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一直在北京西郊万寿路10号大院工作和生活。
夏天晚饭后，邓子恢习惯穿旧式大裤裆长裤，手摇羽毛扇或芭蕉扇，在大院内悠闲散步，不时和机关干部、家属亲切地打招呼。有时则在大院传达室门口路灯下席地而坐，同机关干部下象棋聊天。他平易近人，大家平时不叫他邓副总理，而是亲切地称他邓老。他平时喜欢穿一身布衣、布裤和布鞋，即使到中南海出席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也不例外。
因为他穿着朴实，有些人戏称他为布衣总理。多年来，邓子恢和我在同一个大院工作和生活，朝夕相处，阳光共享，风雨同行。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演绎了许多感人的生动故事。
热心植树造林，他为大院留下一片绿色天地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德高望重、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风尘仆仆进京向毛泽东报到。
中央安排邓子恢住在中南海颐园，与毛泽东、刘少奇住处相距很近。
毛泽东在住处笑迎老战友，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党中央新设的职能机构，负责领导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任务繁重而紧急。党中央的大管家、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着手为它寻找办公地点。
当时，北京西郊公主坟以西、万寿路一带，有一栋很有名气的红砖楼房，俗称“小红楼”。杨尚昆带领工作人员在万寿路一带认真考察后，确定将“小红楼”和万寿路10号院的一些营房、平房和荒地，划归中央农村工作部建办公大楼、干部宿舍和机关大院。
邓子恢确定机关大院边施工建设、边开展工作。他首先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争分夺秒地工作。
1953年春节刚刚过去，邓子恢清晨就冒着严寒从中南海出发，匆匆来到万寿路机关上班。他向刚调来的干部们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同时会同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领导人研究机关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布置制定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他不仅忙于制定农村工作部大政方针，还亲自过问机关大院的规划建设，每天很晚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中南海休息。
机关原准备盖一个五层办公大楼，邓子恢看了设计后，本着经济、实用、节约的原则，指示砍去一层，节省了一大笔经费。
在大院规划建设上，他重视抓植树造林，创建绿色家园，主张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色的天地和绿色的财富。他亲自给林业部领导打电话，要求提供银杏、核桃、梧桐、葡萄、苹果、梨树、桃树、槐树等经济实用苗木，帮助机关大院搞好绿化，既美化环境，又能收获果实，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眼看任务那么繁重，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邓子恢老觉得自己每天在中南海和万寿路之间来回奔波，无形中消耗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时间，他决定从中南海迁到万寿路居住和办公。决心下定，立即行动。不久，大院西部的一栋普通平房就成了邓子恢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从此开始与大家风雨同行，春秋共度，一住就是几十年。
那年清明时节，林业部提供的绿化苗木已准备就绪。邓子恢立即带领机关干部在大院掀起植树造林高潮。他和夫人陈兰一道挥舞铁锨，挖坑、栽树、培土。东大院种下许多槐树和松柏，一排排整整齐齐，形成了长长的绿荫走廊；西大院南边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很快种植了葡萄、苹果、海棠、桃树、梨树，建起一大片花果园。
邓子恢喜爱银杏树。他不仅指挥大家在办公大楼周围和西大院栽种了许多银杏树和梧桐树，而且和夫人陈兰亲自动手挖坑浇水，精心培土种植。
中央农工部大院种植的树木，迎着阳光和雨露茁壮成长。小树相继成林，鸟儿在枝头林间欢快地飞来飞去。春天，各种果树竞相开花争艳，鸟鸣蝶舞，银杏树纷纷吐芽喷绿，到处生机盎然。秋天，院内桃、梨、葡萄、苹果先后成熟。大家提着筐子、端着盆子，喜洋洋收获并品赏着各种水果，满脸洋溢着喜悦之情。
那时，中央农林口的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水利部、农机部、中央气象局等机关都挤在市区狭小的天地里办公.王震、萧克、高文华等来到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开会，看到机关大院天地开阔，环境优美，都深为羡慕。
朱德同邓子恢关系密切，感情笃深。有一次，他从中南海驱车来万寿路大院视察工作，看望邓子恢。两位老战友在大院内畅谈往日友谊，并围绕农业合作化和山区经济发展相互交流思想。朱德看到机关大院树木葱绿，花果满园，风趣地赞美大院是“世外桃源”。
邓子恢非常热爱、珍惜这个“世外桃源”，每天都要在住宅附近的银杏树、梧桐树下散步，不时俯身为银杏树、梧桐树拔除杂草。他关心银杏树的健康成长，每当他从外地农村调查回京，总要到银杏树下摸摸树干，瞧瞧树叶。看到银杏树、梧桐树迎着风雨枝繁叶茂，越长越大，心里无比高兴。爱好下棋的他，节假日往往邀几位机关干部，在银杏树、梧桐树下席地而坐，对弈几局。
有一个星期天，邓子恢正坐在大院传达室里，悠闲地同机关干部边下棋边聊天。恰巧，一位省委书记从外地来京看望邓子恢。他到门口传达室打听邓老的住处，邓子恢听说有人找他，立即从传达室窗口探出脑袋看看是谁。省委书记一看是邓子恢，不禁愕然。他没有想到坐在传达室里下棋的人，居然是共和国的副总理邓子恢，内心无限佩服邓子恢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
邓子恢受到大院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即使后来他遭受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大家依然十分同情和尊敬他，每逢春节机关大院举行团拜，都热情邀请他坐在主席位置上，并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64年秋，为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子恢和夫人、秘书等暂时离开绿树成荫的大院，化名李建中远赴广西农村秘密试验包产到户。搞了两年，喜获成功，他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大院。
