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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庄”酒楼这个名字，使我联想到了“新乡土”。“又一庄”，有“家园”的感觉，来长沙，必得进又一庄。那天，去“又一庄”时，我迟到了，《新创作》杂志社主编“彭胡子”举起茶杯说：罚你三杯！我只好乖乖地认罚了两杯。那日朝晖作东，“新乡土”的“战友”久别重逢，喝着“麦子”酿的啤酒，“精神家园”的味道颇浓。
酒过数巡，“胡子”便放谈江堤。彭胡子是我所久仰的作家诗人，读过他写的编的不少书，尤其是“悠闲”系列散文，让我开阔了视野，也知晓了不少“理”。彭胡子堪称是吾“师”。彭胡子谈了江堤与诗歌的几个故事，性更豪，颇动情容，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厚。彭胡子的故事是甜美的回忆，感慨当年壮怀激烈的才情，诗人江堤的人品和“乐于助人”的品德。
与江堤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那时，江堤只身来湘乡传“道”，以扩大新乡土诗阵容，传播新乡土诗的艺术精神。江堤“海拔1.67米”，意气风发，一副眼镜占据了面部较大的面积。我那时正负责湘乡铝厂文学社。握手寒喧后，尽地主之宜共进午餐后，我便请江堤给这帮白天握老虎钳，晚上做文学梦的年轻同道“补补血”。下午，我立即发了通知了，并告知湘乡当时还“活着”的其他几个文学社，邀他们前来捧场助阵，结果，全场挤满了青春活力的脸庞。我还有意安排了购书签名活动，他的《两栖人》、《男人河》销路颇佳。
江堤讲诗很有激情，男中音，抑扬顿挫，扣人心弦，肢体语言配合默契，可谓相得益彰。当时，江堤布的“道”主要是“诗道”，他简略地畅谈了第三代诗的发展趋向，基础诗学理论，重点讲了新乡土诗等等。江堤讲诗态度异常真诚，他恨不得自己是个法师，经过一场课，一次演讲就把欢做梦的“学子”点化成诗人。江堤讲得极多的是新乡土诗，他在分析新乡土诗的意义和结构时，总是以和诗人彭国梁创作的《月光下的诱惑》（组诗）为例。他谈诗，深入浅出，从来不卖“深沉”，脸上的微笑真挚可爱，完全是一副对诗对文学事业得“道”的脸孔。他激情澎湃，一口气谈了四个小时，而且越谈越进入角色，他大约是被台下不时涌起的掌声鼓舞着。如果不是我提醒，他肯定要忘记吃午饭。
下午，江堤采取了提问解答的方式，继续在讲台上“义演”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他的咽喉已经开始嘶哑了，但他毫无倦意，与我们几个“哥们”喝酒，讲他读大学时骑自行车沿长江周游的传奇见闻，讲一首诗的诞生过程。当时，我有些怀疑，并不结实的江堤，能骑自行车在烈日下奔波一个暑假？我想到了“精神就是力量”、“精神化物质”，联想到他对诗的执着和虔诚，我就深信不疑了。江堤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诗人。他与诗人彭国梁、陈惠芳发起的新乡土诗运动，并在中国诗坛备受关注，就是最好的注脚。
为了让新乡土诗形成规模，成为一场诗歌“运动”，江堤几乎走遍了湘中、湘北、湘南的许多地区，联络并传播新乡土诗。他常在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益阳等地的高等学府和文学社团里讲学。他像一位诗歌“传教士”，为“新乡土诗运动”可谓不辞劳苦，传道播种，诲人不倦。他的行迹，在湖湘大地的诗人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时间公正地让这一切变成了故事和记忆。
江堤酒量不大，饮酒却极有激情，他的激情也挺有节制，从不泛滥，厚厚的眼镜后面蕴藏的学者气质，始终与狂放握手言和。一回，江堤带着大沓《新乡土诗研究资料》第二期来到我处，碰上我三班倒值班，我请假陪他。晚上邀来湘乡几位诗友吃夜宵。那晚月光明媚，像个俏妇人，温婉多情地朝我们几条光棍放肆地投媚眼。夜宵摊是露天的，颇具自然主义气息，田野里的虫鸣和水雾以及土地的味道，被轻风赶着往我们鼻子里灌，真像站在一首新乡土诗里。我们喝着乡下米酒和家畜家禽的肉，更是谈家园意识，谈新乡土诗的最佳氛围。江堤触景生情，连连称赞有“泥巴”的气息。我们喝得豪，小碟子辣椒炒肉炒鱼干上了一盘又一盘，到深夜，诗人湘水便来了狂放劲，发纸发笔，非要大家即兴写诗，江堤拍案赞成，于是各人铺好纸笔，借着月亮星光烛光，互命题目，并且规定时间交稿，颇有藐视曹子建、李太白的气慨。果然，各位都准时交卷，江堤更是妙语如珠诗惊四座。如此几个回合，竟将一场夜宵吃出拳拳诗味。尽管那晚，有几位哥们不幸醉倒，而江堤却因有节制，躲过醉劫，并与我一同携手，进行着艰难的酒醉善后工作。那夜，我与江堤及几个醉鬼同居一室，好不浪漫。以后，江堤每与我相逢必饮酒，几乎每相饮必作诗。而且，相逢的次数和新乡土诗运动的发展壮大，对其宗旨理论的完善是成正比的。
