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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做法是，确保收入“剑桥中国书库”的每一本书都被翻译成流畅地道的英文，另一方面，这些书籍将明确凸显出是中国原创的、具有中国式的写作风格。
我们曾自问，是什么让剑桥大学出皈社历经漫长岁月而依然屹立，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就本文所涉方面来说，答案如下：1、剑桥大学出版社始终不渝地追求传播知识这个明确的目标；2、我们的产品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之一，即教育；3、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出版业的最高质量标准；4、我们所属的大学使我们能够具备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利润；5、我们全身心地迎接时代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意味着顾客喜好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进入全球市场创造了新的机遇；6、我们从一个卓越品牌中获益匪浅，我们一直非常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品牌的声誉。
读者很快就能看到上述几个要点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我将在下文中以“剑桥中国文库”项目启动为例阐明，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出版商，在决定着手开展一项国际出版项目时，只要该项目从任何标准来看不同于其本国的常规项目，上述几个要点都是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方面。
在任何出版项目开始之前，总要选择适当的作者和选题，它们应该对消费大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开始“剑桥中国文库”这一特定项目时所构想的国际合作还包括很多其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了解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乃是成功签下销售合同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针对那些问题制订出正确的回应。作为出版商，如果你正在考虑在国际市场上开创一番事业，那么我下文提出的问题应该可以被看作通向未来的线路图，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帮助出版商在国际出版领域获得成功。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是纯粹的学术和教育类出版；因此，我们的目标市场是具有一定学术能力的读者，出版书目也主要围绕学术和文化类选题。我们只在自己知名和擅长的领域从事出版工作。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作者撰写的非常优秀的出版物，我们都不会考虑在西方出版。
以此为原则，我们已经选定的前三套合作出版物包括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等数学引论》。此外，我们目前正在考虑一种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书籍。
除上述原则，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告诉中国出版人：
第一，在国外，有没有人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如果没有，可以由某位知名作者撰写前言，或者与外国作者合作。因为，各国民众都有自己偏好的作者而不大情愿接纳外国人。
第二，该书所包含的内容能否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一般来说，出版商应该寻找全新的内容，或者包含某些西方出版界不常涉及的话题。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以及中国绘画和书法等高雅艺术；或许还可以是物质文化的某些方面，如食品和服装等；也可能是某些不寻常的主题，如妇女史，这是在西方市场上颇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其他例子还包括环境、少数民族、地域文化、民间宗教或村落社会等热点话题。再举例来说，该书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是否符合目标市场当前的品位?中国历史一般都倾向于关注20世纪之前那些光怪陆离的封建朝代，而在西方，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过去150年的历史，书中有没有充分涵盖这一历史时期的内容?
第三，须注意风格，应该具备可读性。如果选题太过狭窄，读者群自然会成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学术书籍应该鼓励辩论，而不应一味坚持某种单一立场。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引用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时，也同时关注西方学者可能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一点在引进《中华文明史》时，我曾与吴伟女士多次讨论过。
第四，寻找合适的出版商。例如，像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出版社大概不会拥有进入某些畅销书店的发行渠道，如果某书籍的确计划通过该销售渠道进入市场，则应认真考虑这一点。
第五，需要对目标市场的性质和规模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中国出版商很可能会对某一本书在西方市场的销售情况倍感失望，原因很简单：在西方，图书市场需求的性质完全不同。某一本书在中国可能卖到100，000册，但这并不表明它能够在西方拥有超过1，000册的销量。这取决于这些书籍是国外大学的必读书目，还是仅仅是读者出于个人意愿购买的。恐怕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资助的机构纷纷削减用于图书花费的预算，将支出的负担转嫁到个体读者身上。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销量下降，因为两国当前都面临着国家预算危机。
第六，就学术著作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是，如果某一书籍希望在外国学者中建立一定的可信度，则必须由同一领域的专家进行同侪评估。同侪评估很容易进行，不过它可能需要考虑到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对文本进行一些改写。
第七，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翻译工作必须由母语是该外国语言的人士进行。无论母语是中文的人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多么娴熟，其译文都必然会不断出现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因为表达不够地道，而地道的英语表达只能通过终其一生、日复一日的使用来习得。
任何人如果计划在西方出版中国书籍，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更为具体的问题，但是上述各条所涉及的均是一些较为重要的方面。
就“剑桥中国文库”这个项目而言，剑桥大学出版社具备非常突出的优势，因为我们曾经出版过两套关于中国的鸿篇巨制，即《剑桥中国史》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这两套书籍的出版使得剑桥大学出版社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的顶级权威出版机构，也非常适合启动建立专业化的中国文库这样的构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声誉是有口皆碑的。
我们的做法是，确保收入“剑桥中国书库”的每一本书都被翻译成流畅地道的英文，另一方面，这些书籍将明确凸显出是中国原创的、具有中国式的写作风格。因此书中将出现许多西方读者意想不到的元素，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该出版物虽然不是标准的剑桥书籍，却必然是正统的学术书籍和地道的中国书籍。书籍内容当然要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行的同侪评估，既然是作为中国书籍的西方版本推出的，任何偏离西方学术界共识的观点都将被看作是不同思想和学术派别的产物。
为了更加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每本书的开头提供一些背景介绍，确保读者清楚地了解该书的起源，从而了解该书作者所持有的不同哲学立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剑桥中国文库”的目标是在西方推介真正的中国学术成果，其质量标准和风格都将鲜明地体现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特点。