1969年秋，党中央安排他和夫人陈兰再次到广西搞农村调查。邓子恢告别了曾经居住10多年的机关大院。不久，机关大院被军队接管，院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度成为林彪、“四人帮”党羽的活动据点。
1970年6月，邓子恢在广西桂林患病，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周恩来批准他回京治疗。第二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邓子恢一家人重新回到了10号大院。当时大院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花果园荡然无存。
1972年底，76岁的邓老在医院病情恶化。不久，邓子恢虽然走了，但他和夫人陈兰种植的那些银杏树和梧桐树，却迎着历史的风雨越长越高，越来越茂盛。为了纪念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树，农业部的领导特意指示钉上“邓子恢夫妇手植”的铜牌，让后人永志不忘。
前些年春节，农业部老干部万寿路活动站的同志，特地将一颗颗饱满的银杏果，洗净晾干，精心包好，热热闹闹到邓子恢家中，向邓子恢夫人陈兰拜年、祝寿，大家欢聚一堂，回顾银杏树的故事，表达对邓子恢的缅怀和敬重之情。
同群众心连心，他和大家共享阳光、分担风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电视事业刚起步，电视机是希罕之物，一般领导干部家里也没有电视机，许多人甚至没有见过电视机的模样。
当时，大院只有邓老家里有一台，那是苏联政府送给我国领导人的珍贵礼品。虽然是电子管的黑白图像电视，但物以稀为贵，大家仍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那时，电视节目很少，大多是播放电影和球类比赛。每逢有电视节目的夜晚，院内一些干部、职工及其子女，尤其是邓子恢身边工作人员（管理员、炊事员、司机）的子女，都喜欢聚到邓子恢家客厅里，沙发、椅子、小凳子、甚至地板上都坐满了人。邓子恢夫妇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热热闹闹，亲如一家。
后来，我国电视事业有所发展，国内能生产少量电视机，邓子恢买了一台。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电视，他特地将苏联送的电视机安放到机关大食堂里。此后，大院的干部和家属常在那里边吃饭、边看电视、边聊天，深切体验邓子恢的关爱之情。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业减产，粮食短缺，群众吃不饱饭，不少地方还饿死人。邓子恢心里十分难受，他多次建议毛主席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未能成功，他深感痛心。当时，10号大院机关干部为了度过困难灾荒，在房前屋后种起了蔬菜、玉米和红薯，除了打井抽水浇地外，有时也要用一些自来水，从而增加了机关水费开支。机关行政科从经费管理角度出发，曾经禁止用自来水浇菜地。于是，机关工作中一度出现矛盾，闹起纠纷。
问题反映到邓子恢那里，邓子恢肯定了行政科严格行政管理的做法，但同时又指示：现在是特殊时期，同志们吃菜太困难，大家的健康更重要，可以网开一面，允许同志们用自来水浇菜地。这是一桩小事，但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它体现了邓子恢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讲究实事求是和重视以人为本、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和精神。
还有一次，机关干部赵作为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明显浮肿。邓子恢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安, 将家里两瓶鱼肝油丸送给了他。此事，赵作为终身难忘，数十年后他写文章说“邓老爱护干部的美德，长期铭刻在我心间，一回顾往事，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动得眼泪直流。”
邓子恢的住宅位于大院西北，是一个独家小院，院内有些空地可以种花、种草。三年困难时期，邓子恢的夫人和家人就在宅院内种植了许多蔬菜。她们用压水机抽水浇地种菜，经常把收获的蔬菜送给机关食堂。那时，他们家还曾经喂养了一头肥猪，养大后也送给机关食堂，帮助大家增加营养。许多人都吃过他们家送的蔬菜和猪肉。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昔日的干部也成为古稀老人，但每当回顾过去大院的往事，大家都记忆犹新，永难忘怀邓子恢一家人的友情。
重视爱护干部，他在政治运动中善于巧妙保护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常常以极“左”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喜欢抓辫子、打棍子、上纲上线。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展反胡风运动。有一次，党员干部石英在党小组座谈会上谈心得体会，说：自己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曾经看过胡风的小说，原以为他是进步作家，后来听说他有什么问题被开除党籍，但不知道他是反革命。
这是党员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正常发言。然而有人却抓住不放，借题发挥，反复追查他和胡风的关系。
石英怎么解释也不行，前前后后审查了整整一年。经过多方调查，最后由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李登瀛亲自处理，查清楚没有问题，宣布解除怀疑。然而有人仍不甘心，主张在政治结论里留尾巴。
当时，多数人不了解石英的最终结论情况，常常以异样眼神看他。石英精神上陷入困境，内心无比痛苦。正在此时，同他素无来往的邓子恢，突然将他找到办公室去，亲切地布置任务，要他为自己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发言准备资料。透过邓子恢那慈祥、信赖的目光，石英似乎感到副总理在说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吧！
