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的世界，非洲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尽情想象和憧憬的世界。尽管现代交通的发达已使我们在地理上几乎可以通畅无阻，到达任何一个宏观或微观的地址，但是在文化心理上，非洲仍然是一片遥远的土地，我们无从抵达，也无法抵达。
　　在文化这个大染缸面前。我们原以为非常牢固的那些词汇会像变色龙一样为了苟活而四面讨好，例如“妇德”和“人性”。前者听上去虽然非常传统稳固，但却是最不忠贞的词汇。就这个词汇而言，东西方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差异最大的是在非洲。在《我的非洲部落》一书里，梁子说，在东部非洲厄立特里亚的阿法尔人部落里，当地人至今还是这样来理解妇德的：谁生的孩子最多谁就是最有妇德的女人。在那一带如今还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妇女们结婚后如果不生孩子就不被允许出门。在过去，妇女们只有生完三个孩子后才有资格出门，现在进步了些，讲了点“人性”，三个孩子减为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妇女只生一个或者不孕或者这家的男主人有点难言的男科问题，这个妇女就会被永久地囚禁在家中。
　　听上去真有些骇人听闻。
　　可这就是文化。
　　在非洲，人的生殖力是第一位的，因为生存环境恶劣，需要更多的人丁去对抗它，于是，在很多原始部落里，种族的延续问题便成为妇女们最大的道德问题。不过道德本来就是文化的派生物，文化让你向左你就向左，让你向右就向右，文化是主人，道德是奴仆。于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差异的背景下，我们便可以在《我的非洲部落》里看到很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曼迪人喜欢把死去的先人埋在自己家中，同一个屋檐下，左边是祖坟，右边是卧床；莱索托曾流行过吃人的内脏，因为他们认为吃人可以治病或滋补身体；巴苏陀妇女则喜欢用黑鞋油作为护肤品，因为她们觉得这种护肤品又便宜，搽在脸上又有光泽……
　　作为他者的世界，非洲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尽情想象和憧憬的世界。尽管现代交通的发达已使我们在地理上几乎可以通畅无阻，到达任何一个宏观或微观的地域，但是在文化心理上，非洲仍然是一片遥远的土地，我们无从抵达，也无法抵达。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地方的，文化暗示着障碍、距离和不可译性。非洲的文化也同样不可跨越和不可翻译。在非洲那片土地，我们这个文明世界所带去的一切都会失去效用：技能、礼仪、谦卑、骄傲。那片土地自有那片土地的生存法则与生存文明。不过梁子用她近十年的行走时间，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止上述那些故事与普遍的感情，而是，她让我们看到在同一时刻，有一群不同的人，在过不同的生活，在延续着不同的文化。没有猎奇，没有同情，只有呈现。只有呈现，我们与他们才处于平等的位置；只有呈现，我们才可以保证我们的镜头没有去殖民他们。贫穷与匮乏并不消灭生活的丰富与多元，也不消灭爱与被爱。
　　喜欢猎奇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许多他感兴趣的故事，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够猎奇就及时猎奇吧，比起先辈，我们的视野更能通达四海，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世界里，能找到不曾见过的亮色也是难事。如果说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文化即是一种地方性，如今，这种地方性正在消失。“现代化”常常意味着废除障碍，取消距离，废除或抹平文化的差异性。如果我们硬要用“全球化”这个词汇，那就更直接了，也更赤裸裸。学者们就总是忧虑全球化的最终结果会不会是纯粹的“大同”文化时代的到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子正是一位行走在他者世界的书记官，她用她的图片和文字帮助我们留下了这些奇异的非洲图景。她留下了这些差异性，留下了文化。虽然作为摄影师。梁子本人不是很喜欢文化这个词，她觉得文化是对存在的温柔谋杀，因为所有的阐释(或者说以阐释面目出现的文化)都可能是一种先验的偏见。
　　我们的大脑仍然非常原始，虽然文字的驯化已使我们喜欢思考更为复杂的事物，但是我们仍然更倾向于识图而不是嚼字，如果你也这样认为，那么打开你眼前的这本《我的非洲部落》吧，因为它提供更多的是你少年时常有的愉悦轻松的阅读体验，在非洲部落里，人们反对一种所谓逻辑的思考，也反对“他者”单调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