，简直就和得了疯病没两样，一旦失去了限制，就会像肿瘤一样一直疯长，耗尽土壤养分。它能在二十年之内把全世界的土地变成沙漠！”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路了啊……”我耸耸肩。
“有，有别的路。”老谭轻轻地笑了一声，“你记得那株水稻的秧苗吗？”
我心下猛地一颤。老谭从不提那株水稻的事情，认识他的人都不敢，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同样的默契已经很多年了。
老谭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微微一笑，“咳，我都不在乎了。”
我们沿着长长的廊道走着，这里和以前几乎一样，只是内饰翻新了。我很好奇老谭如何做到如此平静地面对一切的。如果我经历过他这一生的起起落落，也许我已经疯了。从这一点看，他的内心比我要强大得多。
走廊尽头，他推开实验室的门，鼓风机嗡嗡的声音不断响着。我看到一株青绿色的秧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这样完整且样貌健康的植物了。它正在抽芽，尖端的一小簇嫩叶呈现一种亮绿色。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才是麦苗真正的颜色。
难怪他能那么豁达！难怪他说，他们缺人手！
“就在离原来的地方不到两公里远，我们又找到了一丛稻子。”老谭说，“比起我们六年前找到的那一棵，它们更加完整，也更加健壮。多么不可思议……”
老谭小组找到的水稻是一棵完整的植株。它的健康程度令人惊讶，甚至自行抽出了半根花穗。尽管由于另一半染病植株的拖累，它没能积攒足够的养料坚持到开花，可这不是问题。要是它的另一半也完全健康，它会成为几年来这个星球上第一株在野外开花的植物。
也就是说，自然已经给出了对疯病的解答。接下来的事情就太简单了，科学家们只要从水稻植株的基因序列里找到合适的表达段落，拷贝到其他的植物中，一切就能回到原点。那些花费了无数人力和物力隐匿并保护好的珍贵种子如今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全世界的科研力量汇聚在一起后，完成这件事只花了八个月。
第一株蒲公英开花了。实验室里所有人围着那一株小黄花，抱在一起，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接下来是众多一年生花卉、作物和水稻。油菜和青菜回到了农生院的试验田。接着是萝卜，在四月的阳光里，粉白色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美得让人流泪。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植物开花了。
松树也抽出了细小的枝条。我们在园区的东北角划了一小片地作为植物标本园，每天都有新的种子和小苗种下地里。没有一丛一丛嫩绿色的小叶——仅仅走在这一小片土地上，我们几乎找不到灾难的任何痕迹。
然而如果你细心的话，可以在围墙之下找到一小块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一个名字，无声地诉说着七年前的一场大火，以及前前后后无数的灾难。
灾难会过去的，但它的确发生过，我们不会忘记。
我终于还是回了一次家乡。
七月，实验室的工作轻松下来。于是我请了个假，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一周七天泡实验室的生活连着转了一年，我现在一看见培养皿和试管就想吐。老谭也说要回家，干脆推掉了一切会议和表彰会。“反正我这张脸不好见人。”他说。 空气里带着很重的草木灰味，正是阔别了数年的乡野味道。
家乡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了。目力所及，仅有看不到尽头的黄土，一起风就漫天沙尘，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年里刚刚恢复生产的麦田星星点点地落在平原上，小麦叶子上也蒙着厚厚的尘土。可我还是喜欢我的家乡，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至于老谭怎么想，我并不知道。他的家庭承受过太多苦难了。
“那条路是错的。一步错步步错。可当时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老谭拎起一颗白心薯，把它扔进了另一边的田里。
收获下来的白心薯和麦秆堆在一起，准备烧掉。一年之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我们却要担心白心薯会入侵好不容易恢复生产的田地。
“六年啊，老谭。白白丢掉的六年。”我说。我们失去的是生死攸关、无比珍贵的六年。在这六年里，有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战争。我们的村庄，一座在全国来说还算过得勉强的小村庄，足足少了五分之一的人口。
“也不一定，六年后我们找到的水稻已经和原来的截然不同了。”老谭望向夕阳。麦子已经收割完毕，麦秆堆在一起，落在夕阳之下，暖暖的。老谭拿起一根麦秆，随手把玩着。
“这株麦子里有来自那棵水稻的一小段抗病基因。这里所有的麦子里，现在所有活着的植物里，都有。很奇妙，是不是？人类反击的烽火竟然是从一小棵顽强的水稻开始的，多不可思议。”老谭转着手上的麦秆，拿起来吹了一下。
“说到底，拯救世界的还是自然。我们只是帮它完成了最后的步骤。”我看着老谭。
“是的。就算再给我们六年，也可能无法做到自然所做到的事。那个时候没有继续研究抗病基因，而是转为研究转基因农作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呢……”老谭抱着头，走在田埂上，“也许当时大家都把方向转到抗病基因上，就不会有之后的白心薯。但没有白心薯，饿死的人会多得难以想象……不论怎么讲，别看现在这么费尽心思地铲除白心薯，也好过当时没饭吃饿死无数人。”
“对，吃饱饭才最重要。”我也笑了。
后山山头是老坟地，漫山遍野的新旧墓碑之间，白心薯的圆叶子长成一片。它们的生命力是那么旺盛，连真正的山火都奈何不了它们。过了一遍山火，只要再下场雨，它们依然郁郁葱葱地长着。
更广阔的空间内，白心薯正在疯狂蔓延着。隔离带依着旧时的三北防护林建起，绵延千里，到底也没能阻止它前进的脚步，大片的白心薯向西绕进了沙漠，仅用了三个月就自北向南推进至秦岭。曾经的高山森林被广阔的圆叶子取代，山脉淹没在白心薯的丛林之下，远看像铺满莲叶的河流。