当时，石英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向全身，顿时如释重负。后来，石英得知，在中央农工部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中，邓子恢无视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不追赶政治浪潮，坚持重调查、重证据的原则，反对无端怀疑，始终实事求是、冷静地对待每一个被审查的同志。
事情十分凑巧，1957年的夏天，全国又掀起反右派运动。石英在一次党支部找他谈话时，说了一些“右派有两面性”、“农村土改和合作化都有平均主义”、“农村合作化快了”之类的话，结果招来新麻烦。
因为农工部副秘书长李登瀛也同意“右派有两面性”的论点，于是有好事者乘机上挂下联，开会追问石英言论的来源，企图进一步抓李登瀛的辫子。
一时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石英再度忐忑不安。在这危急时刻，邓子恢居然又亲自指定石英和李登瀛陪他一起前往北戴河，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务会议，参加讨论国民经济计划。
在邓子恢的热心保护下，石英和李登瀛远离机关的政治运动的漩涡，避免了一场政治冲击和灾难。
当时，全国反右派斗争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中央机关各部都抓了许多右派。按上级布置的反右指标最低标准计算，中央农工部至少也得抓出三四个“右派”。然而，邓子恢却主张实事求是，“有蚂蚁抓蚂蚁，没有蚂蚁不要硬抓蚂蚁”。结果农工部一个“右派”也没有抓。没有想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毛泽东居然表扬了邓子恢，夸他实事求是，不凑数，有多少划多少。
庐山会议后，中央农工部根据要求，又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对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与彭德怀有同感，有的言论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反右倾斗争一开展，这些同志首当其冲，有好几个被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机关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将材料送给邓子恢审批。他仔细看了材料，认为这些同志说的事情都是客观事实，只是言词过于激烈了一些。他对主持机关工作的负责人说：上边有要求，但具体执行要实事求是嘛！一句话，邓子恢又把这些同志都保护了下来。
在农村工作部政治运动中受到过邓子恢保护的，还有张其瑞。
1962年为了充分掌握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邓子恢确定派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张其瑞等同志到安徽开展调查研究。
张其瑞在农村生产大队详细调查20天，掌握了大量数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总结了责任田的许多优越性，并以个人名义写出书面报告，认为包产到户责任田深受农民欢迎，对农村、农业、农民有利，值得推广。
邓子恢原先就支持包产到户责任田，看了张其瑞的调查报告后，感到数据充分，理由充足，富有说服力，确定正式打印。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农业生产问题。邓子恢明知毛泽东对包产到户责任田态度不明朗，机关干部和家里人也都劝邓子恢不要冒政治风险，等毛泽东态度明朗后再作决断。但当时全国饥荒问题相当严重，已饿死许多人，邓子恢忧心如焚。为了让亿万农民尽快安全度过自然灾害，他还是拿定主意冒风险，带着这些调查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写给党中央的信，多次找毛泽东为民请命，推荐生产责任田。结果毛主席极为恼火，当即严厉批评他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随后，在会议分组批判、围攻。
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遭批判的消息飞快传到北京，机关大院大为震惊。一位处长悄悄告诉张其瑞：“邓老主张包产到户受批判了，你曾经作过这种调查，要准备写检查了。”张其瑞精神紧张，困惑不安，立即把过去写的调查报告拿出来，反复推敲、寻找问题，思考如何写检查，准备受处分。那时，包产到户问题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许多赞成、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都受到严重处分。可是等了好长时间，部机关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领导既没有人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正式通知他写检查。后来，他才知道，邓子恢在“包产到户责任田”调查问题上，明确表示调查组是自己派出的，责任一概由自己全部承担，与王观澜和张其瑞等同志无关，而且不让在机关内部搞层层检查。这样，才使得张其瑞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和冲击。
他平时节衣缩食，但当别人有难时却热情给予救援
邓子恢出身农村，祖父是穷秀才，热心教农民读书识字，献身农村教育事业。父亲是乡间远近闻名的中医，勤于为劳苦大众看病抓药、解除病痛。一家人生活俭朴，与乡亲关系密切，乐于助人。长辈这些高尚美德，对邓子恢后来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邓子恢留学日本回国参加革命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传统美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喝酒，不讲究吃穿，一生粗茶淡饭。即使进北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也仍然保持这种传统生活方式。
邓子恢在机关大院是一个大家庭，众多子女加上老家来的姑姑，共有10多人，日常生活开支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布票、粮票凭证供应，他家子女的衣服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弟小妹穿的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旧衣服破了，红军出身的妈妈陈兰就给缝上补丁。邓小燕、邓建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女，穿旧衣服上学的机会当然多。尤其是小儿子邓建生，喜欢打球爬树，衣服磨破得快，穿补丁衣服上学更是习以为常。他个头长高了，裤子短了，陈兰就给缝上一截。如今他回忆过去在育英学校的往事，常乐呵呵地说：“我爸爸是副总理，我穿补丁衣服上学，同学们都感到好奇，常同我开玩笑。我觉得无所谓，并不生气，也没有压力。因为当时是困难时期，布票紧张，穿补丁衣服上学的同学不只我一个。人家能穿，副总理的儿子有什么特殊，为什么不能穿？何况我们家姐妹平时常常穿补丁衣服上学。”