1993年，新乡土诗集《家园守望者》安微文艺出版正式出版。这是湖南新乡土诗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文本荟萃和展示。我与湘水君去长沙取书，中午在江堤家聚餐，当时他还未下班，其夫人很谦虚，说不善烹饪，于是，我只好毛遂自荐地承担了这项工作，江堤夫人在一旁观评，而湘水却与其公子很童心地起玩枪战和车轮滚滚。烹饪到了最后，我被一道菜难住了，正好江堤回家了，他连忙挽起衣袖就上厨房了，其烹饪动作之娴熟，足见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标准的模范丈夫。菜上了桌，食者评分，大家一致认为他用麻辣烫煮粉条，自命名的“乌龙游海”最为出色，而我做的不是太咸就是太淡，因而产品滞销。这回酒饮不算狂放。江堤简要地介绍了这本书在编辑印刷中碰到的困难，我们心里都很感激，为他对新乡土诗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江堤彭国梁等，对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投入了真诚和精力，同时也投入了资金，算得上當之无愧的诗歌义士了。下午，当我们提着扛着一包包沉重的书，磕磕碰碰地走下那个大下坡，去搭公共汽车时，江堤也扛着提着两大包跟在身后送行。那是一个初秋的季节，阳光依然威猛刚劲，我们累得直冒汗水，路距虽不远，却足以把平时坐在书山文海里搞研究丶写诗的清瘦的江堤累垮。上车时，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同时也为中国当代还有这样的诗人，这样热爱诗歌事业而又乐于奉献的诗人而欣慰。我当时就有一种美好的感慨：精神永远至高无上，尽管物质正在侵蚀着人们的生活。
江堤是独立的，他的诗风，他过人的灵感和人格永远是独立的。在今天，人们自甘堕落，沉湎于物质和庸俗，他的独立，很具有意义。 江堤早期的诗歌活动，即在校园时期。那时，我在《诗歌报》和《星星》、《诗刊》等刊物上常读到他的诗作。江堤是个诗歌天才，天生具备对语言和意象的驾驭能力，早在校园时期，他创作的个人诗集《海蓝蓝的年龄》和《男人河》，便诗才毕露。在我的印象里，他才華横溢，多愁善感，充满着成熟的青春期的敏锐和才情。尽管，我没有见到过他的尊容，但我喜欢读他的诗，从他的诗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感性世界里耸立的风景。江堤从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在闻名于世的“岳麓书院”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在这气聚楚湘，人文荟萃，钟灵毓秀之地工作与生活，楚湘文化的博大蕴深，喂养了他的思想，灵山秀水启悟他的灵感，我想是最易激起江堤写诗的性灵。
湖南新乡土诗运动发起于1987年4月，正是“第三代”诗歌浪潮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时候。这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群体。新乡土诗最先的宗旨是“努力表达的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谐调过程。”诗评家燎原在《世纪末的田园守望者》一文中指出：“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著名“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在评价中说：“新乡土诗认为，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是诗人们的乡土，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样是诗人的家园。