人们的共识是，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回到我们的田埂。大火自我们的稻田烧起来，卷过满山头的白心薯。山腰至山顶，已经死去了许多年的老松树也在大火里付之一炬。来年开春，我们会在山头种上小小的松树苗，要是运气好的话，树苗能在白心薯抢占地盘前长起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花在铲除白心薯上。
不过，正像老谭说的一样，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我们会活下去的，活到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时代。
【责任编辑：刘维佳】
太阳落下去了，像个粘在天际线上的鹅蛋黄，天边呈现奇异的粉红色，船一样的云低低地飘浮在空中，仿佛触手可及。
我爬上七楼天台。有一个剪影落在水管上，撑着手，望着天边，一动不动，像只晒太阳的老猫。夕阳的光华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我知道那是谁。
“老谭。”我喊他。
“嗯。”他转过来，说，“台风要来了。”
“台风来了就会这样？”我指着天边的一片血色问。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景色很难得……”
“红薯不会被淹吧？那东西泡了水会烂掉的……我们寝室后头种的全是红薯。”我朝天台下看去，绿色的三角叶子连成一片。老谭以前和我说，他来学校的时候，花台里种了很多好看的绣球花。但后来绣球花都死了，人们连吃饭都顾不上，于是花台里就种上了红薯和芋头。
“会淹掉的。”老谭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夕阳，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土豆递给我。这土豆比鸡蛋稍微大些。我犹豫地看着他。在饥荒蔓延的当下，分享食物代表着最高程度的友谊。
“你拿着，我还有。”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另一个土豆。
天边的粉色渐渐变成了暗红，着了火似的，像是火苗从天际线一路烧到了半空，甚是诡异。
我还记得另一场大火。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家有一片枣园，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园子里枣树的树龄都不小，六七十岁了，盛果期。我爸爸每年悉心打理枣园，闲时也插条种上些小枣子。每年四五月，枣树开了花，雪白一片，星星点点。天热些，树上就有了小青枣，等到它们泛了红，天气也就要凉下来了。收了枣子，就会有开着皮卡的商贩踩着时节打城里开来，我爸爸和他们讨价还价，卖掉枣子，然后修剪枝叶，等待来年的春天。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枣园是我们家的生计，也是我们家的骄傲。快到开学的时候，枣树就会挂满青红相间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然而那一年夏天，明明是难得的风调雨顺，我爸爸却天天跑果园，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不浇水，只是点着烟，愁容满面地站在枣园里，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到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他说：“没救了，一园子的枣疯子。从没见过这样的……烧了吧，别祸害到别家的枣树。”
我困惑地望着他问：“枣树怎么了？”
“枣树疯了。”他说。
“疯——了——？枣树怎么会疯？”我问。只有人才会疯，我想。
他指着枣树，只见树顶长出了一丛丛浅绿色的嫩叶子，远看像许多绿色的蜂窝。每丛叶子都细密极了，叶子挤着叶子，嫩绿嫩绿的。往年应当挂满果子的枝条上，只稀稀疏疏散落着些许小枣子。
“光长叶子了……疯了似的长。”爸爸长叹一声。
长叶子怎么会是疯了呢？我觉得是爸爸疯了。
不久之后，他拎着一个桶子，在枣树林东边洒上一圈油，点起了火。火舌从东头一路窜到西头，自午后烧到傍晚，枣园在熊熊大火里化成了灰烬……夕阳照在我爸爸的脸上，面目一片模糊。他一言不发，像是在火光里凝成了一尊雕塑。我惶恐地望着他的脸，心想爸爸真的疯了。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那也是往昔投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个清晰背影。以后的日子，我不愿意回想，于是模糊了它们的面目，将它们藏进了记忆里最深的角落。
若干年之后，我第一次晓得，我们园子里的枣树之所以会得枣疯病。是由一类介于病毒和细菌间的类菌原体引起的，此类类菌原体经由叶蝉传播。得病的枣树花果会变成嫩绿色的小叶，一路疯长，长成一丛丛的叶子，耗尽植株的养分，小树当年就枯萎，大树挺上两三个年头也逃不了一死，治不了。
本来，类菌原体没有细胞壁，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只能依靠叶蝉等寥寥几类昆虫传播，扩散缓慢。可就在那一年，新的变种出现了，它经由病树的呼吸作用向空气排放细小的菌体，菌体有膜包被，随风飘散，可以存活三个月或者更久。很快，我们的枣树悉数染病，无一幸免。
当科学家终于发现那层帮助类菌原体假死的膜时，偌大个中国已然找不到几棵幸存的枣树。在广泛的传播过程中，类菌原体的变异迅速加快，感染对象很快越过了鼠李科的界限。
九月，人们第一次在苹果中检测出类菌原体;十二月，梨;然后是豆类、萝卜、白菜、小麦、玉米……此后七年间，它如野火之势席卷了大陆，多变的魔鬼在科属种间跳跃。人们惊恐地发现，七年时间里，这个植物杀手几乎征服了一切作物，症状大同小异——疯狂生长的小叶，无花无果，而植株则在耗尽养分后枯萎死去，大树能疯长个三五年，而小树大多活不过三个月。
它的细小菌体飘散各处，每一颗播下的种子、每一片新生的叶片，都逃不过这无孔不入的魔鬼。
一年生的小麦率先消失了，尽管它们的种子储量惊人，却已不堪其用。接着是水稻和玉米，还有一众十字花科的蔬菜。现有的种子仍旧能够生长，可感染了类菌原体后，植株就失去了繁殖能力。
只剩下土豆、红薯与木薯一类的块茎植物了。这并不是说它们能抵抗病菌，而只是靠着块茎储存能量的特性多多少少抵消了些许疯长的势头——目前尚可靠的食用作物，仅剩下这区区几种了。
“你们寝室楼后面种的是芋头吧？”我问老谭。墙缝上有一株野草，它嫩绿的叶子长得倒是格外茂盛，丝毫没有其他植物疯长时的病态。
“对，水边嘛……芋头特别亲水。”