邓子恢待人诚恳，关心群众疾苦，是一贯的传统作风。解放战争期间，战士和群众遇有难事，都愿意找他谈心。建国后当了副总理，有些老战士、老马夫、老挑夫、老房东，常到北京机关大院看他，同时反映情况，诉说真情。对老部下的来访，邓子恢总是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凡能办到的事情，他都尽力帮助去办。有些老部下、老房东家庭生活困难，经济拮据，他往往让陈兰找一些旧衣服、或买一些新衣服给他们带回去，还要给一些零花钱，鼓励他们回乡好好生产，度过难关。
1996年我参加编写《邓子恢传》时，邓子恢夫人陈兰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家人口多，负担较重，经济开支一向管得紧，从不乱花钱。但为了帮助过去曾同我们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乡亲，我们总是心甘情愿省吃俭用。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已成了我们的家风。”
燕同道是1934年入伍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新四军四师司令部当过炊事班长。全国解放后，他复员回安徽涡阳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过村长。1958年“大跃进”后，家乡遭灾，家庭生活困难，无奈给邓子恢写信反映情况。邓老亲自写信安慰，鼓励他增强信心，带领群众生产自救。不久，燕同道来北京机关大院找邓子恢。尽管过去大家只是一般工作关系，但邓子恢仍然满怀革命情谊亲自接待，还在家里招待吃饭，两人边吃边交谈，邓子恢通过交谈了解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随后，邓子恢给当地政府写信。请他们给这位患有严重青光眼的老红军战士以必要的照顾。同时，又给内务部长曾山同志打电话，请民政部门给以关照。邓子恢这种身居高位不忘老部下的深情厚谊，令燕同道感到无比温暖，也受到莫大鼓舞。他回乡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教育子女要热爱党和政府，表现十分突出，后来还当选为县政协委员。他对邓子恢感谢不尽，每年都要代表全家来机关大院看望邓子恢夫妇。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邓子恢的家乡——福建龙岩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生活极端困难，饿死不少人。邓子恢知道后，内心十分不安，夜不能寐。1961年3月，他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立即匆匆赶往福建，会同老战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到闽西老区开展调查。他听说家乡父老乡亲营养不良，浮肿病多，心情十分沉重。在漳州特地请地委书记代买10公斤黄豆和红糖，嘱咐夫人陈兰在招待所分成一斤一包，以便回到家乡送给烈军属，表达一点心意。郭滴人是邓子恢的老战友，土地革命时期担任龙岩县苏维埃主席和闽西特委书记，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后患病去世，其老母在家乡一直健在。邓子恢夫妇到龙岩后，首先探望这位为革命先后献出两个儿子的老妈妈，向她赠送食品。邓根发在30年代担任过漳州县委书记和闽南游击队政委，1932年英勇牺牲，其姑姑尚健在。邓子恢除向她赠送食品外，还请她吃饭，共同叙述对邓根发烈士的怀念之情。
在革命老区，邓子恢不顾自己年老体迈，走东家，串西家，逐个探望那些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无私奉献的烈军属们。他给烈军属们赠送黄豆和红糖时，心情极其复杂，既怀着深深的敬意，又满怀歉意地说：“给你们这一点东西，我实在拿不出手啊！”而烈军属们则亲切地呼唤着邓子恢的乳名说：“绍箕啊，这么多年你还总想着我们，你的心同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起啊！”邓子恢心酸地答道：“没有你们过去的支持，我们哪有今天啊！今天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对不起你们啊！”
龙岩苏洪爱老人是战友郭滴人的婶婶，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思想觉悟高。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她热情支持红军闹革命，对共产党赤胆忠心，长期同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人战斗、工作在一起，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对闽西革命根据地有过历史贡献。邓子恢、张鼎丞一直非常佩服、尊敬这位革命老人。可是，“文革”动乱期间，龙岩的造反派居然把她打成反革命，停发工资，她生活没有了保障。邓子恢得知后，十分气愤和伤心。但在那个混乱年代，他又无奈，只好同张鼎丞取得联系，他沉痛地说：“苏洪爱老人追随革命一辈子，如今竟然落到这种地步，令人痛心。没有人管她，我们拿工资来管她！”于是，他们每月都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钱，通过万寿路邮局寄给苏洪爱，表达过去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革命友情。
……
这些故事虽然平凡、普通、琐碎，但真实、亲切、感人。它们像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折射出共和国副总理邓子恢长期和普通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和美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故事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它们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消失。平凡的故事里充满了同志情、战友情、乡友情，有着浓浓的人间温情，温馨、感人，所以一直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10号大院历史的光辉一页和永久的记忆。大家忘不了这些珍贵的故事，常常把它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起来，并且不断地传诵、赞美，让它们在新时期代代相传。
