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阁楼的窗玻璃斜洒下来，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我沿着科苏特·拉约什大街漫步，走过犹太教堂改建的美术馆，穿过圣诞集市，回到伊斯特凡·多博广场。一条小路将我引向城市最高点——埃格尔城堡。城堡的大门开着，几门铁炮对着山下的城市。庭院里是曾经的主教宫殿，现在改为博物馆。博物馆没开门，只有一只黄猫在庭院里优雅地散步。
　　整座城市在冬日的白光下铺展开来：红瓦黄墙的巴洛克建筑，教堂的尖顶，郊外的农田和葡萄园。一辆黑色的火车头吞吐着白烟从城外驶过，蒸汽机的声音经过空气折射，若有若无地飘过来，像黯然而温柔的低语。我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世界，黄猫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过来，在我的脚边转悠。
　　虽然在1552年，伊斯特万·多博阻止了土耳其军队向西欧的进攻，捍卫了匈牙利的尊严，但是44年后土耳其人卷土重来，最终攻占了埃格尔。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统治，直到1687年才结束。那一年，也是奥斯曼帝国渐渐衰落、匈牙利走向复苏的开始。那时的中国是康熙26年，三藩之乱已平，台湾业已收复，帝国正步入盛世。而匈牙利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土耳其占领，一半国土沦为了荒地和沼泽。
　　在城市边缘，土耳其人给埃格尔留下的最后纪念是一座浴室。一度破败不堪的遗址上，刚刚经历完漫长的重建。与之相邻的大主教花园曾是罗马教皇的私人花园，现作为城市公园对外开放，公园内的温泉也是匈牙利建筑师马科维茨的作品。沿着公园的林荫路走去，经过冒着热气的露天泳池，一条棕色的水管连接着公园外的小河。沿着小河走，不久就到了埃格尔火车站。
　　火车站小而安静，惟一的月台像演出结束后的剧场一样空旷。月台下停着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还有半小时就发车了，可这一天的车厢依然空荡荡的，一副永远不会驶离的样子。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匈牙利女人站在车站入口处打电话。栗色长发、黑色大衣，一边听电话一边默默流泪。她的旅行包上印着“纽约！纽约！”的字样。可在这个无人的火车站，纽约就像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我从她身边经过时，她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有一丝恍惚，仿佛在寻找什么。而我在想，当她有着最初的少女之美时该是什么模样？
　　车站尽头，午后的阳光照射着3辆废弃的车皮，上面画着俏皮的涂鸦。透过车窗，我看见里面的小桌子、皮座椅和遗落在地板上的蓝色手帕。车厢在涌动的光线下栩栩如生，宛如静物写生的场所。我突然想到，我一定也在寻找着什么场所。一个能坐下来思考人生的场所，一个让我感到归宿的场所。否则我为什么会在圣诞节这天游荡在埃格尔？游荡在火车站？看一个女人独自饮泣？
　　沿着火车站外的大街走，街角处是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两个哑巴正在喝大杯掺水的伏特加。一个穿着灰色帽衫，一个穿着灰色大衣，互相打着手语，脸都喝得红红的。吧台上，一个邋遢的老人无动于衷地对着尚有几分姿色的女招待。他把杯子喝干，又要了一杯掺水的百龄坛威士忌，黑裤子脏兮兮的，鸭舌帽摘下来后，头上是一圈帽子压出的印记。
　　——贫穷的匈牙利工人阶级，我想，并且感到一种归宿。
　　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匈牙利ARANY ASZOK啤酒。两个哑巴举杯向我致意。他们已经有点醉了，嗓子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咕噜声。女招待不耐烦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今天是圣诞节，她想早点回家。
　　我看了看墙上的告示，离关门时间还有1小时。穿帽衫的哑巴敲了敲桌面，示意再加两杯。女招待拿着抹布跑了过来。“没啦，”她大声说，仿佛对方是聋子而非哑巴，“要关门了。”
　　穿帽衫的哑巴神情激动地指着告示理论，女招待叉着腰底气十足地反驳。最后，她把两只空杯子抄走，扔进吧臺后的洗碗槽，便对哑巴不闻不问。
　　夕阳透过窗玻璃照射进来，桌面一片金色。老人喝完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兜里摸出一把纸币，付了酒账。他戴上鸭舌帽，目光迷离地出门，顺着大街走去。
　　酒吧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哑巴。穿灰色大衣的那位朝正悠闲喝啤酒的我耸耸肩，赞赏地伸出大拇指，我也朝他伸出大拇指。女招待注视着我们。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加紧喝完这杯该死的啤酒，她的愤怒最终会转移到我头上。
　　我喝完酒，放下钱，起身离去。经过两个哑巴时，他们和我挥手告别。
　　两个不错的哑巴，我想，就像《心是孤独的猎手》里那两个哑巴。
　　我往旅馆走，过了一个路口再回头。女招待已经拉下了酒吧大门，可两个哑巴依然站在门前交谈着，不肯离去。我想，他们只是两个惺惺相惜的哑巴。在圣诞节这天，渴望找到一个温暖的场所。
　　在这浮世上。
　　Hotel Senator Haz：这家建于18世纪的旅馆，坐落在埃格尔的主广场上。客房布置了传统的白色家具，一楼是餐馆和公共接待区。接待区可同时胜任小型历史博物馆的角色。
　　Szantofer Vendeglo：这家餐厅的墙上挂满农具和烹饪器皿，出品丰盛的匈牙利家常菜。餐厅还有个小院子，是夏天躲避闷热的理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