我们曾自问，是什么让剑桥大学出皈社历经漫长岁月而依然屹立，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就本文所涉方面来说，答案如下：1、剑桥大学出版社始终不渝地追求传播知识这个明确的目标；2、我们的产品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之一，即教育；3、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出版业的最高质量标准；4、我们所属的大学使我们能够具备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利润；5、我们全身心地迎接时代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意味着顾客喜好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进入全球市场创造了新的机遇；6、我们从一个卓越品牌中获益匪浅，我们一直非常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品牌的声誉。
读者很快就能看到上述几个要点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我将在下文中以“剑桥中国文库”项目启动为例阐明，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出版商，在决定着手开展一项国际出版项目时，只要该项目从任何标准来看不同于其本国的常规项目，上述几个要点都是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方面。
在任何出版项目开始之前，总要选择适当的作者和选题，它们应该对消费大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开始“剑桥中国文库”这一特定项目时所构想的国际合作还包括很多其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了解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乃是成功签下销售合同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针对那些问题制订出正确的回应。作为出版商，如果你正在考虑在国际市场上开创一番事业，那么我下文提出的问题应该可以被看作通向未来的线路图，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帮助出版商在国际出版领域获得成功。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是纯粹的学术和教育类出版；因此，我们的目标市场是具有一定学术能力的读者，出版书目也主要围绕学术和文化类选题。我们只在自己知名和擅长的领域从事出版工作。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作者撰写的非常优秀的出版物，我们都不会考虑在西方出版。
以此为原则，我们已经选定的前三套合作出版物包括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等数学引论》。此外，我们目前正在考虑一种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书籍。
除上述原则，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告诉中国出版人：
第一，在国外，有没有人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如果没有，可以由某位知名作者撰写前言，或者与外国作者合作。因为，各国民众都有自己偏好的作者而不大情愿接纳外国人。
第二，该书所包含的内容能否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一般来说，出版商应该寻找全新的内容，或者包含某些西方出版界不常涉及的话题。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以及中国绘画和书法等高雅艺术；或许还可以是物质文化的某些方面，如食品和服装等；也可能是某些不寻常的主题，如妇女史，这是在西方市场上颇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其他例子还包括环境、少数民族、地域文化、民间宗教或村落社会等热点话题。再举例来说，该书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是否符合目标市场当前的品位?中国历史一般都倾向于关注20世纪之前那些光怪陆离的封建朝代，而在西方，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过去150年的历史，书中有没有充分涵盖这一历史时期的内容?
第三，须注意风格，应该具备可读性。如果选题太过狭窄，读者群自然会成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学术书籍应该鼓励辩论，而不应一味坚持某种单一立场。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引用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时，也同时关注西方学者可能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一点在引进《中华文明史》时，我曾与吴伟女士多次讨论过。
第四，寻找合适的出版商。例如，像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出版社大概不会拥有进入某些畅销书店的发行渠道，如果某书籍的确计划通过该销售渠道进入市场，则应认真考虑这一点。
第五，需要对目标市场的性质和规模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中国出版商很可能会对某一本书在西方市场的销售情况倍感失望，原因很简单：在西方，图书市场需求的性质完全不同。某一本书在中国可能卖到100，000册，但这并不表明它能够在西方拥有超过1，000册的销量。这取决于这些书籍是国外大学的必读书目，还是仅仅是读者出于个人意愿购买的。恐怕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资助的机构纷纷削减用于图书花费的预算，将支出的负担转嫁到个体读者身上。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销量下降，因为两国当前都面临着国家预算危机。
第六，就学术著作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是，如果某一书籍希望在外国学者中建立一定的可信度，则必须由同一领域的专家进行同侪评估。同侪评估很容易进行，不过它可能需要考虑到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对文本进行一些改写。
第七，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翻译工作必须由母语是该外国语言的人士进行。无论母语是中文的人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多么娴熟，其译文都必然会不断出现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因为表达不够地道，而地道的英语表达只能通过终其一生、日复一日的使用来习得。
任何人如果计划在西方出版中国书籍，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更为具体的问题，但是上述各条所涉及的均是一些较为重要的方面。
就“剑桥中国文库”这个项目而言，剑桥大学出版社具备非常突出的优势，因为我们曾经出版过两套关于中国的鸿篇巨制，即《剑桥中国史》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这两套书籍的出版使得剑桥大学出版社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的顶级权威出版机构，也非常适合启动建立专业化的中国文库这样的构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声誉是有口皆碑的。
我们的做法是，确保收入“剑桥中国书库”的每一本书都被翻译成流畅地道的英文，另一方面，这些书籍将明确凸显出是中国原创的、具有中国式的写作风格。因此书中将出现许多西方读者意想不到的元素，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该出版物虽然不是标准的剑桥书籍，却必然是正统的学术书籍和地道的中国书籍。书籍内容当然要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行的同侪评估，既然是作为中国书籍的西方版本推出的，任何偏离西方学术界共识的观点都将被看作是不同思想和学术派别的产物。
为了更加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每本书的开头提供一些背景介绍，确保读者清楚地了解该书的起源，从而了解该书作者所持有的不同哲学立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剑桥中国文库”的目标是在西方推介真正的中国学术成果，其质量标准和风格都将鲜明地体现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特点。