夏天晚饭后，邓子恢习惯穿旧式大裤裆长裤，手摇羽毛扇或芭蕉扇，在大院内悠闲散步，不时和机关干部、家属亲切地打招呼。有时则在大院传达室门口路灯下席地而坐，同机关干部下象棋聊天。他平易近人，大家平时不叫他邓副总理，而是亲切地称他邓老。他平时喜欢穿一身布衣、布裤和布鞋，即使到中南海出席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也不例外。
因为他穿着朴实，有些人戏称他为布衣总理。多年来，邓子恢和我在同一个大院工作和生活，朝夕相处，阳光共享，风雨同行。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演绎了许多感人的生动故事。
热心植树造林，他为大院留下一片绿色天地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德高望重、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风尘仆仆进京向毛泽东报到。
中央安排邓子恢住在中南海颐园，与毛泽东、刘少奇住处相距很近。
毛泽东在住处笑迎老战友，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党中央新设的职能机构，负责领导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任务繁重而紧急。党中央的大管家、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着手为它寻找办公地点。
当时，北京西郊公主坟以西、万寿路一带，有一栋很有名气的红砖楼房，俗称“小红楼”。杨尚昆带领工作人员在万寿路一带认真考察后，确定将“小红楼”和万寿路10号院的一些营房、平房和荒地，划归中央农村工作部建办公大楼、干部宿舍和机关大院。
邓子恢确定机关大院边施工建设、边开展工作。他首先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争分夺秒地工作。
1953年春节刚刚过去，邓子恢清晨就冒着严寒从中南海出发，匆匆来到万寿路机关上班。他向刚调来的干部们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同时会同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领导人研究机关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布置制定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他不仅忙于制定农村工作部大政方针，还亲自过问机关大院的规划建设，每天很晚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中南海休息。
机关原准备盖一个五层办公大楼，邓子恢看了设计后，本着经济、实用、节约的原则，指示砍去一层，节省了一大笔经费。
在大院规划建设上，他重视抓植树造林，创建绿色家园，主张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色的天地和绿色的财富。他亲自给林业部领导打电话，要求提供银杏、核桃、梧桐、葡萄、苹果、梨树、桃树、槐树等经济实用苗木，帮助机关大院搞好绿化，既美化环境，又能收获果实，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眼看任务那么繁重，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邓子恢老觉得自己每天在中南海和万寿路之间来回奔波，无形中消耗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时间，他决定从中南海迁到万寿路居住和办公。决心下定，立即行动。不久，大院西部的一栋普通平房就成了邓子恢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从此开始与大家风雨同行，春秋共度，一住就是几十年。
那年清明时节，林业部提供的绿化苗木已准备就绪。邓子恢立即带领机关干部在大院掀起植树造林高潮。他和夫人陈兰一道挥舞铁锨，挖坑、栽树、培土。东大院种下许多槐树和松柏，一排排整整齐齐，形成了长长的绿荫走廊；西大院南边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很快种植了葡萄、苹果、海棠、桃树、梨树，建起一大片花果园。
邓子恢喜爱银杏树。他不仅指挥大家在办公大楼周围和西大院栽种了许多银杏树和梧桐树，而且和夫人陈兰亲自动手挖坑浇水，精心培土种植。
中央农工部大院种植的树木，迎着阳光和雨露茁壮成长。小树相继成林，鸟儿在枝头林间欢快地飞来飞去。春天，各种果树竞相开花争艳，鸟鸣蝶舞，银杏树纷纷吐芽喷绿，到处生机盎然。秋天，院内桃、梨、葡萄、苹果先后成熟。大家提着筐子、端着盆子，喜洋洋收获并品赏着各种水果，满脸洋溢着喜悦之情。
那时，中央农林口的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水利部、农机部、中央气象局等机关都挤在市区狭小的天地里办公.王震、萧克、高文华等来到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开会，看到机关大院天地开阔，环境优美，都深为羡慕。
朱德同邓子恢关系密切，感情笃深。有一次，他从中南海驱车来万寿路大院视察工作，看望邓子恢。两位老战友在大院内畅谈往日友谊，并围绕农业合作化和山区经济发展相互交流思想。朱德看到机关大院树木葱绿，花果满园，风趣地赞美大院是“世外桃源”。
邓子恢非常热爱、珍惜这个“世外桃源”，每天都要在住宅附近的银杏树、梧桐树下散步，不时俯身为银杏树、梧桐树拔除杂草。他关心银杏树的健康成长，每当他从外地农村调查回京，总要到银杏树下摸摸树干，瞧瞧树叶。看到银杏树、梧桐树迎着风雨枝繁叶茂，越长越大，心里无比高兴。爱好下棋的他，节假日往往邀几位机关干部，在银杏树、梧桐树下席地而坐，对弈几局。
有一个星期天，邓子恢正坐在大院传达室里，悠闲地同机关干部边下棋边聊天。恰巧，一位省委书记从外地来京看望邓子恢。他到门口传达室打听邓老的住处，邓子恢听说有人找他，立即从传达室窗口探出脑袋看看是谁。省委书记一看是邓子恢，不禁愕然。他没有想到坐在传达室里下棋的人，居然是共和国的副总理邓子恢，内心无限佩服邓子恢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
邓子恢受到大院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即使后来他遭受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大家依然十分同情和尊敬他，每逢春节机关大院举行团拜，都热情邀请他坐在主席位置上，并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64年秋，为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子恢和夫人、秘书等暂时离开绿树成荫的大院，化名李建中远赴广西农村秘密试验包产到户。搞了两年，喜获成功，他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大院。