“土豆已经不行了，到处都是晚疫病。”我把玩着手里的野草，它的生命力格外茂盛，可是没用。没有粮食，饥荒的隐忧在不断蔓延。
“我估计三年之内能把晚疫病干掉。其他土豆疫病也是一样。”老谭说。老谭现在读研二，比我多读了五年书，自然更有发言权。他嚼着土豆，说：“科学界像疯了一样，到处都在加班加点。学校也是，其他一切研究都停止了，然而……就是解决不了这小东西。” “所以，还是都一样，治标不治本。”
“哈，生命科学院莫名其妙地成了全校第一大院。电院楼、机动楼，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实验室——就是为了这看不见的小东西。”老谭说，指了指空中。
到处都飘着看不见的小菌原体。
我努力笑了两声，作出了对一个冷笑话应有的回应。岂止是第一大院，其他所有院系的学生数加在一起也仅仅是生命科学院的零头。科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
老谭小心翼翼地剥了土豆最外头一层薄薄的皮，干巴巴地嚼着土豆。然后像是在轻描淡写地抱怨一般，说起别的组总是虚报实验用的土豆分量。
“拼上老命考来这里，还不是为了每月四斤半的粮食补贴？结果那么多作业，还得帮忙种地和做实验，跑来跑去累得要命，我看每个月还得倒贴个几斤进去。”我叹了叹气，于是和老谭一起剥土豆，“吃不饱的时候没条件谈情怀谈理想。”
“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疯病了，可还没那么厉害。那是五年前呢……”老谭说，“我本来是想学医的。老家那里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死掉。”我点点头。我和老谭是同乡，这些事我清楚得很。“中学时，我就给自己写了十年的规划，多少伟大的梦想……可没过两年，医学院直接并入了生命科学院。全都重新开始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你觉得……有希望吗？”我问，“我说疯病。”
老谭望着我，摇摇头， “就算没有，也得有。”
他站起来，再次盯着夕阳，“秋天要来了，你也听到了吧，到处都在说，储备粮要用光了。”
我也听到过类似的风声。有一个相当有力的佐证——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过米饭了。
“说太多的、想太多的，都浪费能量，会最早饿死的。”老谭总能面不改色地说着他那些恶毒的冷笑话。实际上他也属于想得太多的那一类吧。老谭把他那个小土豆仔细地吃干净，那点剥下来的皮子又揣回了兜里。“走吧，早点去食堂排队，可以挑两个不烂不生芽的。”他说。
十月，最后一季芋头和红薯都收获了。寝室楼旁边的红薯在九月的台风中全军覆没，我们每天两小时的课外实践活动便被算作不及格。老谭所在小组的包干区在学校北面的农场，地势更高，那里的红薯倒是基本保全了。绿色叶子收割下来，放在大编织袋里。红薯叶子可以吃，不过也只能算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红薯块茎。较上一年，它们更小，更不堪食用。
现在最大的红薯还没拳头大。我们垂头丧气地把挖出来的红薯堆在一边，装在麻袋里，拎去辅导员那儿登记。
老谭说，这么些年，疯长的植物把土地的肥力都透支光了，疯病的病原又在不断变异，此消彼长，农作物断然是长不好了。我点点头。
收割季节一过，不安和焦虑便像传染病似的在人群里传开了。我的室友每天小心地省下些红薯，晾干了存起来，锁在抽屉里。
室友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大跃进时，有个文人发现苗头不对，就天天领大碗粥回去，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糊墙，到了饥荒的时候，扒下墙皮来就着水，还能煮了吃。听起来这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红薯可省了。
电视里和网络上，全球的官方媒体总是翻来覆去那一套，并不明说。可今日早不同以往了，通讯那么发达，每个人心里都晓得，流言不是空穴来风——有地方遭了旱涝，要饿死人了。
食堂的气氛日渐微妙。四点半开门的食堂，三点多门口便排起了队。长长的队伍自食堂二楼排到一楼，再排出去，绵延百米，年轻人各自揣着磁卡翘首以盼，准备刷卡取自己定量的一份。
学校的教学工作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基础学科的作业不再有人好好做了，大家饿得想不动了嘛……这不是找借口，真就是这样。课堂秩序也开始乱套了。比如每天第八节课要到下午四点才下课，大家知道食堂要排长队，去晚了，有可能只能分到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替代主食——海藻泥。于是一到三点半，教授倘若不下课，学生就开始捣乱了。遇上较真的教授，学生们还只是打打岔子;遇上好欺负的，学生们干脆就敲起碗来，砰砰砰，催着教授早下课。
太史公的《史记》，开篇说杰出的思想家大多是给苦难逼出来的。可苦难归苦难，思想这活动，也是要耗费能量的，所以一定得有饭吃——啊，饭也没有了，只有土豆红薯芋头，还有红薯的嫩叶子。倘若早餐的红薯糊里有一块没捣烂的好红薯，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去他的科学，去他的理想，去他的礼仪教养仁义道德……
十二月十三日，初雪。十二月十四日，大风。雪后最冷，加上风，人早都冻得不行了。从一个星期前开始，每一餐都发不足定量。食堂门口贴出一张通告，二两半统统折成二两，说是上头的规定。有人说是要为春天作准备，也有阴谋论说是学校给拿走了……说法众多，反正大家都紧张得很，前两天更有去得晚的人抱怨只领到了一半的量。于是三点多钟，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度相当于往日四点的队伍。加上这天天气又冷，每个人都搓着手跺着脚，只希望队伍往前挪一点，能进到食堂里站着。这天下午我并没有课，成了站在食堂里面的幸运儿，当然，离着二楼的窗口还远。
四点二十分，楼梯上早站满了人。四点二十五分，前方陆续有人往后退，看起来并不情愿，似乎是工作人员怕窗口开放后秩序乱，要队伍在楼梯口并成四列。这时候后方食堂外的人也在缓慢往前挤，本来就拥挤不堪的楼梯间里，一时间抱怨不断，喊声、骂声都响了起来。我被前方的人推挤着，从一二楼楼梯转角往下退了几格，渐渐觉得不妙。可那时候，在人流的裹挟中，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靠近饭点，拥挤的人便更多了。一到四点三十，队伍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后面的人见到前面动了，以为窗口开放了，便挤得更为卖力，两股人流在狭小的楼梯间汇集，秩序一下子就乱了！前方的人退下来了，后方的人还在涌来。每一句喊声都淹没在了抱怨声之中。更多的人一言不发，为了呼吸一口空气而挣扎。