在这里，现实主义观念得到扩展和深化。”著名诗评家陈仲义在《从乡愁情结到家园意识》一文里指出，“乡土诗理论触点，我想有必要作三种延伸，一是延伸到台湾1964年以《笠》诗刊为中坚的台湾本土诗的崛起，二是1980年大陆边塞诗……西部诗的中心，三是1987年，以湖南为代表的新乡土诗群的提出。”同时他指出：“这就是文化乡愁。”“两栖人的大量出现，使乡土诗歌从此前比较单纯的恋土恋乡情感取向，走向另一种新的精神之路。”由此可见，新乡土诗运动的文化轨迹。然而，“她”在策划和发展壮大过程中，江堤始终做着具体的工作，他编刊物，印诗集、演讲、游说，四方倡导新乡土诗，“对诗的虔诚和投入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沈奇语）
新乡土诗运动的第一次成果体现是1991年3月，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的诗集《两栖人》的出版。尽管当时，湖南的新乡土诗还处于初级规模时期，但其艺术取向和基本风格已经定格，群体规模还未形成，而1992年1月，新乡土诗内部刊物研究资料《新乡土诗》第一期的出笼，便宣告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乡土诗群在湖南乃至中国诗坛备受关注地站立起来了。这期间与江堤的“布道”和组织是分不开的。1992年10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取987-1992）的规模就达到了一定程度。此书共收集湖南新乡土诗人36位作者的作品，首次展示了“诗群”的强劲势力。为了印刷、编辑、发行，江堤从联系出版社、编辑、组稿、审稿直到出版印刷，他历时数月往来于长沙与合肥之间。他在合肥逐个地给作者们寄书，从打包到邮寄都是亲自动手，这足以见其责任心和对诗和诗友的认真诚恳。那年秋天，他在合肥还几次打电话诉说出版的过程，他丝毫没有说自己辛苦，而是问候我及我身边的诗友们，告诉我何时书寄出了，寄出的数量等等。过一段时间后，又打来长途问是否收到。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激动，很明显是带着一种成功后的欣喜。同年11月，《家园守望者》（青年新乡土诗群力作精选）接踵出版，收入了48位作者的力作，其中长诗11部，湖南新乡土诗运动此时达到了顶峰，成为诗坛的热门话题。《中外诗坛报》、《科学诗刊》、《湖南日报》、《星星》、《青春》、《中国青年报》、《湖南文学》等数十家刊物设专栏介绍和推荐发表了大量的新乡土诗作，影响卓著。此时，江堤、彭国梁、陈惠芳感到了由衷的骄傲。《家园守望者》又同样几乎累垮了江堤。一系列具体的实际工作，他总是自觉地承担起来，尽管每次审稿定稿，国梁、惠芳都要熬上数十个通宵，累得两眼通红，由于工作忙，余下的工作，江堤总是主动放在肩上，送印刷厂和校对等工作，做得扎实细致，从不在诗友面前居功诉苦。在我的印象里，江堤总是精神饱满，尽管身高只有1.67米，却显得挺拔葱郁，脸上永远是那种诗人才有的“人格健康”的微笑。
自1993以后，也就是湖南新乡土诗运动的更歇期间，我与江堤的直接接触也逐渐少了起来。他大约是受中国古人所谓“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影响。但据我所知，还有另外的因素，为了搞好搞出色这场新乡土诗运动，自1987-1992年，历时五年的努力中，江堤可谓苦精殚虑，竭尽全力，他是真的疲倦了。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下，这在情理之中。他不是被物质潮流动摇了，而是他的艺术思路有了新的转变，听说他开了个书店，对朋友们的书推销大开绿灯，尽量提供方便。这期间，我偶尔收到他寄来的书信，他是没有事情不轻易写信的人，如果写信，必定与诗歌有关。这四年期间，我仅路过长沙去过他那里一次，而且相叙时间也不长，江堤依然是与新乡土诗紧密相联的江堤，他的气质没有变，而且还畜起了很长的胡子，显得更有诗人艺术家的风采。这时期，我经常在《湖南日报》、《湖南广播电视报》`《新创作》等报刊杂志上见到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写得很有诗味，很现实，很客观，很文化，从不回避现实的光亮和阴暗。由此我仍然从他的散文里见到他的人格和精神境地。偶然见到他的新乡土诗作，这令我震动，这说明他仍然在为新乡土诗默默地努力着，耕耘着，与庸俗和物质世界抗挣着，他的自我依然闪烁着“诗性”的光芒。这使我安心，也使我感到“安慰”。许多人在大物质的诱惑下叛逆了诗，叛逆了艺术，甚至对诗对艺术胡乱地指指点点，而他却依然坚守着，低调着。