1969年秋，党中央安排他和夫人陈兰再次到广西搞农村调查。邓子恢告别了曾经居住10多年的机关大院。不久，机关大院被军队接管，院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度成为林彪、“四人帮”党羽的活动据点。
1970年6月，邓子恢在广西桂林患病，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周恩来批准他回京治疗。第二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邓子恢一家人重新回到了10号大院。当时大院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花果园荡然无存。
1972年底，76岁的邓老在医院病情恶化。不久，邓子恢虽然走了，但他和夫人陈兰种植的那些银杏树和梧桐树，却迎着历史的风雨越长越高，越来越茂盛。为了纪念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树，农业部的领导特意指示钉上“邓子恢夫妇手植”的铜牌，让后人永志不忘。
前些年春节，农业部老干部万寿路活动站的同志，特地将一颗颗饱满的银杏果，洗净晾干，精心包好，热热闹闹到邓子恢家中，向邓子恢夫人陈兰拜年、祝寿，大家欢聚一堂，回顾银杏树的故事，表达对邓子恢的缅怀和敬重之情。
同群众心连心，他和大家共享阳光、分担风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电视事业刚起步，电视机是希罕之物，一般领导干部家里也没有电视机，许多人甚至没有见过电视机的模样。
当时，大院只有邓老家里有一台，那是苏联政府送给我国领导人的珍贵礼品。虽然是电子管的黑白图像电视，但物以稀为贵，大家仍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那时，电视节目很少，大多是播放电影和球类比赛。每逢有电视节目的夜晚，院内一些干部、职工及其子女，尤其是邓子恢身边工作人员（管理员、炊事员、司机）的子女，都喜欢聚到邓子恢家客厅里，沙发、椅子、小凳子、甚至地板上都坐满了人。邓子恢夫妇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热热闹闹，亲如一家。
后来，我国电视事业有所发展，国内能生产少量电视机，邓子恢买了一台。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电视，他特地将苏联送的电视机安放到机关大食堂里。此后，大院的干部和家属常在那里边吃饭、边看电视、边聊天，深切体验邓子恢的关爱之情。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业减产，粮食短缺，群众吃不饱饭，不少地方还饿死人。邓子恢心里十分难受，他多次建议毛主席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未能成功，他深感痛心。当时，10号大院机关干部为了度过困难灾荒，在房前屋后种起了蔬菜、玉米和红薯，除了打井抽水浇地外，有时也要用一些自来水，从而增加了机关水费开支。机关行政科从经费管理角度出发，曾经禁止用自来水浇菜地。于是，机关工作中一度出现矛盾，闹起纠纷。
问题反映到邓子恢那里，邓子恢肯定了行政科严格行政管理的做法，但同时又指示：现在是特殊时期，同志们吃菜太困难，大家的健康更重要，可以网开一面，允许同志们用自来水浇菜地。这是一桩小事，但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它体现了邓子恢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讲究实事求是和重视以人为本、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和精神。
还有一次，机关干部赵作为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明显浮肿。邓子恢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安, 将家里两瓶鱼肝油丸送给了他。此事，赵作为终身难忘，数十年后他写文章说“邓老爱护干部的美德，长期铭刻在我心间，一回顾往事，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动得眼泪直流。”
邓子恢的住宅位于大院西北，是一个独家小院，院内有些空地可以种花、种草。三年困难时期，邓子恢的夫人和家人就在宅院内种植了许多蔬菜。她们用压水机抽水浇地种菜，经常把收获的蔬菜送给机关食堂。那时，他们家还曾经喂养了一头肥猪，养大后也送给机关食堂，帮助大家增加营养。许多人都吃过他们家送的蔬菜和猪肉。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昔日的干部也成为古稀老人，但每当回顾过去大院的往事，大家都记忆犹新，永难忘怀邓子恢一家人的友情。
重视爱护干部，他在政治运动中善于巧妙保护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常常以极“左”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喜欢抓辫子、打棍子、上纲上线。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展反胡风运动。有一次，党员干部石英在党小组座谈会上谈心得体会，说：自己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曾经看过胡风的小说，原以为他是进步作家，后来听说他有什么问题被开除党籍，但不知道他是反革命。
这是党员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正常发言。然而有人却抓住不放，借题发挥，反复追查他和胡风的关系。
石英怎么解释也不行，前前后后审查了整整一年。经过多方调查，最后由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李登瀛亲自处理，查清楚没有问题，宣布解除怀疑。然而有人仍不甘心，主张在政治结论里留尾巴。
当时，多数人不了解石英的最终结论情况，常常以异样眼神看他。石英精神上陷入困境，内心无比痛苦。正在此时，同他素无来往的邓子恢，突然将他找到办公室去，亲切地布置任务，要他为自己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发言准备资料。透过邓子恢那慈祥、信赖的目光，石英似乎感到副总理在说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吧！
当时，石英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向全身，顿时如释重负。后来，石英得知，在中央农工部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中，邓子恢无视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不追赶政治浪潮，坚持重调查、重证据的原则，反对无端怀疑，始终实事求是、冷静地对待每一个被审查的同志。