我站在台阶的第十级上，撑着前后，起初还能稳住，最后也站不住了，被前面的人压着，又倾斜四十五度，倒在后面人的身上。身后一个戴白帽子的女孩哭喊着她坚持不住了，不久后没了声响，也许是晕过去了，像落入海中的石子一样沉进了人流之中。 终于，最前面的人发现了异常，人流涌进二楼大厅里，很快就散开了。
楼梯最底端是重灾区，几十号人的重量全压在最下面的几层人身上。地上横竖躺着坐着十几号人，外伤居多，大都是女生。陆续也有爬起来的，一个走运的女孩并无大碍，抱着她哭泣的朋友说她挤着挤着晕过去了，还好命大，没事。
我蹲在楼梯上，扶着栏杆缓了好一阵。混乱中我扭到了右脚踝，而且是狠狠地扭了一下。当时我甚至没感觉到，现在却是连路都走不了了。我一瘸一拐地跳下楼梯捡回了鞋子。寝室钥匙不知所踪，可想想，也就算了，毕竟人还没事。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我扶着栏杆揉脚踝的时候，一个穿蓝色羽绒衫的男生正跪坐在墙角。他开始只是捂着胸口不断地咳嗽，狠狠呛了一下之后，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鲜血在水泥楼梯上洒了一地，触目惊心。他不断推开旁边的另一位男生，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神志已经不甚清醒。他的同伴一边扶着他，一边对着手机里另一位不知名的同伴怒吼。
更多的受害者是女孩。站不住倒下了，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看见一个女孩仰躺在地上，的白帽子上沾着不知是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血迹，淤青的脸上毫无血色。她的左手以奇怪的姿势扭曲着，手臂弯成了三节，小臂的骨头从中间生生折断，一头的末端在皮肤上顶出一个细小的尖角，几乎要戳出皮肉来。
我记得她，五分钟前她还在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她不想死。她的声音很尖很细，透着满满的绝望和恐惧，哀求着旁边的人不要挤了，可我们都顾不及自己了。最后，她说她坚持不住了，没想到一语成谶。
终于有人来了。最先赶到的是医学院的学生，几个男生跪下左右查看了一会儿，合力把白帽子女孩和另两个女孩抬了出去，并没有用担架和急救设施，举动也毫不小心，白帽子女孩左手的断骨终于扎穿手臂，露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尖角。于是我明白了。她是彻底没救了，也许她的身体都已经凉下来了——天气那么冷。
她的帽子落在地上。白色的毛线很软，帽子上鲜艳的血红得让人心碎。
我跟着医学院的学生们走上广场。这里留下的都是轻伤员，很多人已经坐在台阶上了。没有受伤的人大多离开了。不断有人下了课过来，见到血迹和伤者，四下打听一下消息，就走了。别人的命毕竟不比自己的重要，在食物短缺的当下，尤为如此。
我们都是自顾不暇的。
我就站在那里，灵魂好像被抽离出身体，整个人要飘起来似的。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人原来是那样脆弱的生物。短短五分钟，一个女孩子就被活生生地踩死了，她甚至没有出血，白帽子下的短发散开来，像是安静地睡着了一样。唯有一点不同，她的眼睛还微微睁着，面向着冬日澄澈的蓝天，似乎到最后还在审视着这个世界的疯狂和绝望。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戴白帽子的女孩，她没有血色的脸和扭曲的肢体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和我一直好不起来的脚伤一样，隐隐作痛。
然而比起在世界各地发生着的事情，这起悲剧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和老谭都不打算回去。家乡的定量粮食每人按月领取，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哪家还担负得起一双凭空多出来的筷子。
腊月三十，在一年里最后一个没有饥饿的夜里，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过去了。收获季节过后，土地都静静地空着，间或有几棵早已枯死的树立在空地上，仰面向天，保持着最后挣扎求生时的姿势。
树都死了，很早就死了。前一年开春时，食堂门前那棵六层楼高的榆树最终也没能抽出枝条。可并没有人刻意去铲掉它们。
入了夜，星星点点的礼花在远方的天际线绽开，烟火间歇着点亮夜空，很快又沉进黑暗。我和室友合买了一个大号烟花，拿到东区食堂的空地上放了。空地上人很多，陆续有人拿着各式的烟花来，几乎一刻不停。红绿色的光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年轻人怀着欢乐与希望走进了新年。
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晚上，每个人都是笑着的。
没有人回家，也许有的人已经没有家了，但我们的路还是要走下去。
有些人的路可能更难一点。
假期末尾的时候，老谭说，开了春他就去工作了，就在学校北面不远，东南省份最大的生命科学研究园区。
“为什么？”我问。我记得他说过，家里要他一定读完研。
老谭看我盯着他，便勉强地笑了笑，垂下头看桌子。
“我母亲去世了。”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饿死的。正月初七，还没出年……”
“你要回去一次吗？这么大的事情。”我问。
老谭抬起头看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他的眼神。痛苦，绝望，也许还带点儿麻木。
“你以为其他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喊道。
我望着老谭，满脸的惊恐;他也盯着我，那样子很吓人。没有人说话。
谭家在正月前被一群持着棍棒和锄头的人洗劫一空。
领头的人蒙着脸，似乎为了壮胆，大冬天也赤膊上阵，嘴里发出煽动性的吼叫。余下的人们冲进房间，大肆哄抢，待能吃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得差不多了，就呼啦一下散去了。