多年前，我见到诗评家李元洛先生一篇写他与江堤饮茶谈诗的散文，我从这位诗歌理论家的文章里读到了江堤的现状。他是诗人，那形象是定格的。但文章的后面说江堤不再写诗了，这让我沉思，但我理解他，他不写诗不能否定他不是诗人，他的淡泊名利，他的淡泊物质，他始终在诗意地栖居着，文中诗人的形象却依然明朗鲜活。1997年秋天，我突然收到江堤的来信，他正在为新乡土诗十周年纪念集精心策划，这便无疑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诗”时刻存活在他精神的土壤里，诗在那里开花结果成熟。我被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触动了，内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惭愧：我才真正疏远了新乡土诗！ 1998年元月16日，江堤再次给我来信，他没有多余的话，信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这说明，他现在可能用上了电腦，也用上了手机。他始终在感受城市和高科技的现代化成果，他在不失时机地使用着“时代文明”，我想，这对新乡土诗绝对有百益而无一害。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久未与兄联系，可好？我仍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边写作，一边教书、研究，欢迎来玩……新乡土诗派已得到普遍承认，省作协及湖南的作家评论家都有较高的评价，湖南的出版部门也破例首次以‘诗派’形式出版这个群体的诗选……《新乡土诗派诗选》出来后，我们还将组织稿件，进行集体宣传。”我作为新乡土诗派的一员，当然责无旁贷，在此，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编辑成功，产生应有的公正的影响。当然，我更坚信，有江堤、国梁等的努力，新乡土诗派将更强大，更具时代魅力，而名留文学史。
在1996年的《新创作》第6期上，我偶然读到江堤的《治肝记》，心存惊悸，诗人江堤的“肝脏”居然也遭受了一次浩劫，他治好了吗？后果如何？《治肝记》我读得很小心翼翼（我甚至担心他文字的意义里残存着乙肝病毒）。当然是他的散文写得太真切感人之故，“在活着等于死去的时候，不如死去以后再活着。”这等感悟何其睿智！越过了死亡的人，将更懂得生的意义。由此，我相信，江堤将大彻大悟，他的新乡土诗作肯定将多一层生命意识。
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起了与国梁诗家相聚又一庄时，他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传奇。国梁诗家说：“大约是1992年，一位外地文友慕名而来拜访我，结果，我在外出差，最后，她找到了江堤，江堤不仅把这位素不相识的外来者，像姊妹一样招待得很好。当时，这位外来者的钱包在长沙车站下车后被扒手偷走了，已经身无分文，临走时向江堤说明了自己的遭遇，江堤毫不犹豫地掏出五佰元钱给她，并送她上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五年后，那位文友突然寄来钱，并附上一封对江堤的致谢信，请我转交时，我才知道这个故事，而江堤却似乎早已忘记。”国梁诗家说起这个故事时挺激动，连声感慨：江堤不仅诗好，人品更好！
2003年，江堤专程到湘潭日报找我，商议成立湖南青年散文协会的构想。中午宴聚时，我见他脸色灰暗，方知他肝病已很严重，他已不能饮酒，他平静地谈了湖南青年散文协会的宗旨和运作思路，我很是赞成。吃完饭，他便匆匆地赶往娄底。没想到这竞是我和他的诀别。不久，江堤因肝癌恶化，英年早逝。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作者简介：楚子，本名周琼，湖南湘乡人。作家、诗人、书画家。出版长篇小说《呻吟》《呐喊》，文学评论集《变故》（与人合作）、散文集《耕牛集》，长诗《西西弗斯之死》、诗集《舞台》、画册《退悟堂画语》等7部。有诗文翻译成希腊、英、韩文。