事情十分凑巧，1957年的夏天，全国又掀起反右派运动。石英在一次党支部找他谈话时，说了一些“右派有两面性”、“农村土改和合作化都有平均主义”、“农村合作化快了”之类的话，结果招来新麻烦。
因为农工部副秘书长李登瀛也同意“右派有两面性”的论点，于是有好事者乘机上挂下联，开会追问石英言论的来源，企图进一步抓李登瀛的辫子。
一时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石英再度忐忑不安。在这危急时刻，邓子恢居然又亲自指定石英和李登瀛陪他一起前往北戴河，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务会议，参加讨论国民经济计划。
在邓子恢的热心保护下，石英和李登瀛远离机关的政治运动的漩涡，避免了一场政治冲击和灾难。
当时，全国反右派斗争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中央机关各部都抓了许多右派。按上级布置的反右指标最低标准计算，中央农工部至少也得抓出三四个“右派”。然而，邓子恢却主张实事求是，“有蚂蚁抓蚂蚁，没有蚂蚁不要硬抓蚂蚁”。结果农工部一个“右派”也没有抓。没有想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毛泽东居然表扬了邓子恢，夸他实事求是，不凑数，有多少划多少。
庐山会议后，中央农工部根据要求，又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对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与彭德怀有同感，有的言论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反右倾斗争一开展，这些同志首当其冲，有好几个被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机关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将材料送给邓子恢审批。他仔细看了材料，认为这些同志说的事情都是客观事实，只是言词过于激烈了一些。他对主持机关工作的负责人说：上边有要求，但具体执行要实事求是嘛！一句话，邓子恢又把这些同志都保护了下来。
在农村工作部政治运动中受到过邓子恢保护的，还有张其瑞。
1962年为了充分掌握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邓子恢确定派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张其瑞等同志到安徽开展调查研究。
张其瑞在农村生产大队详细调查20天，掌握了大量数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总结了责任田的许多优越性，并以个人名义写出书面报告，认为包产到户责任田深受农民欢迎，对农村、农业、农民有利，值得推广。
邓子恢原先就支持包产到户责任田，看了张其瑞的调查报告后，感到数据充分，理由充足，富有说服力，确定正式打印。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农业生产问题。邓子恢明知毛泽东对包产到户责任田态度不明朗，机关干部和家里人也都劝邓子恢不要冒政治风险，等毛泽东态度明朗后再作决断。但当时全国饥荒问题相当严重，已饿死许多人，邓子恢忧心如焚。为了让亿万农民尽快安全度过自然灾害，他还是拿定主意冒风险，带着这些调查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写给党中央的信，多次找毛泽东为民请命，推荐生产责任田。结果毛主席极为恼火，当即严厉批评他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随后，在会议分组批判、围攻。
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遭批判的消息飞快传到北京，机关大院大为震惊。一位处长悄悄告诉张其瑞：“邓老主张包产到户受批判了，你曾经作过这种调查，要准备写检查了。”张其瑞精神紧张，困惑不安，立即把过去写的调查报告拿出来，反复推敲、寻找问题，思考如何写检查，准备受处分。那时，包产到户问题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许多赞成、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都受到严重处分。可是等了好长时间，部机关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领导既没有人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正式通知他写检查。后来，他才知道，邓子恢在“包产到户责任田”调查问题上，明确表示调查组是自己派出的，责任一概由自己全部承担，与王观澜和张其瑞等同志无关，而且不让在机关内部搞层层检查。这样，才使得张其瑞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和冲击。
他平时节衣缩食，但当别人有难时却热情给予救援
邓子恢出身农村，祖父是穷秀才，热心教农民读书识字，献身农村教育事业。父亲是乡间远近闻名的中医，勤于为劳苦大众看病抓药、解除病痛。一家人生活俭朴，与乡亲关系密切，乐于助人。长辈这些高尚美德，对邓子恢后来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邓子恢留学日本回国参加革命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传统美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喝酒，不讲究吃穿，一生粗茶淡饭。即使进北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也仍然保持这种传统生活方式。
邓子恢在机关大院是一个大家庭，众多子女加上老家来的姑姑，共有10多人，日常生活开支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布票、粮票凭证供应，他家子女的衣服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弟小妹穿的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旧衣服破了，红军出身的妈妈陈兰就给缝上补丁。邓小燕、邓建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女，穿旧衣服上学的机会当然多。尤其是小儿子邓建生，喜欢打球爬树，衣服磨破得快，穿补丁衣服上学更是习以为常。他个头长高了，裤子短了，陈兰就给缝上一截。如今他回忆过去在育英学校的往事，常乐呵呵地说：“我爸爸是副总理，我穿补丁衣服上学，同学们都感到好奇，常同我开玩笑。我觉得无所谓，并不生气，也没有压力。因为当时是困难时期，布票紧张，穿补丁衣服上学的同学不只我一个。人家能穿，副总理的儿子有什么特殊，为什么不能穿？何况我们家姐妹平时常常穿补丁衣服上学。”
