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于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个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中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给你蘑菇,明天来给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全都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我做了不少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成牧师了?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否则就是黑帮。有人(指江青)躲在背后,叫娃娃们(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手下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外交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摘自《“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