酒过数巡，“胡子”便放谈江堤。彭胡子是我所久仰的作家诗人，读过他写的编的不少书，尤其是“悠闲”系列散文，让我开阔了视野，也知晓了不少“理”。彭胡子堪称是吾“师”。彭胡子谈了江堤与诗歌的几个故事，性更豪，颇动情容，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厚。彭胡子的故事是甜美的回忆，感慨当年壮怀激烈的才情，诗人江堤的人品和“乐于助人”的品德。
与江堤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那时，江堤只身来湘乡传“道”，以扩大新乡土诗阵容，传播新乡土诗的艺术精神。江堤“海拔1.67米”，意气风发，一副眼镜占据了面部较大的面积。我那时正负责湘乡铝厂文学社。握手寒喧后，尽地主之宜共进午餐后，我便请江堤给这帮白天握老虎钳，晚上做文学梦的年轻同道“补补血”。下午，我立即发了通知了，并告知湘乡当时还“活着”的其他几个文学社，邀他们前来捧场助阵，结果，全场挤满了青春活力的脸庞。我还有意安排了购书签名活动，他的《两栖人》、《男人河》销路颇佳。
江堤讲诗很有激情，男中音，抑扬顿挫，扣人心弦，肢体语言配合默契，可谓相得益彰。当时，江堤布的“道”主要是“诗道”，他简略地畅谈了第三代诗的发展趋向，基础诗学理论，重点讲了新乡土诗等等。江堤讲诗态度异常真诚，他恨不得自己是个法师，经过一场课，一次演讲就把欢做梦的“学子”点化成诗人。江堤讲得极多的是新乡土诗，他在分析新乡土诗的意义和结构时，总是以和诗人彭国梁创作的《月光下的诱惑》（组诗）为例。他谈诗，深入浅出，从来不卖“深沉”，脸上的微笑真挚可爱，完全是一副对诗对文学事业得“道”的脸孔。他激情澎湃，一口气谈了四个小时，而且越谈越进入角色，他大约是被台下不时涌起的掌声鼓舞着。如果不是我提醒，他肯定要忘记吃午饭。
下午，江堤采取了提问解答的方式，继续在讲台上“义演”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他的咽喉已经开始嘶哑了，但他毫无倦意，与我们几个“哥们”喝酒，讲他读大学时骑自行车沿长江周游的传奇见闻，讲一首诗的诞生过程。当时，我有些怀疑，并不结实的江堤，能骑自行车在烈日下奔波一个暑假？我想到了“精神就是力量”、“精神化物质”，联想到他对诗的执着和虔诚，我就深信不疑了。江堤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诗人。他与诗人彭国梁、陈惠芳发起的新乡土诗运动，并在中国诗坛备受关注，就是最好的注脚。
为了让新乡土诗形成规模，成为一场诗歌“运动”，江堤几乎走遍了湘中、湘北、湘南的许多地区，联络并传播新乡土诗。他常在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益阳等地的高等学府和文学社团里讲学。他像一位诗歌“传教士”，为“新乡土诗运动”可谓不辞劳苦，传道播种，诲人不倦。他的行迹，在湖湘大地的诗人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时间公正地让这一切变成了故事和记忆。
江堤酒量不大，饮酒却极有激情，他的激情也挺有节制，从不泛滥，厚厚的眼镜后面蕴藏的学者气质，始终与狂放握手言和。一回，江堤带着大沓《新乡土诗研究资料》第二期来到我处，碰上我三班倒值班，我请假陪他。晚上邀来湘乡几位诗友吃夜宵。那晚月光明媚，像个俏妇人，温婉多情地朝我们几条光棍放肆地投媚眼。夜宵摊是露天的，颇具自然主义气息，田野里的虫鸣和水雾以及土地的味道，被轻风赶着往我们鼻子里灌，真像站在一首新乡土诗里。我们喝着乡下米酒和家畜家禽的肉，更是谈家园意识，谈新乡土诗的最佳氛围。江堤触景生情，连连称赞有“泥巴”的气息。我们喝得豪，小碟子辣椒炒肉炒鱼干上了一盘又一盘，到深夜，诗人湘水便来了狂放劲，发纸发笔，非要大家即兴写诗，江堤拍案赞成，于是各人铺好纸笔，借着月亮星光烛光，互命题目，并且规定时间交稿，颇有藐视曹子建、李太白的气慨。果然，各位都准时交卷，江堤更是妙语如珠诗惊四座。如此几个回合，竟将一场夜宵吃出拳拳诗味。尽管那晚，有几位哥们不幸醉倒，而江堤却因有节制，躲过醉劫，并与我一同携手，进行着艰难的酒醉善后工作。那夜，我与江堤及几个醉鬼同居一室，好不浪漫。以后，江堤每与我相逢必饮酒，几乎每相饮必作诗。而且，相逢的次数和新乡土诗运动的发展壮大，对其宗旨理论的完善是成正比的。