邓子恢待人诚恳，关心群众疾苦，是一贯的传统作风。解放战争期间，战士和群众遇有难事，都愿意找他谈心。建国后当了副总理，有些老战士、老马夫、老挑夫、老房东，常到北京机关大院看他，同时反映情况，诉说真情。对老部下的来访，邓子恢总是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凡能办到的事情，他都尽力帮助去办。有些老部下、老房东家庭生活困难，经济拮据，他往往让陈兰找一些旧衣服、或买一些新衣服给他们带回去，还要给一些零花钱，鼓励他们回乡好好生产，度过难关。
1996年我参加编写《邓子恢传》时，邓子恢夫人陈兰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家人口多，负担较重，经济开支一向管得紧，从不乱花钱。但为了帮助过去曾同我们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乡亲，我们总是心甘情愿省吃俭用。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已成了我们的家风。”
燕同道是1934年入伍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新四军四师司令部当过炊事班长。全国解放后，他复员回安徽涡阳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过村长。1958年“大跃进”后，家乡遭灾，家庭生活困难，无奈给邓子恢写信反映情况。邓老亲自写信安慰，鼓励他增强信心，带领群众生产自救。不久，燕同道来北京机关大院找邓子恢。尽管过去大家只是一般工作关系，但邓子恢仍然满怀革命情谊亲自接待，还在家里招待吃饭，两人边吃边交谈，邓子恢通过交谈了解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随后，邓子恢给当地政府写信。请他们给这位患有严重青光眼的老红军战士以必要的照顾。同时，又给内务部长曾山同志打电话，请民政部门给以关照。邓子恢这种身居高位不忘老部下的深情厚谊，令燕同道感到无比温暖，也受到莫大鼓舞。他回乡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教育子女要热爱党和政府，表现十分突出，后来还当选为县政协委员。他对邓子恢感谢不尽，每年都要代表全家来机关大院看望邓子恢夫妇。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邓子恢的家乡——福建龙岩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生活极端困难，饿死不少人。邓子恢知道后，内心十分不安，夜不能寐。1961年3月，他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立即匆匆赶往福建，会同老战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到闽西老区开展调查。他听说家乡父老乡亲营养不良，浮肿病多，心情十分沉重。在漳州特地请地委书记代买10公斤黄豆和红糖，嘱咐夫人陈兰在招待所分成一斤一包，以便回到家乡送给烈军属，表达一点心意。郭滴人是邓子恢的老战友，土地革命时期担任龙岩县苏维埃主席和闽西特委书记，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后患病去世，其老母在家乡一直健在。邓子恢夫妇到龙岩后，首先探望这位为革命先后献出两个儿子的老妈妈，向她赠送食品。邓根发在30年代担任过漳州县委书记和闽南游击队政委，1932年英勇牺牲，其姑姑尚健在。邓子恢除向她赠送食品外，还请她吃饭，共同叙述对邓根发烈士的怀念之情。
在革命老区，邓子恢不顾自己年老体迈，走东家，串西家，逐个探望那些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无私奉献的烈军属们。他给烈军属们赠送黄豆和红糖时，心情极其复杂，既怀着深深的敬意，又满怀歉意地说：“给你们这一点东西，我实在拿不出手啊！”而烈军属们则亲切地呼唤着邓子恢的乳名说：“绍箕啊，这么多年你还总想着我们，你的心同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起啊！”邓子恢心酸地答道：“没有你们过去的支持，我们哪有今天啊！今天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对不起你们啊！”
龙岩苏洪爱老人是战友郭滴人的婶婶，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思想觉悟高。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她热情支持红军闹革命，对共产党赤胆忠心，长期同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人战斗、工作在一起，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对闽西革命根据地有过历史贡献。邓子恢、张鼎丞一直非常佩服、尊敬这位革命老人。可是，“文革”动乱期间，龙岩的造反派居然把她打成反革命，停发工资，她生活没有了保障。邓子恢得知后，十分气愤和伤心。但在那个混乱年代，他又无奈，只好同张鼎丞取得联系，他沉痛地说：“苏洪爱老人追随革命一辈子，如今竟然落到这种地步，令人痛心。没有人管她，我们拿工资来管她！”于是，他们每月都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钱，通过万寿路邮局寄给苏洪爱，表达过去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革命友情。
……
这些故事虽然平凡、普通、琐碎，但真实、亲切、感人。它们像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折射出共和国副总理邓子恢长期和普通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和美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故事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它们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消失。平凡的故事里充满了同志情、战友情、乡友情，有着浓浓的人间温情，温馨、感人，所以一直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10号大院历史的光辉一页和永久的记忆。大家忘不了这些珍贵的故事，常常把它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起来，并且不断地传诵、赞美，让它们在新时期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