发生这种事儿实在不足为奇，自古灾荒与战乱一旦爆发，社会秩序也就很快土崩瓦解。“饥寒起盗心”，灾难从来都是各种恶行滋生的温床。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阴影下站着的人们都变成了恶魔。
也是还没出年，正月十五的早上，室友的红薯干失窃了。
室友给我们讲的那个文人的故事还有后一半。饥荒刚刚开始的时候，文人靠着糊在墙皮上的粥，过得比大家都好。可是过了一阵子，大家都没粮食了，只有文人家里还隔三岔五冒着炊烟。有人觉得不对劲，就偷偷扒着墙头看，发现了文人的秘密，于是一伙人冲进文人家里，把他家的粥墙皮悉数扒了去……
现在，室友是那个文人，而我们是文人的邻居和同村人。 他在晒红薯干这件事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所以肯定是自己人干的，是本来应该同甘共苦的室友干的。
不久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的另一位室友被抓了现行。他矢口否认前两次的偷窃行为，但红薯干的主人不相信。
最后他还是诚恳地道了歉，很高兴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彻底破碎。
实际上，前两次是我干的。必须承认，我对室友的红薯干觊觎已久。我是个蹩脚的贼，小时候我唯一一次偷邻居家腊肠的行动简直称得上是一败涂地，但这次好运眷顾了我，因为我的另一位室友是个更蹩脚的贼。
我们没再向室友的红薯干下手。春水暖起来的时候，室友吃光了他最后的一点红薯干，连一点碎末渣子都没剩下。
在更大的范围里，悲剧连续不断发生着。猜疑、嫉妒、被害妄想，人类最阴暗的情绪也像得了疯病的枣树一样疯狂生长着。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个春天。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几个同样的春天在等着我们。
三月，一篇SCI论文将类菌原体的变异性指向了一个基因片段。那一段基因片段很短，以至于隐藏在一系列无关的基因中间，从未引起过注意。然而它的机制是如此精确巧妙，论文作者形容它为“简直像人造出来的一样”。作者接下来又记录了部分变异追踪数据，指出这部分基因属于人造的可能性很大。作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未知的原因，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基因，并将其剪切提取出来，蓄意接在了枣树疯病的病原体上，最终几乎将地球上的植物赶尽杀绝。
末了，作者也指出，这篇论文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推论，而在于它也许能够帮助找到一类措施，以限制新变异毒株在物种间跳跃。至于论文的推论，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况且对大局来说，这个发现已经于事无补。
灾难之火由此点燃。
就在当月，论文作者惨遭刺杀，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凶手一口气开了八枪，枪枪命中要害。
可怜的论文作者到死都没能明白，群体性的愤怒本来就不需要理由，而论文的命题恰恰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流言蜚语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世界性灾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一种可能性摇身变成了所谓的事实，矛头一时间都指向了基因工程。人们并不在意真相究竟如何，需要的只是宣泄怒火，至于倒霉的是真凶还是替罪羊，并没人关心。
月末，两位基因工程学科领军人物相继遇害，震惊学界。
进入四月，各方安保措施迅速跟进，类似犯罪越来越少，可一场欧洲学术大会还是遭受了袭击，死伤惨重。这一次，凶手是自己人。学界之外，谴责暴行之声日渐式微，摇着旗子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反而成了主流。科学家当然不可能停止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把唯一的出路堵死，真是再愚蠢不过了。但水深火热中的群众哪里会管这么多。
效仿性的袭击不断出现，盲目，冰冷，没有指向的复仇。
老谭就职的科技园区成了重灾区，以至于我那天去看老谭的时候，差点给门卫拿催泪瓦斯伺候了。最后老谭出来接走我，警卫大叔查了我的随身物，发现我拎着的只是一袋书，便赔着笑道了歉。我跟着老谭走进去，四月的阳光里，数十个举着标牌的老人静坐在门口，地上散落着玻璃瓶的碎屑和火烧的痕迹。今天并不是休息日，来抗议的倒也没多少人。看两位警卫神经兮兮的样子，大概真是深受其扰。
老谭这次叫我去学校图书馆帮他借些书，都是新期刊。他开春刚退了学，校园卡是用不了了。他把序列号查好，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拍照后发给我，托我去借。
老谭的身体很糟糕，好像骨架外头只包了一层皮，可他的眼睛闪着光。他说，他们大概是交了好运了。
就在这一年开春，科研小组组长回家时，偶然见到了一株对疯病有微弱抗性的野稻。它看起来那么脆弱，病怏怏的，随时可能死掉，但它毕竟还活着。老谭很高兴地给我看了手机里的照片，那株细嫩的稻子长了很多小叶，却又有两片近乎正常的叶片。像这样的正常叶片，我们也多年没有见过了。
这株小家伙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被好好利用，分离出基因，培植新的幼苗，然后，在茫茫的基因碎片中寻找那克服疯病病原的小片段。
一个圆蛋形的建筑坐落在园区中央，老谭带我绕着走了一圈，说那是个全封闭的育种基地，里头繁育着一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无毒植株，要进入其中，条件复杂苛刻，并且要求专门的证件。他是进不去的。
“那里承载着人类的希望。”老谭说，“树都死光了，一直这样下去，生态会崩溃的。”
我没想到，仅仅两天后，我就见到一个冒着火光与浓烟的圆蛋，它和周围的大楼一起燃烧着，将北方的夜空照得一片血红！
我拨了老谭的电话，一直是忙音。大约晚上七点钟，电话回拨过来，讲话的却是个女声。她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老乡……同学吧。他怎么了？”
“严重烧伤。你最好来一下医院。”她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今天……”