1993年，新乡土诗集《家园守望者》安微文艺出版正式出版。这是湖南新乡土诗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文本荟萃和展示。我与湘水君去长沙取书，中午在江堤家聚餐，当时他还未下班，其夫人很谦虚，说不善烹饪，于是，我只好毛遂自荐地承担了这项工作，江堤夫人在一旁观评，而湘水却与其公子很童心地起玩枪战和车轮滚滚。烹饪到了最后，我被一道菜难住了，正好江堤回家了，他连忙挽起衣袖就上厨房了，其烹饪动作之娴熟，足见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标准的模范丈夫。菜上了桌，食者评分，大家一致认为他用麻辣烫煮粉条，自命名的“乌龙游海”最为出色，而我做的不是太咸就是太淡，因而产品滞销。这回酒饮不算狂放。江堤简要地介绍了这本书在编辑印刷中碰到的困难，我们心里都很感激，为他对新乡土诗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江堤彭国梁等，对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投入了真诚和精力，同时也投入了资金，算得上當之无愧的诗歌义士了。下午，当我们提着扛着一包包沉重的书，磕磕碰碰地走下那个大下坡，去搭公共汽车时，江堤也扛着提着两大包跟在身后送行。那是一个初秋的季节，阳光依然威猛刚劲，我们累得直冒汗水，路距虽不远，却足以把平时坐在书山文海里搞研究丶写诗的清瘦的江堤累垮。上车时，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同时也为中国当代还有这样的诗人，这样热爱诗歌事业而又乐于奉献的诗人而欣慰。我当时就有一种美好的感慨：精神永远至高无上，尽管物质正在侵蚀着人们的生活。
江堤是独立的，他的诗风，他过人的灵感和人格永远是独立的。在今天，人们自甘堕落，沉湎于物质和庸俗，他的独立，很具有意义。 江堤早期的诗歌活动，即在校园时期。那时，我在《诗歌报》和《星星》、《诗刊》等刊物上常读到他的诗作。江堤是个诗歌天才，天生具备对语言和意象的驾驭能力，早在校园时期，他创作的个人诗集《海蓝蓝的年龄》和《男人河》，便诗才毕露。在我的印象里，他才華横溢，多愁善感，充满着成熟的青春期的敏锐和才情。尽管，我没有见到过他的尊容，但我喜欢读他的诗，从他的诗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感性世界里耸立的风景。江堤从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在闻名于世的“岳麓书院”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在这气聚楚湘，人文荟萃，钟灵毓秀之地工作与生活，楚湘文化的博大蕴深，喂养了他的思想，灵山秀水启悟他的灵感，我想是最易激起江堤写诗的性灵。
湖南新乡土诗运动发起于1987年4月，正是“第三代”诗歌浪潮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时候。这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群体。新乡土诗最先的宗旨是“努力表达的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谐调过程。”诗评家燎原在《世纪末的田园守望者》一文中指出：“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著名“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在评价中说：“新乡土诗认为，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是诗人们的乡土，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样是诗人的家园。在这里，现实主义观念得到扩展和深化。”著名诗评家陈仲义在《从乡愁情结到家园意识》一文里指出，“乡土诗理论触点，我想有必要作三种延伸，一是延伸到台湾1964年以《笠》诗刊为中坚的台湾本土诗的崛起，二是1980年大陆边塞诗……西部诗的中心，三是1987年，以湖南为代表的新乡土诗群的提出。”同时他指出：“这就是文化乡愁。”“两栖人的大量出现，使乡土诗歌从此前比较单纯的恋土恋乡情感取向，走向另一种新的精神之路。”由此可见，新乡土诗运动的文化轨迹。然而，“她”在策划和发展壮大过程中，江堤始终做着具体的工作，他编刊物，印诗集、演讲、游说，四方倡导新乡土诗，“对诗的虔诚和投入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沈奇语）
