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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电影《祝福》被搬上大荧幕。电影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褒奖文字居多。作为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电影《祝福》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复合型文本，它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影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和阶级情感精巧地编织在一起。
关键词：祝福;风格特色;创新思想;时代变迁;民族意识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上映的《祝福》表征着中国人对时代变迁的复杂体验，而在诀别历史的同时，过去的经历与种种文化资源也隐秘地参与着彼时对中国的想象。作为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电影《祝福》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复合型文本，它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影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和阶级情感精巧地编织在一起。既往的电影史往往把这类影像文本的生成视为一个不断被政治改造的过程，从而忽略了当时中国电影人群体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因应、与国家体系的彼此互动，以及在这种因应和互动中生发出的新型审美诉求。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电影《祝福》被搬上大荧幕。电影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褒奖文字居多。编剧夏衍认为其在改编中“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忠实于原著”的改变理念成为电影《祝福》的言说符号，加之电影《祝福》在国际上的获奖，使得其成为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成功范本之一。夏衍和桑弧理解的所谓“原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受难的一生，反映了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封建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的心情。”
导演桑弧尤其强调摄影“要采用新颖大胆而又富于民族绘画色彩的处理”，这种美学风格在摄影师钱江那里得到了全面践行。在表演方面，对民族化的追求同样鲜明，为此，扮演卫老二一角的演员管宗祥甚至在试镜时与苏联顾问发生过激烈争吵———在他看来，苏联顾问要求扮演的卫老二形象太过“俄罗斯化”，而他则坚持要演出一个“中国流氓”的形象。此外，电影配乐的民族风格也是一大亮点，正是夏衍建议请刘如曾同志作曲，并坚持用民族乐队。
电影《祝福》这类具有全新民族风格的电影才开始出现，除了要谋求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符合的原因外，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语境及电影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也值得留意。1949年后，与社会主义阵营、新兴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民间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开辟。
其实，《祝福》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步的、复杂的过程。这里无法对这个过程进行细致描述，而只能在审视《祝福》改编中指出其“从小说到电影”之间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若干历史细节。电影《祝福》的原著者虽然是鲁迅，但夏衍等人改编的直接蓝本不仅仅是鲁迅20年代创作的小说《祝福》，也应该包括40年代以来流行于各地的地方戏曲改编。桑弧曾说：“十几年来，经过电影和各种地方戏曲的搬演传播，祥林嫂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所最感到亲切和同情的一个故事人物了。”
电影中以阶级对立展开的冲突叙事也需要从文本的艺术构造上予以细致分析。具体而言，在电影《祝福》中的阶级对立隐含着一组审美层面的对立。这对立的双方首先是祥林嫂和与之同质的地方世界，这两者充满诗意之美，卫老二、王师爷这类人物也就成为两者共同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与卫老二、王师爷对立的不仅仅是祥林嫂及其所属的劳动人民群体，还可以包括作为劳动者生活的地方性空间及其诗意的美。桑弧在《〈祝福〉导演阐释》中如此讲述他对卫老二這个角色的认识：“他的性格特征应该综合着乡愿与狡诡的二种不同气质，不是个一望而知的穷凶极恶的所谓坏人。”
电影《祝福》处在1956年前后的中国现实语境之中，也深度勾连着彼时国内外的政治格局、经济形势和文化问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样本意义。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坐标系中，1956年无疑具有节点意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成为历史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国人对历史的时间感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鲁迅的小说《祝福》创作于“五四”过去不久的1925年，其中多有对传统宗法文明的痛切反思，自然也与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中的“反封建”题旨多有契合，在电影《祝福》中“反封建”这一主题也在延续。因此，夏衍才把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结尾处的“发愿”打在了电影序幕的画面上。但在大部分电影主创人员眼中，1956年的中国显然已与鲁迅时代截然不同，正如演员白杨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亲切地感受到，今天我们已经处在多么英雄豪迈、前所未有的时代……祥林嫂的时代早已过去，永不再有了。”
也正是基于此，编剧夏衍在电影的开头与结尾处分别设置了与整部影片悲剧格调不相契合的画外音，他解释说：“我总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应该了解过去的那个悲痛的时代，但只应该为了这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到庆幸，而不必再为这些过去了的人物的遭际而感到沉重和悲哀。”桑弧在散文《绍兴散记》中讲到了电影《祝福》中贺老六拉纤一场戏的拍摄：“绍兴的纤道也是一个特色，那长长的大石条，架在宽阔的河床中间，拉纤的人在上面行走，潺潺的流水拍打着纤道的石墩，多少年来，永远是这样一种声音。”对桑弧来说，“永远是这样一种声音”，实际是现代化进程中行将消失的事物，但它也会被现代化进程本身改造为风景。“但可以想见，随着祖国工业化的发展，将来就要用机器驾驶的汽轮来代替摇船和拉纤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纤道就将仅仅成为一种风景的点缀了。”由此可见，历史不可能在“一去不复返”的宣言中被彻底诀别，相反，它的碎片会借着人们回溯过去的目光重返现实，并隐秘地参与当代中国的种种想象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李哲.电影《祝福》与1956年的中国形象建构[J].文艺研究，2019（10）：109-119.
[2]李莉，刘芳.“精神疾病”的塑造与救赎——评电影《祝福》[J].文化学刊，2017（05）：65-67.
[3]张旭宁. “十七年”（1949-1966年）中国电影改编探析[D].长春理工大学，2016.
[4]文戡.从小说到电影：“我”的显隐——鲁迅《祝福》主旨的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4（03）：48-53+95.
[5]饶樊莉.从小说《祝福》到电影《祝福》[J].电影文学，2012（10）：77-78.