事情的经过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天是公休，老谭和实验小组组长值班，两个人去取实验报告。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一伙人举着“向基因工程复仇”的旗帜冲进园区，一半负责放火打砸，一半负责抢东西，分工明确，显然是早有预谋。有人带着汽油桶和火机，当场放了火，大火很快蔓延开来，火焰以不可阻挡之势窜上了高楼。
老谭和组长回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烟了。实验楼烧得最凶，火苗止不住地从窗口往外钻。组长惊叫一声，冲进了满是大火的实验楼，老谭跟着，也冲了进去。
不久之后，老谭抱着一个烧得都变形了的铁盒子冲出东楼，他身上也着了火，头发烧得一片焦黑，刚一出门就晕了过去。而组长老爷子根本就没能再出来，也许他在哪里跌倒了，也许给烟熏晕过去了……
那个搭上了一条半性命抢出来的铁盒，是在三楼的墙角找到的，那里曾经放着一整叠科研人引以为傲的记录资料。纸和木桌子一起烧成了灰烬，铁盒子落在地上，分明是过了火又熄灭了的样子。玻璃器皿全数爆裂，无一幸免，碎片安静地躺在盒子里。那里曾经放着一盒三十六根试管，试管里搁着野稻子的叶片分割出的小碎块;另一个大些的玻璃容器里放着小心调配的培养液和植株本体。在上千度的烈火中，幼苗烧成了焦炭，昭示着希望和无限未来的遗传信息尽数丧失，DNA链断裂、扭曲、支离破碎，在大火中燃烧殆尽。 老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没有得到回报。
老谭一个多星期以后才醒过来，上身烧得不成样子，脸上整个儿烧烂了。他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都烧光了吗？”我点点头。他不说话。
发生了什么他记得很清楚，对这个结局，他也不感到意外。
“一看就知道，早就烧没了。”老谭说。那时距离意外发生已经有小半年了，他身上的纱布去掉了，人也勉强可以坐起来。他穿着控制瘢痕的加压紧身服，包得像一副只露出眼睛鼻子嘴巴的木乃伊骨架。他坐在病床沿上，很小心地保持着自己的姿势，稍微一动，碰到点什么就疼得皱眉头。
“我还没有谈过女朋友。”老谭说，“以后也没有机会了吧……”
我们都很小心地不去提被烧没的那棵野稻子。也许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才是最好的。在绝望之际给人希望，又把希望夺去，是比彻头彻尾的绝望更令人绝望的事情。
具体到老谭个人，他大概是整件事里最惨的受害者。
在医院待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研究所，仍旧在原先的团队。除了一年四季不摘下的手套、长袖和口罩，他倒也还是个普通人。
老谭并不在别人面前摘口罩，吃饭也只是躲起来一个人吃。研究所新来的女孩子很好奇，缠着他要看口罩下的脸，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一定会把女孩子吓跑的。他和她的关系就那样微妙地维持着，老谭总是不断地退让、闪躲。
我只在没人的时候见过他摘下口罩。那一天很热，黑色的口罩闷得厉害，老谭摘下口罩似乎是想擦汗。就是那时候，我转过头去，见到他不成形状的脸：疤痕从脖颈开始延伸，像蚯蚓一样密密麻麻地爬满皮肤，纹路扭曲可怖。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惊叫。
“对不起。”他迅速地又戴上了口罩。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为我的失礼道歉，但老谭并没说什么。
“没事，真的。”他低下头，仍旧摆弄他的试剂瓶。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许口罩下的脸并没有表情，也许口罩下的脸已经作不出表情了。
这一年年尾，我升大三，开学没两个月，便和初中时的挚友断了联系。
他很早就出了国。本来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扎下根去。然而他到了北美不久，疯病开始蔓延，一切都变了。
头几年里，美洲的疫情比欧亚稍轻。那时候，总有人说想出国避难去。可全球化时代哪里还有什么世外桃源？疫病初期，资料尚十分缺乏，甚至由于对病原体传播和变异能力的错判，美国一度执行过严格边境封锁隔离。然而那时候，病原早就在美洲大陆扎根了，而且很快自行变异，遵循着和大洋彼岸几乎一致的路线杀死了玉米和小麦，比起亚欧大陆只快不慢。
九个月的严密封锁，最后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
封锁解除时，旧友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像从潜水钟里浮出来似的，深吸了一口气。
那时候我们还有心思开开玩笑。
后来几年，他给我发来过照片，标注说是城外的乡村。但见一片广袤的绿色中，星星点点地落着白色房子，平原看不到边际，机械化耕作的大田上种满了土豆。连续几年，北美的粮食产量都比大洋彼岸略微乐观一些。
然而隐忧仍在——马铃薯已经是北美唯一可以依赖的粮食品种了。单一品种，成片种植——同样的情景，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发生过。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吃着土豆长大的爱尔兰人安居乐业，人口稳步增长，直到灾难降临……1845年到1846年，晚疫病爆发，几个星期内，土豆成片地腐烂坏死。区区数年间，上百万人死于饥荒，爱尔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都未能恢复到灾荒之前的规模。
我们原来以为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然而疯病降临之后，还扯什么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北美根本就只剩下土豆了。此情此景熟悉得可怕，北美大陆就像放大版的爱尔兰，随时可能坠入深渊！
但害怕是没用的。科学家担心了很久的一幕，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一年，自年初起，北美就异常多雨。而晚疫病由真菌引起，喜潮湿。一段令人恐惧的平静时期过后，一场空前惨烈的晚疫病毫无预兆地爆发了！