新乡土诗运动的第一次成果体现是1991年3月，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的诗集《两栖人》的出版。尽管当时，湖南的新乡土诗还处于初级规模时期，但其艺术取向和基本风格已经定格，群体规模还未形成，而1992年1月，新乡土诗内部刊物研究资料《新乡土诗》第一期的出笼，便宣告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乡土诗群在湖南乃至中国诗坛备受关注地站立起来了。这期间与江堤的“布道”和组织是分不开的。1992年10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取987-1992）的规模就达到了一定程度。此书共收集湖南新乡土诗人36位作者的作品，首次展示了“诗群”的强劲势力。为了印刷、编辑、发行，江堤从联系出版社、编辑、组稿、审稿直到出版印刷，他历时数月往来于长沙与合肥之间。他在合肥逐个地给作者们寄书，从打包到邮寄都是亲自动手，这足以见其责任心和对诗和诗友的认真诚恳。那年秋天，他在合肥还几次打电话诉说出版的过程，他丝毫没有说自己辛苦，而是问候我及我身边的诗友们，告诉我何时书寄出了，寄出的数量等等。过一段时间后，又打来长途问是否收到。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激动，很明显是带着一种成功后的欣喜。同年11月，《家园守望者》（青年新乡土诗群力作精选）接踵出版，收入了48位作者的力作，其中长诗11部，湖南新乡土诗运动此时达到了顶峰，成为诗坛的热门话题。《中外诗坛报》、《科学诗刊》、《湖南日报》、《星星》、《青春》、《中国青年报》、《湖南文学》等数十家刊物设专栏介绍和推荐发表了大量的新乡土诗作，影响卓著。此时，江堤、彭国梁、陈惠芳感到了由衷的骄傲。《家园守望者》又同样几乎累垮了江堤。一系列具体的实际工作，他总是自觉地承担起来，尽管每次审稿定稿，国梁、惠芳都要熬上数十个通宵，累得两眼通红，由于工作忙，余下的工作，江堤总是主动放在肩上，送印刷厂和校对等工作，做得扎实细致，从不在诗友面前居功诉苦。在我的印象里，江堤总是精神饱满，尽管身高只有1.67米，却显得挺拔葱郁，脸上永远是那种诗人才有的“人格健康”的微笑。
自1993以后，也就是湖南新乡土诗运动的更歇期间，我与江堤的直接接触也逐渐少了起来。他大约是受中国古人所谓“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影响。但据我所知，还有另外的因素，为了搞好搞出色这场新乡土诗运动，自1987-1992年，历时五年的努力中，江堤可谓苦精殚虑，竭尽全力，他是真的疲倦了。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下，这在情理之中。他不是被物质潮流动摇了，而是他的艺术思路有了新的转变，听说他开了个书店，对朋友们的书推销大开绿灯，尽量提供方便。这期间，我偶尔收到他寄来的书信，他是没有事情不轻易写信的人，如果写信，必定与诗歌有关。这四年期间，我仅路过长沙去过他那里一次，而且相叙时间也不长，江堤依然是与新乡土诗紧密相联的江堤，他的气质没有变，而且还畜起了很长的胡子，显得更有诗人艺术家的风采。这时期，我经常在《湖南日报》、《湖南广播电视报》`《新创作》等报刊杂志上见到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写得很有诗味，很现实，很客观，很文化，从不回避现实的光亮和阴暗。由此我仍然从他的散文里见到他的人格和精神境地。偶然见到他的新乡土诗作，这令我震动，这说明他仍然在为新乡土诗默默地努力着，耕耘着，与庸俗和物质世界抗挣着，他的自我依然闪烁着“诗性”的光芒。这使我安心，也使我感到“安慰”。许多人在大物质的诱惑下叛逆了诗，叛逆了艺术，甚至对诗对艺术胡乱地指指点点，而他却依然坚守着，低调着。