作者简介：商雷涛（1994—），男，汉族，籍贯：山东济南人，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关键词：祝福;风格特色;创新思想;时代变迁;民族意识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上映的《祝福》表征着中国人对时代变迁的复杂体验，而在诀别历史的同时，过去的经历与种种文化资源也隐秘地参与着彼时对中国的想象。作为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电影《祝福》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复合型文本，它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影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和阶级情感精巧地编织在一起。既往的电影史往往把这类影像文本的生成视为一个不断被政治改造的过程，从而忽略了当时中国电影人群体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因应、与国家体系的彼此互动，以及在这种因应和互动中生发出的新型审美诉求。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电影《祝福》被搬上大荧幕。电影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褒奖文字居多。编剧夏衍认为其在改编中“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忠实于原著”的改变理念成为电影《祝福》的言说符号，加之电影《祝福》在国际上的获奖，使得其成为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成功范本之一。夏衍和桑弧理解的所谓“原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受难的一生，反映了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封建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的心情。”
导演桑弧尤其强调摄影“要采用新颖大胆而又富于民族绘画色彩的处理”，这种美学风格在摄影师钱江那里得到了全面践行。在表演方面，对民族化的追求同样鲜明，为此，扮演卫老二一角的演员管宗祥甚至在试镜时与苏联顾问发生过激烈争吵———在他看来，苏联顾问要求扮演的卫老二形象太过“俄罗斯化”，而他则坚持要演出一个“中国流氓”的形象。此外，电影配乐的民族风格也是一大亮点，正是夏衍建议请刘如曾同志作曲，并坚持用民族乐队。
电影《祝福》这类具有全新民族风格的电影才开始出现，除了要谋求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符合的原因外，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语境及电影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也值得留意。1949年后，与社会主义阵营、新兴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民间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开辟。
其实，《祝福》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步的、复杂的过程。这里无法对这个过程进行细致描述，而只能在审视《祝福》改编中指出其“从小说到电影”之间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若干历史细节。电影《祝福》的原著者虽然是鲁迅，但夏衍等人改编的直接蓝本不仅仅是鲁迅20年代创作的小说《祝福》，也应该包括40年代以来流行于各地的地方戏曲改编。桑弧曾说：“十几年来，经过电影和各种地方戏曲的搬演传播，祥林嫂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所最感到亲切和同情的一个故事人物了。”
电影中以阶级对立展开的冲突叙事也需要从文本的艺术构造上予以细致分析。具体而言，在电影《祝福》中的阶级对立隐含着一组审美层面的对立。这对立的双方首先是祥林嫂和与之同质的地方世界，这两者充满诗意之美，卫老二、王师爷这类人物也就成为两者共同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与卫老二、王师爷对立的不仅仅是祥林嫂及其所属的劳动人民群体，还可以包括作为劳动者生活的地方性空间及其诗意的美。桑弧在《〈祝福〉导演阐释》中如此讲述他对卫老二這个角色的认识：“他的性格特征应该综合着乡愿与狡诡的二种不同气质，不是个一望而知的穷凶极恶的所谓坏人。”
电影《祝福》处在1956年前后的中国现实语境之中，也深度勾连着彼时国内外的政治格局、经济形势和文化问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样本意义。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坐标系中，1956年无疑具有节点意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成为历史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国人对历史的时间感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鲁迅的小说《祝福》创作于“五四”过去不久的1925年，其中多有对传统宗法文明的痛切反思，自然也与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中的“反封建”题旨多有契合，在电影《祝福》中“反封建”这一主题也在延续。因此，夏衍才把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结尾处的“发愿”打在了电影序幕的画面上。但在大部分电影主创人员眼中，1956年的中国显然已与鲁迅时代截然不同，正如演员白杨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亲切地感受到，今天我们已经处在多么英雄豪迈、前所未有的时代……祥林嫂的时代早已过去，永不再有了。”
也正是基于此，编剧夏衍在电影的开头与结尾处分别设置了与整部影片悲剧格调不相契合的画外音，他解释说：“我总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应该了解过去的那个悲痛的时代，但只应该为了这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到庆幸，而不必再为这些过去了的人物的遭际而感到沉重和悲哀。”桑弧在散文《绍兴散记》中讲到了电影《祝福》中贺老六拉纤一场戏的拍摄：“绍兴的纤道也是一个特色，那长长的大石条，架在宽阔的河床中间，拉纤的人在上面行走，潺潺的流水拍打着纤道的石墩，多少年来，永远是这样一种声音。”对桑弧来说，“永远是这样一种声音”，实际是现代化进程中行将消失的事物，但它也会被现代化进程本身改造为风景。“但可以想见，随着祖国工业化的发展，将来就要用机器驾驶的汽轮来代替摇船和拉纤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纤道就将仅仅成为一种风景的点缀了。”由此可见，历史不可能在“一去不复返”的宣言中被彻底诀别，相反，它的碎片会借着人们回溯过去的目光重返现实，并隐秘地参与当代中国的种种想象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李哲.电影《祝福》与1956年的中国形象建构[J].文艺研究，2019（10）：109-119.
[2]李莉，刘芳.“精神疾病”的塑造与救赎——评电影《祝福》[J].文化学刊，2017（05）：65-67.
[3]张旭宁. “十七年”（1949-1966年）中国电影改编探析[D].长春理工大学，2016.
[4]文戡.从小说到电影：“我”的显隐——鲁迅《祝福》主旨的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4（03）：48-53+95.
[5]饶樊莉.从小说《祝福》到电影《祝福》[J].电影文学，2012（10）：77-78.
作者简介：商雷涛（1994—），男，汉族，籍贯：山东济南人，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