晚疫病迅速席卷了美洲大陆。由于缺乏品种多样性，连片的土豆成了真菌传染的高速公路，土豆几乎是一个州接一个州地全军覆没。整片整片的大田里，土豆植株叶缘枯萎，根茎黑腐，减产直至绝收。
严峻的事实摆在眼前——没有储备粮。
突然有一天，旧友再也没法从社区领到粮食了。他茫然地去问，工作人员指了指他的绿卡说，这个不行。
这时候，收获季早已经过了，他自家的陈年土豆只够吃两个月。
最后的两个月里，他不断给我发满载绝望的句子。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说，全世界都差不多，国内也一样。
屁，你们还有得吃，我知道。他说。可我只能去偷，去抢，去游行了啊……
也许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到处游行，然而他们到底没有揭竿而起，真的没力气了。
他在社交网络上的更新停留在十一月十四日，他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留言在十一月十一日。留言里说，要是他哪天不更新了，就是他不在了，记得来年给他烧点纸土豆。
我以为那是个玩笑。然而他真的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几天过去了，社交网络上他的头像还亮着，可他再也不说话了。
于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安慰自己，好多年不见面，交情早都淡了。说是这么说，可我的思绪却一直是乱的。
一个可怕的念头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其实都一样，在哪里都逃不掉，只是时间的问题。
也许下一个就是我。
毕业后，我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去了发电厂，那里离郊县的实验基地有些路途，和老谭的联系也少了许多。在灾难降临的第十个年头，曾经的繁华已然不再，电力供应像食品供应一样飘忽不定，陈旧且缺乏维护的电网再也承载不起整座城市的灯火了。
我们见过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断了粮食，就在街巷的秋夜里死去;我们见过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冲进商铺，抱着一袋红薯想走，却虚弱得连逃走的力气都没有。每个人都像守护黄金一样保护自己的口粮，没有人能够信任，没有人能够依靠。 陆陆续续死去的人比起灾难初始时少得多了，混乱逐渐减少，秩序回归以往。但是，与其说是形势好转，倒不如说是人们终于开始适应忍饥挨饿的生活，学会了精心分配口粮，节省着，麻木地过日子。
如今这年头，追求生计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如能求到一份安逸的工作，就是无上的福气。
在岁月流转中，我学会了随时随地发呆麻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操作面板前，像电脑进入待机状态一样节约能量，只是看着烟囱高塔冒出滚滚白烟，成了云，又散逸在风里……
粮食产量以无可阻挡的姿态坠落十年之后，一种改良的土豆品种终于给饥饿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点转机。后来我们喜欢叫它“白心薯”，因为它的块茎很面，切开来是白色的——都是淀粉。
总的来说，白心薯几乎不能说是土豆，它根本是一种以土豆为范本创造出来的全新物种。它以另一种极端对应疯病的极端——它就像一台能量转化器，拼命吸收阳光和养分，不计代价地去生长块茎。
几乎与此同时，西欧的科学家团队宣告攻克了土豆晚疫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团队的前组长正是在三年前遇害的学术领袖之一，他被自己拯救的人们亲手杀死了。
然而，我们知道，土地仍在退化，沙漠边界急速向内陆推进。北方平原之上，风一卷就能掠起漫天尘土。白心薯的出现甚至加剧了土地的沙化。看着漫天风沙，人们明白，灾难还没有结束。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要坐在工位上，看窗外滚滚沙尘包围着城市就好。天是一片不分四季的黄色，我们开始习惯呼吸尘土味的空气。植物都死绝了，就像老谭说的，这么继续下去，生态迟早要崩溃的。但我，还有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强烈怀疑，我们是不是有福气活到那一天。
这样，日子又平静地向前走了三年。年华真是像水一样，你不用心去捕捉它，它便悄悄地滑过去，不留下一点痕迹。
突然有一天，老谭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缺人，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研究所。他的语气带着我很多年没听到过的轻快和欣喜。
我并不忍心拒绝，可我又不想抛下现在的好饭碗。犹豫了一下，我说周末先去他那里看看，心里其实在思索着怎么婉拒他才好。我对自己说，就当是去看看老朋友吧。
彼时，科技园区中心的圆蛋已然重建完成。老谭穿着一套白大褂出来迎接我，戴着白色口罩，整套装束很是搭配。
“那条路是错的。”老谭说。
“什么？”
“白心薯。就这么把它们的种子播下去，太草率了。”
“可人们还能怎么样？都要饿死了……”
那时候我已经吃了三年白心薯。而白心薯，毫不意外地为它的创造者赢得了无上的荣耀。粮食不再如过往那般极度短缺，煎炸煮的花样悄然回到了厨房。要是没有白心薯，人们的生活会艰难得多。
“我知道，确实是没办法。”老谭说，“但是它真的……有问题。它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你知道，白心薯那东西，简直就和得了疯病没两样，一旦失去了限制，就会像肿瘤一样一直疯长，耗尽土壤养分。它能在二十年之内把全世界的土地变成沙漠！”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路了啊……”我耸耸肩。
“有，有别的路。”老谭轻轻地笑了一声，“你记得那株水稻的秧苗吗？”
我心下猛地一颤。老谭从不提那株水稻的事情，认识他的人都不敢，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同样的默契已经很多年了。
老谭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微微一笑，“咳，我都不在乎了。”