多年前，我见到诗评家李元洛先生一篇写他与江堤饮茶谈诗的散文，我从这位诗歌理论家的文章里读到了江堤的现状。他是诗人，那形象是定格的。但文章的后面说江堤不再写诗了，这让我沉思，但我理解他，他不写诗不能否定他不是诗人，他的淡泊名利，他的淡泊物质，他始终在诗意地栖居着，文中诗人的形象却依然明朗鲜活。1997年秋天，我突然收到江堤的来信，他正在为新乡土诗十周年纪念集精心策划，这便无疑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诗”时刻存活在他精神的土壤里，诗在那里开花结果成熟。我被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触动了，内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惭愧：我才真正疏远了新乡土诗！ 1998年元月16日，江堤再次给我来信，他没有多余的话，信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这说明，他现在可能用上了电腦，也用上了手机。他始终在感受城市和高科技的现代化成果，他在不失时机地使用着“时代文明”，我想，这对新乡土诗绝对有百益而无一害。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久未与兄联系，可好？我仍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边写作，一边教书、研究，欢迎来玩……新乡土诗派已得到普遍承认，省作协及湖南的作家评论家都有较高的评价，湖南的出版部门也破例首次以‘诗派’形式出版这个群体的诗选……《新乡土诗派诗选》出来后，我们还将组织稿件，进行集体宣传。”我作为新乡土诗派的一员，当然责无旁贷，在此，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编辑成功，产生应有的公正的影响。当然，我更坚信，有江堤、国梁等的努力，新乡土诗派将更强大，更具时代魅力，而名留文学史。
在1996年的《新创作》第6期上，我偶然读到江堤的《治肝记》，心存惊悸，诗人江堤的“肝脏”居然也遭受了一次浩劫，他治好了吗？后果如何？《治肝记》我读得很小心翼翼（我甚至担心他文字的意义里残存着乙肝病毒）。当然是他的散文写得太真切感人之故，“在活着等于死去的时候，不如死去以后再活着。”这等感悟何其睿智！越过了死亡的人，将更懂得生的意义。由此，我相信，江堤将大彻大悟，他的新乡土诗作肯定将多一层生命意识。
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起了与国梁诗家相聚又一庄时，他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传奇。国梁诗家说：“大约是1992年，一位外地文友慕名而来拜访我，结果，我在外出差，最后，她找到了江堤，江堤不仅把这位素不相识的外来者，像姊妹一样招待得很好。当时，这位外来者的钱包在长沙车站下车后被扒手偷走了，已经身无分文，临走时向江堤说明了自己的遭遇，江堤毫不犹豫地掏出五佰元钱给她，并送她上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五年后，那位文友突然寄来钱，并附上一封对江堤的致谢信，请我转交时，我才知道这个故事，而江堤却似乎早已忘记。”国梁诗家说起这个故事时挺激动，连声感慨：江堤不仅诗好，人品更好！
2003年，江堤专程到湘潭日报找我，商议成立湖南青年散文协会的构想。中午宴聚时，我见他脸色灰暗，方知他肝病已很严重，他已不能饮酒，他平静地谈了湖南青年散文协会的宗旨和运作思路，我很是赞成。吃完饭，他便匆匆地赶往娄底。没想到这竞是我和他的诀别。不久，江堤因肝癌恶化，英年早逝。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作者简介：楚子，本名周琼，湖南湘乡人。作家、诗人、书画家。出版长篇小说《呻吟》《呐喊》，文学评论集《变故》（与人合作）、散文集《耕牛集》，长诗《西西弗斯之死》、诗集《舞台》、画册《退悟堂画语》等7部。有诗文翻译成希腊、英、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