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我曾就青年作家周亚鹰的报告文学《我是城管》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我的感受就是，一个作家的亲力亲为，亲身感受，亲身经历，且有恨有爱，又敢于直言，才是一篇好文章的根本基础。这一次在阅读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52栋》之原稿中，看得出来作家依然保持着他的这种直抒胸臆的文风，这让我颇感欣慰。当然，这本新书又展示了一些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内容，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母亲的爱和孝敬之心。很显然，比之《我是城管》更柔软，更温情了，而且无时无刻不伴有作为儿女的歉疚和自省之心。如果说《我是城管》表现了作者的阳刚之气和正义之心，而这一次周亚鹰的新书《52栋》则展示了一个男人柔软的一面，感人的一面。前者可谓是暴风骤雨、霹雳闪电，而后者则是一场如酥的春雨，悄然地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作者有篇文章叫《母亲的电话》，里面这样写道，“其实，我很害怕听到母亲的电话，尤其是晚上，尤其尤其是深夜。只要是母亲来电，我的心从来都是忐忑的——老娘的心脏病不会又犯了吧？老爹不会又摔倒了吧？电话还没接通，脑子里便闪过无数种可怕的念头。”的确，普天下的儿女大多都有这样的感受，当父母年迈的时候，儿女们又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那深更半夜从父母家打来的电话常常让儿女心惊肉跳，唯恐衰老之年的父母出现什么不测。这样的描述不仅仅是艺术的力量，它凸显的更是亲情的力量。常有一些青年人问写作有什么秘诀，有什么法宝？设若说有的话，那就是作家的真情实感。在我看来，一篇文章是否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是否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这才是重要“法宝”和秘诀。综观我国新时期文学几十年的现状，那些脍炙人口的，包括先锋派文学无一不是真情实感的艺术呈现，因此才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读者们的广泛认可。
　　写父亲的一篇作者的笔触则显得更冷静，理性，且同样饱含深情。作为入赘到母亲家的父亲，沧桑岁月，及至年逾九十时，高龄的父亲在作者、在儿子的眼里更像一个孩子。作者写到“母亲轻轻地把左手从父亲的颈脖底下抽出，又轻轻地把父亲的手从自己身上搬开，然后像侍弄婴儿一样把父亲整个身躯往床中间轻轻地推移。我被惊醒，母亲说：‘还早着呢，我起来煮粥，等会有客人，你再睡会。’”在这一篇当中，读者从父亲、母亲和儿子的只言片语当中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一个木匠，老人家当年也曾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大汉。但实话实说，在阅读这一篇时，我还是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我想，是不是关于父亲的个人经历讲得太少了？文章的留白太多了？当然，抑或作者是想在另一篇文章再详细地讲叙他父亲的一生。我想这或是有可能的。如此静心而论，这样写，似乎是作者要的就是让读者有一种不满足的阅读的效果，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想象力也未可知。
　　我又想起作者的另一篇《回趟老家》在开头写道，“母亲来电说：鹰，你有多久没回老家了！我忽然间就沉默了下来，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样的沉默到底是在盘算有多久没回老家的时间，还是被老家两个字猛然击中而出现了临时的大脑短路，反正我好一阵子没有回过神来，直到母亲的声音变得急促……”读过这一段文字之后，反倒让我自己反省起来。我从作者老母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我也是一个老人了，同样像作者的母亲一样经常会找理由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借故说说话。这样幼稚的行为源自内心深处的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明白了，那定是老人家想听听儿女的声音，并希望他们常能回家看看的心情。这种寻常百姓家的细微小事，却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委婉，那样的深情，且又是那样的不动声色。真可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是我的那句话，谁抓住了真情，谁就抓住了读者。
　　众所周知，现在是传媒多元化的时代。我曾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在互联网上，比如在微信中，竟读到了某些公开对父母、对老人不敬的文章。其中有一种言论曾引起了一些青年人的“共鸣”，坐公共汽车青年人之所以不给老人让座的理由是，他们干工作干了一天了，也很累了。还说这些老人没事儿出来坐什么公共汽车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引起了一些青年人的附和。综观人类的文明史，这样的言论就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极其罕见的，而某些年青年人却能大声地、“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了。自然，青年人不给老人让座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却是一剂慢性自杀的毒药，会侵蚀一个民族健康的肌体，从自私走向堕落。记得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家地方台的电视，屏幕上的两个年轻主持人在评价一个老人的错误行为的时候，说“不是坏人越来越少，而是坏人已经变老”。这让我非常吃惊。电视台的主持者居然能如此口無遮挡地讲这样的话，并在电视媒体上公开播出，足见社会风气堕落已经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更有甚者（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微信上有这样一条，说的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女“学霸”公开撰文说，父母养活自己的孩子不但要养好，还要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而且当父母老了的时候，就不要再来麻烦自己的儿女，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赡养自己的父母，对此当父母不应当有丝毫的怨言（大意是这样的）。如果这真的是出自某清华学子之口，我想按照清华大学的品格、历史、文化立场、个性，这样的学生自然会被逐出校门，赶出清华。而且社会上所有的部门也会将这样的人拒之门外，免得辱没门庭。当然，我深深怀疑，这篇文章并非真的是出自清华学子之手。
　　就在这种数典忘祖、人心不古的言论、行为、做法似有“泛滥之势”的时候，周亚鹰孝敬父母的文章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呢？毫无疑问，作者的作品也是作者的灵魂和人格立场的一面镜子。或者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见解。然而，无论如何，那种两层皮的作品终究是伪的，可疑的。
　　在鸡汤和小确幸文章泛滥的时代，周亚鹰的文章无疑让人感到宽慰和充满信心。这让我想起了在威尼斯看到那个狮子雕像，“在圣马可广场的入口处竖立着两根高大圆柱。其中的一根柱子上是一只青铜的翼狮，狮子的左爪抚着圣书，圣书上用拉丁文写着天主的圣谕‘我的使者马可，你在那里安息吧’。据说，圣·马可的尸体，是威尼斯商人藏在猪肉里从埃及偷运回来的。威尼斯城的标志就是那头带翅膀的狮子。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上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耶稣的话就像沙漠中飞翔的狮子，它每吼一声会唤起人们的良知。’这让我这个外来者感到了一种神圣。”而周亚鹰的文章恰恰就像一头雄狮，一只飞翔的鹰，唤醒着人们的良知。
　　这样的文章，我当然愿意给他写下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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