我们沿着长长的廊道走着，这里和以前几乎一样，只是内饰翻新了。我很好奇老谭如何做到如此平静地面对一切的。如果我经历过他这一生的起起落落，也许我已经疯了。从这一点看，他的内心比我要强大得多。
走廊尽头，他推开实验室的门，鼓风机嗡嗡的声音不断响着。我看到一株青绿色的秧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这样完整且样貌健康的植物了。它正在抽芽，尖端的一小簇嫩叶呈现一种亮绿色。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才是麦苗真正的颜色。
难怪他能那么豁达！难怪他说，他们缺人手！
“就在离原来的地方不到两公里远，我们又找到了一丛稻子。”老谭说，“比起我们六年前找到的那一棵，它们更加完整，也更加健壮。多么不可思议……”
老谭小组找到的水稻是一棵完整的植株。它的健康程度令人惊讶，甚至自行抽出了半根花穗。尽管由于另一半染病植株的拖累，它没能积攒足够的养料坚持到开花，可这不是问题。要是它的另一半也完全健康，它会成为几年来这个星球上第一株在野外开花的植物。
也就是说，自然已经给出了对疯病的解答。接下来的事情就太简单了，科学家们只要从水稻植株的基因序列里找到合适的表达段落，拷贝到其他的植物中，一切就能回到原点。那些花费了无数人力和物力隐匿并保护好的珍贵种子如今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全世界的科研力量汇聚在一起后，完成这件事只花了八个月。
第一株蒲公英开花了。实验室里所有人围着那一株小黄花，抱在一起，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接下来是众多一年生花卉、作物和水稻。油菜和青菜回到了农生院的试验田。接着是萝卜，在四月的阳光里，粉白色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美得让人流泪。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植物开花了。
松树也抽出了细小的枝条。我们在园区的东北角划了一小片地作为植物标本园，每天都有新的种子和小苗种下地里。没有一丛一丛嫩绿色的小叶——仅仅走在这一小片土地上，我们几乎找不到灾难的任何痕迹。
然而如果你细心的话，可以在围墙之下找到一小块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一个名字，无声地诉说着七年前的一场大火，以及前前后后无数的灾难。
灾难会过去的，但它的确发生过，我们不会忘记。
我终于还是回了一次家乡。
七月，实验室的工作轻松下来。于是我请了个假，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一周七天泡实验室的生活连着转了一年，我现在一看见培养皿和试管就想吐。老谭也说要回家，干脆推掉了一切会议和表彰会。“反正我这张脸不好见人。”他说。 空气里带着很重的草木灰味，正是阔别了数年的乡野味道。
家乡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了。目力所及，仅有看不到尽头的黄土，一起风就漫天沙尘，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年里刚刚恢复生产的麦田星星点点地落在平原上，小麦叶子上也蒙着厚厚的尘土。可我还是喜欢我的家乡，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至于老谭怎么想，我并不知道。他的家庭承受过太多苦难了。
“那条路是错的。一步错步步错。可当时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老谭拎起一颗白心薯，把它扔进了另一边的田里。
收获下来的白心薯和麦秆堆在一起，准备烧掉。一年之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我们却要担心白心薯会入侵好不容易恢复生产的田地。
“六年啊，老谭。白白丢掉的六年。”我说。我们失去的是生死攸关、无比珍贵的六年。在这六年里，有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战争。我们的村庄，一座在全国来说还算过得勉强的小村庄，足足少了五分之一的人口。
“也不一定，六年后我们找到的水稻已经和原来的截然不同了。”老谭望向夕阳。麦子已经收割完毕，麦秆堆在一起，落在夕阳之下，暖暖的。老谭拿起一根麦秆，随手把玩着。
“这株麦子里有来自那棵水稻的一小段抗病基因。这里所有的麦子里，现在所有活着的植物里，都有。很奇妙，是不是？人类反击的烽火竟然是从一小棵顽强的水稻开始的，多不可思议。”老谭转着手上的麦秆，拿起来吹了一下。
“说到底，拯救世界的还是自然。我们只是帮它完成了最后的步骤。”我看着老谭。
“是的。就算再给我们六年，也可能无法做到自然所做到的事。那个时候没有继续研究抗病基因，而是转为研究转基因农作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呢……”老谭抱着头，走在田埂上，“也许当时大家都把方向转到抗病基因上，就不会有之后的白心薯。但没有白心薯，饿死的人会多得难以想象……不论怎么讲，别看现在这么费尽心思地铲除白心薯，也好过当时没饭吃饿死无数人。”
“对，吃饱饭才最重要。”我也笑了。
后山山头是老坟地，漫山遍野的新旧墓碑之间，白心薯的圆叶子长成一片。它们的生命力是那么旺盛，连真正的山火都奈何不了它们。过了一遍山火，只要再下场雨，它们依然郁郁葱葱地长着。
更广阔的空间内，白心薯正在疯狂蔓延着。隔离带依着旧时的三北防护林建起，绵延千里，到底也没能阻止它前进的脚步，大片的白心薯向西绕进了沙漠，仅用了三个月就自北向南推进至秦岭。曾经的高山森林被广阔的圆叶子取代，山脉淹没在白心薯的丛林之下，远看像铺满莲叶的河流。
人们的共识是，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回到我们的田埂。大火自我们的稻田烧起来，卷过满山头的白心薯。山腰至山顶，已经死去了许多年的老松树也在大火里付之一炬。来年开春，我们会在山头种上小小的松树苗，要是运气好的话，树苗能在白心薯抢占地盘前长起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花在铲除白心薯上。
不过，正像老谭说的一样，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我们会活下去的，活到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时代。
【责任编辑：刘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